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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应台
1952年生于中国台湾,1974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1982年获得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大学以及台湾中央大学和香港大学等,曾任台北市文化局长。
龙应台的儿子安德烈现就读香港大学经济系。在安德烈14-18岁的四年中,母子二人相隔万里,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德国,重新相聚后,儿子的“冷漠”让龙应台不安,如何重新“相识”,费尽了龙应台的心机———几十封书信往来弥平了母子间的代沟与隔阂。
孩子小时候的情形,父母还记忆犹新:跟父母形影不离,就像父母的“附属物”,甩都甩不掉。可似乎在一夜之间,孩子突然长大了,突然间就远离父母:由亲近变疏远,由熟悉变得陌生,由无话不谈变得无话可说。父母抱怨孩子越大越不听话,不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孩子则反感父母思想观念太陈旧,不开化,跟不上时代,他们“不跟大人一般见识”。
然而,十七八岁毕竟还是孩子,家长不放心,不能撒手不管,于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彼此深爱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面对自己18岁的儿子,同样充满着困惑与无奈。
龙应台的儿子安德烈1985年12月生于台湾,八个月大移居瑞士,后移居德国。1999年,龙应台应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之邀,赴台湾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2003年返回欧洲。
龙应台离开儿子的时候,安德烈只有14岁。时隔四年,龙应台从台北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经是一个身高1.84米、18岁的大小伙子,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她顿时觉得与儿子之间有了一座无形的墙:“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她深切地感到:儿子“爱”她,但并不“喜欢”她。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
龙应台在台湾的四年中,跟安安的联系就是每天打电话,可电话打久了之后,就变得无话可谈。而当她回到德国,发现儿子已经18岁了,一个18岁的孩子跟母亲之间,和14岁的孩子是那么的不同。第一,他不愿意让你拥抱他;第二,他离你远远的;第三,你的出现让他很丢脸、尴尬;第四,他跟你不愿意在任何一个时间同时出现。
龙应台想,得做些事情来认识这个18岁的人,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不能再失去大男孩“安德烈”了。
龙应台找到儿子,心里不抱任何希望,没有任何期待地问他,愿不愿意通过写信的方式,来重新认识彼此。并告诉他,这可是个专栏,一月一次,非写不可,否则就开了天窗。当儿子说好的时候,龙应台倒很意外。于是,这一写就是三年,后来集成了一本书———《亲爱的安德烈》。
说是专栏,其实就是为了“套住”儿子写下去,免得半途而废。套住的过程格外辛苦,母子二人是用普通话沟通,但儿子安德烈是个“中文盲”,不认汉字,只会说不会写。安德烈最好的文字是德文,龙应台最好的文字是中文,于是他们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会──用英文,然后由龙应台译成中文。翻译的过程也异常艰辛,为能准确表达,母子二人经常反复推敲。
于是,从2004年到2007年,母子俩以书信的方式,进入了对方的生活、世界和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18岁的人”,儿子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龙应台与儿子在进行沟通、交流的书信中都是敞开心扉,讲的都是“肺腑之言”,前所未有的深入,通过两种不同生活背景的人的两种价值观的碰撞、磨合,增强了两代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从而在“代沟”上架起一座桥梁。
他们母子讨论的都是儿子关心和困惑的问题,诸如人生的理想、生活态度、青年时代怎样度过、性的问题、恋爱、价值观以及如何面对挫折、社会的改革、贫富、东西方文化差异、民主自由、消费、择业等等。
