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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1980年以后，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很快跟上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趋势，新、旧课题多头并进，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实证研究不足、一些论题的研究尚处于浅层次的分析等问题的存在，影响了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
关键词：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章编号：1006-723X(2007)05-0034-04
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可以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对西南地区的经贸资源及发展状况进行调研，据此形成了一批珍贵的资料性成果。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云南近代经济问题的专著，如张肖梅著《云南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42年版）、郭垣著《云南省经济问题》（正中书局1941年版）、万湘澄著《云南对外贸易概观》（1946年建兴印刷局印）、严中平著《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年版）等，这些成果侧重云南经贸发展概况的描述，资料价值较高。总体来说，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和地方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才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进入了起步阶段。至90年代初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偏重于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分析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近代经济史的分段问题、官僚资本、洋务企业、外国在华资本的发展及其性质问题是研究者讨论的主要问题。90年代中期以后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研究范围扩展到生产、流通等领域，早期工业化问题、对外经贸关系、市场甚至商人群体等新课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研究方法有所创新，经济学理论、现代化理论、社会学理论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运用，有力地推进了各相关问题的研究。本文不揣冒昧，对云南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作一简单的回顾。
宏观理论问题。朱应庚、董孟雄结合对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划分标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段标准等问题的认识，对云南地方近代经济史的分段问题作了探讨。①董孟雄在《近代地方经济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对云南近代“多层次的民族经济结构”做了深入分析，“多层次”分析的理论给云南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很多启发，不少研究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近代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情况进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另外，李NB246在《云南地方官僚资本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和《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中对地方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等问题均做了系统的研究。这些著述基本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地方近代经济发展中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官僚资本的封建性、民族资本的依附性等基本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分析。
近代经济产业的相关问题。近代云南的经济产业主要集中在工矿业方面，这方面的问题构成了一个研究重点。铜矿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较早就引起了论者的关注，至“近代化”或“现代化”理论引入后，这方面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拓展。研究摆脱了单纯经济史研究的模式，逐渐走上了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路径，对近代经济史的相关问题不再从政治立场出发作简单的评判，而是更注重具体分析两者间的互动关系。
