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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袁世凯，我们脑海中的第一反应，往往是一个脸谱化的人物形象：窃国大盗、独夫民贼、老奸巨猾的野心家，从迫使孙中山让位中国民国首任大总统，到遭世人唾骂的“洪宪”称帝，袁世凯的形象被牢牢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可是你是否知道，袁世凯也是坚定的改革派？他早年倾向维新，任直隶总督期间，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督办新军、发展实业、奖设工商等。
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之后，袁世凯在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政治等方面都有建树，绝非碌碌无为之辈。
有人说袁世凯一生的悲剧仅在于称帝，即使在臭名昭著的称帝一事上，近年来史学界对此的评价，也不再简单粗暴地一棍子打死，而是试图解释，袁世凯想追求的，到底是大权独揽高高在上的帝制，还是君主立宪制？
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需要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仔细梳理，尽可能还原他的本来面目。为此，我们专访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编《袁世凯全集》的骆宝善先生。
袁世凯有没有告密？
南都周刊：1898年“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向荣禄告密？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麟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当时情况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北京传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这是不是比较接近真实？
骆宝善：八月初一，光绪皇帝第一次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任命袁世凯为候补工部侍郎，升了他的官。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官职是直隶按察使，光绪皇帝直接升他做候补工部侍郎，等于现在候补副部长的职位。第二天，八月初二，袁世凯第二次去颐和园仁寿殿见光绪皇帝，同时向光绪皇帝请求指示。他还将住处从颐和园搬到了城内的法华寺，离皇宫很近，便于皇上接见。
初三晚上，谭嗣同奉了康有为之命，来法华寺见袁世凯，他们想鼓动袁世凯在天津起兵，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发动兵变。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围园劫后”。
袁世凯和谭嗣同长谈后，已经过了凌晨零点，袁世凯深知康梁谭的建议只是军事冒险，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一方面是双方实力的悬殊，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只有一个师的兵力，7000多人，而在北京周围，国家的军队不下几十万，无异于以卵击石。更重要的，袁世凯在天津的军队是根本杀不到北京的，因为他们训练的军队平时都不发子弹，只有空枪，子弹在弹药库里放着，只有战争时期才发放子弹，袁世凯根本不可能带着空枪军队杀到北京城里。所以，袁世凯很委婉地拒绝了康梁的书生之见。
第二天早晨，早朝见了光绪皇帝之后，袁世凯坐火车回天津。当时的火车速度很慢，哪像现在高铁，袁世凯坐了大半天才从北京到天津。有当时准确的火车时刻表可查，有当时报纸的报道，是到了黄昏时才到天津的。
因为他升官了，天津当地的官员要来欢迎袁世凯，所以他们在天津火车站还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一直到晚上，他才到荣禄的直隶总督衙门，向荣禄报告觐见皇帝的整个过程。他一定要向荣禄报告谭嗣同这件事的，首先他是荣禄的部下；第二，谭嗣同动员他“围园劫后”，他不报告荣禄，恐怕别人也会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又因为这件事关系太重大，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他一定得报告。
他告密是必然的，但是他的告密，不是戊戌政变的导火线，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了。
骆宝善：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当然和袁世凯的报告是有关系的。但是他们被杀已经是八月初九的事，已经到了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的时候了。
