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本文阐述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简称“三反”)的运动。从通过思想动员，唤起干部群众对“三反”的重视以及“三反”运动与整党建党相结合方面进行了论述，并通过负面典型案件教育全党。
关键词：“三反”；思想动员；整党建党；负面典型案件
建国之初，为了积累资金建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了给抗美援朝提供坚实的物质后盾，党中央于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增产节约运动。但就在这个运动中，人们发现在许多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这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从1951年11月开始，党中央号召人民群众在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简称“三反”)的运动。这场“三反”运动历时半年多时间就胜利结束，不仅挽救了大批干部，而且教育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整个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我们党在短时期内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这与党在“三反”运动中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一、通过思想动员，唤起干部群众对“三反”的重视
“三反”运动的发起主要源于东北局、西南局和华北局向中央提交的三份报告。报告批露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简称“三害”）的普遍存在，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惕和重视。毛泽东阅后，尖锐地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党中央立即着手发动“三反”运动。195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展开了“三反”运动的大动员。
首先，向干部群众阐明“三害”的危害及“三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三害”现象并不是1951年才出现的，可以说自中共占领城市以来，贪污案件就时有发生，到后来愈演愈烈。这与干部队伍严重不纯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极需招收新干部，一些旧军政人员、投机分子乘机混进了政府机关；党组织中也混进了一些动机不纯、行为不正的人员；个别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所以许多干部或多或少都有贪污、浪费的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
“三害”现象如此严重，若不加以反对和克服，必定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危险。在发动“三反”运动之初，党中央向干部群众深刻指出“三害”的可怕和危险，并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阐释了这种危险的表现。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新中国才刚刚建国一两年，经济十分困难。国家的财政收入一半用于国内经济建设，一半要用于抗美援朝。因此，当时最缺的就是资金。在全国人民厉行节约的浪潮中，大量的资金却被贪污浪费着。这不仅阻碍经济建设的发展进程和规模，而且对经济建设起着巨大的破坏作用。其次在政治方面，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使党、政、军、民系统的一些干部逐渐被腐蚀，因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直至脱离革命。这种情况，也必然为反革命分子造成极大的空隙。”因此，党政机关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仅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破坏党的形象和信誉，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且会遭受到反革命分子利用、收买和瓦解的危险，影响党和人民的利益，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部门、任何个人如果采取麻痹观望态度，必然要犯严重的错误，各单位必须深刻意识到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意识到“这不仅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三反”刚刚开始，就有人认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自古已然”，是旧中国的习气，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清除。为了顺利推行“三反”，增强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信心，中央又分析了“三反”胜利的可能性。薄一波同志(当时任中央人民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证了彻底解决“三害”的可能性。一是人民的支持。人民作为新中国的主人，“人民的利害与国家的利害统一之后，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不但表示不满，而且愿意和这种现象作坚决斗争了。”二是干部的条件。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者只是少数干部，绝大多数对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都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针对这个问题，曾专门作过批示，他认为，如果说要将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全部彻底解决清楚，需要很多时间，但“就一般情形来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特别是一般的浪费现象，就一个机关来说，从调查、研究、批评、检查，到定出新的制度，停止浪费开支，大约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够了，许多机关已有这种经验。”
党中央对“三害”后果的分析和“三反”胜利可能性的论证，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投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积极性，消除了他们的担心和顾虑，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和奋斗激情，使他们全力以赴加入到“三反”斗争中。
其次，要求领导干部从行动上坚决贯彻执行。
毛泽东非常重视“三害”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必须把反对“三害”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重要。”他常常亲临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参加会议，听取汇报，以掌握全国情况。对县委以上的报告，他都要亲自批阅处理。在整个“三反”运动中，毛主席写的指示、批语、书信等多达233篇。
他非常重视各级领导要亲自抓这一条。要求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政府的监察委员会，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军队的政治工作机关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将“三反”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规定中央直属各机关以直属总党委为单位，地方以中央局、中央分局为单位，政府以政务院及各委党组为单位，军队以总政治部及各大军区和各兵种的党委为单位，每两个月向中央做一次关于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
