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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规模的扩大，中国境外企业项目和人员不断增加。截至2011年底，境外中国企业已达18000多家，在外人员约120万人，资产总量超过1.5万亿美元。
由于资源短缺，一直以来国外资源类企业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热点，生物医药、机械制造、装备业以及高科技行业的核心技术是近几年海外投资的另一亮点。在中国跨国投资频频出手的背后，屡屡出现股权投资的身影，如吉利并购沃尔沃。今年伊始，三一重工联合中信产业投资基金收购德国工程机械企业普茨迈斯特等，无不彰显股权投资机构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和投资中的重要力量。
众所周知，海外投资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比如货币价值不稳定带来的汇率风险、外汇管制等政策风险、立法议会的审查抵触等风险都是中国境内企业海外投资时经常遇到的难题。一项并购活动不仅要了解商业环境，还要研究当地的政策、文化和法律。在中国企业失败的并购投资案例中，不乏这方面的因素。
尽管境内资本“走出去”是好事，但越在喧嚣的时候越要冷静思考，盲目扩张和抄底并不都会带来好的结果。从中国海外投资的历史看，并没有太多成功案例。一项成功的收购并不只是看价格是否合算，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总裁兼北亚区总裁李雷给出了四条建议：第一，企业并购是长期投资，决策不要被眼前的困扰耽误；第二，买人心比买资产难得多，公司业务模式、技术、产品、市场，以及跟客户的关系能否继续运营下去取决于有没有得到人心；第三，入乡随俗，随行就市，千万不要试图创新；第四，通过代表股东权益的企业治理机构，充分整合，落实承诺，推进变化。
海外投资不是经济殖民，不是文化殖民，不是买下谁、征服谁的过程，而是要建立共同的利益体，共同实现更好发展。
把握中国经济转型机遇与国际化投资时机
“以前中国没有那么大的投资实力，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机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行业周期和经济周期是任何金融市场都逃不过的两道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而言，一方面，每个细分领域的市场集中度很低，如污水处理行业，相比欧美国家40%的集中度，中国还不到8%；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家除了面临来自各方面成本的增加，还面临企业成长平台期的烦恼。
高速增长下，企业决策者面临着抉择：把资金投资到海外市场还是继续在中国市场运作。哪一种做法更有价值？不少专家建议，对于国内的大型企业而言，短期性投资并不具有很大意义，企业家可以考虑通过投资或者通过某种业务联系与海外建立长期关系。
“由于中国经济已经具有一定的成熟度，因此，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都希望到海外寻找并购对象，并购一些技术性资产。”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他认为：“能源对中国很重要，因此，尽管中国经济转慢，还是会有很多并购机会。此外，工业、高端技术以及消费类行业都会有并购机会。欧债危机给中国带来很多机会。”
由于中国大部分企业在技术、品牌、管理等方面同欧美企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在许多人士看来，如果中国企业能够通过并购欧美优质资源，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潜能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复星集团国际发展部业务发展总监钱庭栀认为，民企考虑海外并购，包括在国内进行新业务板块的拓展时，应当考虑寻找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些新热点。
在钱庭栀看来，现在是国际化投资的好时机。首先，欧美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大，虽然出现复苏迹象，但前景依然不明确，以欧美为主要市场的企业效益受到影响，民企可以寻找在欧美发展停滞但在中国有高增长潜力的企业和品牌；其次，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海外资产相对便宜，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境内资本需要考虑资金配置问题；第三，由于民营企业决策迅速，对市场信号敏感，行业分布广泛，因此，海外企业更愿意与其合作。在目前特定的经济时期内，存在有利于国家化投资的窗口期，并购可以加速企业国际化，进一步实现差异化，并为已投资企业创造价值。