陈征平借鉴“现代化”、“工业化”等相关理论对云南早期工业化路径及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1840年—1949年）》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指出，云南早期工业化受地方环境的制约具有起始阶段投资大、成本高、周期长，以及整体发展迟滞等特点。张守广从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入手对抗战时期后方大中型企业做了研究，提出，重工业在大中型企业中占相当高的比重，所以，国家资本和后方工业的勃兴，对于改变后方地区农业社会的基本面貌作用相当有限，至少在当时没有明显的表现。[注:张守广：《抗战时期后方地区大中型企业的兴起与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徐斌认为：能源与运输交困最终导致了铜业的衰落。[注:徐斌：《试析清中后期云南铜业衰落的原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盐业是云南矿业中一个传统的经济部类，论者对近代滇盐的产制、销岸制度的变化、发展状况等问题作了研究，主要成果有：武晓苏《清代及民国云南盐政变化与地方经济的关系》[注:武晓苏：《清代及民国云南盐政变化与地方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黄培林《民国年间滇盐的产制管理》[注:黄培林：《民国年间滇盐的产制管理》，《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1期。]、吴强《抗战时期的云南盐业》[注:吴强：《抗战时期的云南盐业》，《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3期。]、赵小平《抗战时期云南盐业发展研究》[注:赵小平：《抗战时期云南盐业发展研究》，《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3期。]、重仁、怀玉《云南盐业史上一个以盐为主多种经营的成功范例》[注:重仁、怀玉：《云南盐业史上一个以盐为主多种经营的成功范例》，《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反映出近代滇盐在产制管理、生产经营方面均发生了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变化。
涉及近代农业经济的论著，只有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中有专篇论及鸦片的种植、与云南农村经济的关系问题。作者在《有关鸦片种植与近代云南部分地区农村家庭经济关系浅析》[注:秦和平：《有关鸦片种植与近代云南部分地区农村家庭经济关系浅析》，《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一文中重点研究了鸦片种植与农民家庭经济间的相互关系，指出，缺乏经济效益是农户要求禁止鸦片的部分经济原因。王文成对清末民初云南农业政策做了考察，指出，“清末民初农业政策中略具建设性意义的鼓励、扶持种桑植棉政策，实质上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初步尝试。然而，其选择的重点产业却非云南的优势产业，这决定了桑棉种植业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注:王文成：《清末民初云南农业政策述论》，《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徐君峰对清代云南粮食作物的地域分布进行了论述。[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
有关近代企业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研究很少，却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王水乔指出，清末民初云南的股份制企业集中在工业领域，商业领域的股份制企业集中在昆明。这些股份制企业基本上具备了股份制组织的一般特点，但官僚资本势力的异常强大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注:王水乔：《试论清末至民国年间云南的股份制企业》，《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关于市场问题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涉及市场的形成发展、促动因素、市场的等级结构及其功能、商业资本的发育及投资转向等问题。
云南近代市场的形成发展问题。刘秀生认为，云贵青藏地区虽地处高原，在清代中后期仍然同内地建立了广泛的商业渠道，逐渐融入了全国商业网。[注:刘秀生：《清代中后期青藏云贵的商业交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４期。]陈一石对清中叶以后滇茶向其他省区和国外市场销售的发展状况作了研究[注:陈一石：《清代滇茶叶述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李培林对近代滇茶与英国争夺西藏茶叶市场的问题作了探讨[注:李培林：《近代西藏茶叶市场之争与云南茶叶的地位》，《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均反映出清中后期云南已融入了全国商业网。关于云南近代统一市场，论者一致认为在1911年前已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市场网络，出现了市场结构向近代的转型。王福明侧重对洋货输入后市场结构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认为，随着洋货的输入、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商业资本的积累，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原有的商业区划趋于消失，统一市场逐渐形成，昆明是全滇的商业中心。[注:王福明：《近代云南区域市场初探（1875—1911）》，《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对近代统一市场形成的促动因素，梁宏志重点分析了蒙自开关对市场结构变迁的影响，董孟雄和郭亚非探讨了蒙自开关后交通运输因素对市场结构的影响，认为，滇越铁路通车和抗战期间云南交通技术要素多元化的变革最终导致服从于近代格局的更大的中转市场基本确立。[注:董孟雄、郭亚非：《近代云南的交通运输与商品经济》，《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刘云明的专著《清代云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晚清云南商业市场的形成、发展及商业资本的发展、变化等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系统分析。
