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的危机》
　　[美]汉娜·阿伦特 著 郑辟瑞 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3年4月版
　　定价：35.00元
　　公民不服从的可贵，在于这种精神是公民权利意识的雏形，因为它直接对抗制度设计中明显的缺陷和不公，并对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严正的质疑。
　　虽然由西方学者提出并弘扬，“公民不服从”概念的内容和实践却越来越具有世界影响力。各个国家政治模式、历史传统、文化背景等的不同，造就了它在内容、强弱、特征等方面的不同。就本质来说，这个概念的广泛推行，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公民理性的全面提升，也成为社会公民寻求拓宽意见表达的渠道，并形成强大舆论凝聚力，在自身的正常利益遭受侵害却又无法得到合法保护时不得不采用的一种违抗和不支持的行为，在这个过程中，法律和政策的权威性遭遇挑战，并被“祛魅”。公民不服从的可贵，在于这种精神是公民权利意识的雏形，因为它直接对抗制度设计中明显的缺陷和不公，并对权力的合法性提出了严正的质疑。
　　亨利·大卫·梭罗的文章《论公民的不服从》为圣雄甘地领导的非暴力运动、马丁·路德·金领导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提供了强大的理论支持和驱动力，汉娜·阿伦特、德沃金、约翰·罗尔斯等学者也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地阐释。尤其是汉娜·阿伦特写于1970年的《公民不服从》对公民不服从运动本质的精辟阐述，无疑具有先验的启发意义。在她看来，公民不服从体现的实际上是一种“自愿结社的形式”，是美国历史悠久的公民结社传统的一种体现。这是对法律和政府权威的挑战，却因它明知违法而进行的公开活动，不同于背地进行的犯罪活动，因此具有了一定的“合法性”。不过，汉娜·阿伦特也对公民不服从运动的危险性进行了阐释，特别是稳定的公共世界和法理秩序将会遭遇极大的冲击和挑战。她的一番言辞对于公民社会逐渐发育、成熟的中国当下，无疑具有非常重要的鉴戒和训导作用。特别是近些年来，各地纷纷出现的抗击野蛮拆迁事件、非暴力群体性事件，正给政府的施政治理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当然，我们还不能忽略媒体在推进“公民不服从运动”方面发挥的巨大作用。特别是随着互联网这样一种人类史上具有颠覆意义的媒体进入普通人的生活，以博客、论坛等形式作为介入工具，越来越多的民众不再以传统受众的身份来面对媒体靶向性十足的灌输，越来越多的人成为“公民记者”，参与到传统的新闻制作过程中，生产出越来越多的“公民新闻”，绕开了传统官方媒体的一家独大，这使公民不服从运动获得了另一种媒体表达的崭新路径和渠道。
　　随着微博等新媒体被广泛使用和掌握，越来越多的社会性话题被屡屡制造、渲染、评价、讨论和转述，各种声音和观点的力量以巨大的潜势集结在一起，各种对于社会的不满和怨怼情绪被无限地放大，在微博这个巨大的储水池里发酵。微博的使用者们完全不需要在现实中以集会、游行等形式来表达对立情绪，因为这样非常容易遭到体制的惩罚和追究。相反，网络空间的隐秘性以及微博的强大技术支撑特点，使得公民在表达不服从意见时，完全可以采用区别于现实空间里的直接对抗，转而用汉娜·阿伦特所总结的“非暴力”的形式来实现公民不服从。当真实身份被隐匿起来，人们完全可以抓住互联网的监管漏洞和缺失，法律的震慑力变相地被瓦解和削弱，强大的舆论场便在网络空间里快速和强大地形成起来。这不是传统媒体报道权的自然让渡，而是技术赋权，是新媒体技术可以被人轻易掌握和运用后，公民对原本专属于专业媒介拥有话语权的抢夺和竞争。
　　当然，真实社会里的话题向虚拟空间的转移，一方面消解了社会暴力对抗也就是以暴制暴的可能，但一方面，网络围观造成的对现实人物和时间的过渡介入，媒介审判对司法公正的干扰等问题，也凸显了阿伦特所言的公民不服从所包含天生的“危险性”。
　　由新媒体扶植的“公民不服从”精神一方面会促进公民社会更进一步成熟，从而加强民众对权力的监管和约束，另一方面，由于新媒体本身的不成熟带来的诸多社会问题，也需要我们运用技术、法制、道德等手段来加强监管和疏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