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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作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的视阈捕捉、搜集资料，每下愈况，去记载普通民众的日常所思所想，所行所为，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欲求，他们的文化表现。
现在的年鉴编撰，在内容的选取上遵循三个原则，就是强调写大事、要事、新事。笔者认为，在这三者之外，也应当选取典型的、有意义的社会民众生活，尤其是下层民众的日常活动入鉴，全方位地记录社会信息，并作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观照。这样做，对于增加年鉴的有效信息量，提高年鉴的实用价值，提升年鉴的文化品位和存史、镜鉴、学术功能，都大有裨益。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历史记录以来，一直都有关于社会生活的记载。在国外，公元前约500年的希罗多德在《希波战争史》中“除记载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过程以外，还记录了双方参与战争民众的生活情况，尤其是埃及人的风俗人情，这实际上就具有文化史的某些特征”[1]。我们中国历史上也记载了触龙言说赵太后的故事，谈如何关爱子孙。我国古代还有不少如《世说新语》《东京梦华录》《荆楚岁时记》这样一些记载文人趣事、社会风俗的书籍。赫伊津哈说：“自希罗多德以来，甚至更早，他们关心的是家庭、民族、国家、社会方式和意识的产生。”[2]但人类社会有意识地去记录社会生活并将之作为一门学问加以研究，则是晚近几百年间的事情。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作社会生活记录与研究的文化史以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为开端。有学者认为：启蒙时期伏尔泰的两本史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先例……伏尔泰制订了一种独创的、独立的观点，一种新的文化史观。它成为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的滥觞。”[3]按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中的说法，文化史的书写迄今历经四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是新文化史阶段。新文化史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向下，每下愈况。
蔡玉辉教授认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一批微观史学著作的问世，文化史写作朝着普通人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大幅度倾斜，到了80和90年代，其触角伸向了人类生活几乎所有的领域，其蔓生覆盖之势，犹如冰河时代之冰川，带来了整个历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
就大势而言，文化史写作实践经历了一个“从上向下”、从窄到宽、从精神生活到日常生活、从单向到多维、从聚焦到弥散的发展过程。这一“从上向下”的“情境”书写，包括“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察觉到的行为模式：他们的家庭结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对于周围社会空间的安排并赋予其意义的方式”。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笔者认为，年鉴写作应对此有所借鉴。年鉴是什么？权威的说法，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将年鉴写作纳入历史学的范畴，放在各地地方志办公室运作。也有人更强调它的工具书性质，认为：“年鉴是系统汇辑上一年度重要的文献信息，逐年编撰、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不管怎么说，年鉴写作应更多地观照社会生活和文化。
首先，我们把年鉴当作政府镜鉴，有资政作用。年鉴信息反映的长处在于它是站在一年的长时段角度去记录事件，较为宏观、肯綮，避免临时性的琐细；而查阅资料者又能跨越若干年度了解过去的情况，能迅速地了然于胸。这是其他信息载体都难于匹敌的。年鉴怎么资政呢？站在官方的地位去总结过去一年政府部门的施政成绩和经验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使基层的下情上达，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去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
