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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苏曼殊的一生富有传奇的色彩,在生命的后期他用“自戕”的形式结束了极其短暂的一生。本文从苏曼殊的生平、身世、政治思想与佛教思想等方面,透视苏曼殊“自戕”的内在原因。
关键词: 苏曼殊 自戕 原因
“自戕”一词出现在1912年3月苏曼殊《答萧公书》一信中,文中写道:“亡友笃生曾尼不慧曰:‘此道不可以之安身立命。’追味此言,吾诚不当闲愁自戕也!”[1]P241考证此信的写作背景即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呼号销声匿迹,革命诗人置身于花酒丛中唱诗互和。柳亚子《壬子暮春送曼殊东渡》写道:“红灯绿酒几旬醉,海水风天万里行。正是阳春旧三月,樱花丛里访调筝。”又如诸宗元《楚仓招饮未赴戏柬一诗并寄曼殊日本》:“豪隽婵娟杂座中,晚归惜少一樽同。海东老衲还相念,消受桃花扇底风。”苏曼殊作为南社成员之一,内心的闲愁是来自自己对政界的失意,苏曼殊与当时的南社文人一时沉溺在红灯绿酒间,用狂食滥饮疏解内心的闲愁,放纵自己、戕伐自己。
我认为苏曼殊英年早逝,除以对当时政治的失望,还归于他短暂生涯中的坎坷,因而种种遭遇让苏曼殊产生对个体生命的隐忧。
一
根据柳无忌先生所作《苏曼殊年表》[2]P303,苏曼殊生于1884年,1918年卒于上海光慈医院,享年三十五岁。罗建叶在《曼殊研究草稿·小序》中说:“他真可以说是人间最近的一朵很美丽的奇花;便论他的生涯的短促,和遭际的坎坷,也可谓薄命如樱花染者的了。”[1]P355我们对《苏曼殊全集》中苏曼殊写给友人的100多封信件进行统计,在60多封信中苏曼殊与友人谈及病情。如甲寅八月所作《与邓孟硕书》:“日本虽有名医,又何能起余幽忧之疾?”1913年12月于日本所作《与柳亚子书》:“病骨支离,异域飘寄,旧游如梦,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医生大吃年糕,故连日病势,又属不佳;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又如1913年12月作《致叶楚伧》:“医者云余病颇重,余固司空见惯,可勿念也。”纵观苏曼殊的生平,自其在给友人刘三第的信中写道:“过沪时因小疾未尽脱体,不克趋叩高斋。”迄最后告知柳亚子:“贱恙仍日卧呻吟,不能起立,日泻五次,医者谓须待夏日方能愈,亦只好托之天命。”苏曼殊以一任天命的心态、狂食滥饮的行为,戕害本就病重的躯体,我认为苏曼殊以自戕的形式结束短暂的生命是有原因的。
苏曼殊的养母河合仙在《曼殊画谱序》[1]P19中曾说:“吾儿少不聪明,兼多疾病。”日本僧飞锡《潮音跋》:“曼殊阇黎,始名宗之助。自幼失怙,多病寡言。”[1]P38苏曼殊短暂的一生常常伴随疾病的煎熬,纵观苏曼殊所写的书信,常常因病所扰。1907年8月作《与刘三书》:“盖曼归时在长崎旅馆沾寒疾,卧床八日,回此惟有一身瘦骨而已。”又如1910年于爪哇作《与高天梅书》:“衲行脚南荒,药垆为伍,不觉逾岁。旧病新瘥,于田亩间尽日与田夫闲话,或寂处斗室,哦诗排闷。”苏曼殊在苦役的一生中始终与药垆为伍,如1910年5月于爪哇作《与高天梅书》:“遥念诸公文酒风流,而我飘流绝岛,嗟夫病骨,还剩几朝,尚不可知,焉问归期!”1908年正月于日本作《与刘三书》:“日间须往横滨病院静养,盖得肝跳症也。……曼贫病交加,返国之期未有定。”1912年4月日本《与叶楚怆柳亚子朱少屏书》:“近日腹中寒泄,生洞泄之疾,久未修笺道念,恕之。”1913年12月于日本作《与刘三书》:“今日严寒,病愈不佳。……医师云:肠病最难治疗,余既不专心系爱,天心自有安排耳。……昨宵发热一次,今晨仅能食面包少许。”由此可见,苏曼殊的生平伴随着疾病的困扰,他曾患脑疾、疮痛、痢疾、咯血症、肠病、肝跳症等众多难以医治的疾病,病情常常复发,旧病新瘥使苏曼殊饱受身心折磨。
二