Monster Worldwide中华区首席财务官兼财务副总裁Peter Fu表示：“美国的跨国公司没有一家是靠自身发展起来的，那些发展得非常大的企业都是通过并购进行扩张，所以，并购很重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发展，并不是资源问题，其关键在于国内有很多重大的结构失衡。”
如果说20年前创业是拿着一个木桶在滚滚洪水中随便就可拎回一桶水，那么，现在大海已经变成了涓涓溪流，很难再打到满满一桶。张文魁认为，未来一二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从自然周期看，上世纪80年代初的创业者大多已经60岁左右，处于传承交接时期；从宏观经济层面看，中国经济下滑，使企业成长的空间受限，要开始做适当准备，包括资本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准备。
中国境内资本通过海外并购可以将海外先进的业务模式、产品模式、管理模式、市场品牌引入进来，有助于缩短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以及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步入高潮的跨国投资与并购
根据中国商务部海外投资报告，2004年之前，中国海外投资规模基本在几十亿美元的水平，2004年后，中国海外投资规模骤然加速，2005年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到2011年已经超过700亿美元。张文魁预计，2015年应该会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将成为最重要的海外投资国之一，从目前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三位。
在张文魁看来，境内资本海外投资的快速上升，适应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本轮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重工业化包括化工石化带动。在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里，轻重工业的比重对半，2003年后，重工业增长速度远快于轻工业，2010年两者比重为三比七，轻工业占30%，重工业占70%。海外投资的快速增长是以资源购买为主，目的是为了适应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缓解对资源的饥渴。
国企和民企海外投资的差别也非常明显。国企更倾向于购买资源，而民企则更加致力于转型升级。 张文魁说：“民企买的是海外的技术、品牌、管理、网络和渠道等，这对转型很有好处。”相关数据显示，2005-2012年上半年，购买资源类的海外投资总额为2390亿美元，占全部海外投资的71%。不过近几年，资源类海外投资迅速下降。从2009年的82%下降到2012年上半年的60%，这显示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目的是升级转型，而不是弥补资源短板。 中国海外投资与很多西方国家海外投资不一样。西方国家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绕过贸易壁垒，同时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中国目前阶段的海外投资，虽然不排除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但大部分海外投资还是为了购买资源、技术和品牌。
张文魁认为，未来几年中国海外投资的指向将发生实质性变化，从获取资源指向转移到提高能力指向，这种变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的改善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作为海外投资重要手段的海外并购所占据的份额急剧上升，从2007年的63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接近300亿美元。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和金额均创纪录，交易数量207宗，金额达429亿美元。进入2012年，并购势头更加猛烈，很多收购对象都是全球一流企业。随着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海外并购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全球扩张的重要工具之一。
