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了解白螺，当然得问白螺的陈爱明。监利县编了一本《监利县地名志》，除了前面的概述、自然地理等内容外，后面24个乡镇的体例都一样，分为“社区”“村”“地片”三部分，总称为“聚落”。比如，“白螺镇聚落”先介绍白螺镇基本情况，然后第一节 “社区”，介绍“中心社区”、“育红社区”;第二节“村”，则汇集了23个村，96个以墩子、塘、湾、洲、潭、口、堤、岭、堡、庙、门、屋等命名的聚落，每个聚落名称都包括名称来历、人口数量、土地面积、居民分布等基本情况;第三节“地片”则是关于“白螺矶”“丁家洲”“近江洲”“八姓洲”“三江口”“荆河口”几个历史地名的介绍，这几个地名既非村组，也非社区、居委会，但它们也可能涵盖几个村组（如丁家洲上就有荆江、红灯、红旗等7个村），也可能就是单纯的地名（如三江口、荆河口）。陈爱明在白螺镇观音洲教书，当了一辈子的老师，也一辈子搜集、挖掘白螺的历史文化，退休后他参与了《监利县地名志》的编撰工作，具体就负责“白螺镇聚落”这一块。
　　 做完编撰“白螺镇聚落”这件事，陈爱明对白螺有了一种特别的感受，这种内心的变化，“如数家珍”这类笼统词语无法表达。对白螺，他不仅仅知道的更多了，也不仅仅是更熟悉了，而是更亲切了。在他的眼中，现在长江边的沙洲、矶头、码头，大湖与沼泽地上的墩子、沟渠、桥梁、闸门、泵站，就如雨水后的芦苇，都是活的，都会说话，都能讲述他们承载的故事，遥远的事，并不遥远的事以及当下的事。
　　 比如“韩家埠”这个居民点就是如此。乡间说的“埠头”，也就是水运业的“码头”，不过没有码头的规模，也没有码头正式。“白螺镇聚落”中的韩家埠，位于白螺镇东北部，离白螺镇15公里，东接长江，北靠洪湖，西邻桥市，聚落形态呈双王字分布，面积1.78平方公里，人口1743人，村民多姓韩。这地方原是靠近洪湖的一个小渡口，因为湖民进出常在此交换物产，姓韩的商人便借此开辟了码头。对一个居民点的介绍，这些足够了。但陈爱明的心里还有一部“白螺镇聚落”，在这个版本里，韩家埠不是以姓韩的商人和码头被铭记，而是以一个姓刘名叫“刘崇龙”的烈士被铭记。
　　 刘崇龙出生在世纪之交的1898年农历二月。他出生不久，戊戌变法前一天，6月10日，四川人罗迪楚被下放到监利当知县。罗迪楚1892年与蔡元培一同中进士，1895年康有为与梁启超发起公车上书，罗迪楚参与了联署。或因此事在罗迪楚的档案上记下了一笔，最终导致内阁中书罗迪楚下放到了监利。河网密布、江堤溃塌、洪水泛滥的监利与京城世界大不相同，罗迪楚一到任就意识到，江之患在楚，楚之江患，荆州当其首，监利又当荆州之最，因此，既然处京城不能匡扶社稷，在水泽之地如果能做好抗洪防汛，也说不定更有意义。第二年，罗迪楚就动员几千人修复了堵塞的螺山闸并疏浚了引河。
　　 疏浚螺山闸前的引河、修复闸门，都需要钱。在1900年写作的《停琴余牍》中，罗迪楚在两处记录了筹钱、疏浚河道以及开闸的过程，“当以公款无出，商令受益各院，就地起夫。仿照堤局新章，分段挖疏引河，每田一亩，疏土一寸五分。事轻易举，允为上告，民恃官允。传单一出，湖民日数千人，奋力开疏，其势甚猛。”他吸取了过去的教训，单纯苛派，农民有意见，甚至抵制;单纯找上面要钱，要么没钱，要么不知道猴年马月才能有钱。他采取的是谁受益，谁出力的办法。农民果然积极响应，在《螺闸大工疏成请筹小款开闸澹灾弭祸禀》中，他说农民自己划着小船，带着干粮，主动参与疏浚河道，“一呼三千人，不十日疏引河过半”。这一举措，为螺山周围的农民带来的利益是显而易见的，“倘遇灾潦，早放湖波三尺，沿湖数百垸居民，多种麦稻无算，其为阴德”。螺山闸就在刘崇龙的家跟前，他的父母以及韩家埠的农民都是受益者，大多都参加了疏挖螺山闸的工程。