苏曼殊的身世之谜,是困扰他一生的痛楚,学术界就苏曼殊的身世之谜,自研究苏曼殊以来一直是争论的问题。现存苏曼殊原稿《潮音跋》中,苏曼殊将“遭逢身世,有难言之痛”的“痛”字改为“恫”字,柳亚子在1928年修改的《对于‘曼殊研究草稿’的我见》[3]P406和《对飞锡‘潮音跋’的意见》[3]P371中对苏曼殊身世之“难言之恫”进行考证,由此可见身世之谜对苏曼殊本人是非常重要的。1907年10月,苏曼殊在《与刘三书》这封信中袒露自己的心声:“家庭事虽不足为兄道,每念及,伤心无极矣。嗟夫刘三,曼诚不愿栖迟于此五浊恶世也。”通过这封信我们作出这样的解释,每每触及苏曼殊一生保持缄默的“难言之恫”这个问题,率真充满浪漫气质的苏曼殊即会陷入无限的沉思与内心的纠结之中。《潮音跋》发表后,引发了苏曼殊身世问题的讨论,柳亚子在《对飞锡‘潮音跋’的意见》一文中讲述刘三质问曼殊的身世问题,曼殊回答他:“这不成什么问题,马马虎虎就算了。”刘三又说:“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如可以马马虎虎?”曼殊不则声,自吸着雪茄烟。[3]P371我们可以看出苏曼殊对他个人身世不愿再作解释,他一生对世人隐晦的“难言之恫”在内心是十分纠结的,从“为问生身亲父母,卖儿还剩几多钱”,以及《本事诗》中“生身阿母无情甚,为向摩耶问夙缘”中可以看出,迷离的身世使他的精神世界经受极大的煎熬,身世问题成为他一生的难言之痛。
三
苏曼殊生活在中国政治历史风雨变革的动荡年代,在环境的影响下,他也纵然跃身投入革命的时代激流。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苏曼殊为之振奋,他在病中给柳亚子、马君武這样写道:“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同年11月他在与柳亚子的通信中写道:“‘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遥知亚子此时乐也。如腊月病不为累,当检燕尾乌衣典去,北旋汉土。”辛亥革命胜利后,苏曼殊对革命投以高度的热情。1912年,苏曼殊返回上海,在《太平洋报》任笔政,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辛亥革命的形势江河日下,又使他高亢的革命激情化为失意的苦闷。革命失败后苏曼殊将自己的生命涂上悲观色彩。柳无忌先生在《苏曼殊研究的三个阶段》[3]P531中指出:“他(苏曼殊)的消极厌世的悲观论调,反映在他的作品和书信内……曼殊与革命人士的交游,他的爱国忧民的思想表现在文字内的,虽时断时续,却从未完全放弃。”民族的危机和革命的失败将苏曼殊卷入无声的苦闷世界。
四
我认为,佛教中的虚空世界对苏曼殊的自戕行为也有影响。苏曼殊亦俗亦僧,他在1914年2月年作的《与刘三书》中提到:“顷至东京,专攻三论宗,以一向随顺,住心观净,是病非禅;所谓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这种虚无的色即是空的境界,让苏曼殊置身于世外,自戕的行为让他内心的隐忧得以发泄。因此他在给南社友人的信中常常有着“负气如昔”、“一任天命”的消极厌世的情绪,如1913年12月在日本作《与柳亚子书》:“病骨支离,异域飘寄,旧游如梦,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医生大吃年糕,故连日病势,又属不佳;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君见字定要说和尚贪嘴,一笑。前服之药甚效,乞以处方录寄。”1914年于日本作《与邵元冲书》:“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伍仲文在《曼殊杂记》中记载:“我空,人空,宇宙空,我视无有物,今之罗列着,即为异日之灰尘。归诸太空又何足异?且佛在心头,行在心后,抱佛心者,施佛行便是,食物穿肠莫问精神修养,愿诸子心参之。”我们依据苏曼殊对心中之佛的理解可以认为,苏曼殊一生的遭遇,以及他入佛门后对人生的理解促成了他这样一种放任天命的心态。他视万物为空,视无有物,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坎坷的命运让他的世界虚空无量。苏曼殊认为食物穿肠莫问精神修养,他在信中提到吃药不如八宝饭,至于对病情是无所顾忌了,他在人生的后期暴饮暴食一任天命的心态便可作出解释。