对云南商业资本的兴起，论者有不同的看法。王福明和刘云明都认为近代云南商业资本的真正兴起是在咸丰以后。[注:王福明：《近代云南区域市场初探（1875—1911）》，《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刘云明：《清代云南商业资本的运动》，《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但梁宏志则认为，云南本地商人在商品经济中开始扮演主角是在蒙自开关和滇越铁路开通后。[注:梁宏志：《蒙自开关与近代云南市场结构变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论者普遍认为近代云南的资本大多集中在商业领域，没能适应云南近代经济发展的需要。陈征平的观点不同于此，认为，从整体上说，晚清云南地区由于朝廷经济统制的力量出现松动，地区自主能力提高，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社会资本积累的流向也基本趋于社会进步的需要，至少是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相对巨大增长，使在原有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社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都得到了更为充分和有效的运用。[注:陈征平：《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1840年—1949年）》，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对地区市场的研究。刘云明对清代云南边地农村市场做了研究，指出，当时已出现了高层次的市场类型——综合商品集散市场，高层次市场的出现在局部地区甚至导致了周边地区低层次市场的停滞和萎缩。[注:刘云明：《清代云南农村市场探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赵铨考察了近代大理市场商品结构中工业机制品在市场中的比重、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农产品的商品化等问题。[注:赵铨：《近代大理市场的商品结构》，《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肖迎对怒江地区的集市“街”做了考察，认为这些集市不仅起到了“市”的作用，而且具有了近代市场的特征，成为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下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小市场。[注:肖迎：《近代怒江地区的集市与贸易》，《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关于近代云南商品化发展状况，董孟雄认为，从总体上看，近代云南经济类型不是自然经济，而是复合经济，小农经营是这种复合经济的基础。[注:董孟雄：《云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历史分析》，《思想战线》1991年第2期。]赵铨对滇越铁路通车后沿线农村地区经济发生的商品化问题作了具体研究，指出，因种种因素的制约，这种农村商品经济处于低层次的发展状态。[注:赵铨：《滇越铁路沿线农村商品经济初探》，《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董建中对鸦片战争后白族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情况做了研究，杨煜达分析了近代商品化进程对滇西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注:杨煜达：《近代白族工商业的发展及其启示》，《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试析近代滇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影响》，《保山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对外国在华资本及其对云南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往论者比较强调其对华经济的侵略性，近年的研究更注重从中外正常经贸往来的角度，具体探讨对外经贸往来对云南社会经济变化的客观作用。
