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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民大学 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摘要：“9·11”事件后，在恐怖主义和反恐战争的推动下，大国关系经历了深刻的调整。在调整的过程中也呈现出诸多特点，特别是美国成为这次大国关系调整的关键因素。对这些特点进行梳理、分析，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当前大国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9·11”事件；大国关系；调整；特点
中图分类号：D8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2-0019-04
“9·11”事件爆发六年多来的世界政治史，是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斗争史，也是大国关系不断调整的博弈史。
所谓大国是指在安全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拥有很强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其地位获得实际承认并为国际体系中主要国家的重要国际会议及外交活动所接纳的国家〔1〕。在国际关系中，“大国”总是被当作一个客观现实来承认的。正如弗兰克·西蒙兹和布鲁根斯·埃米尼所说：“这是一个大国的世界，因为大国之间的国家政策的相互作用对国际关系经常有着不适当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2〕肯尼思·沃尔兹也认为：“只要大国是主要的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的结构就根据它们来定义。”〔3〕(P112)大国之间不仅因其矛盾性影响着世界，而且其依存性亦即相互间表现出的“合力”，也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9·11”事件后的大国关系最能反映这一逻辑。
“9·11”事件后，随着反恐战争的开展，大国关系的调整也随之展开，特别是经过伊拉克战争的催化，大国关系的调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由美国支配全球和全球互相依赖的矛盾所左右的”〔4〕。大国关系在调整的过程中，也彰显出诸多特点。
一、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凸现，使反恐战争成为大国关系调整的新的利益交汇点
“9·11”事件后，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凸现的形势，反对恐怖主义在许多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等国家甚至将其放在国家战略的第一位。反恐战争使得大国之间的某些传统矛盾在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减少或退居次要地位，而共同利益增加，成了大国之间新的利益交汇点。各大国以反对恐怖主义为支撑点，加强了协调、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9·11”事件后，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一向只关注本国利益而忽视国际协调的美国逐渐认识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在许多全球性问题面前，如果没有其他大国的配合，美国将举步维艰。其他大国也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反恐国际合作。在反恐战争上各大国找到了新的利益交汇点。以美俄关系为例，“9·11”事件后，美国在积极谋求实现其在中亚驻军的战略目的，从地缘政治利益来说，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与俄罗斯的安全利益相矛盾，但从反对恐怖主义利益来说又符合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在这种形势下，由于美俄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的战略性趋近，俄罗斯采取了战略性“退让”，破例允许美军进入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地区。而美国在其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回报俄罗斯的“退让”，如2002年5月，布什总统访问俄罗斯，双方签署了《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和《关于新型战略关系的联合宣言》等一系列文件；2002年9月，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明确指出：“美国和俄罗斯不再是战略对手”，美国“已经在和俄罗斯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反恐的共同利益驱动下，达成了暂时的“友好妥协”，大大缓和了双方以前的紧张关系。此后，虽然美俄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不断激化，关系也不断僵化，但双方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合作从未停止，“反恐”成为双方日益“退化”的关系中能够不断合作的一个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润滑双边关系的作用。但我们对大国间的这种合作也不应该估计过高，“9·11”事件及其后的反恐战争促成的大国间的这种合作主要出于反恐共同利益和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并不表明各大国基本战略目标的改变，也不表明大国之间的矛盾已经消除。例如,到了2006年，美国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一方面,指责俄在“民主”方面“开倒车”，要求其尊重“自由”、不妨碍地区其他国家的民主进程，重申“两国未来的关系取决于俄罗斯如何调整其政治、外交和国内政策”，另一方面也暗示美国将继续在俄周边推动“色彩革命”〔5〕。这与2002年《报告》对俄罗斯高度评价，将其视为“新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形成强烈反差。