　　 刘崇龙出生的当年，9月28日，维新党人谭嗣同、康广仁、林旭、杨深秀、杨锐、刘光第六人在北京惨遭杀害，挽救民族危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全方位改革以失败告终。这之前，因为甲午之战的失败，一系列危机都在1898年凸显，德国强租胶州湾 99年;法国“租借”广州湾99年;英国强租九龙半岛;俄国强租旅大之后英国又要求租借威海卫。这是一个风云变幻的时代，变革、图强、救国、觉醒，一个时代的青年人都在思考国家如何转型、社会如何进步，这种氛围一直伴随着刘崇龙的成长，他在读私塾的同时就受到螺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进步知识分子的影响。
　　 刘崇龙的人生转变发生在1921年夏，叔父刘继坤把23岁的他带到武昌求学，刘崇龙考入了武昌荆南中学。叔父刘继坤是刘崇龙人生的第一个导师。1909年刘继坤考入湖北陆军小学堂，也是23岁。第二年武昌首义打响，刘继坤因作战英勇被任命为“后路粮台总理”，这个负责军粮筹集的官员上任没几天却因病（1912年）回乡养病了，刘崇龙到武昌求学第二年，即1922年，刘继坤就去世了，但他完成了使命，将刘崇龙领进了一个大世界，武昌。也是1922年，安徽省教育厅长张继煦调回武昌，任国立武昌高等师范专科学校校长（武汉大学前身），不久他辞去大学校长，当了他参与创办的荆南中学校长。张继煦本来就是从武昌走出去的教育家，毕业于张之洞的两湖书院，在张之洞的学生中，张继煦是他最引以为傲的。1888年，12岁的张继煦入张之洞创办的两湖书院就读，小小年纪，文章却非同一般，深得张之洞喜欢。1902年，张之洞大办新式教育急需师资，黄兴、张继煦、李书城等31人被送到日本学习。1905年张继煦加入同盟会，在日本他还与李书城、刘成禺等创办了在青年中影响巨大的刊物《湖北学生界》。1912年，时任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校长的张继煦，为照顾荆州府乡土青年求学，与荆州府七县在武昌的著名人士商議，开办一所带有资助性质的私立中学，学费低廉、校长不拿薪水，由此吸引了大量上下荆江的学子求学。 　　 历史的奥妙往往一言难尽。1913年张继煦当湖北省立第一师范校长时，董必武就在第一师范学校担任英文教师。1922年张继煦回到武昌当大学校长、中学校长时，董必武、陈潭秋、李汉俊等正以武汉中学、湖北女师、湖北一师等学校为阵地，一边教书，一边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刘崇龙、陈步云等正是这些学生中的积极分子代表。
　　 刘崇龙很幸运能在进步教育家张继煦所开办的这所学校接受洗礼。监南平原上与刘崇龙一起在武昌求学的还有杨景堂（武汉中学）、陈步云、邹德容（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彭之玉等（武昌共进中学，陈潭秋1921年与倪季端等创办），其中在荆南中学求学的人最多，除刘崇龙之外，还有董达三等十多人。这些人成立了一个“监利旅省同学会”，陈步云、刘崇龙分别任会长、副会长。在董必武、陈潭秋等影响下，他们此后都成为了监南平原革命的火种。
　　 1926年夏，董必武、陈潭秋派陈步云、刘崇龙等30多名青年回监利发动群众、开展农运、壮大组织，而1926年7月9日上荆江的公安、江陵、石首以及下荆江的监利多处溃口，洪水两月不退，灾难殃及五六个县，死上万人。陈步云、刘崇龙、钟明玉等带领灾民逼地主开仓放粮，把救灾粮还给灾民，每一次活动都得到几千农民的响应和跟随。农民运动的发展把刘崇龙推到了监利县农会会长的岗位，到1927年春天，刘崇龙领导的农会已遍布六十多个乡。
　　 刘崇龙的孙子刘发挥曾无数次听奶奶讲述爷爷的短暂人生。1926年初夏，他的爷爷与两个陌生人坐小火轮从韩家埠上岸，刘崇龙的家成了当时这群革命青年的联络点，他的奶奶每天负责为这些早出晚归的青年做饭。韩家埠与螺山近在咫尺，武昌、监利、岳阳、荆州等长江上的水码头与螺山一江相通;螺山也是洪湖水入长江的出水口，洪湖的各条沟渠都可以通过螺山到达韩家埠。这样的地方，注定会是监南乃至整个监利平原革命的重要源地。