目前，中国企业技术类并购不是特别活跃。“真正技术类并购还是需要高科技上市公司，国内这块很少，不过这几年去国外上市的这类公司慢慢多起来了，”一位创投界资深人士告诉记者，“并购的目的看似是大鱼吃小鱼，但战略性并购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效益。尤其在科技方面，因为技术创新很难，看好某一市场自己做不如花钱买回来。”
中国很多并购行为仍然受到法律限制，特别是跨境并购。“国外公司并购国内公司，往往市场抵触情绪更加明显，比如互联网企业，涉及传媒类、电信类的并购都有受管制的嫌疑，多少会受到负面影响。”
尽管目前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上多少还显得稚嫩，离真正熟练掌握驾驭国际商业规则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持续稳定增长的成就，仍然让全球市场对中国企业在海外舞台的表现充满期待。
发展中的并购融资市场与股权投资
中国企业“走出去”呈现“两高一低”的现象：第一是自有资金占收购、并购总金额的比例较高；第二是银行借贷资金占整个收购比例的比重较高；一低是通过换股等一些结构性支付手段比较低。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大部分海外并购支付方式是以现金为主。一方面中国现金比较多；另一方面，股票支付对一些海外机构来讲流通性不好。”
不少专家建议，国内有并购意图的企业，可以计划到香港上市。因为在香港上市可以进行换股，而且做配售也相对容易。相反在内地，配售需要排队，而且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性不充分，所以，国内A股与国外无法换股。
目前，中国国内企业采用最多的方式是银行并购贷款。这种方式相对简单且融资成本最低。但受到中国商业银行法的制约，银行并购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而且并购资金来源中并购贷款所占比例不应高于50%，并购贷款不得用于短期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的财务性并购活动。
“有一些国企设立了并购基金，在投资一家公司时通常希望占有一部分股权，如果有买方并购，就会把股份卖掉。另外，也有一些基金配合它们的投资公司到海外寻找并购项目。”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鉴于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类型的PE机构从募资对象、投资方向以及投资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在欧美，PE基金中有50%以上都是并购基金，专注于企业之间的收购和整合。
钱庭栀告诉记者：“复星集团从2010年开始尝试并购基金，现在有一只海外美元基金。并购基金的规模比较大，可以利用LP的资源在海外做并购，如果自己一家做并购会比较困难的。”
一位业内专家建议：“海外并购时要注意收购方式，境内资本不一定要打着五星红旗去收购，可以引进多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因为独家进行收购可能会很敏感。”
2011年，中国并购基金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涨幅较2010年均超过80%。基金总数超过3300多家，总金额接近1万亿人民币。在不少经济学家看来，真正的收购是买股权，而中国企业海外收购仍然以买资产为主。鉴于欧美债务危机影响，全球上市公司的股价远远低于实际资产价值，正是购买股权的好时机。
买股权还是买资产？康宁（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亚洲发展总监李萌认为：“如果你的目的是买企业，并不是一定要继承其现有执照，比如通讯行业等对外资有限制的特殊行业，那么就只能做股权交易。因为如果做资产交易，企业以前的资质就全都失去了。”