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反对恐怖主义也逐渐从具体行为抽象为共同接受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之下，反对恐怖主义有了更深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这主要体现在预防国际恐怖主义的升级、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等非“具体战争行为”方面，这对大国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影响大国关系的调整。
二、大国关系调整具有明显的美国烙印
“9·11”事件后，美国的综合国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出现了增强的态势。在经济上，美国的经济经过短暂的下滑后恢复正常，保持着稳定的增长势头，“所拥有的经济实力超过了仅次于它的日本的两倍”〔6〕；在军事上，美国的军事实力不仅没有损失，反而经过反恐战争进一步增强，其军费开支急剧增加，目前约占世界的百分之四十，“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核优势、世界上占绝对控制地位的空军、惟一真正意义上的远洋海军和独一无二、能向全球任何地方投送军队的能力”〔6〕，还借反恐之机占据了诸多全球战略要地，并加强了与其它同盟国的军事关系；在政治上，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也出现了扩大态势，在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当中的优势地位也增强，主导国际游戏规则的能力进一步扩大。总之，在综合国力上，美国借反恐之机对其他大国的优势有所扩大，在政治、安全、经济上对诸强国的影响远超诸强对美的影响，为美国确立对其他大国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在以“实力”论“英雄”的当今世界，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于其他大国的比较优势，使得其在“9·11”事件之后的大国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各大国以处理对美关系作为外交优先考虑和重要环节，这就使大国关系调整中呈现出明显的美国烙印。一方面，由于美国比较实力优势的存在，且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之后以“反恐划线”，明确表示：要么站在一起反对恐怖主义，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因此，各大国均表示了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持，默许了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调整了与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大国关系中独居于中心地位，各大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都要优先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且其他大国对美国的依赖要比美国对他们的依赖更强一些。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使美国天然拥有一种优势：美国与任何一个大国的关系，都比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更重要。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在这个一超多极的世界里，核心关系是超级大国和区域主要力量之间的关系。”〔7〕因此，在“一超多强”的条件下，多强之间会通过协调立场增强对美讨价还价的地位，但由于各自有求于美国，很难结成稳固的联盟对抗美国。一些国家还可能通过选择亲美以获得更多的好处，特别是大国之间存在互不信任的情况下，彼此都可能通过靠拢美国来牵制对方。在中日、中欧、俄欧等双边关系中都存在这样的特征。
三、大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协调、合作”增强
由于各个大国都有各自的战略利益，在对待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立场，大国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但同时也有协调与合作的需要。“9·11”事件后，各大国日益重视双边和多边协调、合作机制在解决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全球性的热点问题的解决上，各主要大国更加注重外交和软实力的作用，协调与合作不断增加，手法也更趋灵活务实。“9·11”事件后，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国全面改善了与各大国的关系，组建全球反恐联盟，2002年6月1日，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发表的讲话中明确表示“激进主义与技术的危险结合”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强调要“通过在大国间建立友好关系来维护和平”〔8〕。2002年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提出要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与欧、俄、中、日、印等世界主要力量中心合作来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9〕。当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也认为“支持世界各大国间建立良好关系”是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三项前提之一。各大国也全力配合美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但随着美国霸权思维、单边主义抬头，美国与各大国的协调、合作关系出现裂痕，美国一度认为：依靠美国及其几个铁杆盟友的力量足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自身安全。因此对中俄等大国重新展开了“围堵”、“遏制”，使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明显的裂痕。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的“喜”与“悲”后，朝核问题、伊核问题的僵化等问题后，美国政府重新认识到：紧紧依靠美国的力量根本无法维护美国的利益，唯有大国协调、合作才是方向，即使这种协调、合作是暂时的。于是美国被迫调整了对外战略，从“先发制人”战略转向更加注重外交努力，从崇尚单边主义转向更为强调大国协调与合作，“处理好同世界其他强国间的关系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环节”，在迎接各种挑战时,“更优先考虑同重要盟国和地区性合作伙伴开展国际性外交”，而“不能单靠武力”〔6〕。美国的这些作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的发展。当然在协调、合作的同时，美国也从未放弃谋求世界霸权，不厌其烦地宣称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这就使得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协调与合作的关系中不时夹杂着“竞争与对抗”的声音。
