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当与这些创业家分享他们在异国亲历经济危机时看到的种种时，或许你会庆幸，还好身在中国。
“在中国，购买奢侈品的人仍旧那么多，不过有很多人其实是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仍旧有能力。”在最近的一次奢侈品聚会上，一个业内人士向陈义红说道。2008年底，在欧洲的一家阿曼尼店，只有两个中国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的助手。”陈义红笑着说道。这使我们能够深刻理解全球奢侈品何以大举转攻中国。
但是事实上中国商业甚至民间则处在深深的恐慌感中。经历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第一次面对这样一场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全球多半国家都没有幸免，中国能够幸免吗?很多人内心里都在怀疑地问。
但是当俄罗斯消费市场几乎停摆时，我的邻居并没有停止给他的宝贝女儿买回无数芭比娃娃；当雷曼倒掉美国人感觉几乎是全球末日时，他们开始反复询问中国机会；欧美大量此前根本不来中国的PE们在2008年末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在硅谷。新能源被VC及创业者视为救命稻草，而新能源领域基本上在全球早已占有一席之地。
当与这些创业家分享他们在异国亲历经济危机时看到的种种时，或许你会庆幸，还好身在中国。
雷曼倒了 简直是世界末日
2008年9月15日早晨八点半，动向集团董事长陈义红看到美林银行的员工按时来到酒店楼下的时候，心里松了一口气。“美林员工的第一句话，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CEO塞恩，我们还活着。没有他的决策，我们就会像雷曼一样消失在历史中。”陈义红说，他们按照计划14日晚上来纽约，由美林牵头进行15日的中报路演。就在15日早晨五点多钟，美国国会的讨论结果公布，雷曼兄弟倒闭，塞恩把美林银行卖给了美国银行。
“如果美林倒闭，我们就不用再路演了。现在它被美国银行收购，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美林还能够继续带我们路演，所以看到美林的员工站在楼下接我们，我们觉得很庆幸。”陈义红说，除此之外，当时他的内心非常复杂，因为仅仅在一天之内，世界排名前五的两大投行就同时消失了。
因为之前已经安排，即使遇到了这样的意外，美林方面仍然希望陈义红他们照常进行路演，但是大家都知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且在路演时，陈义红发现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不关注动向在说什么，而是时刻关注着新闻。当时AlG的股票一天四成四成地往下跌，大家都在讨论说，如果不救AIG的话，全世界将会损失1500亿美元。
“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时刻，我的心情也很复杂，我想一定要见证这一时刻。”当天下午四点钟，陈义红专程去雷曼兄弟位于时代广场的大楼，看到二十几部电视转播车、大量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涌在大楼出口，记录这一金融寡头的历史时刻。旁边的咖啡厅和酒吧里，雷曼的员工在那里喝酒聊天发牢骚，有的则直接抱着行李和办公物品走上回家的路。
“没有人示威，也没有人闹事，因为在美国，公司破产的时候就进入一个破产程序，所有的人就都失业了，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事实。”这种情形给了陈义红很大的压力，“在美国这样一个讲究规则、讲究风险意识、讲究流程的国家，竟然会出现这样的灾难，中国将会出现什么，我们的企业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第二天，美林带着陈义红他们去波士顿路演的时候，所有的银行、基金之间的借贷全部停止，基金被投资者大量赎回，资金已经开始不流通了。“那个时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在路演时，美国人问陈义红怎么看中国市场，陈义红向对方分析，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和全球市场接轨，因此相对安全。第二个就是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比较稳定，对消费品影响不大。
“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态，美国市场垮了，这时候大家看中国市场的时候，你会千方百计地找出来一些与国际市场不接轨的东西，去描述你的市场。实际上在市场好的时候，你又千方百计地描述自己怎么国际化。所以这是一个很搞笑的游戏，这可能就是生意吧。”陈义红说。
硅谷 新能源成为救命稻草