在李萌看来，股权交易未必是趋势。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大量并购交易主要是因为股权交易相对简单。如果进行资产交易，一方面各国税赋不同，在中国进行资产交易会涉及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税赋相对高；另一方面，资产交易后要进行人员裁减，财务、合同都要转交，手续繁琐复杂。因此，目前的交易大部分采取混合结构进行，比如国内部分采用资产收购，国外部分采用股权收购方式。
对买方而言，为避免风险，更倾向于资产交易。对跨国公司而言，中国非上市公司中大部分存在偷税、漏税以及未支付员工福利等问题，如果进行股权收购，就会继承企业遗留下来的问题。
聚焦跨国投资风险与应对策略
海外投资面临很多风险，作为海外投资企业，首先碰到的大问题就是政治风险和国别风险。在国际市场上，并购大案的失败往往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国家战略原因。
在财政部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副主任张国春看来，虽然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整体市场环境、投资环境较好，但企业投资经营容易遭遇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风险、制度成本以及技术壁垒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主要风险。张国春认为，相比较而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环境更为复杂，企业遇到的政治风险和制度、政策障碍更为突出。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六成、境外劳务人员的近九成，基本集中在亚、非、拉地区，这些地区许多国家存在战争、恐怖袭击、社会治安、民族及宗教冲突、法律缺失等严重安全问题，这给中国企业的投资收益带来了较大风险。
“员工压力和不确定性也是跨境交易中尤为麻烦的问题。尤其是一些重要岗位的员工，他们的离开会带走市场、产品和客户。另外，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差异可能会上升为跨境社区和政治问题。”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国际金融危机后，企业海外投资出现了新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保护主义加大，以实施本国工业化发展产业为由对其他国家进行限制；第二，外汇风险上升，部分国家实施更为严厉的措施，加大了资金风险和回流难度；第三，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内物价水平上升，人民币相对升值，导致企业利润下降或无利润，甚至亏损。
为加强企业对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防范，张国春建议，首先，要全面评估政治和政策风险，利用政治风险机构，对投资目的国的政治、法律、社会环境进行系统评估；其次，充分利用境外投资保险，比如世界银行集团下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提供的投资担保；第三，投资分散化与融资多元化；第四，要选择合资或合作经营的形式，提高当地雇员在公司的比例。
此外，不充分的尽职调查也是导致跨国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上不断出现合规方面的问题，由于风险无法通过数据体现，因此，尽职调查变得更有难度。如果合规问题不解决，竞争力就有可能因此而大为降低。
最初，跨国公司往往借助本国武力去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之后通过不公平贸易，甚至进行一些不合规的商业贿赂。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加大了反商业贿赂惩处力度，2008年12月，西门子公司因此被罚14亿美元，此外，还有近20家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涉及行贿案。
在反腐败、反诈骗尽职调查中，往往会碰到很多问题，例如利益冲突、礼品问题、假发票与阴阳合同、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未分清楚、伪造财务记录以及以不正当方式获取许可证等。
科文顿柏林律师事务所律师柯礼晟建议：“如果没有做好《反海外腐败法》的尽职调查，境内资本海外并购时可能面临承担民事、刑事责任或者目标公司的价格不合适。因此，进行海外投资或者并购时，应当考虑把反腐败的尽职调查放在调查项目之内。如果查到一些危险信号，可以按照并购合同或者其他方式避免腐败诈骗的风险。”