其次，年鉴要办出特色，需要记录文化。文化是鲜活的，并不仅仅在舞台上，在文人的书斋里，在官方的组织下，它更多地存在于民间的生活中，时时更新，又时时积淀。它表现了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不容小觑。
查干湖冬捕：2011年底，中央电视台连续几天报道查干湖冬捕，查干湖冬捕习俗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查干湖冬捕充满原始北方渔猎的文化气息，那神秘的祭湖仪式和凿冰撒网的捕鱼场面，让人叹为观止。这种渔猎文化源于史前，盛于辽金。这是活的文化，是人的生命中最本真的东西，值得我们在年鉴中记载。
绿皮火车：近期，每天当黄山开往南京的客车到达中华门车站时，有很多南京人会花上2.5元钱，坐上绿皮火车，50分钟抵达南京西站。他们称，这是绿皮车之旅。他们摈弃了功利性的出行，在体验慢生活，在怀旧，因为这是南京现在仅有的一趟绿皮车。我们如果在年鉴上搜集选用上述信息，触发有关方面的灵感，利用富裕资源，开办类似台湾阿里山小火车旅游的业务，利莫大焉。
紫金山与玄武湖：南京重阳节素有爬城墙的风俗，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活动，但近年来，群众不再满足于此，许多人日日去爬紫金山。有关方面应群众的需求，修建了栈道和登山步道，带动更多的人去登山，逐步形成一种新的良俗。南京玄武湖免费开放后，更多的人去公园游玩，享受公共服务。据笔者现场观察，晚上也有不少人到玄武湖去走湖、唱歌、跳舞、放风筝……笔者以为，年鉴记录这些群众活动，要比记录官方组织的活动，更有生气，更有意义，也更有文化价值，因为它鲜活地植根于大众日常生活，形成习惯，富于生命力。作为资料，可以提供给政府部门作为决策参考依据，提供给有关方面去设计新的大众服务产品。
集邮活动：由于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邮票的功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由寄信转为收藏。邮局顺应社会需要，发行邮票，开展定制邮票的业务，满足集邮爱好者的兴趣，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年鉴记载了市民生活的新动向，也更清晰地显现了社会前进的脉络。
读书的感染力：社会上有一些好的现象，通过传播，潜移默化，会起到倍增的效果。2010年，动人的一幕在网上疯传，凌晨4点多，雨雪交加，数百名学生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的敬文图书馆门前排队等候进馆学习。之后，许多大学里也出现类似的现象。这映射的是一种爱学习、爱读书，在当今急需提倡的社会价值观，年鉴应有所记载。
老年人的生活：又如老年人的生活，有老年大学、老年婚姻、老年人的赡养、老年人的心理、退休老人发挥余热筹诸多题目可以做。这里绝不仅仅是夕阳产业的问题，更包括社会人伦、观念更新、老人的心理关怀等道德层面的东西，还涉及赡养和财产继承等法律事务，关乎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它们今后的发展变化，是一篇全局性的大文章。而年鉴要想完整记录这方面的信息，在我们传统写新、写大、写特的框架内是难以完成的。
小剧场话剧：又如小剧场话剧，现在有多大的受众数量，他们的口味，受众的分布，文化层次等，也值得年鉴去呈现。记录这些，既能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建设，也能提升年鉴本身的文化品位。
上述种种，从传统的记事角度，难以完成，类似的社会生活在国内的各种年鉴中鲜有记载，现时国内年鉴的编撰，主要还是一种官办的方式，普遍的叙说角度和口吻还是官方的，或是从提供社会服务的一方，诸如管理部门，尤其是从大单位、企业角度去言说，记载的是他们的动态。年鉴的这种“宏大叙事”忽略了话语权弱势的服务受众，很少记述他们的现实状态，他们的感受和需要。这就需要我们更新观念，从上向下、从窄到宽，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从精神到日常生活，从单向到多维，从聚焦到弥散。在作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的视阈捕捉、搜集资料，每下愈况，去记载普通民众的日常所思所想，所行所为，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欲求，他们的文化表现。这样，我们才能在年鉴上全面辑录一个社会完整、翔实的信息，使它起到一种信息资料工具书的功能。
（作者单位：译林出版社）
[1]蔡玉辉.每下愈况——新文化历史学与伯克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3.
[2]约翰·赫伊津哈著，刘军、舒炜等译.中世纪的衰落[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
[3]赵立坤.论启蒙时代的历史观[J].史学理论研究，2002（4）.