同时，要建立首长负责制，首长要亲自动手，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按级相互检查。号召大家要像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各单位首长要以身作则，带头检讨，这是“三反”能否开展和深入的关键，也是“三反”斗争中一大特点。首长在群众面前的检讨作好了，群众就一定很快地发动起来，首长检讨之后，各级负责干部均应逐级地在群众面前检讨。干部检讨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为了发动群众，使群众解除对上级的惧怕心理，因而率先垂范，自我提醒；二是若本部门发生了贪污案件，主要负责人失察，必须检讨；三是干部本人犯了错误，必须作深刻检查。干部带好头了，群众就很容易发动起来。干部带头检讨也反映了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腐蚀是坚决的、真诚的，意义十分重大。据当时的中央人民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日后回忆道：“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消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
第三，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动员。
1951年12月开始的“三反”运动，主要是采取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的，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决定的。周恩来曾经指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要完全地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实践也证明，一些已经开展“三反”斗争的地方发现之所以效果很小，是因为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因此决定充分地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起来进行检举和揭发，把“三反”“贯彻到每个机关，每个工厂，每一条街和每一个村庄。”当时群众对“三害”有两种心理：一是放任自流。有不少人拿当时的贪污腐败现象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情况相比较，觉得事态并没有多么严重，简直可以算是没有了。这种想法也是合乎事实的，贪污腐败现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应该是清正廉洁的政府，绝不容许这些丑恶现象存在。二是群众害怕检举后遭报复。“三害”者一般都是“有权有势”的人，普通的老百姓不敢轻易地检举，害怕检举后遭到打击报复。针对这种心理，各地“三反”领导干部向群众指出，检举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和检举反革命分子一样，是一种爱国行动。一切爱国者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不应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而应勇敢地进行检举，以使“三害”行为失去隐蔽的地方。党中央还指出，检举的形式不限，检举的内容可详可略。为了鼓励群众勇跃参加“三反”运动，政府对于积极参加检举并卓有成效的人员，给以精神和物质奖励，并保证检举者的安全。同时对压制民主、阻碍群众检举者严惩不贷。不论职务高低，一律撤换。各地的人民监察机关，均应设立人民检举接待室，各机关均应设立意见箱，便利检举运动的开展。经过动员，各地群众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参与热情，怀着满腔的正义感，积极参与到“三反”运动中来。各地新闻报纸，马路上、电影院、车站码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三反”的号召，“三反”的标语。群众性的“三反”运动掀起来了。一时间，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检举丈夫，学生检举老师，下级检举上级屡见不鲜。据当时报载，“北京大学仅1952年1月份检举的93件案件中，40%的检举者都是自己的亲人。”“三反”运动成为全国性的正义行动，群众的参与对“三反”运动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三反”运动与整党建党相结合
“三反”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中共中央指示，“三反”不是单独地搞，而要与其它活动如经济生产、思想政治工作等结合进行。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主要体现在与整党建党相结合之上。
中国共产党自进城以后，一部分党员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丢弃了革命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头脑中开始滋生享乐思想，贪污腐化行为逐渐增多。据中央经委检查委员会统计，截至1952年6月，在全国3122437名党员干部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人，占39%。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向中央敲响了警钟。其实，早在1949年春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了资产阶级对党侵蚀的必然性和防止及克服这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毛泽东在问题刚刚暴露的时候就尖锐地在全党提出，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作为执政党的一件大事来抓，他认为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二中全会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党就会犯大错误。
1951年12月22日，西南局鉴于贪污、浪费现象的严重，决定停止原计划的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的整风运动。中央当即肯定了这种作法，并号召其它局照办。
随着“三反”运动的开展，形势越来越反映出与整党相结合的必要。于是，中央在1952年2月3日向全党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如果不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则党内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就不能得到适当的惩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与危害，也就不能彻底克服和肃清。所以，整党工作必须也‘三反’运动相结合，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八项标准的教育，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