毛策在《变形的人格再塑——苏曼殊人格论》[4]P145说道:“在人生遇到磨难之时,甚至在春风得意之日,自卑感和反抗欲离理性王国的距离愈远,发展成自暴自弃、狂食滥饮、挥金如土、旷野叫啸等一系列奇异举动。”邵盈武认为苏曼殊的这种“自戕”是“无不是曼殊病态化了的自虐倾向的外化形式”[5]P15
我认为苏曼殊自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苏曼殊自幼体弱多病,病情反复折磨曼殊的心灵,他在小说《绛纱记》即说:“予友生多哀怨之事,顾其情楚恻,有落叶哀蝉之叹者,则莫若梦珠。”梦珠是苏曼殊的别名,苏曼殊用“落叶哀蝉”比喻自己的身世,莫如落叶之飘零、哀蝉之凄婉,藏于心灵深处的身世之谜,尤为哀怨楚恻。时代的渲染让苏曼殊积极投身于革命,我们看到他的作品《三次革命军题辞》、《女杰郭耳缦》等以及感受到革命失败后他的失意苦闷。柳无忌在《苏曼殊研究的三个阶段》[3]P536一文中说:“他生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因此养成了他在后期中那种厌世的态度、放荡的行为、伤身的嗜好——这些他生活中的污点戕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使他英年早逝。”正是这样复杂的环境使苏曼殊在心灵的深处承载对个体生命的担忧,因此在佛教中酒肉穿肠的影响下,苏曼殊选择了无意识的自戕,加重了病情的恶化。黑暗、复杂的社会环境引发了苏曼殊内心对生命忧患的思考,而经过对其自戕行为的客观分析后,我们再来回顾苏曼殊传奇的一生,就不觉为奇了。
参考文献:
[1]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四册)[M].上海:上海百新书店,1985.
[2]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二册)[M].上海:上海百新书店,1985.
[3]柳无忌编.柳亚子文集·苏曼殊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毛策著.苏曼殊传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5]邵盈武著.苏曼殊新论[M].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
关键词: 苏曼殊 自戕 原因
“自戕”一词出现在1912年3月苏曼殊《答萧公书》一信中,文中写道:“亡友笃生曾尼不慧曰:‘此道不可以之安身立命。’追味此言,吾诚不当闲愁自戕也!”[1]P241考证此信的写作背景即辛亥革命失败后,革命呼号销声匿迹,革命诗人置身于花酒丛中唱诗互和。柳亚子《壬子暮春送曼殊东渡》写道:“红灯绿酒几旬醉,海水风天万里行。正是阳春旧三月,樱花丛里访调筝。”又如诸宗元《楚仓招饮未赴戏柬一诗并寄曼殊日本》:“豪隽婵娟杂座中,晚归惜少一樽同。海东老衲还相念,消受桃花扇底风。”苏曼殊作为南社成员之一,内心的闲愁是来自自己对政界的失意,苏曼殊与当时的南社文人一时沉溺在红灯绿酒间,用狂食滥饮疏解内心的闲愁,放纵自己、戕伐自己。
我认为苏曼殊英年早逝,除以对当时政治的失望,还归于他短暂生涯中的坎坷,因而种种遭遇让苏曼殊产生对个体生命的隐忧。
一