有关对外经济关系的研究。汪戎认为，云南近代对外关系始终处于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地位，对外资金的输入、技术的交流、设备的引进都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其原因在于，以冲击落后的内封闭自然经济结构为起点的云南工业化力量，在促进传统经济结构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化的同时，又造成了云南社会经济发展更为严重的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无法迅速形成机器大工业发展所亟需的全省规模的开放性消费市场。于是，云南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自发性很强的排斥外洋工业投资的经济结构，使得对外经济关系以资源掠夺型的进出口贸易为主。[注:汪戎：《近代云南对外经济关系》，《思想战线》1987年第5期。]赵铨对外国资本在近代云南的投资活动的考察也表明，外资的投资活动明显地缺乏产业投资，仍滞留于更为原始的掠夺贸易阶段，与同时期全国范围内外资在产业方面的投资比重增长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注:赵铨：《外国资本在近代云南的投资》，《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与以往对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云南的金融活动完全视为经济掠夺不同，唐云锋、刘涛从金融领域的正常竞争入手，重新考量了双方凭借金融实力进行的较量。[注:唐云锋、刘涛：《试论1914年—1935年云南地方银行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博弈》，《思想战线》2003年第3期。]这是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引入云南近代史研究的有益尝试。华侨经济对云南近代经济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相对于国内资本来说，华侨资本也属于外来资本。论者对云南近代华侨资本的形成及其对云南近代经济的影响做了研究，指出，近代云南势力雄厚的商业资本由于不能独立构成新的生产方式，在被卷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和进出口贸易加强后，因转营对外贸易有利于自身发展，加上商埠开放、边界免税贸易等因素，共同构成了云南地区民族资本转移国外形成华侨资本的外部条件。[注:董孟雄、陈庆德：《云南近代华侨的形成、结构和华侨资本的作用》，《思想战线》1984年第5期；《试论华侨经济对云南近代经济的影响》，《经济问题探索》（云南）1985年第4期。]
近些年中外经贸交往的频繁，使得贸易史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从传统到近代化的历程》（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和董孟雄、郭亚非的《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其中系统研究云南对外贸易史的专著。吴兴南侧重从云南对外贸易的近代化转型入手研究云南近代贸易史，认为近代云南社会经济部门成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一环，从而造成了新的经济空间，经济活动已不单纯是自我循环，而是服从于更大系统的运转。但对这种经贸交往，论者普遍认为尚处于在较低层次上进行的状态。贺圣达深入研究了近代云南与中南半岛的经济交往状况，指出，这种经济交往不仅具有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一部分的云南对外经济交往的一般特点，而且具有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交往的特点。[注:贺圣达：《近代云南与中南半岛地区经济交往研究三题》，《思想战线》1990年第1期。]郭亚非指出，这种区域性贸易圈受到贸易各方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只能在较低层次上进行，更没有因贸易发展而推动的投资行为。[注:郭亚非：《近代云南与周边国家区域性贸易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关于商人群体研究。这是将经济史研究的触角深入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新课题。刘云明论述了云南商人在清代贸易经营活动中，对群体形象的调整和再造，认为清代贸易于云南的省内外商人不断进行着群体形象心理与组织的调整，最终使其政治能量和社会影响逐渐得到改观。[注:刘云明：《试析清代云南商人的群体整合》，《思想战线》1996年第2期；《清代云南境内的商贾》，《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周智生对近代纳西族妇女的经商活动，滇西北地区不同民族商人群体的崛起和他们的商贸活动、社会活动，纳西族、白族商人特殊的塑神行为等问题做了研究。[注:周智生：《民国时期丽江商界的纳西族妇女》，《思想战线》1998年第12期；《近代滇西少数民族地区经商习尚的演变》，《云南学术探索》2003年第4期；《近代纳西族、白族商人特殊塑神行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这些研究不局限于商业活动本身，视野拓展至文化、社会等方面，是研究商人群体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一个良好开端。
关于传统经济的研究。董孟雄 、陈庆德研究了云南近代马帮的组织结构，认为，云南近代马帮呈现出一种在资本统制下多层次经营的结构状态，在传统马帮基础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几个地区性的家庭集团式经营资本，雇佣破产贫雇农和小马户，构成了近代云南马帮队伍的主要基干。它不仅在这一领域实现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统制和使用，而且使为数不少的独立马户依附于资本的活动。近代云南马帮与商品经济联系所产生的社会职能及其自身组织结构在演变中所形成的资本化经营性质，使其与工商资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促成马帮经营资本向其他资本形态转化，对马帮对云南近代社会的资本化进程有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注:董孟雄、陈庆德：《近代云南马帮初探》，《经济问题探索》（云南）1985年第4期。]