针对干部队伍中严重的“三害”现象，中央要求对干部的教育也要与“三反”运动相结合，对干部作一次认真的考察和了解。“三反”运动也是了解干部、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的方法。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一些负责人认为这些人曾经为革命和建设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开除这些人出党和撤销这一些人的职务，非常可惜。针对这些错误观点，中央坚定地指出，如果没有开除和撤销他们的决心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内对于这类坏人所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与此同时，中央要求各级党委领导要高度重视这个“组织建设上的一个严重的任务”，必须大胆地、坚决地提拔一批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个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党组织受到了一次实际有效的整理，又创造了建党的有利条件。因此，在“三反”运动接近尾声时，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仍然要继续结合“三反”，对党员进行八项标准的教育，并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根据党员标准对所有共产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严肃整顿党的组织，批判贪污浪费、腐化堕落的行为。吸收各机关“三反”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入党；吸收工矿企业中觉悟提高的工人、店员入党；同时，各大中专学校，学生群众经过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在思想上、政治上日渐提高，要吸纳一部分到党组织中，以巩固和扩大学校教育中马列主义的阵地，从而更好地、更多地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
“三反”运动与整党建党、考察和教育干部互相配合、互相推动，既保证了整党工作的顺利，又增强了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强健党的肌体，纯洁干部队伍，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通过负面典型案件教育全党
毛泽东指出要“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 “三反”开始后，“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已得成绩。”正是在毛泽东及中央的严格要求下，全国“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一百二十万三千多人”，查出“被贪污的赃款赃物六万亿元（旧币）。”“在全国打出一千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最高数为二十九万二千多人。”为了惩处这些贪污腐败分子，中央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党员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分的规定》等条例，对查出来的贪污分子视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惩处，其中震惊全国的大案当属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刘青山为当时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张子善在建国初期任当时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二人在任职期间，肆意挪用、滥用公款，“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存款二十万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发给群众房地补给价合计四十五亿元……”其贪污之巨，令人震惊。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两犯死刑。
二人均是十多岁就参加了革命，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20多年出生入死的革命斗争中，曾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据此向毛主席说情，说鉴于二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不要执行死刑，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二人于1952年2月10日被处以枪决。
对这个典型案件的严肃处理，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大、震动大、教育意义也大。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我们党“决不做李自成”，决不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对于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腐败现象毫不姑息，决不手软。薄一波同志日后回忆说：“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决心和行动，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人民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极大地唤醒和教育了干部。
1952年5月底，全国的“三反”运动基本结束。中共中央号召各地要巩固“三反”成果，一方面克服“三反”带来的暂时的消极情绪及其他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在党政军系统、在高中等学校、在各生产部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建立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
“三反”是我们党夺取政权后，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重大的党内整党建党运动和思想政治教育，是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三反”教育了党、纯洁了党，也极大地教育了人民群众，使党风、社会风气得以根本好转。在我们党由武装斗争转向和平建设的过渡时期，不懂经济建设、缺乏执政经验的党员很多，受到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和封建思想腐朽的党员也很多，官僚主义现象也十分严重。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党中央工作的部署和政令的推行，因此，在当时采取运动式的政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我党当时最为有效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思路。但是当时在“三反”运动中采取从上向下压指标、摊任务等强制性的、粗暴的工作方法、搞全民性的运动等等，客观上助长了“左”的情绪。今天，党内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也十分严重，现在主要是依靠法制来制约和惩处，不必采取“三反”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但“三反”运动在充分依靠群众，在坚决惩治腐败、从严治党等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528，612，671.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7，17，26，64，385，469.
[３]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35.
[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2，87，524.
[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147.
[６]杨继亮.腐败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9:49，77.
[７]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按规定，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138，152.
