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个执著的西行者，他的足迹踏遍了新疆的山川荒漠，他要拨开迷雾，把西域文化介绍给全世界。
　　情定新疆
　　杨镰出生在辽宁辽阳，童年是在北京大学燕东园度过的。高中毕业那年，“文革”刚刚开始。父亲建议他去一个偏远的地方，脚踏实地地做些实事。既然这样，那就去最远的新疆吧。临行前，杨镰找到父亲的好友冯至教授，请他给自己提出一些忠告。冯至送给他一本书——斯文·赫定的《我的探险生涯》。
　　于是，21岁的杨镰和107名北京知识青年一起，来到新疆东北角的伊吾军马场，开始了纵横山野的牧马人生活。
　　神奇多姿的自然风光和充满异域风情的多民族文化，深深吸引了从小生活在都市的杨镰。但是好景不长，度过了最初的新奇之后，百无聊赖的贫瘠生活让杨镰倍感苦恼。于是，在无数个寒风呼啸的夜晚，在木屋的煤油灯下，《我的探险生涯》成了他唯一的精神食粮。他似乎跟着这位探险家穿越了时空，新疆悠久的历史和神秘的文明，在他面前展开了一幅长长的画卷。
　　于是，单调的生活变得丰富多彩起来。斯文·赫定在书中的一句话让他的心从此和新疆结了缘——“在茫茫戈壁掩埋之下的那些等待着探险者的古老文明，它们沉睡得太久了，你会是那个探险者吗？”“我会的！”杨镰策马扬鞭，对着无边的旷野呼喊。
　　四年后，杨镰考入新疆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到乌鲁木齐六道湾煤矿当了一名普通干部。在此期间，他恋爱、结婚、生子，读了一千多本有关新疆文化历史的书籍。喜欢文学的杨镰创作了长篇小说《千古之谜》，这部以南疆沙漠中的小河墓地发掘为题材的小说，一经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便大受读者欢迎，随即被业界评为“中国第一部考古探险小说”。
　　十四年时间转眼即逝，35岁的杨镰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回到北京，他反而更加思念新疆，想念那里的一切。“很长一段时间，我总是在梦中回到新疆。做文学研究时也不能集中精力，似乎把魂丢在了那里。”他决定回去。就在这一年，他的中篇小说《走向地平线》在《当代》发表，并获得中篇小说奖，奖金800元。800元在当时算得上是一笔巨款，杨镰与妻子商量，决定将这笔钱用于回新疆的探险考察。
　　60个约定
　　杨镰在纸上列出一个又一个再也熟悉不过的地点：喀拉墩、楼兰、和田、塔里木……数一数，竟然有60个。杨镰骑自行车，搭顺风车，骑马，骑骆驼，步行，在50天里进行了第一次环塔里木盆地的探险考察。杨镰知道自己再也无法和新疆割离了，他把列在纸上的60个心仪的地点刻在了心里，也和新疆订下了60个约定。
　　很巧的是，杨镰最先实现的目标是他60个约定中写下的第一个。
　　瑞典一家电视台找到杨镰，想请他为大型电视片《斯文·赫定之路》做些策划工作。杨镰带着节目组，在当地牧民的引导下，向着斯文·赫定在书中描写的喀拉墩出发。经过十几个小时的艰难跋涉，一座半埋在流沙下的城池终于矗立在他们的跟前。
　　杨镰深深地被震撼了，方圆几公里的城墙似隐似现，似乎可见当年的繁华，毗连成排的院落里散落着巨大的方型木块。沿街的胡扬树早已风干，但盘根错节的虬枝像巨龙一样卧在沙包四周，把一个又一个高大的沙墩染成了黑色。“黑沙包”喀拉墩的名字，由此而来。
　　杨镰在古城的尽头，发现了一条干涸的河流，走上5公里，便是沙漠中曾经的生命之河——干涸的塔里木河。他想起《大唐西域记》一书对此地的记载：“众庶富乐，编户安业，国尚乐音，人好歌舞。”杨镰得出结论，最起码在宋朝之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还没有形成，最多是在绿洲之间点缀着小片的沙漠。因此，才能有喀拉墩这样的城池，守护着南来北往的交通驿道。
　　独特的策划让《斯文·赫定之路》在瑞典受到了热捧，杨镰受到电视剧组的邀请，到瑞典皇家文学院进行学术交流。在那里，他和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汉学家马悦然先生说起了喀拉墩。马悦然的夫人也是中国人，她听完两个人的谈话，不禁感慨不已：“杨镰，你要记住，我们不是关心沙漠，是关心在沙漠中生存和进出的人，就像我们一直关心雪峰，只是关心它对人类的影响。”