由于资源短缺，一直以来国外资源类企业成为中国海外投资热点，生物医药、机械制造、装备业以及高科技行业的核心技术是近几年海外投资的另一亮点。在中国跨国投资频频出手的背后，屡屡出现股权投资的身影，如吉利并购沃尔沃。今年伊始，三一重工联合中信产业投资基金收购德国工程机械企业普茨迈斯特等，无不彰显股权投资机构在中国企业跨国并购和投资中的重要力量。
众所周知，海外投资存在着巨大的风险。比如货币价值不稳定带来的汇率风险、外汇管制等政策风险、立法议会的审查抵触等风险都是中国境内企业海外投资时经常遇到的难题。一项并购活动不仅要了解商业环境，还要研究当地的政策、文化和法律。在中国企业失败的并购投资案例中，不乏这方面的因素。
尽管境内资本“走出去”是好事，但越在喧嚣的时候越要冷静思考，盲目扩张和抄底并不都会带来好的结果。从中国海外投资的历史看，并没有太多成功案例。一项成功的收购并不只是看价格是否合算，还要经得起时间的检验。
沙特基础工业公司副总裁兼北亚区总裁李雷给出了四条建议：第一，企业并购是长期投资，决策不要被眼前的困扰耽误；第二，买人心比买资产难得多，公司业务模式、技术、产品、市场，以及跟客户的关系能否继续运营下去取决于有没有得到人心；第三，入乡随俗，随行就市，千万不要试图创新；第四，通过代表股东权益的企业治理机构，充分整合，落实承诺，推进变化。
海外投资不是经济殖民，不是文化殖民，不是买下谁、征服谁的过程，而是要建立共同的利益体，共同实现更好发展。
把握中国经济转型机遇与国际化投资时机
“以前中国没有那么大的投资实力，但2008年的金融危机给中国带来了很多机会。”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行业周期和经济周期是任何金融市场都逃不过的两道坎。对于目前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而言，一方面，每个细分领域的市场集中度很低，如污水处理行业，相比欧美国家40%的集中度，中国还不到8%；另一方面，中国的企业家除了面临来自各方面成本的增加，还面临企业成长平台期的烦恼。
高速增长下，企业决策者面临着抉择：把资金投资到海外市场还是继续在中国市场运作。哪一种做法更有价值？不少专家建议，对于国内的大型企业而言，短期性投资并不具有很大意义，企业家可以考虑通过投资或者通过某种业务联系与海外建立长期关系。
“由于中国经济已经具有一定的成熟度，因此，国有企业以及民营企业都希望到海外寻找并购对象，并购一些技术性资产。”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他认为：“能源对中国很重要，因此，尽管中国经济转慢，还是会有很多并购机会。此外，工业、高端技术以及消费类行业都会有并购机会。欧债危机给中国带来很多机会。”
由于中国大部分企业在技术、品牌、管理等方面同欧美企业存在着一定的差距，因此，在许多人士看来，如果中国企业能够通过并购欧美优质资源，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潜能将得到进一步释放。
复星集团国际发展部业务发展总监钱庭栀认为，民企考虑海外并购，包括在国内进行新业务板块的拓展时，应当考虑寻找中国经济增长过程中的一些新热点。
在钱庭栀看来，现在是国际化投资的好时机。首先，欧美经济受金融危机影响很大，虽然出现复苏迹象，但前景依然不明确，以欧美为主要市场的企业效益受到影响，民企可以寻找在欧美发展停滞但在中国有高增长潜力的企业和品牌；其次，人民币升值预期加强，海外资产相对便宜，伴随着通货膨胀的压力，境内资本需要考虑资金配置问题；第三，由于民营企业决策迅速，对市场信号敏感，行业分布广泛，因此，海外企业更愿意与其合作。在目前特定的经济时期内，存在有利于国家化投资的窗口期，并购可以加速企业国际化，进一步实现差异化，并为已投资企业创造价值。
Monster Worldwide中华区首席财务官兼财务副总裁Peter Fu表示：“美国的跨国公司没有一家是靠自身发展起来的，那些发展得非常大的企业都是通过并购进行扩张，所以，并购很重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企业研究所副所长张文魁指出：“中国经济发展是否可持续发展，并不是资源问题，其关键在于国内有很多重大的结构失衡。”
如果说20年前创业是拿着一个木桶在滚滚洪水中随便就可拎回一桶水，那么，现在大海已经变成了涓涓溪流，很难再打到满满一桶。张文魁认为，未来一二年是中国经济转型的关键时刻。从自然周期看，上世纪80年代初的创业者大多已经60岁左右，处于传承交接时期；从宏观经济层面看，中国经济下滑，使企业成长的空间受限，要开始做适当准备，包括资本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准备。
中国境内资本通过海外并购可以将海外先进的业务模式、产品模式、管理模式、市场品牌引入进来，有助于缩短中国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以及中国产业结构的调整。