　　 1926年6月，在韩家埠刘崇龙的家里成立了中共韩家埠支部，刘崇龙担任支部书记。1927年8月，还是在刘崇龙的家里，成立了中共监利县委，陈步云任书记、刘崇龙担任县委委员。还是在这里，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结业后来监利擔任农运特派员的刘革非，提议成立“两湖革命非常委员会”。华容人刘革非1926年在华容县农会选举中当选副会长，但“马日事变”后他短暂与组织失去联系，于是把辗转联系上的几个同志集结到了韩家埠。1932年7月湘鄂西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刘革非牺牲在监利柳关。也是在刘崇龙的家里，1927年9月迎来了一个新的领导机关，即中共鄂中（南部）特委。鄂中特委是中共湖北省委为领导鄂中各县党组织发动农民武装暴动而建立的党组织，1927年9月，为了密切领导各个县的秋收起义，中共湖北省委将中共鄂中区特委划为南北两部分，鄂中区（南部）特委负责人为肖仁鹄。在韩家埠起义指挥部，肖仁鹄领导发动了剅口暴动、周河湾渔民暴动以及邹码头、螺山、白螺等地的起义。其中，横扫洪湖西缘的渔民暴动，惩处三屋墩恶霸“湖天王”，姜炳炎组织监南游击队，等等，后来都成为电影《洪湖赤卫队》的素材。三个月大大小小28次起义，洪湖周围的平原上，武装斗争浪潮此起彼伏，各地汇集的队伍奠定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的基础，这是鄂中地区党领导的第一支人民武装，并成为贺龙领导荆江两岸年关暴动的有生力量。
　　秋收起义之后，韩家埠，这个洪湖地区秋收暴动的指挥中心，肖仁鹄再也没有来过。1927年底，肖仁鹄把起义队伍集中在洪湖边上的汴河柳蚌湖整编、休整、培训，第二年春，肖仁鹄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与贺龙﹑周逸群所部在长江边的下车湾会师，随后肖仁鹄被派到河南担任军委书记。1928年12月25日肖仁鹄在开封被捕，1932年2月牺牲。34岁的肖仁鹄，曾担任孙中山随行侍卫、国民革命军叶挺独立团参谋长、河南省农民协会主席、鄂中农民秋收起义主要领导人、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军长，却再也看不到韩家埠了。
　　 同样再也回不到韩家埠的还有刘崇龙。1928年1月27日，周逸群、贺龙在长江边的监利下车湾主持召开了石首中心县委和监利、沔阳、华容等县负责人联席会议，商定监利、石首、华容、沔阳等县党组织带领农民举行起义。这个庞大的荆江两岸年关起义计划，点燃了荆江与汉江之间的千里芦荡、绿野平畴，也引来了不断的反扑、报复。1928年12月，在大规模的清乡中，监利县委书记熊传藻被捕，刘崇龙等突围，清乡团烧毁了韩家埠刘崇龙的家以及周围四十多间房屋，1929年3月22日，县委书记熊传藻在洞庭湖口的尺八口被枪杀，刘崇龙也在沔阳白庙被捕，1930年10月被枪杀于小沙口。
　　 韩家埠村在S103省道边，古老的条石结构、木闸门、箱式拱顶的螺山闸1959年被混凝土结构的闸取代，1971年混凝土的闸又被螺山泵站取代，路边的民居都已变成楼房，当年的韩家埠已经痕迹难辨，只有长江边当年停靠小火轮的那条壕沟还保留着沟的样子。从长江大堤下去，走一公里左右才能看见这条壕沟，春天的壕沟长满芦苇、猪殃殃，开满了苜蓿花、野豌豆花、萝卜花，当年刘崇龙从这里下船时壕沟两边是否也开满了花？壕沟右边一座废弃的水闸，闸室拆掉了，悬挂闸板的钢丝只好系在一根横着的树上，平台上堆着的水泥块里居然也长出了杂草，韩家埠的这些变化刘崇龙和他的很多战友都没有看到。