南都周刊：袁世凯一直是倾向于改革维新的？
骆宝善：应该是。袁世凯的政治生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如果将袁世凯的人生历程划分为几个阶段，在甲午战争之前，他是个道员，属于中下级军官，还没有决策权。甲午战争、小站练兵之后，他才真正地登上历史舞台独当一面。义和团运动时期，1899-1900年之间，他才成了封疆大吏，从山东巡抚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此之后，1907年，他被调到中央，任军机大臣。1908年，光绪、慈禧去世后，他被罢了官，两年多的时间，他赋闲在家。从一个低级的官员，到封疆大吏，再到辛亥革命之前，他都是个改革者，而且是个不错的改革者。
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时期，他已经表现出维新改革的精神和意图。甲午战争之后，有见识的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要改革政治制度这样的高度，甲午战争提出的第一道命题是要强国要强兵，只是感觉中国的军队太弱，想要学习西方的军队建设。康有为梁启超也有这样的诉求，但是袁世凯和一般的知识分子、一般的文职官员相比，有他的优势，就是他在朝鲜前线指挥，看到了甲午战争的真实场面，更深切地认识到了军队存在的问题。
当时国家临时指挥军事的机构叫军机处，军机处向光绪皇帝建议，任命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可以说，在他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之前，他就倾向于维新改革，而在他就任总统之后，同样如此。
南都周刊：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和革命党商定，本来是说要定都南京的，后来因为北京兵变，才定都北京，北京兵变是不是袁世凯授意的？
骆宝善：史书上都说是袁世凯授意的，但是现在学术界对此问题深入研究之后觉得，说北京兵变是袁世凯指挥的，证据不足。有学者就认为：袁世凯当时不去南京就职，在北京就职，实际上当时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袁世凯没有必要再发动兵变以定都北京。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南都周刊：还有宋教仁一案，至今仍然迷雾重重，如果袁世凯本人真的不知情，那么国民党内部刺杀宋教仁的可能性是否更大一些？
骆宝善：宋教仁遇刺一案，到现在学术界都没有完全弄清楚。宋教仁主张议会政治，要建立责任内阁，这是他的一贯主张，相当于现在德国的政体模式，掌握实权的是总理，这和孙中山的主张也不太一样，孙中山主张的是总统内阁。
民国二年，国家稳定了，同盟会联合了其它一些小党组成国民党，名义上孙中山是领袖，但孙中山没有担任国民党总理的位置。宋教仁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党魁，如果要进行议会选举，国民党是议会第一大党，以当时议会的规定，第一大党的党魁就是总理，那么宋教仁当可出任总理一职。宋教仁就以总理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说。
宋教仁和袁世凯的政治主张不一致，但现在没有确凿证据说明是袁世凯指使人暗杀的宋教仁。宋教仁遇刺后，从凶手那里发现的电报，和北洋政府牵连的内容都在，但是要说这是袁世凯指使的，证据不足，因为袁世凯没有必要杀宋教仁。
现在也有学者在论证，这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上海这个地方，并非袁世凯势力范围，而是国民党陈其美的地盘，刺杀宋教仁的应夔丞（应桂馨），是陈其美的人。但是这方面的论证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所以还是一个谜案。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南都周刊：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也是他一直受诟病的地方。不过，据我们所知，经过讨价还价后，签订的“二十一条”实际只剩下“十二条”，那么大众知情吗？
骆宝善：大众其实都知道，我们的很多政治运动其实都是给政治家们给鼓动起来的。当时“二十一条”签订了几条，中日双方达成了怎样的妥协都有公布，大部分中国人都知情，怎么能说袁世凯卖国呢？
南都周刊：在袁世凯的努力下，外蒙曾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他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努力？
骆宝善：外蒙古宣布独立时，袁世凯曾想派兵攻打外蒙。正是在北洋政府时期，民国一度将已经独立的外蒙古收回中国。现在保留有袁世凯坚持外蒙古是中国一部分的文件，他一直试图劝服外蒙古不要独立，继续留在中国的大家庭中。
但是，俄国在外蒙驻兵，等于就是依靠武力强行独立，袁世凯也没有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实力与俄国相比还处于下风。如果强行收复外蒙，等于就必须要与俄国决一死战。袁世凯还不敢走这一步，主要还是想以外交手段来处理这一问题，在袁世凯活着的时候，外蒙曾一度取消独立，他派了军队到了现在外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后来俄国人又让外蒙古分离出去，这是袁世凯去世之后的事情了。