现在的年鉴编撰，在内容的选取上遵循三个原则，就是强调写大事、要事、新事。笔者认为，在这三者之外，也应当选取典型的、有意义的社会民众生活，尤其是下层民众的日常活动入鉴，全方位地记录社会信息，并作为社会学、文化人类学的观照。这样做，对于增加年鉴的有效信息量，提高年鉴的实用价值，提升年鉴的文化品位和存史、镜鉴、学术功能，都大有裨益。
自从人类社会有了历史记录以来，一直都有关于社会生活的记载。在国外，公元前约500年的希罗多德在《希波战争史》中“除记载那场旷日持久的战争过程以外，还记录了双方参与战争民众的生活情况，尤其是埃及人的风俗人情，这实际上就具有文化史的某些特征”[1]。我们中国历史上也记载了触龙言说赵太后的故事，谈如何关爱子孙。我国古代还有不少如《世说新语》《东京梦华录》《荆楚岁时记》这样一些记载文人趣事、社会风俗的书籍。赫伊津哈说：“自希罗多德以来，甚至更早，他们关心的是家庭、民族、国家、社会方式和意识的产生。”[2]但人类社会有意识地去记录社会生活并将之作为一门学问加以研究，则是晚近几百年间的事情。一般认为，近代意义上作社会生活记录与研究的文化史以伏尔泰的《路易十四时代》为开端。有学者认为：启蒙时期伏尔泰的两本史著：《路易十四时代》和《风俗论》开创了文化史研究的先例……伏尔泰制订了一种独创的、独立的观点，一种新的文化史观。它成为斯宾格勒、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学和法国年鉴学派的滥觞。”[3]按彼得·伯克在《什么是文化史？》中的说法，文化史的书写迄今历经四个阶段，从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是新文化史阶段。新文化史阶段的特点是什么呢？是向下，每下愈况。
蔡玉辉教授认为：到了20世纪70年代，随着一批微观史学著作的问世，文化史写作朝着普通人的思想观念和日常生活大幅度倾斜，到了80和90年代，其触角伸向了人类生活几乎所有的领域，其蔓生覆盖之势，犹如冰河时代之冰川，带来了整个历史学领域的“文化转向”。
就大势而言，文化史写作实践经历了一个“从上向下”、从窄到宽、从精神生活到日常生活、从单向到多维、从聚焦到弥散的发展过程。这一“从上向下”的“情境”书写，包括“在人们日常生活中所察觉到的行为模式：他们的家庭结构，日常生活中的行为举止，对于周围社会空间的安排并赋予其意义的方式”。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笔者认为，年鉴写作应对此有所借鉴。年鉴是什么？权威的说法，年鉴“是指系统记述本行政区域自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情况的年度资料性文献。”将年鉴写作纳入历史学的范畴，放在各地地方志办公室运作。也有人更强调它的工具书性质，认为：“年鉴是系统汇辑上一年度重要的文献信息，逐年编撰、连续出版的资料性工具书。”不管怎么说，年鉴写作应更多地观照社会生活和文化。
首先，我们把年鉴当作政府镜鉴，有资政作用。年鉴信息反映的长处在于它是站在一年的长时段角度去记录事件，较为宏观、肯綮，避免临时性的琐细；而查阅资料者又能跨越若干年度了解过去的情况，能迅速地了然于胸。这是其他信息载体都难于匹敌的。年鉴怎么资政呢？站在官方的地位去总结过去一年政府部门的施政成绩和经验固然重要，但更为重要的是使基层的下情上达，从服务对象的角度去反映群众的利益诉求。
其次，年鉴要办出特色，需要记录文化。文化是鲜活的，并不仅仅在舞台上，在文人的书斋里，在官方的组织下，它更多地存在于民间的生活中，时时更新，又时时积淀。它表现了一个地方的文化特色，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不容小觑。
查干湖冬捕：2011年底，中央电视台连续几天报道查干湖冬捕，查干湖冬捕习俗经国务院批准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查干湖冬捕充满原始北方渔猎的文化气息，那神秘的祭湖仪式和凿冰撒网的捕鱼场面，让人叹为观止。这种渔猎文化源于史前，盛于辽金。这是活的文化，是人的生命中最本真的东西，值得我们在年鉴中记载。