关键词：“三反”；思想动员；整党建党；负面典型案件
建国之初，为了积累资金建设百废待兴的新中国，为了给抗美援朝提供坚实的物质后盾，党中央于1951年10月在全国范围内发动了增产节约运动。但就在这个运动中，人们发现在许多党政机关和群众团体中存在着相当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这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从1951年11月开始，党中央号召人民群众在全国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简称“三反”)的运动。这场“三反”运动历时半年多时间就胜利结束，不仅挽救了大批干部，而且教育了广大的人民群众，整个社会风气也为之一新。我们党在短时期内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成就，这与党在“三反”运动中开展的卓有成效的思想政治工作是分不开的。
一、通过思想动员，唤起干部群众对“三反”的重视
“三反”运动的发起主要源于东北局、西南局和华北局向中央提交的三份报告。报告批露了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简称“三害”）的普遍存在，引起了中央的高度警惕和重视。毛泽东阅后，尖锐地指出：“必须严重地注意干部被资产阶级腐蚀发生严重贪污行为这一事实，注意发现、揭露和惩处，并须当作一场大斗争来处理。”党中央立即着手发动“三反”运动。1952年12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正式展开了“三反”运动的大动员。
首先，向干部群众阐明“三害”的危害及“三反”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三害”现象并不是1951年才出现的，可以说自中共占领城市以来，贪污案件就时有发生，到后来愈演愈烈。这与干部队伍严重不纯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极需招收新干部，一些旧军政人员、投机分子乘机混进了政府机关；党组织中也混进了一些动机不纯、行为不正的人员；个别干部经不起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袭击，所以许多干部或多或少都有贪污、浪费的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问题。
“三害”现象如此严重，若不加以反对和克服，必定给我们党和国家带来巨大的危险。在发动“三反”运动之初，党中央向干部群众深刻指出“三害”的可怕和危险，并从经济和政治两个方面阐释了这种危险的表现。首先表现在经济方面。新中国才刚刚建国一两年，经济十分困难。国家的财政收入一半用于国内经济建设，一半要用于抗美援朝。因此，当时最缺的就是资金。在全国人民厉行节约的浪潮中，大量的资金却被贪污浪费着。这不仅阻碍经济建设的发展进程和规模，而且对经济建设起着巨大的破坏作用。其次在政治方面，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行为“使党、政、军、民系统的一些干部逐渐被腐蚀，因而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直至脱离革命。这种情况，也必然为反革命分子造成极大的空隙。”因此，党政机关存在严重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仅破坏国家经济建设，破坏党的形象和信誉，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而且会遭受到反革命分子利用、收买和瓦解的危险，影响党和人民的利益，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兴衰存亡。在这种情况下，任何部门、任何个人如果采取麻痹观望态度，必然要犯严重的错误，各单位必须深刻意识到这场运动的伟大意义，意识到“这不仅是个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一个重大的政治问题。”因此，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运动。
“三反”刚刚开始，就有人认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自古已然”，是旧中国的习气，不可能在短时期内清除。为了顺利推行“三反”，增强领导干部和人民群众的信心，中央又分析了“三反”胜利的可能性。薄一波同志(当时任中央人民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从以下两个方面论证了彻底解决“三害”的可能性。一是人民的支持。人民作为新中国的主人，“人民的利害与国家的利害统一之后，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现象不但表示不满，而且愿意和这种现象作坚决斗争了。”二是干部的条件。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者只是少数干部，绝大多数对祖国和人民的事业都是忠心耿耿的。毛主席针对这个问题，曾专门作过批示，他认为，如果说要将一切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全部彻底解决清楚，需要很多时间，但“就一般情形来说，一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差不多了。特别是一般的浪费现象，就一个机关来说，从调查、研究、批评、检查，到定出新的制度，停止浪费开支，大约有半个月左右的时间也就够了，许多机关已有这种经验。”