南都周刊：那袁世凯为什么一定要称帝，他想要实行君主立宪制？
骆宝善：20世纪初，1905年-1911年，中国出现了一场立宪运动，不只是袁世凯一个人主张立宪，袁世凯只能说是立宪派的领袖。当时中国太落后了，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官员，看到了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它们都崛起了。他们就想改变中国的君主专制现状，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改革举措。
改革，是全国上下一致响应的举动，只是是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和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分为两派。立宪，是共识，只是采取革命还是改革的手段，双方有分歧。
南都周刊：袁世凯称帝，是在当时共和政体的民国因事权牵掣造成纷扰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他对多党议会制度对于总统权力的限制是否已经腻烦了？
骆宝善：那样一个年代，不管是革命党人，还是袁世凯，大家对于共和政治、议会制度的了解和认识，都是很浅薄的。民国初年的局势，袁氏当国的几年，所制定的制度和政策，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权，但是具体怎么建设、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则，他们不了解、不懂得。这种制度的各个方面，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有盲区，都有感到陌生之处。袁世凯有袁世凯的弱点，革命党也有革命党的弱点。
袁世凯觉得，他无法实施作为大总统的职权，遇到很多障碍，这既有他不适应共和制度的一面，也有议会制度造成的困扰。当时在议会制度下，很多议案无法达成共识，无法做出决议，这恐怕是他作出恢复帝制的根本原因。
这里有一个概念，共和议会和君主立宪，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并不等于他就是要回到满清的君主专制时期。就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有总统制内阁、君主立宪内阁之分，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比较客观地说，袁世凯的目标是这样的追求。袁世凯称帝之后，引起举国反对，那是因为大家觉得，已经共和了，恢复帝制就是倒退、就是反动。但在反对声中，袁世凯为什么还坚持要恢复帝制，这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这也不是一个政治历史人物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袁世凯是觉得君主立宪制恐怕比较能贯彻他的立场和主张。
南都周刊：君主立宪制和君主制还不太一样，君主立宪，皇帝是个虚君，没有实权，可是袁世凯应该还是想大权独揽，他的目的真的是实行君主立宪吗？
骆宝善：只能这样说，就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文书，他在民国实行的政治制度，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他当大总统乃至“洪宪”年号之后所公布的政策、政令，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的政治文本都在，可以查阅。其差别，仅仅在于君主立宪还是总统立宪而已。
南都周刊：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称帝，后来却又起兵讨袁，为什么蔡锷的表现会前后不一？
骆宝善：袁世凯称帝之前，许多在民国任职的重要官员都表示支持劝进袁世凯称帝，只是这些表示，有些是口是心非的，有些是口是心是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又表现出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诉求。一开始拥护袁世凯的大有人在，后来反对袁世凯的也大有人在，不止蔡锷一个人是这样。
可是你是否知道，袁世凯也是坚定的改革派？他早年倾向维新，任直隶总督期间，大力襄赞新政，包括废除科举、兴办学校、督办新军、发展实业、奖设工商等。
就任中华民国首任总统之后，袁世凯在军事、经济、教育、文化、政治等方面都有建树，绝非碌碌无为之辈。
有人说袁世凯一生的悲剧仅在于称帝，即使在臭名昭著的称帝一事上，近年来史学界对此的评价，也不再简单粗暴地一棍子打死，而是试图解释，袁世凯想追求的，到底是大权独揽高高在上的帝制，还是君主立宪制？