　　 刘崇龙的父母第二年3月才知道儿子已经牺牲。闻知消息，刘崇龙的母亲，这个从邹码头嫁到韩家埠的姑娘，长年在家门口放哨的韩家埠哑巴大嫂，当即昏迷，当年去世。这一年刘崇龙的儿子才7岁。1948年，刘崇龙25岁的儿子也去世，留下独子刘发挥，他没看见他父亲为之梦想的新的时代。刘发挥1964年才敢向社会公开自己的身世。去世之前，他把自己所知道的爷爷短暂的一生告诉了韩家埠人。2021年4月初，我见到了刘发挥的妻子，这个姓董的婆婆正坐在厨房门前与人聊天。屋前空地上停着两辆拖拉机，大拖拉机是有棚的爬坡王，属于大儿子，大儿子的房子建在路边，停不了拖拉机，只好停在弟弟的门前。小拖拉机是20匹马力的无棚盘式拖拉机，过去小儿子刘爱国靠它谋生，自从手关节变形后就一直放在这里。刘爱国1978年出生，才43岁，双手关节却像老梧桐树一样长出了疙瘩，丧失了劳动力，遗憾的是刘爱国小时候因为困难，还没读几天书。不幸也可以遗传，刘爱国17岁的儿子，一个本该意气风发的青年，不但痛风还左耳失聪，早已辍学。这个家族现在的生活靠74岁的董婆婆种三四亩田，未来的希望则寄托在刘爱国的女儿身上，刘艳红在杨林中学读初三，就是杨林山下面的杨林中学。 　　 我和刘爱国、刘艳红一起从长江边刘崇龙下船的壕沟返回时，一个男子骑电动自行车来迎我们，男子自报家门是刘爱国的姐夫。他以为我是来了解烈士后代生活困难的，怕刘爱国说不清楚，特地赶过来。上了大堤，发现刘爱国的姐姐也站在堤上等我们。刘爱国的爷爷25岁去世，其父刘发挥59岁去世，刘爱国痛风，刘爱国的儿子耳聋，等等，这些困惑在他姐夫这里得到了部分的答案。他说刘发挥去世时也说腿疼，可能有家族遗传的原因。回到武汉，我专门了解了一下人们经常说的痛风，过去我以为痛风仅仅是个不能吃豆制品和海鲜的小事，却不知原来也是人生的一大折磨。有的医生说，痛风具有一定的家族聚集性，临床上20℅的患者都有明确的家族史，但不是遗传性疾病;有的专家分析痛风是代谢缺陷性疾病，由嘌呤核苷酸代谢紊乱，尿酸排泄障碍所致，原发性痛风肯定就是遗传疾病。既然是遗传，我想刘爱国的妻子应该没啥大问题，听说她在县城一个制鞋厂打工。可刘爱国的姐夫马上打消了我的乐观，“她话不能多说，事不能多做。”这话颇为费解，他苦笑了下继续说，“她开始的一句两句，你觉得都还正常，说多了、时間长了，你就发现不对头了。做事，比如插秧、割谷，开始几下还行，做一会儿就做不下去了。”我想，这种现象或许叫注意力不集中，或者叫不能控制自己的意识。
　　 2020年6月，在紧张的疫情防控中，韩家埠村五十多名党员和本村在外创业的成功人士共同捐资，把多年前老村委会的房子改成了“刘崇龙烈士纪念馆”。纪念馆前树立着一块高三四米的牌子，红色的大字“把传统文化发扬好”在S103路边就可以看见。2021年清明节，韩家埠村叫张永波的老书记把纪念馆的钥匙交给我后，说让我独自慢慢看。为建这个纪念馆，73岁的张永波光省图书馆就跑了三次。当然，他为刘爱国的低保也跑过无数次。社保部门需要同济、协和之类的医院证明，才认可刘爱国的病情，张永波没有更有效的办法，只好叫刘爱国把衣服脱光，拍下躯体每一处变形的照片。
　　 纪念馆虽小，但也有不少算得上珍贵的历史资料，如1926年的“中共韩家埠支部”牌子，1926年武昌荆南中学第六班毕业照，当地老人关于韩家埠大革命历史的回忆，刘崇龙的战友陈步云、袁少梅、段玉林、朱可庭、彭之玉、彭国材、李铁青等人的事迹介绍，韩家埠老中湾过去的建筑风貌以及刘崇龙的旧居复原图，当地诗词爱好者的缅怀作品。还有一张鲜艳的大红纸，列着为纪念馆捐资的人员名单和捐资金额，捐款的有历届支部成员、老党员、韩家埠村在外人士。大部分人的捐资在两百元到五百元之间，也有的以独特的方式表示支持，比如，孙丁凤，水果两件;李华兵，红楼一条（香烟）;孙学平，桶装水50桶;王冲，全村义剪;孙小华，全村义剪。展厅的一面墙上，摘抄了陈秀山的一句话：“忆革命之初韩家埠乃革命策源地……其崇龙同志对革命之忠诚，为革命捐躯之英勇尤为人所敬佩。”这句话来自陈秀山写给刘明理的一封信，刘崇龙牺牲前，他的父亲刘明理在自己家里开了一间鱼行，替刘崇龙和他的战友做掩护。