同时，各大国之间的多边协调、合作关系也明显增强。中法德俄的多边协调、合作关系不断强化，四国在国际事务中谋求协调合作的需求在不断增强，并逐渐成为大国关系中多边主义主要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在客观上也成为美国单边主义的主要牵制者和抵制者。当前，美国与中法德俄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和矛盾，但中法德俄均不接受美国借反恐之名，谋求霸权，推行单边主义，这是四国合作的重要基础之一。为维护自身利益，中法德俄加强了在国际事务中多层次、多形式的协调和合作。中俄印多边协调与合作是当前大国关系发展的一大新动向，三国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增强发展中国家实力、打击恐怖主义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接近或一致，促进了三国关系的发展；此外，美英日、日印德（三国与巴西组成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四国同盟”）等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为不同目的的多边协调与合作也不断增强。随着多边协调、合作的增强，大国之间形成持久的反对某一大国的联合可能性越来越小。当然由于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战略的不同，各大国之间的这种协调、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四、美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调整具有明显的波动性
“9·11”事件后初期，美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调整以合作为主，但伊拉克战争后，竞争关系逐渐变得突出，呈现出“斗儿不破，合而不从”的特点。纵观“9·11”事件之后的大国关系，面对恐怖主义的空前威胁，美国加强了与其他大国的合作，组建全球反恐联盟，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正如美国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宣称的：“我们必须与我们的欧洲和亚洲的长期盟国一起，与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领导人一起制订积极的合作议程，不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例行公事和非建设性的。”“9·11”事件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立即致电美国总统布什，向美国人民表示慰问，并强调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而后，江泽民和布什两位领导人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期间举行了会晤，双方表示将致力于共同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亚太经合组织的首脑在上海举行的非正式会晤还通过“反恐”声明，美国与中俄日等大国首脑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这对改善美国与相关大国之间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俄罗斯在反恐战争初期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积极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开放领空，甚至允许美国进入其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地区。美俄两国还在削减核武器、核裁军、北约东扩等问题上达成一致，美俄关系借助反对恐怖主义的平台展开了合作；美国与其欧、日等盟国在贸易、环保、导弹防御等方面的分歧也不再那么突出，欧盟和日本等国在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表现十分积极，美欧、美日合作加强，相互关系进一步密切；美印（度）关系在反恐战争中升温，美国调整了对印度的政策，提升了美印战略关系，其中“最主要的领域是军事合作”[注：参见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蒂娜·罗卡2002年5月14日在印度产业联合会发表的演讲：《改变美印关系》，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网站，2002.05.15。]。
然而，美国与其他大国的“良好合作”关系没有维持多久，由于美国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行为，分歧和矛盾再次凸现，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部分大国的分歧和矛盾更是激化，竞争在双方关系中的地位逐渐突出。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与法德俄之间的分歧就已尖锐化，2003年2月10日，法国、德国与俄罗斯发表声明：呼吁以和平方式解除伊拉克武装。法德（还有比利时）还对北约在军事打击伊拉克时向土耳其提供军事保护的提议行使了否决权。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与法德之间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伊拉克重建、欧洲防御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甚至可能长期存在，但双方的矛盾不至于达到破裂的程度，因为总体来看，它们之间的凝聚力仍大于离心力，合作仍多于竞争，协调仍多于分歧。