从上述研究情况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在借鉴、汲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头并进的特点，使起步较晚的研究工作很快跟上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势。无论是研究领域的开拓，还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视角的转换，都对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研究领域既包括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之类的旧论题，也包括经贸往来、商人群体之类的新课题，极大地拓展了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空间。就理论方法而言，现代化理论成为对经济史的有关问题进行长时段考察的重要研究手段，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融合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但笔者以为，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在某些方面尚有待加强。第一，理论、方法的创新与运用。当前，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融合已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主流，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尚存在成果零散、理论与实际问题结合不够紧密的问题，制约了相关论题在研究深度上的拓展。第二，内容结构上的不平衡问题。对官僚资本、对外经贸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系统的成果，对传统经济组织在近代的演化、经济政策、企业制度等问题的探讨则略有涉及。要获得研究的整体突破，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不仅要对旧论题进行联系实际状况的考察，而且需要花大力气去开拓和发展新领域，这样才能推动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第三，需要加强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可以说，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很快摆脱了“大而化之”的研究模式，走向联系实际状况的具体分析，但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采用多学科手段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成果还不多。在扎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跨学科或采取多学科手段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化、立体化的研究，当是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一个方向。
〔责任编辑： 立 英〕
关键词：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
中图分类号：F127 文献标识码：A 章编号：1006-723X(2007)05-0034-04
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可以追溯至抗日战争时期，当时由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组织对西南地区的经贸资源及发展状况进行调研，据此形成了一批珍贵的资料性成果。与此同时，出现了一些专门研究云南近代经济问题的专著，如张肖梅著《云南经济》（中国国民经济研究所1942年版）、郭垣著《云南省经济问题》（正中书局1941年版）、万湘澄著《云南对外贸易概观》（1946年建兴印刷局印）、严中平著《清代云南铜政考》（中华书局1948年版）等，这些成果侧重云南经贸发展概况的描述，资料价值较高。总体来说，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尚未引起研究者的关注。
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经济建设高潮的兴起和地方近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才受到应有的重视，研究进入了起步阶段。至90年代初期，研究主要集中在一些基本问题上，偏重于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原理分析生产关系与分配关系领域的相关问题，研究视角较为单一，近代经济史的分段问题、官僚资本、洋务企业、外国在华资本的发展及其性质问题是研究者讨论的主要问题。90年代中期以后的研究进入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研究范围扩展到生产、流通等领域，早期工业化问题、对外经贸关系、市场甚至商人群体等新课题的研究，都取得了一些有较高学术价值的成果。研究方法有所创新，经济学理论、现代化理论、社会学理论等，均有不同程度的运用，有力地推进了各相关问题的研究。本文不揣冒昧，对云南近代经济史的研究作一简单的回顾。
宏观理论问题。朱应庚、董孟雄结合对中国近代史与现代史的划分标准、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分段标准等问题的认识，对云南地方近代经济史的分段问题作了探讨。①董孟雄在《近代地方经济史研究》（云南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中，对云南近代“多层次的民族经济结构”做了深入分析，“多层次”分析的理论给云南近代史研究者提供了很多启发，不少研究者从这一视角出发对近代云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情况进行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另外，李NB246在《云南地方官僚资本简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和《云南近代经济史》（云南民族出版社1995年版）中对地方官僚资本主义、民族资本主义等问题均做了系统的研究。这些著述基本采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地方近代经济发展中帝国主义的侵略性、官僚资本的封建性、民族资本的依附性等基本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分析。