这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需要我们从浩如烟海的历史档案中仔细梳理，尽可能还原他的本来面目。为此，我们专访了广州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编《袁世凯全集》的骆宝善先生。
袁世凯有没有告密？
南都周刊：1898年“戊戌政变”中，袁世凯到底有没有向荣禄告密？根据袁世凯亲信张一麟所著《心太平室集》和荣禄亲信陈夔龙所记《梦蕉亭杂记》，当时情况是，9月21日（八月初六）晚，袁世凯听到北京传来的政变消息，以为密谋已经泄露，为避免自己被牵扯上叛逆罪，于是将情况告知荣禄，这是不是比较接近真实？
骆宝善：八月初一，光绪皇帝第一次在颐和园召见袁世凯，任命袁世凯为候补工部侍郎，升了他的官。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时的官职是直隶按察使，光绪皇帝直接升他做候补工部侍郎，等于现在候补副部长的职位。第二天，八月初二，袁世凯第二次去颐和园仁寿殿见光绪皇帝，同时向光绪皇帝请求指示。他还将住处从颐和园搬到了城内的法华寺，离皇宫很近，便于皇上接见。
初三晚上，谭嗣同奉了康有为之命，来法华寺见袁世凯，他们想鼓动袁世凯在天津起兵，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发动兵变。这就是史书上说的“围园劫后”。
袁世凯和谭嗣同长谈后，已经过了凌晨零点，袁世凯深知康梁谭的建议只是军事冒险，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一方面是双方实力的悬殊，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只有一个师的兵力，7000多人，而在北京周围，国家的军队不下几十万，无异于以卵击石。更重要的，袁世凯在天津的军队是根本杀不到北京的，因为他们训练的军队平时都不发子弹，只有空枪，子弹在弹药库里放着，只有战争时期才发放子弹，袁世凯根本不可能带着空枪军队杀到北京城里。所以，袁世凯很委婉地拒绝了康梁的书生之见。
第二天早晨，早朝见了光绪皇帝之后，袁世凯坐火车回天津。当时的火车速度很慢，哪像现在高铁，袁世凯坐了大半天才从北京到天津。有当时准确的火车时刻表可查，有当时报纸的报道，是到了黄昏时才到天津的。
因为他升官了，天津当地的官员要来欢迎袁世凯，所以他们在天津火车站还举办了盛大的欢迎仪式。一直到晚上，他才到荣禄的直隶总督衙门，向荣禄报告觐见皇帝的整个过程。他一定要向荣禄报告谭嗣同这件事的，首先他是荣禄的部下；第二，谭嗣同动员他“围园劫后”，他不报告荣禄，恐怕别人也会知道。在当时的情况下，没有不透风的墙，又因为这件事关系太重大，关系到他的政治生命。就当时的实际情况来说，他一定得报告。
他告密是必然的，但是他的告密，不是戊戌政变的导火线，这已经成为学界共识了。
骆宝善：谭嗣同等“六君子”被杀，当然和袁世凯的报告是有关系的。但是他们被杀已经是八月初九的事，已经到了所有事情都尘埃落定的时候了。
袁世凯其实是个维新派
南都周刊：袁世凯一直是倾向于改革维新的？
骆宝善：应该是。袁世凯的政治生涯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如果将袁世凯的人生历程划分为几个阶段，在甲午战争之前，他是个道员，属于中下级军官，还没有决策权。甲午战争、小站练兵之后，他才真正地登上历史舞台独当一面。义和团运动时期，1899-1900年之间，他才成了封疆大吏，从山东巡抚到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在此之后，1907年，他被调到中央，任军机大臣。1908年，光绪、慈禧去世后，他被罢了官，两年多的时间，他赋闲在家。从一个低级的官员，到封疆大吏，再到辛亥革命之前，他都是个改革者，而且是个不错的改革者。
甲午战争之后，戊戌变法时期，他已经表现出维新改革的精神和意图。甲午战争之后，有见识的中国人还没有达到要改革政治制度这样的高度，甲午战争提出的第一道命题是要强国要强兵，只是感觉中国的军队太弱，想要学习西方的军队建设。康有为梁启超也有这样的诉求，但是袁世凯和一般的知识分子、一般的文职官员相比，有他的优势，就是他在朝鲜前线指挥，看到了甲午战争的真实场面，更深切地认识到了军队存在的问题。
当时国家临时指挥军事的机构叫军机处，军机处向光绪皇帝建议，任命袁世凯在小站练兵。可以说，在他成为中华民国总统之前，他就倾向于维新改革，而在他就任总统之后，同样如此。
袁世凯与宋教仁案
南都周刊：辛亥革命之后，袁世凯和革命党商定，本来是说要定都南京的，后来因为北京兵变，才定都北京，北京兵变是不是袁世凯授意的？
骆宝善：史书上都说是袁世凯授意的，但是现在学术界对此问题深入研究之后觉得，说北京兵变是袁世凯指挥的，证据不足。有学者就认为：袁世凯当时不去南京就职，在北京就职，实际上当时双方已经达成了共识，袁世凯没有必要再发动兵变以定都北京。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 南都周刊：还有宋教仁一案，至今仍然迷雾重重，如果袁世凯本人真的不知情，那么国民党内部刺杀宋教仁的可能性是否更大一些？
骆宝善：宋教仁遇刺一案，到现在学术界都没有完全弄清楚。宋教仁主张议会政治，要建立责任内阁，这是他的一贯主张，相当于现在德国的政体模式，掌握实权的是总理，这和孙中山的主张也不太一样，孙中山主张的是总统内阁。
民国二年，国家稳定了，同盟会联合了其它一些小党组成国民党，名义上孙中山是领袖，但孙中山没有担任国民党总理的位置。宋教仁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党魁，如果要进行议会选举，国民党是议会第一大党，以当时议会的规定，第一大党的党魁就是总理，那么宋教仁当可出任总理一职。宋教仁就以总理的身份到处发表演说。