美俄、美中之间的竞争性增强，是伊战后大国关系的最大变化。美俄关系出现逆转，竞争性增强。伊战后，美俄在民主、自由、能源、地缘、军控等问题上明争暗斗，分歧不断扩大。美国多次指责俄罗斯“民主倒退”、“限制自由”，招致俄罗斯强烈反应。美俄在中亚地区能源开发、独联体国家油气管道建设、对哈马斯、伊朗核问题的态度等问题上也矛盾不断、斗争不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紧了对俄罗斯的“遏制”和“威慑”，加快北约东扩的步伐、在东欧、高加索部署反导系统就是明证。伊战后，美中关系虽然没有出现美俄关系那样的较大逆转，但竞争性同样增强。美国利用人权、法轮功等问题对中国横加指责，通过加强与日本军事同盟，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增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力量等行为，企图“遏制”中国的崛起。总体而言，美国与俄、中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较大变化，双方关系基本处于一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竞争逐渐突出的矛盾状态中。
五、大国关系调整的“非集团化”和“非敌对性”倾向增强
“9·11”事件后，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进程中，虽然出现了美英日、中法德俄、中俄印、日印德等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为不同目的而进行的多边协调、合作迅速发展的局面，但这些大国之间的多边组合形式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的军事或政治集团不同，具有明显的“非集团化”和“非敌对性”特点，双边关系逐渐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要驱动力。冷战时期，东西方主要大国分属不同的国家军事政治集团（中国、印度虽然在其外，但与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亦受到大国集团因素的作用），双方在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进行对抗。随着苏联解体，美苏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对抗结束，虽然还存在北约、美日、美欧同盟等“集团化”形式，但其已经与冷战时期的“集团化”有了较大区别，传统强烈的“同盟意识”逐渐淡化。“9·11”事件之后，中、美、俄、欧、日、印等大国越来越主要是从双边的角度考虑相互关系，大国关系也越来越成为相对单纯的双边关系，与国家集团的直接联动效应趋弱，“非集团化”倾向更加明显。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尽管依然存在甚至还在扩大，但对大国间双边关系的作用明显减弱；俄美关系的恶化也并没有带动俄欧关系的紧张；俄罗斯与北约集团的矛盾也没有对俄欧的关系造成严重障碍。
大国关系调整在“非集团化”的同时，“非敌对性”倾向也进一步加强。“非敌对性”是“9·11”事件后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突出特点。冷战结束后，虽然东西方的军事、政治对抗消除，但由于原处于敌对状态的各大国对新的相互关系的性质一时认识不清，各大国之间出现了“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状态。在大国关系整体不断调整的情况下，冷战遗留的大国对立的阴影仍时隐时现，南斯拉夫危机、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等都带有明显的冷战遗风。“9·11”事件改变了这种状况，面对恐怖主义不断增强的威胁，各大国在合作反对恐怖主义的进程中，逐渐明确了当前自己的真正威胁是恐怖主义而不是国家，大国关系性质也逐渐清晰， “敌”、“友”界限日益模糊，“非敌对性”倾向增强。传统的战略对手——美俄宣布相互不视对方为威胁和结成新战略关系即是最好的印证。有学者对这种现象评价道：“现在的情况几乎是300年来国际关系中独一无二的现象，大国中的战略对手消失了，没有一个大国把另一个大国作为主要安全威胁，没有一个大国努力蓄积军事力量去反对另一个大国，没有一个大国要竭力组成联盟去反对和遏止相互针对的侵略意图。”〔10〕
总之，“9·11”事件后，因为国际形势的重大突变，恐怖主义的威胁突然上升到令各大国不得不给予充分重视的程度，在恐怖主义这个共同威胁的“撮合”下，各大国暂时淡化、放缓了相互之间的其他矛盾，联手对付恐怖主义这个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共同敌人”。在这个背景下，大国关系出现调整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国际政治领域一句至理名言：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多蒂尔，小罗伯特·普法尔茨格拉夫.争论中的国际关系理论［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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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2002）.
〔10〕Robert Legvold.“All the Way-Crafting U.S-Russian Alliance”，The National Interests，Winter，2002/2003.
The Features in the Readjustment of the Major Powers’
Relationships since the September 11 Attack
GONG Yu-ta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eptember 11 Attack, the major powers’ relationships have been readjusted, propelled by terrorism and anti-terrorism war. During the course, the readjustment has taken on different features. Particularly the US has become the key factor in the readjustment. Studies on these features will be important to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ent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major powers.