党中央对“三害”后果的分析和“三反”胜利可能性的论证，调动了广大人民群众参与和投入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积极性，消除了他们的担心和顾虑，增强了他们的信心和奋斗激情，使他们全力以赴加入到“三反”斗争中。
其次，要求领导干部从行动上坚决贯彻执行。
毛泽东非常重视“三害”问题，他尖锐地指出必须把反对“三害”看作“如同镇压反革命斗争一样重要。”他常常亲临中央节约检查委员会，参加会议，听取汇报，以掌握全国情况。对县委以上的报告，他都要亲自批阅处理。在整个“三反”运动中，毛主席写的指示、批语、书信等多达233篇。
他非常重视各级领导要亲自抓这一条。要求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人民政府的监察委员会，检察机关和司法机关，军队的政治工作机关和纪律检查委员会将“三反”作为当前的中心工作。规定中央直属各机关以直属总党委为单位，地方以中央局、中央分局为单位，政府以政务院及各委党组为单位，军队以总政治部及各大军区和各兵种的党委为单位，每两个月向中央做一次关于精简节约、反贪污、反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报告。“违者，不论部长、行长、处长、局长、科长、股长或经理，一律撤职查办。”
同时，要建立首长负责制，首长要亲自动手，发动群众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按级相互检查。号召大家要像贺龙同志那样“亲自上前线”。各单位首长要以身作则，带头检讨，这是“三反”能否开展和深入的关键，也是“三反”斗争中一大特点。首长在群众面前的检讨作好了，群众就一定很快地发动起来，首长检讨之后，各级负责干部均应逐级地在群众面前检讨。干部检讨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为了发动群众，使群众解除对上级的惧怕心理，因而率先垂范，自我提醒；二是若本部门发生了贪污案件，主要负责人失察，必须检讨；三是干部本人犯了错误，必须作深刻检查。干部带好头了，群众就很容易发动起来。干部带头检讨也反映了共产党反对资产阶级腐蚀是坚决的、真诚的，意义十分重大。据当时的中央人民节约检查委员会主任薄一波同志日后回忆道：“我觉得‘三反’斗争经验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消除党的肌体上发生的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的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从严治党。”
第三，对人民群众的思想动员。
1951年12月开始的“三反”运动，主要是采取群众性政治运动的方式进行的，这是当时的历史条件和历史经验决定的。周恩来曾经指出：“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毒害，在中国的阶级社会中已经有几千年的历史，是有着深厚的社会基础的。要完全地彻底地铲除这一积害，必须全社会都动员起来。”实践也证明，一些已经开展“三反”斗争的地方发现之所以效果很小，是因为没有形成有力的社会舆论和群众威力。因此决定充分地大规模地动员群众起来进行检举和揭发，把“三反”“贯彻到每个机关，每个工厂，每一条街和每一个村庄。”当时群众对“三害”有两种心理：一是放任自流。有不少人拿当时的贪污腐败现象与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情况相比较，觉得事态并没有多么严重，简直可以算是没有了。这种想法也是合乎事实的，贪污腐败现象在国民党统治时期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共产党领导的政府应该是清正廉洁的政府，绝不容许这些丑恶现象存在。二是群众害怕检举后遭报复。“三害”者一般都是“有权有势”的人，普通的老百姓不敢轻易地检举，害怕检举后遭到打击报复。针对这种心理，各地“三反”领导干部向群众指出，检举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和检举反革命分子一样，是一种爱国行动。一切爱国者对于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的行为，不应采取自由主义的态度，而应勇敢地进行检举，以使“三害”行为失去隐蔽的地方。党中央还指出，检举的形式不限，检举的内容可详可略。为了鼓励群众勇跃参加“三反”运动，政府对于积极参加检举并卓有成效的人员，给以精神和物质奖励，并保证检举者的安全。同时对压制民主、阻碍群众检举者严惩不贷。不论职务高低，一律撤换。各地的人民监察机关，均应设立人民检举接待室，各机关均应设立意见箱，便利检举运动的开展。经过动员，各地群众表现出了高度的政治参与热情，怀着满腔的正义感，积极参与到“三反”运动中来。各地新闻报纸，马路上、电影院、车站码头、街头巷尾到处都是“三反”的号召，“三反”的标语。群众性的“三反”运动掀起来了。一时间，儿子检举父亲，妻子检举丈夫，学生检举老师，下级检举上级屡见不鲜。据当时报载，“北京大学仅1952年1月份检举的93件案件中，40%的检举者都是自己的亲人。”“三反”运动成为全国性的正义行动，群众的参与对“三反”运动的顺利开展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二、“三反”运动与整党建党相结合
