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来，中国经济面临复杂挑战，放缓趋势明显。当此之际，各界均寄望于深化市场化改革释放制度红利，以平等的市场竞争，来取代延续经年的垄断格局；以市场化的资源配置，来取代既有的政府管制和计划分配；让更多平等的市场主体进入垄断行业，从而为经济增长植入健康活力。
　　在上述为增进经济持久活力而进行的一系列市场化改革中，资源价格改革是其中复杂而又不可缺少的一环。近日，因为天然气价格改革导致的改革方向争议，成为诸多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有关争议的背后，仍然是中国要不要坚持市场化改革的老问题。
　　在价格改革领域，政策取向是向真正市场化方向推进，还是向“模拟市场”的计划方向倒退，已经成为中国在未来数年能否真正释放改革红利的关键问题之一。国家发改委刚刚出台的天然气价格调整方案，是一个典型的借市场化改革名义、却继续推动成本定价的典型案例（参见本期报道“天然气价改‘逆流’”）。
　　中国经济转轨发展至今，全面的价格改革，尤其是资源价格改革势在必行。中国是世界上消耗资源最多的国家之一，但我们的资源使用绩效却属于世界末流，环境污染、生态破坏等问题日益突出。加快推进资源价格改革，全面反映市场供求、稀缺程度和环境成本，可以有效遏制资源高消费等行为，不断提高资源利用的绩效。
　　下一步资源价格改革方向，是实现真正的市场化，从而释放改革红利，还是继持垄断格局和价格管制，保护既得利益群体，已成为判断价格改革真伪的一块试金石。
　　从中国30多年改革历程看，价格改革从来就不简单，涉及多种制度破立与规则存废，资源价格改革同样如此。当资源供应主体仍然由少数企业垄断，所谓市场定价，其实是“伪市场化”，也就是以市场化的名义，继续扮演经济运行中的“吸血者”角色。
　　从近期价格主管部门上报的天然气价格改革方案来看，重要领域价格改革继续趋于“伪市场化”，仍然是一个实实在在的风险。
　　“伪市场化”起源于东欧的“计划模拟市场”。由于计划经济配置资源失灵，迫使苏联和东欧国家试水将市场因素引入计划的框架之内。兰格等经济学家在1937年发表了《社会主义经济》一书，形成了著名的兰格模式。所谓模拟市场化，其核心是价格不由生产者和消费者在交易中形成，而是由政府官员在审批中确定，也就是“手动挡”定价机制。
　　上世纪下半叶，兰格模式在东欧经济运行中暴露出明显缺陷：一是价格的决定过程非常复杂，政府试图模拟市场来寻找商品真正的均衡价格是不可能的；二是兰格模式中缺乏激励机制，要求企业完全遵守投入要素组合成本最小化和产出规模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的行为规则，在实践中是不可行的。
　　这种模式很容易形成斯蒂格勒所断言的“监管俘获”：当成本上升时，企业有动力游说政府提高价格；当成本下降时，政府和企业都很少有降低价格的动力，最终使资源的配置陷入紊乱。在中国石油价格改革领域，这类例子屡见不鲜。
　　与石油价格改革类似，此次发改委强行启动天然气“模拟市场化”改革方案之前，几大石油巨头在天然气消费淡季发出“限气令”，释放天然气供需紧张的信号。这在垄断行业集中的基础领域并不罕见，也是东欧“模拟市场化”机制失效的问题之一。因为垄断的人为控制，造成供应短缺，促使价格高企，为天然气价格增高提供了所谓“事实依据”。
　　垄断条件下的价格形成机制，本身就是扭曲的。除非放开垄断，让市场需求主体和天然气多个供应主体之间形成直接的市场供求关系，并将天然气网络从其中切割出去，才能够推动形成价格机制的真正市场化。
　　今年5月，国家发改委出台了《关于2013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重点工作意见的通知》（下称《通知》）。《通知》中明确，电价改革是“简化销售电价分类，扩大工商业用电同价实施范围，完善煤电价格联动机制和水电、核电上网价格形成机制”；天然气价改方向是“推进天然气价格改革，逐步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
　　无论上述种种“价格形成机制”的描述多么美好，仔细梳理不难发现，在中国的垄断领域，主导价格改革方向的关键主管部门，还是选择了人为定价的方向。无论这个价格形成机制的计算公式多么复杂，其核心还是政府官员手动调节价格。
　　在不破除垄断、不实行电网和气网分离的前提下，其定价机制往往越是“模拟市场化”，就越是容易导致垄断企业不断上涨其价格的诉求。这种由垄断企业俘获定价者的“伪市场化”，保护的是既得利益集团，牺牲的是市场经济公平性的原则，附带羞辱了经济学家的智商。
　　说到底，价格改革是中国经济市场化改革的关键内容，在经济低迷时期，价格改革尤其复杂。其改革方向究竟是由不受政府之手控制的市场来决定，还是任由政府官员通过“手动挡”决定，将成为中国经济能否继续实施市场化改革的一个重要试金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