根据柳无忌先生所作《苏曼殊年表》[2]P303,苏曼殊生于1884年,1918年卒于上海光慈医院,享年三十五岁。罗建叶在《曼殊研究草稿·小序》中说:“他真可以说是人间最近的一朵很美丽的奇花;便论他的生涯的短促,和遭际的坎坷,也可谓薄命如樱花染者的了。”[1]P355我们对《苏曼殊全集》中苏曼殊写给友人的100多封信件进行统计,在60多封信中苏曼殊与友人谈及病情。如甲寅八月所作《与邓孟硕书》:“日本虽有名医,又何能起余幽忧之疾?”1913年12月于日本所作《与柳亚子书》:“病骨支离,异域飘寄,旧游如梦,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医生大吃年糕,故连日病势,又属不佳;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又如1913年12月作《致叶楚伧》:“医者云余病颇重,余固司空见惯,可勿念也。”纵观苏曼殊的生平,自其在给友人刘三第的信中写道:“过沪时因小疾未尽脱体,不克趋叩高斋。”迄最后告知柳亚子:“贱恙仍日卧呻吟,不能起立,日泻五次,医者谓须待夏日方能愈,亦只好托之天命。”苏曼殊以一任天命的心态、狂食滥饮的行为,戕害本就病重的躯体,我认为苏曼殊以自戕的形式结束短暂的生命是有原因的。
苏曼殊的养母河合仙在《曼殊画谱序》[1]P19中曾说:“吾儿少不聪明,兼多疾病。”日本僧飞锡《潮音跋》:“曼殊阇黎,始名宗之助。自幼失怙,多病寡言。”[1]P38苏曼殊短暂的一生常常伴随疾病的煎熬,纵观苏曼殊所写的书信,常常因病所扰。1907年8月作《与刘三书》:“盖曼归时在长崎旅馆沾寒疾,卧床八日,回此惟有一身瘦骨而已。”又如1910年于爪哇作《与高天梅书》:“衲行脚南荒,药垆为伍,不觉逾岁。旧病新瘥,于田亩间尽日与田夫闲话,或寂处斗室,哦诗排闷。”苏曼殊在苦役的一生中始终与药垆为伍,如1910年5月于爪哇作《与高天梅书》:“遥念诸公文酒风流,而我飘流绝岛,嗟夫病骨,还剩几朝,尚不可知,焉问归期!”1908年正月于日本作《与刘三书》:“日间须往横滨病院静养,盖得肝跳症也。……曼贫病交加,返国之期未有定。”1912年4月日本《与叶楚怆柳亚子朱少屏书》:“近日腹中寒泄,生洞泄之疾,久未修笺道念,恕之。”1913年12月于日本作《与刘三书》:“今日严寒,病愈不佳。……医师云:肠病最难治疗,余既不专心系爱,天心自有安排耳。……昨宵发热一次,今晨仅能食面包少许。”由此可见,苏曼殊的生平伴随着疾病的困扰,他曾患脑疾、疮痛、痢疾、咯血症、肠病、肝跳症等众多难以医治的疾病,病情常常复发,旧病新瘥使苏曼殊饱受身心折磨。
二
苏曼殊的身世之谜,是困扰他一生的痛楚,学术界就苏曼殊的身世之谜,自研究苏曼殊以来一直是争论的问题。现存苏曼殊原稿《潮音跋》中,苏曼殊将“遭逢身世,有难言之痛”的“痛”字改为“恫”字,柳亚子在1928年修改的《对于‘曼殊研究草稿’的我见》[3]P406和《对飞锡‘潮音跋’的意见》[3]P371中对苏曼殊身世之“难言之恫”进行考证,由此可见身世之谜对苏曼殊本人是非常重要的。1907年10月,苏曼殊在《与刘三书》这封信中袒露自己的心声:“家庭事虽不足为兄道,每念及,伤心无极矣。嗟夫刘三,曼诚不愿栖迟于此五浊恶世也。”通过这封信我们作出这样的解释,每每触及苏曼殊一生保持缄默的“难言之恫”这个问题,率真充满浪漫气质的苏曼殊即会陷入无限的沉思与内心的纠结之中。《潮音跋》发表后,引发了苏曼殊身世问题的讨论,柳亚子在《对飞锡‘潮音跋’的意见》一文中讲述刘三质问曼殊的身世问题,曼殊回答他:“这不成什么问题,马马虎虎就算了。”刘三又说:“这是你的终身大事,如可以马马虎虎?”曼殊不则声,自吸着雪茄烟。[3]P371我们可以看出苏曼殊对他个人身世不愿再作解释,他一生对世人隐晦的“难言之恫”在内心是十分纠结的,从“为问生身亲父母,卖儿还剩几多钱”,以及《本事诗》中“生身阿母无情甚,为向摩耶问夙缘”中可以看出,迷离的身世使他的精神世界经受极大的煎熬,身世问题成为他一生的难言之痛。
三
苏曼殊生活在中国政治历史风雨变革的动荡年代,在环境的影响下,他也纵然跃身投入革命的时代激流。当辛亥革命胜利的消息传来,苏曼殊为之振奋,他在病中给柳亚子、马君武這样写道:“迩者振大汉之天声,想两公都在剑影光中,抵掌而谈;不慧远适异国,惟有神驰左右耳。”同年11月他在与柳亚子的通信中写道:“‘壮士横刀看草檄,美人挟瑟请题诗’,遥知亚子此时乐也。如腊月病不为累,当检燕尾乌衣典去,北旋汉土。”辛亥革命胜利后,苏曼殊对革命投以高度的热情。1912年,苏曼殊返回上海,在《太平洋报》任笔政,宣传资产阶级民主政治。而辛亥革命的形势江河日下,又使他高亢的革命激情化为失意的苦闷。革命失败后苏曼殊将自己的生命涂上悲观色彩。柳无忌先生在《苏曼殊研究的三个阶段》[3]P531中指出:“他(苏曼殊)的消极厌世的悲观论调,反映在他的作品和书信内……曼殊与革命人士的交游,他的爱国忧民的思想表现在文字内的,虽时断时续,却从未完全放弃。”民族的危机和革命的失败将苏曼殊卷入无声的苦闷世界。