“三反”运动发动起来以后，中共中央指示，“三反”不是单独地搞，而要与其它活动如经济生产、思想政治工作等结合进行。与思想政治工作结合主要体现在与整党建党相结合之上。
中国共产党自进城以后，一部分党员经不起“糖衣炮弹”的袭击，丢弃了革命战争年代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头脑中开始滋生享乐思想，贪污腐化行为逐渐增多。据中央经委检查委员会统计，截至1952年6月，在全国3122437名党员干部工作人员中，有贪污行为者1226984人，占39%。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现象，向中央敲响了警钟。其实，早在1949年春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就指出了资产阶级对党侵蚀的必然性和防止及克服这种巨大危险的必要性，毛泽东在问题刚刚暴露的时候就尖锐地在全党提出，要把反对资产阶级腐蚀的斗争同党的建设紧密联系起来，作为执政党的一件大事来抓，他认为现在是全党动员切实执行二中全会决议的紧要时机了，再不切实执行这项决议，我们党就会犯大错误。
1951年12月22日，西南局鉴于贪污、浪费现象的严重，决定停止原计划的整党学习，全力转入“三反”的整风运动。中央当即肯定了这种作法，并号召其它局照办。
随着“三反”运动的开展，形势越来越反映出与整党相结合的必要。于是，中央在1952年2月3日向全党发出《关于“三反”运动和整党运动结合进行的指示》，指出“‘三反’运动是一个更加现实与深刻有力的整党运动。如果不大张旗鼓地、雷厉风行地开展‘三反’运动，则党内许多严重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分子就不能得到适当的惩处，资产阶级思想对党的侵蚀与危害，也就不能彻底克服和肃清。所以，整党工作必须也‘三反’运动相结合，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党员八项标准的教育，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
针对干部队伍中严重的“三害”现象，中央要求对干部的教育也要与“三反”运动相结合，对干部作一次认真的考察和了解。“三反”运动也是了解干部、教育干部的一种最好的方法。要求各级党委、政府、群众团体和部队的领导机关，在“三反”斗争中，应该对所属干部作一次深刻的考察和了解，必须毫不迟疑地开除一批丧失无产阶级立场的贪污蜕化分子出党，撤销一批严重的官僚主义分子和那些居功自傲、不求上进、消极疲沓、毫不称职的分子的领导职务。一些负责人认为这些人曾经为革命和建设也做出了巨大贡献，开除这些人出党和撤销这一些人的职务，非常可惜。针对这些错误观点，中央坚定地指出，如果没有开除和撤销他们的决心是错误的，过去我们党内对于这类坏人所存在的自由主义思想，必须坚决地加以克服。与此同时，中央要求各级党委领导要高度重视这个“组织建设上的一个严重的任务”，必须大胆地、坚决地提拔一批有德有才的优秀分子到各个工作的领导岗位上来。
随着“三反”运动的深入，党组织受到了一次实际有效的整理，又创造了建党的有利条件。因此，在“三反”运动接近尾声时，党中央又发出了《关于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进行整党建党工作的指示》，仍然要继续结合“三反”，对党员进行八项标准的教育，并在“三反”运动的基础上，根据党员标准对所有共产党员进行登记、审查和处理，严肃整顿党的组织，批判贪污浪费、腐化堕落的行为。吸收各机关“三反”中涌现出来的新的积极分子入党；吸收工矿企业中觉悟提高的工人、店员入党；同时，各大中专学校，学生群众经过抗美援朝、思想改造、“三反”“五反”，在思想上、政治上日渐提高，要吸纳一部分到党组织中，以巩固和扩大学校教育中马列主义的阵地，从而更好地、更多地为国家培养建设人才。
“三反”运动与整党建党、考察和教育干部互相配合、互相推动，既保证了整党工作的顺利，又增强了党员干部拒腐防变的能力，强健党的肌体，纯洁干部队伍，都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三、通过负面典型案件教育全党
毛泽东指出要“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采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 “三反”开始后，“要将同志们的注意力引向搜寻大老虎，穷追务获，不要停留，不要松劲，不要满足已得成绩。”正是在毛泽东及中央的严格要求下，全国“共查出贪污分子和犯贪污错误的一百二十万三千多人”，查出“被贪污的赃款赃物六万亿元（旧币）。”“在全国打出一千万元以上的贪污分子最高数为二十九万二千多人。”为了惩处这些贪污腐败分子，中央制定了《关于处理贪污浪费问题的若干规定》、《关于处理小贪污分子的五项决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和《中共中央关于在“三反”运动中党员犯有贪污、浪费、官僚主义错误给予党内处分的规定》等条例，对查出来的贪污分子视情节轻重，分别予以惩处，其中震惊全国的大案当属刘青山、张子善案件。