儿子敞开心扉,袒露心声;母亲则怀着爱心,针对儿子的问题,广征博引,娓娓道来,毫不掩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母子间的通信中,儿子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母亲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儿子对母亲嘲笑有加,母亲对儿子认真研究。母亲并不要求儿子完全接受她的观点,但希望他能了解和理解母亲。
通过多次坦诚的沟通交流,增进了母子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是弭平代沟、跨越文化阻隔、增强两代人相互理解的成功尝试,也给家长们提供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范本。
编辑张宜贺
1952年生于中国台湾,1974年毕业于台湾成功大学外文系,1982年获得美国堪萨斯州立大学英文系博士学位,后曾任教于纽约市立大学、梅西大学以及台湾中央大学和香港大学等,曾任台北市文化局长。
龙应台的儿子安德烈现就读香港大学经济系。在安德烈14-18岁的四年中,母子二人相隔万里,一个在台湾,一个在德国,重新相聚后,儿子的“冷漠”让龙应台不安,如何重新“相识”,费尽了龙应台的心机———几十封书信往来弥平了母子间的代沟与隔阂。
孩子小时候的情形,父母还记忆犹新:跟父母形影不离,就像父母的“附属物”,甩都甩不掉。可似乎在一夜之间,孩子突然长大了,突然间就远离父母:由亲近变疏远,由熟悉变得陌生,由无话不谈变得无话可说。父母抱怨孩子越大越不听话,不理解父母的一片苦心;孩子则反感父母思想观念太陈旧,不开化,跟不上时代,他们“不跟大人一般见识”。
然而,十七八岁毕竟还是孩子,家长不放心,不能撒手不管,于是父母子女之间的冲突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父母和儿女同处一室却无话可谈,他们彼此深爱却互不相识,他们向往接触却找不到桥梁,渴望表达却没有语言。”台湾著名女作家龙应台面对自己18岁的儿子,同样充满着困惑与无奈。
龙应台的儿子安德烈1985年12月生于台湾,八个月大移居瑞士,后移居德国。1999年,龙应台应当时的台北市长马英九之邀,赴台湾出任台北市文化局长,2003年返回欧洲。
龙应台离开儿子的时候,安德烈只有14岁。时隔四年,龙应台从台北卸任回到儿子身边,安德烈已经是一个身高1.84米、18岁的大小伙子,坐在桌子的另一边,有一点“冷”地看着妈妈。她顿时觉得与儿子之间有了一座无形的墙:“我可爱的安安哪里去了?”她深切地感到:儿子“爱”她,但并不“喜欢”她。他们是两代人,年龄相差三十年;也是两国人,中间横着东西文化。
龙应台在台湾的四年中,跟安安的联系就是每天打电话,可电话打久了之后,就变得无话可谈。而当她回到德国,发现儿子已经18岁了,一个18岁的孩子跟母亲之间,和14岁的孩子是那么的不同。第一,他不愿意让你拥抱他;第二,他离你远远的;第三,你的出现让他很丢脸、尴尬;第四,他跟你不愿意在任何一个时间同时出现。
龙应台想,得做些事情来认识这个18岁的人,失去小男孩“安安”没关系,但不能再失去大男孩“安德烈”了。
龙应台找到儿子,心里不抱任何希望,没有任何期待地问他,愿不愿意通过写信的方式,来重新认识彼此。并告诉他,这可是个专栏,一月一次,非写不可,否则就开了天窗。当儿子说好的时候,龙应台倒很意外。于是,这一写就是三年,后来集成了一本书———《亲爱的安德烈》。
说是专栏,其实就是为了“套住”儿子写下去,免得半途而废。套住的过程格外辛苦,母子二人是用普通话沟通,但儿子安德烈是个“中文盲”,不认汉字,只会说不会写。安德烈最好的文字是德文,龙应台最好的文字是中文,于是他们往前各跨一步,半途相会──用英文,然后由龙应台译成中文。翻译的过程也异常艰辛,为能准确表达,母子二人经常反复推敲。
于是,从2004年到2007年,母子俩以书信的方式,进入了对方的生活、世界和心灵。龙应台“认识了人生里第一个18岁的人”,儿子安德烈“也第一次认识了自己的母亲”。
龙应台与儿子在进行沟通、交流的书信中都是敞开心扉,讲的都是“肺腑之言”,前所未有的深入,通过两种不同生活背景的人的两种价值观的碰撞、磨合,增强了两代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信任,从而在“代沟”上架起一座桥梁。
他们母子讨论的都是儿子关心和困惑的问题,诸如人生的理想、生活态度、青年时代怎样度过、性的问题、恋爱、价值观以及如何面对挫折、社会的改革、贫富、东西方文化差异、民主自由、消费、择业等等。
儿子敞开心扉,袒露心声;母亲则怀着爱心,针对儿子的问题,广征博引,娓娓道来,毫不掩饰地阐述自己的观点。在母子间的通信中,儿子有三分玩世不恭,二分黑色幽默,五分的认真;母亲有八分的认真,二分的知性怀疑。儿子对母亲嘲笑有加,母亲对儿子认真研究。母亲并不要求儿子完全接受她的观点,但希望他能了解和理解母亲。
通过多次坦诚的沟通交流,增进了母子间的相互了解和理解,是弭平代沟、跨越文化阻隔、增强两代人相互理解的成功尝试,也给家长们提供了“润物细无声”的教育范本。
编辑张宜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