宋教仁和袁世凯的政治主张不一致，但现在没有确凿证据说明是袁世凯指使人暗杀的宋教仁。宋教仁遇刺后，从凶手那里发现的电报，和北洋政府牵连的内容都在，但是要说这是袁世凯指使的，证据不足，因为袁世凯没有必要杀宋教仁。
现在也有学者在论证，这是国民党内部派系斗争的结果。上海这个地方，并非袁世凯势力范围，而是国民党陈其美的地盘，刺杀宋教仁的应夔丞（应桂馨），是陈其美的人。但是这方面的论证也有它的不足之处，所以还是一个谜案。
袁世凯与“二十一条”
南都周刊：袁世凯接受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也是他一直受诟病的地方。不过，据我们所知，经过讨价还价后，签订的“二十一条”实际只剩下“十二条”，那么大众知情吗？
骆宝善：大众其实都知道，我们的很多政治运动其实都是给政治家们给鼓动起来的。当时“二十一条”签订了几条，中日双方达成了怎样的妥协都有公布，大部分中国人都知情，怎么能说袁世凯卖国呢？
南都周刊：在袁世凯的努力下，外蒙曾于1915年6月7日取消独立，他在维护国家领土主权方面还是做了很多努力？
骆宝善：外蒙古宣布独立时，袁世凯曾想派兵攻打外蒙。正是在北洋政府时期，民国一度将已经独立的外蒙古收回中国。现在保留有袁世凯坚持外蒙古是中国一部分的文件，他一直试图劝服外蒙古不要独立，继续留在中国的大家庭中。
但是，俄国在外蒙驻兵，等于就是依靠武力强行独立，袁世凯也没有办法，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的军事实力与俄国相比还处于下风。如果强行收复外蒙，等于就必须要与俄国决一死战。袁世凯还不敢走这一步，主要还是想以外交手段来处理这一问题，在袁世凯活着的时候，外蒙曾一度取消独立，他派了军队到了现在外蒙古的首都乌兰巴托（当时叫库伦），后来俄国人又让外蒙古分离出去，这是袁世凯去世之后的事情了。
袁世凯为什么要称帝？
南都周刊：那袁世凯为什么一定要称帝，他想要实行君主立宪制？
骆宝善：20世纪初，1905年-1911年，中国出现了一场立宪运动，不只是袁世凯一个人主张立宪，袁世凯只能说是立宪派的领袖。当时中国太落后了，中国的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官员，看到了西方实行君主立宪制的国家，它们都崛起了。他们就想改变中国的君主专制现状，实行西方的君主立宪政体，这是相当了不起的改革举措。
改革，是全国上下一致响应的举动，只是是共和立宪，还是君主立宪，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和以康有为等为代表的君主立宪派，分为两派。立宪，是共识，只是采取革命还是改革的手段，双方有分歧。
南都周刊：袁世凯称帝，是在当时共和政体的民国因事权牵掣造成纷扰的情况下做出的选择？他对多党议会制度对于总统权力的限制是否已经腻烦了？
骆宝善：那样一个年代，不管是革命党人，还是袁世凯，大家对于共和政治、议会制度的了解和认识，都是很浅薄的。民国初年的局势，袁氏当国的几年，所制定的制度和政策，从本质上来看，是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政权，但是具体怎么建设、发展资本主义制度的规则，他们不了解、不懂得。这种制度的各个方面，中国官员和知识分子都有盲区，都有感到陌生之处。袁世凯有袁世凯的弱点，革命党也有革命党的弱点。
袁世凯觉得，他无法实施作为大总统的职权，遇到很多障碍，这既有他不适应共和制度的一面，也有议会制度造成的困扰。当时在议会制度下，很多议案无法达成共识，无法做出决议，这恐怕是他作出恢复帝制的根本原因。
这里有一个概念，共和议会和君主立宪，都是资本主义制度，所以袁世凯要恢复帝制，并不等于他就是要回到满清的君主专制时期。就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来说，也有总统制内阁、君主立宪内阁之分，现在也是这个样子。
比较客观地说，袁世凯的目标是这样的追求。袁世凯称帝之后，引起举国反对，那是因为大家觉得，已经共和了，恢复帝制就是倒退、就是反动。但在反对声中，袁世凯为什么还坚持要恢复帝制，这有很多说不清道不明的地方，这也不是一个政治历史人物的问题。我的看法是，袁世凯是觉得君主立宪制恐怕比较能贯彻他的立场和主张。
南都周刊：君主立宪制和君主制还不太一样，君主立宪，皇帝是个虚君，没有实权，可是袁世凯应该还是想大权独揽，他的目的真的是实行君主立宪吗？
骆宝善：只能这样说，就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文书，他在民国实行的政治制度，是一种资本主义制度。他当大总统乃至“洪宪”年号之后所公布的政策、政令，本质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所有的政治文本都在，可以查阅。其差别，仅仅在于君主立宪还是总统立宪而已。
南都周刊：蔡锷当初多次劝进袁世凯称帝，后来却又起兵讨袁，为什么蔡锷的表现会前后不一？
骆宝善：袁世凯称帝之前，许多在民国任职的重要官员都表示支持劝进袁世凯称帝，只是这些表示，有些是口是心非的，有些是口是心是的，到了一定的时候，他们又表现出不同的政治立场和诉求。一开始拥护袁世凯的大有人在，后来反对袁世凯的也大有人在，不止蔡锷一个人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