架势无线CEO叶忻2008年在硅谷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他家在硅谷，每年都会回去四五趟。他发现，今年圣诞节，—个最大的不同就是酒店座位没有以前那么难订了。“往年订座位，老早就发现各个酒店都订满了，但今年没有。像我去最好的地区，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那些地方去吃饭，都没订满。”原本90美元—位的价格已经变为69美元，吃饭的时候房间里的人也不多。
很多商店的商品价格也在下降，购物的人减少了。原来购物找停车位要花费半个小时。如今只要十几分钟。
“电视上天天在讲，银行怎么救汽车公司，要不要给他们贷款。因为那些天基本上全天讲这个，人们听得太多了，有人就在电视里呼吁，大家不要再谈诸如‘拯救计划’之类的字眼。”叶忻说。
但是叶忻去苹果公司的店里发现，来买苹果产品的人还是特别多，“苹果公司的业务还是挺好的。”很多硅谷的公司短期还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因为这些公司之前已经融到了钱，所以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是这些公司不会再雇新人，他们尽量在降低成本。
在硅谷，互联网好像不再是最大的热点，叶忻感觉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新能源、环保。所有的VC、公司似乎都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新能源领域。Google跟GE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做新能源。Google的CEO施密特甚至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一个高科技企业家俱乐部——匠吉尔俱乐部上，开始大谈再生能源、风能，以及如何用这些能源在全国建成各个汽车充电点。在低谷期所有的公司都渴望并试图借用其他力量度过这次危机，新能源几乎成了创业公司和VC们的救命稻草。经历了数个低谷的叶忻感觉Google有点太急切了。
2001年，硅谷的房地产遭遇了沉重的打击，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并未出现大幅降价。根据叶忻的了解，虽然斯坦福大学附近那些房价没有什么变化，但硅谷周边的房地产还是受了影响，平均价格大概跌了20％。雅虎裁了大概10％的员工，Google虽然没有裁员，但是已经弃用了之前的很多咨询公司，硅谷的办公楼房空置率因此高了很多。
欧洲的房价也开始往下跌。2008年，太美科技旅行俱乐部董事长胡恃晖去了好几趟欧洲，同行的都是一些地产商，大家关注的自然是地产领域。伦敦CBD的很多办公楼盘，相比高峰期价格已经降了30％到40％。在法国、意大利等地方，很多别墅和楼宇挂牌准备卖掉，价格也很低。他们游行所到之处大受欢迎，这些城市都巴不得中国的这些买家们能把那些楼给买下来。
日本 远比中国从容
相比纽约，陈义红觉得日本在经济危机面前要从容得多。因为收购了日本Phenix体育用品公司，他要经常去东京。他发现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内需市场影响很小，受影响比较大的是丰田汽车这种企业，因为它有相当一部分市场在海外。
“日本市场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它更加国际化。 日本的经济复苏从二战到现在已经有五六十年的时间了。不管在资本市场还是在宏观研究方面，日本都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市场。他们对国际的敏感度基本上和经济超级大国是同步的。”陈义红感觉，“因为经历过几次大的经济低迷，因此日本不会像中国显得这么浮躁。所以他们在处理危机时，不会像中国的企业这样茫然。”
陈义红观察到，日本的策略调整非常快，针对经济危机，政府也出台了很多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诸如发购物券等刺激消费的举措，“他们实际上在刚出现情况的时候就开始出台办法应对了，我个人感觉他们应对起来相对比较自如。”
但是中国情形不同。2008年几家国际评级机构每个月都要发布中国GDP增长的数据，但几乎每月数据都有调整。这其实又再次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感。
“因为能源类的价格体系全部乱掉了，在短短的一季度之内的变化，煤可能从1000块一下变成300块、400块，这种价格的不稳定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是第二大消费国，又没有经历过这种状况，但是日本就不一样了，它经历过日元升值50％，经历过各种金融危机，所以他们能够很快出台政策。日本政府的调剂机能、处理危机的能力要比我们强一些。”
陈义红觉得日本对美国的谨慎态度也帮了日本的忙。“日本经历了十年前大举进军美国，把纽约曼哈顿的一栋栋大楼买下来的过程，最后让美国人给玩惨了。全部丢掉。其实那时候他们已经知道跟美国人打交道要很小心，不会像中国人买了那么多美国的债券，让美国人把钱都给花完了。”