近代经济产业的相关问题。近代云南的经济产业主要集中在工矿业方面，这方面的问题构成了一个研究重点。铜矿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问题较早就引起了论者的关注，至“近代化”或“现代化”理论引入后，这方面的研究有了进一步的拓展。研究摆脱了单纯经济史研究的模式，逐渐走上了与社会史相结合的路径，对近代经济史的相关问题不再从政治立场出发作简单的评判，而是更注重具体分析两者间的互动关系。
陈征平借鉴“现代化”、“工业化”等相关理论对云南早期工业化路径及模式进行了系统研究（《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1840年—1949年）》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指出，云南早期工业化受地方环境的制约具有起始阶段投资大、成本高、周期长，以及整体发展迟滞等特点。张守广从经济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入手对抗战时期后方大中型企业做了研究，提出，重工业在大中型企业中占相当高的比重，所以，国家资本和后方工业的勃兴，对于改变后方地区农业社会的基本面貌作用相当有限，至少在当时没有明显的表现。[注:张守广：《抗战时期后方地区大中型企业的兴起与发展》，《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2期。]徐斌认为：能源与运输交困最终导致了铜业的衰落。[注:徐斌：《试析清中后期云南铜业衰落的原因》，《云南民族大学学报》1985年第4期。]盐业是云南矿业中一个传统的经济部类，论者对近代滇盐的产制、销岸制度的变化、发展状况等问题作了研究，主要成果有：武晓苏《清代及民国云南盐政变化与地方经济的关系》[注:武晓苏：《清代及民国云南盐政变化与地方经济的关系》，《中国经济史研究》2004年第3期。]黄培林《民国年间滇盐的产制管理》[注:黄培林：《民国年间滇盐的产制管理》，《盐业史研究》1992年第1期。]、吴强《抗战时期的云南盐业》[注:吴强：《抗战时期的云南盐业》，《盐业史研究》1995年第3期。]、赵小平《抗战时期云南盐业发展研究》[注:赵小平：《抗战时期云南盐业发展研究》，《盐业史研究》2005年第3期。]、重仁、怀玉《云南盐业史上一个以盐为主多种经营的成功范例》[注:重仁、怀玉：《云南盐业史上一个以盐为主多种经营的成功范例》，《盐业史研究》1996年第3期。]等，这些研究反映出近代滇盐在产制管理、生产经营方面均发生了与社会变迁相适应的变化。
涉及近代农业经济的论著，只有秦和平《云南鸦片问题与禁烟运动》（四川民族出版社1998年版）中有专篇论及鸦片的种植、与云南农村经济的关系问题。作者在《有关鸦片种植与近代云南部分地区农村家庭经济关系浅析》[注:秦和平：《有关鸦片种植与近代云南部分地区农村家庭经济关系浅析》，《中国农史》2001年第3期。]一文中重点研究了鸦片种植与农民家庭经济间的相互关系，指出，缺乏经济效益是农户要求禁止鸦片的部分经济原因。王文成对清末民初云南农业政策做了考察，指出，“清末民初农业政策中略具建设性意义的鼓励、扶持种桑植棉政策，实质上是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初步尝试。然而，其选择的重点产业却非云南的优势产业，这决定了桑棉种植业难以获得应有的发展。”[注:王文成：《清末民初云南农业政策述论》，《云南社会科学》1995年第6期。]徐君峰对清代云南粮食作物的地域分布进行了论述。[注:《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5年第3期。]
有关近代企业制度和经济政策的研究很少，却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王水乔指出，清末民初云南的股份制企业集中在工业领域，商业领域的股份制企业集中在昆明。这些股份制企业基本上具备了股份制组织的一般特点，但官僚资本势力的异常强大是制约企业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注:王水乔：《试论清末至民国年间云南的股份制企业》，《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4年第1期。]
关于市场问题的研究。这一领域的研究涉及市场的形成发展、促动因素、市场的等级结构及其功能、商业资本的发育及投资转向等问题。
云南近代市场的形成发展问题。刘秀生认为，云贵青藏地区虽地处高原，在清代中后期仍然同内地建立了广泛的商业渠道，逐渐融入了全国商业网。[注:刘秀生：《清代中后期青藏云贵的商业交往》，《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9年第４期。]陈一石对清中叶以后滇茶向其他省区和国外市场销售的发展状况作了研究[注:陈一石：《清代滇茶叶述略》，《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89年第3期。]，李培林对近代滇茶与英国争夺西藏茶叶市场的问题作了探讨[注:李培林：《近代西藏茶叶市场之争与云南茶叶的地位》，《云南社会科学》1981年第1期。]，均反映出清中后期云南已融入了全国商业网。关于云南近代统一市场，论者一致认为在1911年前已形成了以昆明为中心的市场网络，出现了市场结构向近代的转型。王福明侧重对洋货输入后市场结构所发生的变化进行分析，认为，随着洋货的输入、商品流通的扩大和商业资本的积累，市场结构发生变化，原有的商业区划趋于消失，统一市场逐渐形成，昆明是全滇的商业中心。[注:王福明：《近代云南区域市场初探（1875—1911）》，《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对近代统一市场形成的促动因素，梁宏志重点分析了蒙自开关对市场结构变迁的影响，董孟雄和郭亚非探讨了蒙自开关后交通运输因素对市场结构的影响，认为，滇越铁路通车和抗战期间云南交通技术要素多元化的变革最终导致服从于近代格局的更大的中转市场基本确立。[注:董孟雄、郭亚非：《近代云南的交通运输与商品经济》，《云南社会科学》1990年第1期。]刘云明的专著《清代云南市场研究》（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对晚清云南商业市场的形成、发展及商业资本的发展、变化等问题都有较为深入的系统分析。
