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法研究白鲟，因为已经没有可以研究的对象了。”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长江水产研究所农业农村部重点实验室主任、研究员危起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开门见山地说。
　　上世纪80年代，在葛洲坝下江段还能经常见到误捕死亡或被船舶打死打伤的白鲟，后来就不常见了。
　　危起伟最后一次发现白鲟幼鱼是在1991年，之后，在2002年和2003年分别接触过两次白鲟误捕抢救。
　　但在那之后，他再也没有亲眼见过白鲟。
　　与白鲟同属鲟形目，且也生活在长江流域的中华鲟和长江鲟也面临着同样的濒危困境。
　　为了保护这3个物种，国家早在1983年就将它们纳入《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
　　1989年，长江分布的这3种鲟鱼再次被纳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同一时间被收录的还有憨态可掬的大熊猫。
　　30年过去了，国际自然保护联盟已经将大熊猫濒危等级由“濒危”降格为“易危”，而长江流域内却再也难觅白鲟的踪迹，自2000年以来没有发现长江鲟自然繁殖，中华鲟也依然挣扎在灭绝的边缘。

活在死亡边缘

　　2002年，危起伟带领研究团队在长江南京段遇到过一条受伤的白鲟。“那天是12月1日，我们救起了这条白鲟。它被过往船舶和渔网伤害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危起伟回忆说。经过29天的救治，这条白鲟伤重而亡。
　　带着不舍与无奈，危起伟带领研究团队再次投入到寻找过程中。功夫不负有心人，2003年1月24日，在宜宾市南溪县段，他们又发现了一条伤痕累累的白鲟。
　　幸运的是，经过一整天的抢救，这条白鲟终于从死亡边缘回来。
　　为了进一步追踪白鲟的生活情况，研究人员为它安装了超声波跟踪器。
　　“它那么迫不及待地想回到江中，几乎没有等到我们将绳子完全解开，就奋力挣脱跳进了江中。”危起伟说。
　　好在追踪器还牢牢绑在白鲟的身上。

　　跟着追踪信号，危起伟等人可以找到白鲟的位置。然而，这份好运气并未持续太久，第二天夜间，追踪艇触礁，无法继续追踪信号。
　　“马上抢修追踪艇，然后让它继续跟踪。”这是危起伟当时唯一的念头。
　　可惜，那天是农历年的腊月二十九，几乎所有人都沉浸在节日的愉悦中，商店关了门，他们找不到地方换螺旋桨。
　　那个年，危起伟过得很不踏实。
　　大年初二，他就带着修好的追踪艇来到长江边，将其放入信号消失的地方。
　　遗憾的是，他们再也没有找回丢失的信号。
　　之后连续8年，危起伟带着几名年轻的科研人员，从四川省宜宾市屏山县一直找到长江口，还是没有找到白鲟的踪迹。
　　面对还能不能找到白鲟这个问题，危起伟有些悲观，因为自1991年之后他再没见过白鲟的幼崽。
　　“与白鲟类似的中华鲟，发现最长寿命约为34年，白鲟的寿命可能不会比它更长。”危起伟说。
　　1991年，他曾发现一条大约三四岁的白鲟幼崽。如果30年算一代，这条幼崽活到今天也已算是高龄了。
　　“近几年，我们一直在通过渔探仪寻找白鲟的踪迹，因为它们身体较长，往往超过2米，重达几百斤。所以渔探仪监测到大型鱼类的反馈信号后，我们经过筛除再判断。8年中，曾经发现过6次疑似白鲟的信号。”危起伟告诉记者。
　　然而，当他们立即与当地渔民联系，快速赶到发现地点时，却从未捕捉到。
　　至于中华鲟，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副研究员高欣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介绍说，根据中国科学院水生生物研究所的调查结果显示，1997—2017年，葛洲坝下游宜昌江段中华鲟繁殖群体逐渐减少，产卵规模逐渐减少，产卵时间从10月底推迟到11月底，产卵次数从每年两次减少到每年一次。
　　2013年、2015年、2017年，在长江中，中华鲟没有产卵活动。
　　2017年，在葛洲坝下游宜昌产卵场利用水下声呐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中华鲟繁殖群体数量仅为20余尾。
　　危起伟一直在努力寻找当年那条大白鲟，但他知道，找到的可能性已经不大了，“说白鲟已经灭绝还有些早，因为国际上对于物种灭绝有标准，白鲟的‘失踪’时间还不到这个标准。就像白暨豚被宣布功能性灭绝，也不意味着真的灭绝了”。