“日本的岛国文化决定了他们是非常保守的民族。”陈义红告诉记者，刚刚收购日本公司的时候，他不了解日本文化，不了解日本的流程，不了解日本的管理者，所以在初期更多是倾听他们的声音，如今，他听到的看到的这一切，对收购公司、这个国家的逐步了解，使他能更从容地整合这家公司了。
俄罗斯 市场差不多停摆了
三星中国社长朴根熙是跨国公司中国CEO中著名的美男子：一头白发潇洒地向后飞扬，讲话激情洒脱，酷似小征泽尔。但是，在2008年最后一天，员工们惊讶地发现一个酷似社长的黑发男子走进了社长办公室。秘书最后向大家确认，这个男子不是社长弟弟，就是社长本人，只不过是染黑了头发的社长。
员工不习惯，和他相熟的中国媒体总编们也很纳闷。在2009年1月中旬的小范围的媒体晚餐会上，朴社长揭开了谜底：2008年是他30年职业生涯里最感困难的一年，元旦期间北京国美、苏宁店里的人流甚至不到去年的40％，这个传统的销售黄金期，三星人花了巨大努力，仍然只完成了往年50％的销售任务。“三星中国有7万多名员工，2009年我要认真考虑如何保住这么多人的饭碗，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三星中国的干部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危机，大家都有些慌张。在这种情况下，我染黑了头发，希望给大家一些信心。”
朴社长的信心是有“全球依据”的。眼下，欧洲各国、美国、日本的三星社长同僚，最羡慕的就是他。2008年底，日本三星的社长打电话给他，一边问候他新年，祝贺他身处最有希望的中国市场。一边也语含“威胁”：我们三星全看中国市场了，你要好好干啊，弄不~2009年我们几个都得到中国来找饭吃了。
三星全球其他市场的社长，2009年的日子预料要比朴社长难过得多。美国、日本、欧盟各国不消说，中国之外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情况也非常糟糕。 “这几个月我们发往俄罗斯乌克兰市场的产品，几乎原封不动退回来了。没想到俄罗斯的市场崩溃得这么厉害，除能源之外的企业，几乎整体陷入危机。采购和消费差不多停顿下来了。”
“这次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不同。全球没有一个地方能幸免。”朴社长非常相信中国政府振兴经济的能力，但是当总编们问他对未来全球经济好转时间点的判断时，他又非常凝重、迟疑：2011年?2010年底?反正，2009年还不会是最低点。
“在中国，购买奢侈品的人仍旧那么多，不过有很多人其实是为了向别人证明自己仍旧有能力。”在最近的一次奢侈品聚会上，一个业内人士向陈义红说道。2008年底，在欧洲的一家阿曼尼店，只有两个中国人，“一个是我，另一个是我的助手。”陈义红笑着说道。这使我们能够深刻理解全球奢侈品何以大举转攻中国。
但是事实上中国商业甚至民间则处在深深的恐慌感中。经历了30年经济高速增长的中国第一次面对这样一场来势汹汹的金融危机，全球多半国家都没有幸免，中国能够幸免吗?很多人内心里都在怀疑地问。
但是当俄罗斯消费市场几乎停摆时，我的邻居并没有停止给他的宝贝女儿买回无数芭比娃娃；当雷曼倒掉美国人感觉几乎是全球末日时，他们开始反复询问中国机会；欧美大量此前根本不来中国的PE们在2008年末开始大举进入中国；在硅谷。新能源被VC及创业者视为救命稻草，而新能源领域基本上在全球早已占有一席之地。
当与这些创业家分享他们在异国亲历经济危机时看到的种种时，或许你会庆幸，还好身在中国。
雷曼倒了 简直是世界末日
2008年9月15日早晨八点半，动向集团董事长陈义红看到美林银行的员工按时来到酒店楼下的时候，心里松了一口气。“美林员工的第一句话，就是非常、非常感谢我们的CEO塞恩，我们还活着。没有他的决策，我们就会像雷曼一样消失在历史中。”陈义红说，他们按照计划14日晚上来纽约，由美林牵头进行15日的中报路演。就在15日早晨五点多钟，美国国会的讨论结果公布，雷曼兄弟倒闭，塞恩把美林银行卖给了美国银行。
“如果美林倒闭，我们就不用再路演了。现在它被美国银行收购，我们不知道是不是美林还能够继续带我们路演，所以看到美林的员工站在楼下接我们，我们觉得很庆幸。”陈义红说，除此之外，当时他的内心非常复杂，因为仅仅在一天之内，世界排名前五的两大投行就同时消失了。
因为之前已经安排，即使遇到了这样的意外，美林方面仍然希望陈义红他们照常进行路演，但是大家都知道。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而且在路演时，陈义红发现几乎所有的投资者都不关注动向在说什么，而是时刻关注着新闻。当时AlG的股票一天四成四成地往下跌，大家都在讨论说，如果不救AIG的话，全世界将会损失1500亿美元。
“这是一个百年不遇的时刻，我的心情也很复杂，我想一定要见证这一时刻。”当天下午四点钟，陈义红专程去雷曼兄弟位于时代广场的大楼，看到二十几部电视转播车、大量的文字记者和摄影记者，涌在大楼出口，记录这一金融寡头的历史时刻。旁边的咖啡厅和酒吧里，雷曼的员工在那里喝酒聊天发牢骚，有的则直接抱着行李和办公物品走上回家的路。
“没有人示威，也没有人闹事，因为在美国，公司破产的时候就进入一个破产程序，所有的人就都失业了，大家都可以接受这个事实。”这种情形给了陈义红很大的压力，“在美国这样一个讲究规则、讲究风险意识、讲究流程的国家，竟然会出现这样的灾难，中国将会出现什么，我们的企业将会出现什么情况?”