对云南商业资本的兴起，论者有不同的看法。王福明和刘云明都认为近代云南商业资本的真正兴起是在咸丰以后。[注:王福明：《近代云南区域市场初探（1875—1911）》，《中国经济史研究》1990年第2期；刘云明：《清代云南商业资本的运动》，《云南社会科学》1996年第2期。]但梁宏志则认为，云南本地商人在商品经济中开始扮演主角是在蒙自开关和滇越铁路开通后。[注:梁宏志：《蒙自开关与近代云南市场结构变迁》，《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论者普遍认为近代云南的资本大多集中在商业领域，没能适应云南近代经济发展的需要。陈征平的观点不同于此，认为，从整体上说，晚清云南地区由于朝廷经济统制的力量出现松动，地区自主能力提高，在商品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社会资本积累的流向也基本趋于社会进步的需要，至少是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扩大和商品经济的相对巨大增长，使在原有生产力水平的基础上，社会的人力和物力资源都得到了更为充分和有效的运用。[注:陈征平：《云南早期工业化进程研究（1840年—1949年）》，民族出版社2002年版，第90页。]
对地区市场的研究。刘云明对清代云南边地农村市场做了研究，指出，当时已出现了高层次的市场类型——综合商品集散市场，高层次市场的出现在局部地区甚至导致了周边地区低层次市场的停滞和萎缩。[注:刘云明：《清代云南农村市场探析》，《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2期。]赵铨考察了近代大理市场商品结构中工业机制品在市场中的比重、手工业的发展状况、农产品的商品化等问题。[注:赵铨：《近代大理市场的商品结构》，《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3期。]肖迎对怒江地区的集市“街”做了考察，认为这些集市不仅起到了“市”的作用，而且具有了近代市场的特征，成为在全国统一的大市场下由政府直接管理的小市场。[注:肖迎：《近代怒江地区的集市与贸易》，《云南社会科学》1994年第4期。]
关于近代云南商品化发展状况，董孟雄认为，从总体上看，近代云南经济类型不是自然经济，而是复合经济，小农经营是这种复合经济的基础。[注:董孟雄：《云南地区商品经济的历史分析》，《思想战线》1991年第2期。]赵铨对滇越铁路通车后沿线农村地区经济发生的商品化问题作了具体研究，指出，因种种因素的制约，这种农村商品经济处于低层次的发展状态。[注:赵铨：《滇越铁路沿线农村商品经济初探》，《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7年第4期。]董建中对鸦片战争后白族地区工商业的发展情况做了研究，杨煜达分析了近代商品化进程对滇西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注:杨煜达：《近代白族工商业的发展及其启示》，《云南教育学院学报》1987年第3期；《试析近代滇西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影响》，《保山师专学报》2000年第2期。]
对外经济关系问题的研究。对外国在华资本及其对云南社会经济的影响，以往论者比较强调其对华经济的侵略性，近年的研究更注重从中外正常经贸往来的角度，具体探讨对外经贸往来对云南社会经济变化的客观作用。
有关对外经济关系的研究。汪戎认为，云南近代对外关系始终处于以进出口贸易为主的地位，对外资金的输入、技术的交流、设备的引进都没有得到大的发展。其原因在于，以冲击落后的内封闭自然经济结构为起点的云南工业化力量，在促进传统经济结构向市场经济体系转化的同时，又造成了云南社会经济发展更为严重的不平衡状态。这种不平衡状态导致的直接后果之一，就是无法迅速形成机器大工业发展所亟需的全省规模的开放性消费市场。于是，云南近代工业化的发展创造出一种特殊的自发性很强的排斥外洋工业投资的经济结构，使得对外经济关系以资源掠夺型的进出口贸易为主。[注:汪戎：《近代云南对外经济关系》，《思想战线》1987年第5期。]赵铨对外国资本在近代云南的投资活动的考察也表明，外资的投资活动明显地缺乏产业投资，仍滞留于更为原始的掠夺贸易阶段，与同时期全国范围内外资在产业方面的投资比重增长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注:赵铨：《外国资本在近代云南的投资》，《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与以往对法国东方汇理银行在云南的金融活动完全视为经济掠夺不同，唐云锋、刘涛从金融领域的正常竞争入手，重新考量了双方凭借金融实力进行的较量。[注:唐云锋、刘涛：《试论1914年—1935年云南地方银行与法国东方汇理银行的博弈》，《思想战线》2003年第3期。]这是将经济学的相关理论引入云南近代史研究的有益尝试。华侨经济对云南近代经济有着巨大的推动作用，相对于国内资本来说，华侨资本也属于外来资本。论者对云南近代华侨资本的形成及其对云南近代经济的影响做了研究，指出，近代云南势力雄厚的商业资本由于不能独立构成新的生产方式，在被卷入世界经济的趋势和进出口贸易加强后，因转营对外贸易有利于自身发展，加上商埠开放、边界免税贸易等因素，共同构成了云南地区民族资本转移国外形成华侨资本的外部条件。[注:董孟雄、陈庆德：《云南近代华侨的形成、结构和华侨资本的作用》，《思想战线》1984年第5期；《试论华侨经济对云南近代经济的影响》，《经济问题探索》（云南）1985年第4期。]