Key words: the September 11 Attack; the major powers’ relationships; readjustment; feature
〔责任编辑： 四 明〕
关键词：“9·11”事件；大国关系；调整；特点
中图分类号：D815.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6-723X(2008)02-0019-04
“9·11”事件爆发六年多来的世界政治史，是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的斗争史，也是大国关系不断调整的博弈史。
所谓大国是指在安全上可以发挥重要作用，拥有很强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其地位获得实际承认并为国际体系中主要国家的重要国际会议及外交活动所接纳的国家〔1〕。在国际关系中，“大国”总是被当作一个客观现实来承认的。正如弗兰克·西蒙兹和布鲁根斯·埃米尼所说：“这是一个大国的世界，因为大国之间的国家政策的相互作用对国际关系经常有着不适当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影响。”〔2〕肯尼思·沃尔兹也认为：“只要大国是主要的行为主体，国际政治的结构就根据它们来定义。”〔3〕(P112)大国之间不仅因其矛盾性影响着世界，而且其依存性亦即相互间表现出的“合力”，也会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9·11”事件后的大国关系最能反映这一逻辑。
“9·11”事件后，随着反恐战争的开展，大国关系的调整也随之展开，特别是经过伊拉克战争的催化，大国关系的调整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个新阶段是由美国支配全球和全球互相依赖的矛盾所左右的”〔4〕。大国关系在调整的过程中，也彰显出诸多特点。
一、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凸现，使反恐战争成为大国关系调整的新的利益交汇点
“9·11”事件后，针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凸现的形势，反对恐怖主义在许多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上升，美国等国家甚至将其放在国家战略的第一位。反恐战争使得大国之间的某些传统矛盾在一定条件和一定程度上被淡化、减少或退居次要地位，而共同利益增加，成了大国之间新的利益交汇点。各大国以反对恐怖主义为支撑点，加强了协调、合作，共同打击恐怖主义。“9·11”事件后，在打击恐怖主义的过程中，一向只关注本国利益而忽视国际协调的美国逐渐认识到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在许多全球性问题面前，如果没有其他大国的配合，美国将举步维艰。其他大国也积极参与美国主导的反恐国际合作。在反恐战争上各大国找到了新的利益交汇点。以美俄关系为例，“9·11”事件后，美国在积极谋求实现其在中亚驻军的战略目的，从地缘政治利益来说，美国在中亚的军事存在与俄罗斯的安全利益相矛盾，但从反对恐怖主义利益来说又符合俄罗斯的安全利益。在这种形势下，由于美俄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的战略性趋近，俄罗斯采取了战略性“退让”，破例允许美军进入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地区。而美国在其他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回报俄罗斯的“退让”，如2002年5月，布什总统访问俄罗斯，双方签署了《俄美关于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和《关于新型战略关系的联合宣言》等一系列文件；2002年9月，美国发表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明确指出：“美国和俄罗斯不再是战略对手”，美国“已经在和俄罗斯建立新的战略伙伴关系”。双方在反恐的共同利益驱动下，达成了暂时的“友好妥协”，大大缓和了双方以前的紧张关系。此后，虽然美俄双方的分歧和矛盾不断激化，关系也不断僵化，但双方在反对恐怖主义问题上的合作从未停止，“反恐”成为双方日益“退化”的关系中能够不断合作的一个平台，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润滑双边关系的作用。但我们对大国间的这种合作也不应该估计过高，“9·11”事件及其后的反恐战争促成的大国间的这种合作主要出于反恐共同利益和各自国家利益的需要，并不表明各大国基本战略目标的改变，也不表明大国之间的矛盾已经消除。例如,到了2006年，美国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对俄罗斯的态度发生了明显的转变，一方面,指责俄在“民主”方面“开倒车”，要求其尊重“自由”、不妨碍地区其他国家的民主进程，重申“两国未来的关系取决于俄罗斯如何调整其政治、外交和国内政策”，另一方面也暗示美国将继续在俄周边推动“色彩革命”〔5〕。这与2002年《报告》对俄罗斯高度评价，将其视为“新的战略伙伴关系”的定位形成强烈反差。
随着反恐战争的深入，反对恐怖主义也逐渐从具体行为抽象为共同接受的理念，在这一理念之下，反对恐怖主义有了更深的内涵和更广泛的外延，这主要体现在预防国际恐怖主义的升级、防止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等非“具体战争行为”方面，这对大国关系提出了新的要求，从而影响大国关系的调整。