第二天，美林带着陈义红他们去波士顿路演的时候，所有的银行、基金之间的借贷全部停止，基金被投资者大量赎回，资金已经开始不流通了。“那个时候感觉就像世界末日一样。”
在路演时，美国人问陈义红怎么看中国市场，陈义红向对方分析，中国的资本市场没有和全球市场接轨，因此相对安全。第二个就是中国公务员的工资比较稳定，对消费品影响不大。
“这是一种很复杂的心态，美国市场垮了，这时候大家看中国市场的时候，你会千方百计地找出来一些与国际市场不接轨的东西，去描述你的市场。实际上在市场好的时候，你又千方百计地描述自己怎么国际化。所以这是一个很搞笑的游戏，这可能就是生意吧。”陈义红说。
硅谷 新能源成为救命稻草
架势无线CEO叶忻2008年在硅谷度过了一个不一样的圣诞节。他家在硅谷，每年都会回去四五趟。他发现，今年圣诞节，—个最大的不同就是酒店座位没有以前那么难订了。“往年订座位，老早就发现各个酒店都订满了，但今年没有。像我去最好的地区，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那些地方去吃饭，都没订满。”原本90美元—位的价格已经变为69美元，吃饭的时候房间里的人也不多。
很多商店的商品价格也在下降，购物的人减少了。原来购物找停车位要花费半个小时。如今只要十几分钟。
“电视上天天在讲，银行怎么救汽车公司，要不要给他们贷款。因为那些天基本上全天讲这个，人们听得太多了，有人就在电视里呼吁，大家不要再谈诸如‘拯救计划’之类的字眼。”叶忻说。
但是叶忻去苹果公司的店里发现，来买苹果产品的人还是特别多，“苹果公司的业务还是挺好的。”很多硅谷的公司短期还没有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因为这些公司之前已经融到了钱，所以没有受到太大影响。但是这些公司不会再雇新人，他们尽量在降低成本。
在硅谷，互联网好像不再是最大的热点，叶忻感觉几乎人人都在谈论新能源、环保。所有的VC、公司似乎都开始将注意力转移到新能源领域。Google跟GE成立了一个合资公司做新能源。Google的CEO施密特甚至在斯坦福大学附近的一个高科技企业家俱乐部——匠吉尔俱乐部上，开始大谈再生能源、风能，以及如何用这些能源在全国建成各个汽车充电点。在低谷期所有的公司都渴望并试图借用其他力量度过这次危机，新能源几乎成了创业公司和VC们的救命稻草。经历了数个低谷的叶忻感觉Google有点太急切了。
2001年，硅谷的房地产遭遇了沉重的打击，但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并未出现大幅降价。根据叶忻的了解，虽然斯坦福大学附近那些房价没有什么变化，但硅谷周边的房地产还是受了影响，平均价格大概跌了20％。雅虎裁了大概10％的员工，Google虽然没有裁员，但是已经弃用了之前的很多咨询公司，硅谷的办公楼房空置率因此高了很多。
欧洲的房价也开始往下跌。2008年，太美科技旅行俱乐部董事长胡恃晖去了好几趟欧洲，同行的都是一些地产商，大家关注的自然是地产领域。伦敦CBD的很多办公楼盘，相比高峰期价格已经降了30％到40％。在法国、意大利等地方，很多别墅和楼宇挂牌准备卖掉，价格也很低。他们游行所到之处大受欢迎，这些城市都巴不得中国的这些买家们能把那些楼给买下来。
日本 远比中国从容
相比纽约，陈义红觉得日本在经济危机面前要从容得多。因为收购了日本Phenix体育用品公司，他要经常去东京。他发现金融危机对日本的内需市场影响很小，受影响比较大的是丰田汽车这种企业，因为它有相当一部分市场在海外。
“日本市场和中国有很大的不同，它更加国际化。 日本的经济复苏从二战到现在已经有五六十年的时间了。不管在资本市场还是在宏观研究方面，日本都是一个非常国际化的市场。他们对国际的敏感度基本上和经济超级大国是同步的。”陈义红感觉，“因为经历过几次大的经济低迷，因此日本不会像中国显得这么浮躁。所以他们在处理危机时，不会像中国的企业这样茫然。”