　　 陈秀山是新堤内荆河边的一个码头工人，由后来的监利县委书记熊传藻引上革命道路，早年在新堤组织工人运动。他对韩家埠当然熟悉，这不仅仅是因为新堤与韩家埠之间的路途不远，更因这两地都是平原水乡大革命初期的策源地。1926年6月，刘崇龙等人在韩家埠成立了中共韩家埠支部;10月熊传藻在新堤成立了中共新堤市特别支部委员会，熊传藻仼书记，陈秀山是支部委员之一;1927年9月初，肖仁鹄将鄂中南部特委机关设在了新堤，然后搬到了韩家埠刘崇龙的家里。而“马日事变”之后，陈秀山带领自卫团依靠河湖港汊开展地下斗争，韩家埠就是他们的根据地。可以想象，在这两个地方，陈秀山与刘崇龙的交往曾经多么密切，革命之初的岁月里，他们几乎并肩在一起。
　　 陈秀山后来被派到江夏和汉口从事过短暂的工运。1930年他出席了在苏联召开的赤色职工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回国后，任中共湖北省委委员。1930年10月，陈秀山在汉口被叛徒出卖，不幸被捕，直到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才得以获释。获释后的陈秀山一直没有忘记战友刘崇龙，他曾派人到韩家埠寻找刘崇龙烈士遗孤。1950年4月，时任武汉市劳动局局长的陈秀山给刘崇龙的父亲刘明理老人写了一封信：
　　 明理老伯赐鉴：日前由京参加全国劳动局长会议返汉，行装甫卸，即拜读来函，循诵再三，百感交集，真不啻从天而降也。函中所言，去年古七月之来信，至今尚未获悉。
　　 忆革命之初。韩家埠乃革命之策源地，老伯暨从龙同志致力于革命工作，餐风露宿，备尝艰辛，其从龙同志对革命之忠诚及与为革命捐躯之英勇尤为人所敬佩。
　　 革命之友谊，永无磨灭之日。年来秀山虽为革命南北奔走，然对老伯之怀念，无时稍释。抗战初期，秀山在监沔一带游击时，即开始寻觅诸烈士之遗孤，拟予加以培植或给以抚恤。是时，秀山曾指派兴田卢君取得联系，但老伯不允外出，致使诸同志之初心化为泡影，遗憾殊深。
　　 至函中所言，家无劳动力，生活清苦之事，亟希解决。秀山拟于近日渡江谒李主席面陈此事，并拟手函至新堤专署恳予给以照顾。专此拜复！恭送夏绥。晚陈秀山。四月二十一日。
　　 在信中，陈秀山说了自己的工作和对老人的想念，以及对刘崇龙以及老人的敬佩，也说了寻找烈士遗孤的过程，解决烈士家属困难的计划。纸短、意广、深沉，很难想象这文字出于曾经的码头工人之手。这封写给战友父亲的回信，让我对友谊、忠诚、真挚这些熟悉的词，有一种从未有过的陌生感，这些词语所指示的内涵不再是纸上的字眼，而是具体的人生和命运，一生与共，一世铭记，不断寻找，至死牵挂，今天这些不是稀缺了，便是庸俗了。
　　 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的陈秀山1938年底参与领导了应城矿工起义，后来跟随李先念的新五师转战江汉平原，担任过鄂豫边区第一支队政委、中共随枣中心县委书记、汉沔中心县委书记、天汉地委民运部部长，之后他去了东北，在辽南、旅大做地下工作和工会工作。1969年10月，在反复的批斗中，72岁的陈秀山悲愤离世。
　　 这些都不在陈爱明的“白螺镇聚落”中，但它们是完整的韩家埠不可缺少的一部分。陈爱明当然知道，在他的心中，“白螺镇聚落”不仅仅是韩家埠，还有很多居民点都有待去探访、挖掘和丰富，比如杨林山、狮子山、丁家洲、观音洲，等等，它们或许都有另一个版本，一个超乎地名本身的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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