步入高潮的跨国投资与并购
根据中国商务部海外投资报告，2004年之前，中国海外投资规模基本在几十亿美元的水平，2004年后，中国海外投资规模骤然加速，2005年突破100亿美元大关，到2011年已经超过700亿美元。张文魁预计，2015年应该会达到1000亿美元的规模，中国将成为最重要的海外投资国之一，从目前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三位。
在张文魁看来，境内资本海外投资的快速上升，适应了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需要。本轮经济高速增长，主要是由重工业化包括化工石化带动。在2000年中国工业增加值里，轻重工业的比重对半，2003年后，重工业增长速度远快于轻工业，2010年两者比重为三比七，轻工业占30%，重工业占70%。海外投资的快速增长是以资源购买为主，目的是为了适应重化工业的高速发展，缓解对资源的饥渴。
国企和民企海外投资的差别也非常明显。国企更倾向于购买资源，而民企则更加致力于转型升级。 张文魁说：“民企买的是海外的技术、品牌、管理、网络和渠道等，这对转型很有好处。”相关数据显示，2005-2012年上半年，购买资源类的海外投资总额为2390亿美元，占全部海外投资的71%。不过近几年，资源类海外投资迅速下降。从2009年的82%下降到2012年上半年的60%，这显示越来越多的海外投资目的是升级转型，而不是弥补资源短板。 中国海外投资与很多西方国家海外投资不一样。西方国家海外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绕过贸易壁垒，同时利用当地廉价劳动力。中国目前阶段的海外投资，虽然不排除在当地生产在当地销售，但大部分海外投资还是为了购买资源、技术和品牌。
张文魁认为，未来几年中国海外投资的指向将发生实质性变化，从获取资源指向转移到提高能力指向，这种变化对中国制造业全球竞争力的改善将会起到重要作用。
与此同时，作为海外投资重要手段的海外并购所占据的份额急剧上升，从2007年的63亿美元上升到2010年接近300亿美元。报告显示，2011年中国大陆企业海外并购交易数量和金额均创纪录，交易数量207宗，金额达429亿美元。进入2012年，并购势头更加猛烈，很多收购对象都是全球一流企业。随着中国商业环境的变化，海外并购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全球扩张的重要工具之一。
目前，中国企业技术类并购不是特别活跃。“真正技术类并购还是需要高科技上市公司，国内这块很少，不过这几年去国外上市的这类公司慢慢多起来了，”一位创投界资深人士告诉记者，“并购的目的看似是大鱼吃小鱼，但战略性并购最重要的目的是提高效益。尤其在科技方面，因为技术创新很难，看好某一市场自己做不如花钱买回来。”
中国很多并购行为仍然受到法律限制，特别是跨境并购。“国外公司并购国内公司，往往市场抵触情绪更加明显，比如互联网企业，涉及传媒类、电信类的并购都有受管制的嫌疑，多少会受到负面影响。”
尽管目前中国企业在跨国并购上多少还显得稚嫩，离真正熟练掌握驾驭国际商业规则还需要一段时间。但中国经济过去30多年持续稳定增长的成就，仍然让全球市场对中国企业在海外舞台的表现充满期待。
发展中的并购融资市场与股权投资
中国企业“走出去”呈现“两高一低”的现象：第一是自有资金占收购、并购总金额的比例较高；第二是银行借贷资金占整个收购比例的比重较高；一低是通过换股等一些结构性支付手段比较低。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中国大部分海外并购支付方式是以现金为主。一方面中国现金比较多；另一方面，股票支付对一些海外机构来讲流通性不好。”
不少专家建议，国内有并购意图的企业，可以计划到香港上市。因为在香港上市可以进行换股，而且做配售也相对容易。相反在内地，配售需要排队，而且国内资本市场开放性不充分，所以，国内A股与国外无法换股。
目前，中国国内企业采用最多的方式是银行并购贷款。这种方式相对简单且融资成本最低。但受到中国商业银行法的制约，银行并购贷款期限一般不超过5年，而且并购资金来源中并购贷款所占比例不应高于50%，并购贷款不得用于短期投资收益为主要目的的财务性并购活动。
“有一些国企设立了并购基金，在投资一家公司时通常希望占有一部分股权，如果有买方并购，就会把股份卖掉。另外，也有一些基金配合它们的投资公司到海外寻找并购项目。”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鉴于不同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不同类型的PE机构从募资对象、投资方向以及投资方式等方面都有所不同。在欧美，PE基金中有50%以上都是并购基金，专注于企业之间的收购和整合。