绿皮火车：近期，每天当黄山开往南京的客车到达中华门车站时，有很多南京人会花上2.5元钱，坐上绿皮火车，50分钟抵达南京西站。他们称，这是绿皮车之旅。他们摈弃了功利性的出行，在体验慢生活，在怀旧，因为这是南京现在仅有的一趟绿皮车。我们如果在年鉴上搜集选用上述信息，触发有关方面的灵感，利用富裕资源，开办类似台湾阿里山小火车旅游的业务，利莫大焉。
紫金山与玄武湖：南京重阳节素有爬城墙的风俗，是一种很好的健身活动，但近年来，群众不再满足于此，许多人日日去爬紫金山。有关方面应群众的需求，修建了栈道和登山步道，带动更多的人去登山，逐步形成一种新的良俗。南京玄武湖免费开放后，更多的人去公园游玩，享受公共服务。据笔者现场观察，晚上也有不少人到玄武湖去走湖、唱歌、跳舞、放风筝……笔者以为，年鉴记录这些群众活动，要比记录官方组织的活动，更有生气，更有意义，也更有文化价值，因为它鲜活地植根于大众日常生活，形成习惯，富于生命力。作为资料，可以提供给政府部门作为决策参考依据，提供给有关方面去设计新的大众服务产品。
集邮活动：由于电话和互联网的普及，邮票的功能已经在很大程度上由寄信转为收藏。邮局顺应社会需要，发行邮票，开展定制邮票的业务，满足集邮爱好者的兴趣，也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年鉴记载了市民生活的新动向，也更清晰地显现了社会前进的脉络。
读书的感染力：社会上有一些好的现象，通过传播，潜移默化，会起到倍增的效果。2010年，动人的一幕在网上疯传，凌晨4点多，雨雪交加，数百名学生在南京师范大学仙林校区的敬文图书馆门前排队等候进馆学习。之后，许多大学里也出现类似的现象。这映射的是一种爱学习、爱读书，在当今急需提倡的社会价值观，年鉴应有所记载。
老年人的生活：又如老年人的生活，有老年大学、老年婚姻、老年人的赡养、老年人的心理、退休老人发挥余热筹诸多题目可以做。这里绝不仅仅是夕阳产业的问题，更包括社会人伦、观念更新、老人的心理关怀等道德层面的东西，还涉及赡养和财产继承等法律事务，关乎社会的方方面面，以及它们今后的发展变化，是一篇全局性的大文章。而年鉴要想完整记录这方面的信息，在我们传统写新、写大、写特的框架内是难以完成的。
小剧场话剧：又如小剧场话剧，现在有多大的受众数量，他们的口味，受众的分布，文化层次等，也值得年鉴去呈现。记录这些，既能有助于文化产业的建设，也能提升年鉴本身的文化品位。
上述种种，从传统的记事角度，难以完成，类似的社会生活在国内的各种年鉴中鲜有记载，现时国内年鉴的编撰，主要还是一种官办的方式，普遍的叙说角度和口吻还是官方的，或是从提供社会服务的一方，诸如管理部门，尤其是从大单位、企业角度去言说，记载的是他们的动态。年鉴的这种“宏大叙事”忽略了话语权弱势的服务受众，很少记述他们的现实状态，他们的感受和需要。这就需要我们更新观念，从上向下、从窄到宽，从政治、经济到社会文化，从精神到日常生活，从单向到多维，从聚焦到弥散。在作宏大叙事的同时，以新的视阈捕捉、搜集资料，每下愈况，去记载普通民众的日常所思所想，所行所为，他们的喜怒哀乐和欲求，他们的文化表现。这样，我们才能在年鉴上全面辑录一个社会完整、翔实的信息，使它起到一种信息资料工具书的功能。
（作者单位：译林出版社）
[1]蔡玉辉.每下愈况——新文化历史学与伯克研究[M].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3.
[2]约翰·赫伊津哈著，刘军、舒炜等译.中世纪的衰落[M]. 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1997.
[3]赵立坤.论启蒙时代的历史观[J].史学理论研究，200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