　　杨镰心中一惊，立即醍醐灌顶：是啊，人的焦虑可以烧灼生烟，有希望才能付出情感。为什么我一直对新疆念念不忘，难道不是为了世世代代在这片土地上和沙漠进行抗争的人们吗？
　　从这次谈话开始，杨镰不再把探险作为重点，转而去思考自然和人的关系问题。他的考察意义也明晰起来：“我不是考古，也不是探险，我关心的不是古城的建筑艺术，不是佛寺的文物价值，而是它为什么存在，它在人类生存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
　　杨镰开始寻找各种机会重返新疆，60个地理名词中的大多数都迎接了他风尘仆仆的脚步。他很少有机会单独出行，每次都是应《中国国家地理》《探险》、中央电视台的邀请考察带队。一次又一次，杨镰乐此不疲，他明白，能够刺激他付诸行动的是一如既往对发现的渴望，20世纪初被欧洲探险家发现过却又被动荡的历史所遗忘的中国西北角蒙上了太多的尘埃，他作为一个中国学者有责任有义务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最后的礼物
　　杨镰研究新疆，还调动媒体宣传新疆。他多次带中央电视台《探索与发现》栏目组深入新疆，制作节目。最出名的要数电视专题片《最后的罗布人》，它在中央电视台连续播了四次，并在国内外获奖无数。杨镰将发现罗布人的过程称作是一个漫长曲折而又动人心魄的往事。
　　杨镰在清史中看到过罗布人星星点点的信息，清朝康熙年间，皇帝命令罗布人迁移到生活相对富足的安西去，可是他们回绝了：“我们和罗布泊订立了生死契约，它移到哪里，我们就到哪里。”可是当“移动的湖”再也没有一滴水的时候，他们也不得不离开了。在新疆生活的十四年中，杨镰无数次进入罗布泊寻找罗布人，他的执著终于打动了当地的一个百岁老人。老人亲自出马，终于凭着记忆把杨镰带到了罗布人最后的定居点“老阿不旦”。杨镰把十几年考察见闻写成了一个非虚构小说《最后的罗布人》，小说发表后，在世界各地立即掀起了一股罗布泊的探险热潮，为此，许多探险者还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如果说，“老阿不旦”是杨镰眼中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的最好标本，那么，“小河墓地”则是他心底珍藏的人类文明的宝藏。一次，杨镰带领中科院考察队进入罗布泊荒漠。当时气温是零下二十多摄氏度，他们在荒原中找了几天，一些队员开始体力不支，杨镰不断鼓励大家坚持再坚持。就在几乎绝望的时候，他们遇见了一个在沙漠中作业的石油工程队。工程队长抱怨说，一个大沙包阻挡了他们作业。凭借多年的经验，杨镰断定这个大沙包不是一般的沙丘。等他到近前一看，一座插满木柱的大沙丘呈现在他面前，这就是令他柔肠百结的小河墓地。小河墓地不久后开始启动发掘，被评为“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
　　在几十年的考察中，杨镰主编了《西域探险考察大系》《中国西部探险》等专著30部，整理出版古代文献8种，并撰写了长篇小说《生死西行》、探险纪实作品《黑壁》《荒漠独行》等十几部文学作品。杨镰在用各种方式兑现着自己和新疆的一个个约定：“在我的心中，发现，如同一扇关得很紧的大门，被一个傻里傻气的人硬是推开了一道缝隙。我或许看不清全部真相，但我为我身后的人捅开一条观察秘境的通道。”
　　在杨镰眼里，新疆的西域文明虽然独特，但它永远是中华文明血脉相连的一部分，值得用生命去对待。无数次的考察，险情是家常便饭。甚至在有一次迷路时，他用随身携带的录音机录好了遗言留给妻子，所幸最后灵光一现，他顺着来时的脚印一路爬了回去。“我不后悔，我的词典里没有知难而返这个词，我的心中没有任何禁区，禁区对我来说，只意味着挑战。”
　　但是这一次，杨镰却中断了行走。2016年3月31日，他去新疆搜集伊吾保卫战资料，打算以此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结果在巴里坤境内发生了车祸。巴里坤是杨镰初到新疆做牧马人的地方。或许是先生累了，他要以这种方式回到这片让他朝思暮想的土地上，或许他从北京来到伊吾牧马，就从来没有打算过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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