二、大国关系调整具有明显的美国烙印
“9·11”事件后，美国的综合国力不仅没有受到削弱，反而出现了增强的态势。在经济上，美国的经济经过短暂的下滑后恢复正常，保持着稳定的增长势头，“所拥有的经济实力超过了仅次于它的日本的两倍”〔6〕；在军事上，美国的军事实力不仅没有损失，反而经过反恐战争进一步增强，其军费开支急剧增加，目前约占世界的百分之四十，“美国拥有压倒性的核优势、世界上占绝对控制地位的空军、惟一真正意义上的远洋海军和独一无二、能向全球任何地方投送军队的能力”〔6〕，还借反恐之机占据了诸多全球战略要地，并加强了与其它同盟国的军事关系；在政治上，美国的政治影响力也出现了扩大态势，在国际组织、国际机构当中的优势地位也增强，主导国际游戏规则的能力进一步扩大。总之，在综合国力上，美国借反恐之机对其他大国的优势有所扩大，在政治、安全、经济上对诸强国的影响远超诸强对美的影响，为美国确立对其他大国的“领导地位”奠定了基础。在以“实力”论“英雄”的当今世界，美国综合国力相对于其他大国的比较优势，使得其在“9·11”事件之后的大国关系中居于主导地位，各大国以处理对美关系作为外交优先考虑和重要环节，这就使大国关系调整中呈现出明显的美国烙印。一方面，由于美国比较实力优势的存在，且小布什政府在“9·11”事件之后以“反恐划线”，明确表示：要么站在一起反对恐怖主义，要么站在美国的对立面，二者之间没有中间道路。因此，各大国均表示了对美国反恐战争的支持，默许了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领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调整了与美国的关系；另一方面，由于美国在大国关系中独居于中心地位，各大国为了维护自身利益，都要优先处理与美国的关系，且其他大国对美国的依赖要比美国对他们的依赖更强一些。相互依存的不对称性，使美国天然拥有一种优势：美国与任何一个大国的关系，都比这些国家彼此之间的关系更重要。正如美国政治学家亨廷顿所说：“在这个一超多极的世界里，核心关系是超级大国和区域主要力量之间的关系。”〔7〕因此，在“一超多强”的条件下，多强之间会通过协调立场增强对美讨价还价的地位，但由于各自有求于美国，很难结成稳固的联盟对抗美国。一些国家还可能通过选择亲美以获得更多的好处，特别是大国之间存在互不信任的情况下，彼此都可能通过靠拢美国来牵制对方。在中日、中欧、俄欧等双边关系中都存在这样的特征。
三、大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协调、合作”增强
由于各个大国都有各自的战略利益，在对待与其他大国的关系都有自己的独特视角和立场，大国之间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矛盾，但同时也有协调与合作的需要。“9·11”事件后，各大国日益重视双边和多边协调、合作机制在解决传统、非传统安全威胁方面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在一些全球性的热点问题的解决上，各主要大国更加注重外交和软实力的作用，协调与合作不断增加，手法也更趋灵活务实。“9·11”事件后，面对恐怖主义的威胁，美国全面改善了与各大国的关系，组建全球反恐联盟，2002年6月1日，布什总统在西点军校发表的讲话中明确表示“激进主义与技术的危险结合”是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威胁”，强调要“通过在大国间建立友好关系来维护和平”〔8〕。2002年版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提出要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与欧、俄、中、日、印等世界主要力量中心合作来与国际恐怖主义作斗争〔9〕。当时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赖斯也认为“支持世界各大国间建立良好关系”是美国新的国家安全战略的三项前提之一。各大国也全力配合美国，共同打击恐怖主义。但随着美国霸权思维、单边主义抬头，美国与各大国的协调、合作关系出现裂痕，美国一度认为：依靠美国及其几个铁杆盟友的力量足以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维护自身安全。因此对中俄等大国重新展开了“围堵”、“遏制”，使大国之间的关系出现明显的裂痕。在经历了伊拉克战争的“喜”与“悲”后，朝核问题、伊核问题的僵化等问题后，美国政府重新认识到：紧紧依靠美国的力量根本无法维护美国的利益，唯有大国协调、合作才是方向，即使这种协调、合作是暂时的。于是美国被迫调整了对外战略，从“先发制人”战略转向更加注重外交努力，从崇尚单边主义转向更为强调大国协调与合作，“处理好同世界其他强国间的关系是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中心环节”，在迎接各种挑战时,“更优先考虑同重要盟国和地区性合作伙伴开展国际性外交”，而“不能单靠武力”〔6〕。美国的这些作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美国与其他国家的双边关系的发展。当然在协调、合作的同时，美国也从未放弃谋求世界霸权，不厌其烦地宣称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这就使得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协调与合作的关系中不时夹杂着“竞争与对抗”的声音。