陈义红观察到，日本的策略调整非常快，针对经济危机，政府也出台了很多应对金融危机的政策，诸如发购物券等刺激消费的举措，“他们实际上在刚出现情况的时候就开始出台办法应对了，我个人感觉他们应对起来相对比较自如。”
但是中国情形不同。2008年几家国际评级机构每个月都要发布中国GDP增长的数据，但几乎每月数据都有调整。这其实又再次加剧了人们的恐慌感。
“因为能源类的价格体系全部乱掉了，在短短的一季度之内的变化，煤可能从1000块一下变成300块、400块，这种价格的不稳定对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我们是第二大消费国，又没有经历过这种状况，但是日本就不一样了，它经历过日元升值50％，经历过各种金融危机，所以他们能够很快出台政策。日本政府的调剂机能、处理危机的能力要比我们强一些。”
陈义红觉得日本对美国的谨慎态度也帮了日本的忙。“日本经历了十年前大举进军美国，把纽约曼哈顿的一栋栋大楼买下来的过程，最后让美国人给玩惨了。全部丢掉。其实那时候他们已经知道跟美国人打交道要很小心，不会像中国人买了那么多美国的债券，让美国人把钱都给花完了。”
“日本的岛国文化决定了他们是非常保守的民族。”陈义红告诉记者，刚刚收购日本公司的时候，他不了解日本文化，不了解日本的流程，不了解日本的管理者，所以在初期更多是倾听他们的声音，如今，他听到的看到的这一切，对收购公司、这个国家的逐步了解，使他能更从容地整合这家公司了。
俄罗斯 市场差不多停摆了
三星中国社长朴根熙是跨国公司中国CEO中著名的美男子：一头白发潇洒地向后飞扬，讲话激情洒脱，酷似小征泽尔。但是，在2008年最后一天，员工们惊讶地发现一个酷似社长的黑发男子走进了社长办公室。秘书最后向大家确认，这个男子不是社长弟弟，就是社长本人，只不过是染黑了头发的社长。
员工不习惯，和他相熟的中国媒体总编们也很纳闷。在2009年1月中旬的小范围的媒体晚餐会上，朴社长揭开了谜底：2008年是他30年职业生涯里最感困难的一年，元旦期间北京国美、苏宁店里的人流甚至不到去年的40％，这个传统的销售黄金期，三星人花了巨大努力，仍然只完成了往年50％的销售任务。“三星中国有7万多名员工，2009年我要认真考虑如何保住这么多人的饭碗，这是个很艰巨的任务。三星中国的干部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危机，大家都有些慌张。在这种情况下，我染黑了头发，希望给大家一些信心。”
朴社长的信心是有“全球依据”的。眼下，欧洲各国、美国、日本的三星社长同僚，最羡慕的就是他。2008年底，日本三星的社长打电话给他，一边问候他新年，祝贺他身处最有希望的中国市场。一边也语含“威胁”：我们三星全看中国市场了，你要好好干啊，弄不~2009年我们几个都得到中国来找饭吃了。
三星全球其他市场的社长，2009年的日子预料要比朴社长难过得多。美国、日本、欧盟各国不消说，中国之外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情况也非常糟糕。 “这几个月我们发往俄罗斯乌克兰市场的产品，几乎原封不动退回来了。没想到俄罗斯的市场崩溃得这么厉害，除能源之外的企业，几乎整体陷入危机。采购和消费差不多停顿下来了。”
“这次危机，和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有很大不同。全球没有一个地方能幸免。”朴社长非常相信中国政府振兴经济的能力，但是当总编们问他对未来全球经济好转时间点的判断时，他又非常凝重、迟疑：2011年?2010年底?反正，2009年还不会是最低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