近些年中外经贸交往的频繁，使得贸易史研究成为一个热点。吴兴南《云南对外贸易——从传统到近代化的历程》（云南民族出版社1997年版）和董孟雄、郭亚非的《云南地区对外贸易史》（云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是其中系统研究云南对外贸易史的专著。吴兴南侧重从云南对外贸易的近代化转型入手研究云南近代贸易史，认为近代云南社会经济部门成为资本主义市场体系的一环，从而造成了新的经济空间，经济活动已不单纯是自我循环，而是服从于更大系统的运转。但对这种经贸交往，论者普遍认为尚处于在较低层次上进行的状态。贺圣达深入研究了近代云南与中南半岛的经济交往状况，指出，这种经济交往不仅具有作为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一部分的云南对外经济交往的一般特点，而且具有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交往的特点。[注:贺圣达：《近代云南与中南半岛地区经济交往研究三题》，《思想战线》1990年第1期。]郭亚非指出，这种区域性贸易圈受到贸易各方生产力水平的制约，只能在较低层次上进行，更没有因贸易发展而推动的投资行为。[注:郭亚非：《近代云南与周边国家区域性贸易圈》，《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关于商人群体研究。这是将经济史研究的触角深入社会史研究领域的新课题。刘云明论述了云南商人在清代贸易经营活动中，对群体形象的调整和再造，认为清代贸易于云南的省内外商人不断进行着群体形象心理与组织的调整，最终使其政治能量和社会影响逐渐得到改观。[注:刘云明：《试析清代云南商人的群体整合》，《思想战线》1996年第2期；《清代云南境内的商贾》，《云南民族学院学报》1996年第2期。]周智生对近代纳西族妇女的经商活动，滇西北地区不同民族商人群体的崛起和他们的商贸活动、社会活动，纳西族、白族商人特殊的塑神行为等问题做了研究。[注:周智生：《民国时期丽江商界的纳西族妇女》，《思想战线》1998年第12期；《近代滇西少数民族地区经商习尚的演变》，《云南学术探索》2003年第4期；《近代纳西族、白族商人特殊塑神行为》，《云南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2期。]这些研究不局限于商业活动本身，视野拓展至文化、社会等方面，是研究商人群体与社会互动关系的一个良好开端。
关于传统经济的研究。董孟雄 、陈庆德研究了云南近代马帮的组织结构，认为，云南近代马帮呈现出一种在资本统制下多层次经营的结构状态，在传统马帮基础上独立发展起来的几个地区性的家庭集团式经营资本，雇佣破产贫雇农和小马户，构成了近代云南马帮队伍的主要基干。它不仅在这一领域实现了资本对雇佣劳动的统制和使用，而且使为数不少的独立马户依附于资本的活动。近代云南马帮与商品经济联系所产生的社会职能及其自身组织结构在演变中所形成的资本化经营性质，使其与工商资本产生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联系。这种联系促成马帮经营资本向其他资本形态转化，对马帮对云南近代社会的资本化进程有着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注:董孟雄、陈庆德：《近代云南马帮初探》，《经济问题探索》（云南）1985年第4期。]
从上述研究情况可以看出，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在借鉴、汲取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相关成果的基础上，呈现出多头并进的特点，使起步较晚的研究工作很快跟上了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新趋势。无论是研究领域的开拓，还是研究方法的多样化、研究视角的转换，都对研究的深入发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研究领域既包括资本主义的产生、发展之类的旧论题，也包括经贸往来、商人群体之类的新课题，极大地拓展了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的空间。就理论方法而言，现代化理论成为对经济史的有关问题进行长时段考察的重要研究手段，社会史与经济史的融合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新的路径。但笔者以为，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在某些方面尚有待加强。第一，理论、方法的创新与运用。当前，经济学和社会学的融合已成为经济史研究的主流，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被广泛应用，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虽然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一些成果，但尚存在成果零散、理论与实际问题结合不够紧密的问题，制约了相关论题在研究深度上的拓展。第二，内容结构上的不平衡问题。对官僚资本、对外经贸关系的研究取得了较为系统的成果，对传统经济组织在近代的演化、经济政策、企业制度等问题的探讨则略有涉及。要获得研究的整体突破，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不仅要对旧论题进行联系实际状况的考察，而且需要花大力气去开拓和发展新领域，这样才能推动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第三，需要加强实证研究和个案研究。可以说，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很快摆脱了“大而化之”的研究模式，走向联系实际状况的具体分析，但以丰富的史料为基础、采用多学科手段进行综合性研究的成果还不多。在扎实的实证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跨学科或采取多学科手段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化、立体化的研究，当是云南近代经济史研究深入发展的一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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