四
我认为,佛教中的虚空世界对苏曼殊的自戕行为也有影响。苏曼殊亦俗亦僧,他在1914年2月年作的《与刘三书》中提到:“顷至东京,专攻三论宗,以一向随顺,住心观净,是病非禅;所谓心如虚空,亦无虚空之量。”这种虚无的色即是空的境界,让苏曼殊置身于世外,自戕的行为让他内心的隐忧得以发泄。因此他在给南社友人的信中常常有着“负气如昔”、“一任天命”的消极厌世的情绪,如1913年12月在日本作《与柳亚子书》:“病骨支离,异域飘寄,旧游如梦,能不悲哉!瑛前日略清爽,因背医生大吃年糕,故连日病势,又属不佳;每日服药三剂,牛乳少许,足下试思之,药岂得如八宝饭之容易入口耶?君见字定要说和尚贪嘴,一笑。前服之药甚效,乞以处方录寄。”1914年于日本作《与邵元冲书》:“明日肚子洞泄否,一任天命耳。”伍仲文在《曼殊杂记》中记载:“我空,人空,宇宙空,我视无有物,今之罗列着,即为异日之灰尘。归诸太空又何足异?且佛在心头,行在心后,抱佛心者,施佛行便是,食物穿肠莫问精神修养,愿诸子心参之。”我们依据苏曼殊对心中之佛的理解可以认为,苏曼殊一生的遭遇,以及他入佛门后对人生的理解促成了他这样一种放任天命的心态。他视万物为空,视无有物,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坎坷的命运让他的世界虚空无量。苏曼殊认为食物穿肠莫问精神修养,他在信中提到吃药不如八宝饭,至于对病情是无所顾忌了,他在人生的后期暴饮暴食一任天命的心态便可作出解释。
毛策在《变形的人格再塑——苏曼殊人格论》[4]P145说道:“在人生遇到磨难之时,甚至在春风得意之日,自卑感和反抗欲离理性王国的距离愈远,发展成自暴自弃、狂食滥饮、挥金如土、旷野叫啸等一系列奇异举动。”邵盈武认为苏曼殊的这种“自戕”是“无不是曼殊病态化了的自虐倾向的外化形式”[5]P15
我认为苏曼殊自戕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苏曼殊自幼体弱多病,病情反复折磨曼殊的心灵,他在小说《绛纱记》即说:“予友生多哀怨之事,顾其情楚恻,有落叶哀蝉之叹者,则莫若梦珠。”梦珠是苏曼殊的别名,苏曼殊用“落叶哀蝉”比喻自己的身世,莫如落叶之飘零、哀蝉之凄婉,藏于心灵深处的身世之谜,尤为哀怨楚恻。时代的渲染让苏曼殊积极投身于革命,我们看到他的作品《三次革命军题辞》、《女杰郭耳缦》等以及感受到革命失败后他的失意苦闷。柳无忌在《苏曼殊研究的三个阶段》[3]P536一文中说:“他生长在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因此养成了他在后期中那种厌世的态度、放荡的行为、伤身的嗜好——这些他生活中的污点戕害了他的身体健康,使他英年早逝。”正是这样复杂的环境使苏曼殊在心灵的深处承载对个体生命的担忧,因此在佛教中酒肉穿肠的影响下,苏曼殊选择了无意识的自戕,加重了病情的恶化。黑暗、复杂的社会环境引发了苏曼殊内心对生命忧患的思考,而经过对其自戕行为的客观分析后,我们再来回顾苏曼殊传奇的一生,就不觉为奇了。
参考文献:
[1]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四册)[M].上海:上海百新书店,1985.
[2]柳亚子编.苏曼殊全集(第二册)[M].上海:上海百新书店,1985.
[3]柳无忌编.柳亚子文集·苏曼殊研究[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4]毛策著.苏曼殊传论[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5]邵盈武著.苏曼殊新论[M].百花文艺出版社,19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