刘青山为当时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张子善在建国初期任当时中共天津地委副书记、天津专区专员。二人在任职期间，肆意挪用、滥用公款，“先后动用全专区地方粮存款二十万亿元，宝坻县救济粮四亿元，干部家属补助粮一亿四千万元；从修潮白河民工供应站中，苛剥获利二十二亿元；贪污修飞机场节余款发给群众房地补给价合计四十五亿元……”其贪污之巨，令人震惊。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准，判处两犯死刑。
二人均是十多岁就参加了革命，经历过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考验。20多年出生入死的革命斗争中，曾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据此向毛主席说情，说鉴于二人在战争年代有过功劳，不要执行死刑，给他们一个改造的机会。毛主席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二人于1952年2月10日被处以枪决。
对这个典型案件的严肃处理，在国内外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其影响大、震动大、教育意义也大。中国共产党用实际行动向世人表明，我们党“决不做李自成”，决不放任腐败现象滋长下去，对于危及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腐败现象毫不姑息，决不手软。薄一波同志日后回忆说：“在当时起到了振聋发聩、扶正祛邪的良好效果。”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决心和行动，极大地鼓舞和坚定了广大人民向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进行斗争的信心和勇气，极大地唤醒和教育了干部。
1952年5月底，全国的“三反”运动基本结束。中共中央号召各地要巩固“三反”成果，一方面克服“三反”带来的暂时的消极情绪及其他错误思想；另一方面，在党政军系统、在高中等学校、在各生产部门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划清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思想界限，建立工人阶级思想的领导。
“三反”是我们党夺取政权后，在全党范围内进行的一次重大的党内整党建党运动和思想政治教育，是自觉地抵制和克服资产阶级对党的腐蚀，保持共产党人廉政为民本色的一次成功实践。“三反”教育了党、纯洁了党，也极大地教育了人民群众，使党风、社会风气得以根本好转。在我们党由武装斗争转向和平建设的过渡时期，不懂经济建设、缺乏执政经验的党员很多，受到资产阶级享乐思想和封建思想腐朽的党员也很多，官僚主义现象也十分严重。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党中央工作的部署和政令的推行，因此，在当时采取运动式的政治工作是非常必要的，这也是我党当时最为有效的工作方式和工作思路。但是当时在“三反”运动中采取从上向下压指标、摊任务等强制性的、粗暴的工作方法、搞全民性的运动等等，客观上助长了“左”的情绪。今天，党内的贪污腐败和官僚主义现象也十分严重，现在主要是依靠法制来制约和惩处，不必采取“三反”这种群众运动的方式。但“三反”运动在充分依靠群众，在坚决惩治腐败、从严治党等方面留下的宝贵经验是值得借鉴的。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二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528，612，671.
[2]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三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7，17，26，64，385，469.
[３]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二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2:35.
[４]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三册）.中共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12，87，524.
[５]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147.
[６]杨继亮.腐败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9:49，77.
[７]这里指当时流通的旧人民币。中国人民银行自1955年3月1日起发行新人民币代替旧人民币。按规定，新币一元等于旧币一万元.
[８]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M].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1991:138，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