难以恢复的生态环境

　　纵观地球生物的演变历史，鲟鱼已经“过五关斩六将”地在地球生活了2亿年，而与它生活在相同地质年代的生物大多已经灭绝，因此鲟鱼也被认为是现代硬骨鱼类的祖先。
　　“造成白鲟和中华鲟濒临灭绝的原因是长江流域环境恶化。”山东大学海洋学院副教授王亚民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坦言。
　　不过，除了与威胁白暨豚和江豚的水下噪声、轮船船桨和渔民使用电鱼网等恶意捕捞的因素外，还与长江上大大小小的水坝拦住白鲟和中华鲟等鱼类产卵之路有关。
　　“生活在长江的鲟鱼一般都是在长江上游或者金沙江下游进行繁殖，然后到长江中下游寻找食物。”危起伟介绍说。之所以往返长江上下游觅食，是因为中华鲟、白鲟等大型鱼类在江中的地位相当于山中的老虎。老虎需要足够大的领地来保证自己的食物充足，鲟鱼则需要大片的水域领地和栖息地范围来保证其生长与繁育。
　　但是长江上建造的水坝隔断了它们繁殖与觅食的场所。“对白鲟影响最大的就是葛洲坝。”水利专家、中科院院士陈祖煜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当年葛洲坝修建时人们还没有环保意识，过了很长时间才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但再去挽救时，一些珍贵鱼类的种群已经缩减得比较厉害。 　　三峡水电站的修建更是改变了长江的整体格局，最为严重的影响就是长江的水温。
　　而鲟鱼的繁殖对于水温要求比较苛刻，以中华鲟为例，它繁殖时需要的水温是18℃～20℃，一般在10月后，受到来自青藏高原季风的影响，长江的水温正好适宜中华鲟繁殖。
　　但因三峡水坝蓄水等原因，长江上游的水温比往常要增加2℃～4℃，超过了中华鲟繁殖的所需水温。

　　而到了春季，同样因为截流等原因导致水温迟迟无法上升到适宜四大家鱼繁殖的温度。
　　而且，“水坝的建设虽然减少了生活在长江附近的居民被洪水肆虐，但同时也阻碍了鱼群因为洪水而得到的滋养。”危起伟说。
　　现在，长江在人类的干扰下，已经慢慢变得模糊了季节性，变得“平庸”，让鲟鱼难以生存。
　　不仅如此，2009年一篇刊发于《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论文显示，水体污染使中华鲟幼鱼致畸率升高。
　　这项由北京大学胡建英教授团队与长江水产研究所联合开展的研究，发现富集在中华鲟鱼卵中的三苯基锡（TPT），会导致野生中华鲟胚胎畸形，其中，幼鱼眼部致畸率达到1.2%，躯干致畸率达到6.3%。
　　而TPT在船只上并不鲜见，多用于船舶涂料、木材防腐。
　　而且，因为富集效应，越是食物链上端的生物体内，沉积的这种化合物越多，毒性越大。

尝试人工干预

　　“自然界江河水体的污染和格局改变往往被忽视，因为人们无法直观地感知到水下的威胁。但这些影响对于水生生物来说是巨大的，甚至是致命的。只是它们不能通过鸣叫或者其他警示让人们看到。”危起伟痛心地说。
　　为了不让鲟鱼在长江流域消失，科研人员正在尝试用人工干预的方法。危起伟带领团队研发出了鱼类生殖细胞移植技术。
　　这种技术是从雄性或雌性鲟鱼中提取生殖细胞，将其移植到另一种鱼体内，并在后者体内形成鲟鱼的精子和卵子。
　　再通过体外受精，完成繁殖。这项研究已经通过了与白鲟的近亲缘关系物种——匙吻鲟的实验，实验结果显示，移植成功率较高，异种精巢生殖细胞移植等平均嵌合率达65%。
　　“方法已有，但问题是，白鲟却不知何时才能找到。”危起伟说，“如果是现有的白鲟标本，只能提取DNA，无法合成生殖细胞。”
　　不过，对于人工过于干预的方法，王亚民持保留意见：“虽然保护物种也是保护生态系统，但是人工繁殖替代鱼类自然繁殖不是最好的方法，是没有办法的办法。而这种方法背离了保护的初衷，毕竟目的是保护生态系统，而生态系统的稳定也是为可持续发展提供保障。”
　　“目前，长江鱼类最大的威胁是水坝建设和过度捕捞。主要的威胁还包括水域污染、航运、航道整治、挖沙采石、江湖阻隔、岸坡硬化等。对于过度捕捞，主要的解决办法是长江10年休渔。在休渔的同时，一定要保证对科研调查的支持。对于水坝建设，主要的解决办法是加强栖息地保護和保护区管理，拆除支流小水电，增加鱼类栖息地面积，开展人工增殖放流，开展生态调度保持环境流，减少江湖阻隔，开展灌江纳苗。”高欣建议。
　　而且，在中华鲟保护中，可以建立中华鲟保护区，开展宜昌中华鲟保护区的中华鲟繁殖群体和繁殖活动的监测，监测和救护长江口中华鲟幼鲟，研究与保护中华鲟自然繁殖活动环境需求和栖息地特征，采取全人工繁殖和苗种培育、人工繁殖放流、禁止捕捞等措施。
　　而更需要引起人们注意的是，中华鲟、白鲟、长江鲟等濒危物种是长江鱼类资源衰退的缩影，很多土著鱼类都受到了严重的不利影响。
　　这些物种一旦消失，对我国生物多样性是极大的损失。
　　因此，目前应该积极地开展抢救措施保种。
　　“从长远来看，应该进行产卵场和栖息地修复，改善濒危物种的生存环境条件。建议水电企业应该从收益中拿出一部分作为生态补偿，建立长江生态保护基金，加大对长江鱼类的研究和保护力度;同时，应该在充分论证的前提下科学地开展保护工作，不要盲目照搬国外的保护经验，例如修建鱼道。”高欣表示。
　　◎ 来源|中国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