同时，各大国之间的多边协调、合作关系也明显增强。中法德俄的多边协调、合作关系不断强化，四国在国际事务中谋求协调合作的需求在不断增强，并逐渐成为大国关系中多边主义主要倡导者和积极推动者，在客观上也成为美国单边主义的主要牵制者和抵制者。当前，美国与中法德俄之间均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和矛盾，但中法德俄均不接受美国借反恐之名，谋求霸权，推行单边主义，这是四国合作的重要基础之一。为维护自身利益，中法德俄加强了在国际事务中多层次、多形式的协调和合作。中俄印多边协调与合作是当前大国关系发展的一大新动向，三国在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增强发展中国家实力、打击恐怖主义等一系列国际问题上的看法和立场接近或一致，促进了三国关系的发展；此外，美英日、日印德（三国与巴西组成加入联合国安理会“四国同盟”）等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为不同目的的多边协调与合作也不断增强。随着多边协调、合作的增强，大国之间形成持久的反对某一大国的联合可能性越来越小。当然由于国家利益上的冲突和意识形态、战略的不同，各大国之间的这种协调、合作也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
四、美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调整具有明显的波动性
“9·11”事件后初期，美国与其他大国关系的调整以合作为主，但伊拉克战争后，竞争关系逐渐变得突出，呈现出“斗儿不破，合而不从”的特点。纵观“9·11”事件之后的大国关系，面对恐怖主义的空前威胁，美国加强了与其他大国的合作，组建全球反恐联盟，共同打击恐怖主义，正如美国2002年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所宣称的：“我们必须与我们的欧洲和亚洲的长期盟国一起，与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领导人一起制订积极的合作议程，不让我们之间的关系变成例行公事和非建设性的。”“9·11”事件后，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立即致电美国总统布什，向美国人民表示慰问，并强调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而后，江泽民和布什两位领导人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期间举行了会晤，双方表示将致力于共同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亚太经合组织的首脑在上海举行的非正式会晤还通过“反恐”声明，美国与中俄日等大国首脑在反对恐怖主义方面取得了广泛的共识，这对改善美国与相关大国之间的关系起到了积极作用；美国与俄罗斯的关系有了很大改善。俄罗斯在反恐战争初期坚定地站在美国一边，积极支持美国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提供情报，开放领空，甚至允许美国进入其传统势力范围——中亚地区。美俄两国还在削减核武器、核裁军、北约东扩等问题上达成一致，美俄关系借助反对恐怖主义的平台展开了合作；美国与其欧、日等盟国在贸易、环保、导弹防御等方面的分歧也不再那么突出，欧盟和日本等国在支持美国打击恐怖主义方面表现十分积极，美欧、美日合作加强，相互关系进一步密切；美印（度）关系在反恐战争中升温，美国调整了对印度的政策，提升了美印战略关系，其中“最主要的领域是军事合作”[注：参见美国负责南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克里斯蒂娜·罗卡2002年5月14日在印度产业联合会发表的演讲：《改变美印关系》，美国国务院国际信息局网站，2002.05.15。]。
然而，美国与其他大国的“良好合作”关系没有维持多久，由于美国的冷战思维和霸权主义行为，分歧和矛盾再次凸现，特别是伊拉克战争后，美国与部分大国的分歧和矛盾更是激化，竞争在双方关系中的地位逐渐突出。在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之前，美国与法德俄之间的分歧就已尖锐化，2003年2月10日，法国、德国与俄罗斯发表声明：呼吁以和平方式解除伊拉克武装。法德（还有比利时）还对北约在军事打击伊拉克时向土耳其提供军事保护的提议行使了否决权。伊拉克战争之后，美国与法德之间在建立国际新秩序、伊拉克重建、欧洲防御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和矛盾，这种分歧和矛盾甚至可能长期存在，但双方的矛盾不至于达到破裂的程度，因为总体来看，它们之间的凝聚力仍大于离心力，合作仍多于竞争，协调仍多于分歧。
美俄、美中之间的竞争性增强，是伊战后大国关系的最大变化。美俄关系出现逆转，竞争性增强。伊战后，美俄在民主、自由、能源、地缘、军控等问题上明争暗斗，分歧不断扩大。美国多次指责俄罗斯“民主倒退”、“限制自由”，招致俄罗斯强烈反应。美俄在中亚地区能源开发、独联体国家油气管道建设、对哈马斯、伊朗核问题的态度等问题上也矛盾不断、斗争不断。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加紧了对俄罗斯的“遏制”和“威慑”，加快北约东扩的步伐、在东欧、高加索部署反导系统就是明证。伊战后，美中关系虽然没有出现美俄关系那样的较大逆转，但竞争性同样增强。美国利用人权、法轮功等问题对中国横加指责，通过加强与日本军事同盟，向台湾出售先进武器，增强在中国周边的军事力量等行为，企图“遏制”中国的崛起。总体而言，美国与俄、中之间的关系出现了较大变化，双方关系基本处于一种合作与竞争并存、竞争逐渐突出的矛盾状态中。