钱庭栀告诉记者：“复星集团从2010年开始尝试并购基金，现在有一只海外美元基金。并购基金的规模比较大，可以利用LP的资源在海外做并购，如果自己一家做并购会比较困难的。”
一位业内专家建议：“海外并购时要注意收购方式，境内资本不一定要打着五星红旗去收购，可以引进多家私募股权投资基金，因为独家进行收购可能会很敏感。”
2011年，中国并购基金无论从数量还是规模上，涨幅较2010年均超过80%。基金总数超过3300多家，总金额接近1万亿人民币。在不少经济学家看来，真正的收购是买股权，而中国企业海外收购仍然以买资产为主。鉴于欧美债务危机影响，全球上市公司的股价远远低于实际资产价值，正是购买股权的好时机。
买股权还是买资产？康宁（上海）管理有限公司亚洲发展总监李萌认为：“如果你的目的是买企业，并不是一定要继承其现有执照，比如通讯行业等对外资有限制的特殊行业，那么就只能做股权交易。因为如果做资产交易，企业以前的资质就全都失去了。”
在李萌看来，股权交易未必是趋势。中国企业在海外进行大量并购交易主要是因为股权交易相对简单。如果进行资产交易，一方面各国税赋不同，在中国进行资产交易会涉及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税赋相对高；另一方面，资产交易后要进行人员裁减，财务、合同都要转交，手续繁琐复杂。因此，目前的交易大部分采取混合结构进行，比如国内部分采用资产收购，国外部分采用股权收购方式。
对买方而言，为避免风险，更倾向于资产交易。对跨国公司而言，中国非上市公司中大部分存在偷税、漏税以及未支付员工福利等问题，如果进行股权收购，就会继承企业遗留下来的问题。
聚焦跨国投资风险与应对策略
海外投资面临很多风险，作为海外投资企业，首先碰到的大问题就是政治风险和国别风险。在国际市场上，并购大案的失败往往不是资金问题而是国家战略原因。
在财政部对外财经交流办公室副主任张国春看来，虽然欧美日等发达经济体整体市场环境、投资环境较好，但企业投资经营容易遭遇经济问题政治化。政治风险、制度成本以及技术壁垒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中的主要风险。张国春认为，相比较而言，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政策环境更为复杂，企业遇到的政治风险和制度、政策障碍更为突出。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的六成、境外劳务人员的近九成，基本集中在亚、非、拉地区，这些地区许多国家存在战争、恐怖袭击、社会治安、民族及宗教冲突、法律缺失等严重安全问题，这给中国企业的投资收益带来了较大风险。
“员工压力和不确定性也是跨境交易中尤为麻烦的问题。尤其是一些重要岗位的员工，他们的离开会带走市场、产品和客户。另外，管理层与员工之间的差异可能会上升为跨境社区和政治问题。”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
国际金融危机后，企业海外投资出现了新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保护主义加大，以实施本国工业化发展产业为由对其他国家进行限制；第二，外汇风险上升，部分国家实施更为严厉的措施，加大了资金风险和回流难度；第三，人民币汇率升值，国内物价水平上升，人民币相对升值，导致企业利润下降或无利润，甚至亏损。
为加强企业对海外投资政治风险的防范，张国春建议，首先，要全面评估政治和政策风险，利用政治风险机构，对投资目的国的政治、法律、社会环境进行系统评估；其次，充分利用境外投资保险，比如世界银行集团下的多边投资担保机构提供的投资担保；第三，投资分散化与融资多元化；第四，要选择合资或合作经营的形式，提高当地雇员在公司的比例。
此外，不充分的尽职调查也是导致跨国并购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社会上不断出现合规方面的问题，由于风险无法通过数据体现，因此，尽职调查变得更有难度。如果合规问题不解决，竞争力就有可能因此而大为降低。
最初，跨国公司往往借助本国武力去掠夺发展中国家的资源，之后通过不公平贸易，甚至进行一些不合规的商业贿赂。金融危机以来，全球加大了反商业贿赂惩处力度，2008年12月，西门子公司因此被罚14亿美元，此外，还有近20家著名跨国公司在中国涉及行贿案。
在反腐败、反诈骗尽职调查中，往往会碰到很多问题，例如利益冲突、礼品问题、假发票与阴阳合同、个人财产和公司财产未分清楚、伪造财务记录以及以不正当方式获取许可证等。
科文顿柏林律师事务所律师柯礼晟建议：“如果没有做好《反海外腐败法》的尽职调查，境内资本海外并购时可能面临承担民事、刑事责任或者目标公司的价格不合适。因此，进行海外投资或者并购时，应当考虑把反腐败的尽职调查放在调查项目之内。如果查到一些危险信号，可以按照并购合同或者其他方式避免腐败诈骗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