五、大国关系调整的“非集团化”和“非敌对性”倾向增强
“9·11”事件后，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进程中，虽然出现了美英日、中法德俄、中俄印、日印德等在不同领域、不同层面、为不同目的而进行的多边协调、合作迅速发展的局面，但这些大国之间的多边组合形式与冷战时期的东西方的军事或政治集团不同，具有明显的“非集团化”和“非敌对性”特点，双边关系逐渐成为大国关系的主要驱动力。冷战时期，东西方主要大国分属不同的国家军事政治集团（中国、印度虽然在其外，但与其他大国的双边关系亦受到大国集团因素的作用），双方在军事、政治、经济、意识形态等各个领域进行对抗。随着苏联解体，美苏对抗为主要特征的东西方两大集团的对抗结束，虽然还存在北约、美日、美欧同盟等“集团化”形式，但其已经与冷战时期的“集团化”有了较大区别，传统强烈的“同盟意识”逐渐淡化。“9·11”事件之后，中、美、俄、欧、日、印等大国越来越主要是从双边的角度考虑相互关系，大国关系也越来越成为相对单纯的双边关系，与国家集团的直接联动效应趋弱，“非集团化”倾向更加明显。如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集团尽管依然存在甚至还在扩大，但对大国间双边关系的作用明显减弱；俄美关系的恶化也并没有带动俄欧关系的紧张；俄罗斯与北约集团的矛盾也没有对俄欧的关系造成严重障碍。
大国关系调整在“非集团化”的同时，“非敌对性”倾向也进一步加强。“非敌对性”是“9·11”事件后大国关系调整的一个突出特点。冷战结束后，虽然东西方的军事、政治对抗消除，但由于原处于敌对状态的各大国对新的相互关系的性质一时认识不清，各大国之间出现了“非敌非友”、“亦敌亦友”的状态。在大国关系整体不断调整的情况下，冷战遗留的大国对立的阴影仍时隐时现，南斯拉夫危机、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等都带有明显的冷战遗风。“9·11”事件改变了这种状况，面对恐怖主义不断增强的威胁，各大国在合作反对恐怖主义的进程中，逐渐明确了当前自己的真正威胁是恐怖主义而不是国家，大国关系性质也逐渐清晰， “敌”、“友”界限日益模糊，“非敌对性”倾向增强。传统的战略对手——美俄宣布相互不视对方为威胁和结成新战略关系即是最好的印证。有学者对这种现象评价道：“现在的情况几乎是300年来国际关系中独一无二的现象，大国中的战略对手消失了，没有一个大国把另一个大国作为主要安全威胁，没有一个大国努力蓄积军事力量去反对另一个大国，没有一个大国要竭力组成联盟去反对和遏止相互针对的侵略意图。”〔10〕
总之，“9·11”事件后，因为国际形势的重大突变，恐怖主义的威胁突然上升到令各大国不得不给予充分重视的程度，在恐怖主义这个共同威胁的“撮合”下，各大国暂时淡化、放缓了相互之间的其他矛盾，联手对付恐怖主义这个当前最迫切需要解决的“共同敌人”。在这个背景下，大国关系出现调整是必然的，也是必需的，这也从另一个角度验证了国际政治领域一句至理名言：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也没有永恒的敌人，只有永恒的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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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Robert Legvold.“All the Way-Crafting U.S-Russian Alliance”，The National Interests，Winter，2002/2003.
The Features in the Readjustment of the Major Powers’
Relationships since the September 11 Attack
GONG Yu-tao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September 11 Attack, the major powers’ relationships have been readjusted, propelled by terrorism and anti-terrorism war. During the course, the readjustment has taken on different features. Particularly the US has become the key factor in the readjustment. Studies on these features will be important to the proper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ent relationships among the major powers.
Key words: the September 11 Attack; the major powers’ relationships; readjustment; feature
〔责任编辑： 四 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