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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句话：“官大看北京，钱多数福建。”这是清末民初对福建商帮的最好写照。福建人与生俱来与海洋为伴，闽商的发展与大海息息相关。相对于民风保守的北方和内地，福建商人更具开放和向外开拓意识。《论语》中孔子曰：“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福建商帮却无视传统观念，照样远游海内外，经商打天下。
海外经商由来已久
福建人经商最早见于史书记载：从南朝末期开始，除了进行国内的商业活动之外，还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有定期的商贸和海船往来。闽人的崇商意识，发端于五代十国闽王——王审知，治闽期间，他利用福州、泉州多良港，使之成为南北乃至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元代曾在泉州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使“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
福建“负山环海，田不足耕”，加上封建社会苛刻繁重的租税，福建人为了谋生而“轻生死”，从家乡带着丝绸、药物、糖纸、瓷器、手工艺品等特产，搭上商船，从福州、泉州出发，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运销世界各地。
有些商人经商之后，定居异国他邦。长而久之、代代相传，福建商人成为侨居国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有人曾经形容：“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闽人。”福建有海外华侨11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闽籍港澳同胞120多万人，闽籍台胞几百万人，闽籍华人资产存量超过3000亿美元。他们经商有方、顺势而为、积累财富、拓展商贸，商业资本，十分活跃。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闽商成为与山西、陕西、宁波、洞庭、广东、徽州、江右、山东、龙游商帮齐名的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就是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
福建商帮，派生出福州、泉州、兴化、延平、漳州、宁德等商帮，福州和泉州的商人是闽商的杰出代表。19世纪以来，闽商中涌现出一大批可圈可点的领军风云人物，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被称为“万金油大王”的胡文虎；被誉为印尼华商、东南亚首富，集“面粉大王”、“丁香大王”和“金融大王”于一身的林绍良；被称为“世界糖王”，开了香格里拉酒店闻名世界的“酒店大王”——马来西亚郭氏集团总裁郭鹤年等。
福建文化是多元性文化，福建人经商各有其特点、各有其门道、各有其不同的组织。以地缘来划分，福建商人中最有影响的是闽南商帮、福州商帮、兴化商帮。闽南商帮在向海外贸易时，形成了具有垄断性质的海商集团，凭借家族势力行商，积极争取官方和乡族支持，最终夺得东南海上贸易大权。
在向海外进行贸易时，闽南商帮不放弃国内市场，利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优势，基本上垄断了对台贸易。从宋代起，闽台贸易在泉州港和台北港进行，明代拓展到漳州的月港、晋江的安平、惠安的獭窟、厦门的嵩屿、浯屿、曾厝和台湾的鸡笼、淡水等地对渡。
闽商帮派名目繁多
甲午战争后，日本专营厦台航线，闽商却常用内河小轮船，在泉、漳一带转运对台物资。抗战胜利后，闽南商帮凭着自身优势参加对台贸易，在上海经商的泉州人租用货船，往返于泉州、厦门、上海、台湾之间。在对台贸易的闽南商帮中，经营的项目也有所侧重，泉州商人大多经营茶叶，龙海商人大多经营纸箱，惠安商人大多经营中药材等。
福州商帮，经营项目不同，帮派名目繁多，近现代时最多达200多个，分别有纸帮、木帮、油帮、茶帮、果子帮、锡青帮等，各帮都设有办事机构。资金最为雄厚的茶帮，在福州有固定牌号40余家，每家资金从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
福州商帮善于根据对方需要组织货源，台湾渔民喜用茶子饼喂鱼，福州商帮就从古田、闽清、永泰等地，组织茶子饼等货源到台湾，20世纪早期，每年高达四五千吨。福州的古田商帮，兴修福州古田会馆,留存的三通碑刻,是研究近代闽江流域商业发展的重要史料。
兴化（莆仙）商帮仅次于闽南、福州商帮，在福建商帮中别有特色。兴化商帮在莆仙地区形成了几个繁荣的商业区，涵江区曾被称为“小香港”，经商者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兴化商帮善于向国内其他地方拓展，形成鲜明特点。
兴化商帮在福州经营的特点：一是业务广泛，如南北货、食糖、烟叶、棉布、鞭炮、桔饼等；二是开设钱庄，如仙游林云阶、林阿贵开设天吉钱庄；三是组织运输；四是行帮繁多，如经营南北货的有“锦远堂”，经营食糖的有“聚星堂”，制造桔饼的有“浚星堂”，烟帮有“加兰堂”，经纪人有“坏远堂”等；五是活动频繁，以此增加凝聚力，如庆赞、办学、帮助同乡处理疾病丧葬等。莆田商人在国内的延伸力极强，无论天山南北，长城内外，都可找到他们的踪影。
明清以来，统治者推行闭关自守的政策，福建商人被迫将主要的目标转向国内市场，活跃在中国许多重要的城市和商业口岸。他们在各地城镇和口岸建立了闽商会馆，至今在上海南浦大桥附近，耸立于高楼大厦的众多楼群之间，有一座外表并不起眼的低矮建筑，名为“三山会馆”。它是公元1897年，在上海经营果桔生意的福建商人投资兴建。明清时期，福建商帮会馆，遍及全国13个省市，确切可考又直接以会馆或公所为名的就多达39个。
经商理念极具特性
福建文化，具有极其明显的区域特性。福建不同区域人的不同性格，对从商理念产生了直接影响。福州人生性谨慎，讲究实效实惠，做每一件事都要先估量一下，有没有收益，有多少收益，对那种“猪宰白讲价”的没把握之事，一般都慎之又慎。同属福州邻近县，文化性格有差异，成就也会不一样。
福清，人善行贾，人爱面子，讲究场面，生意做好赚了钱，热衷于搞排场、演戏、请客、办酒席、盖房子，资金不是投入再创业。长乐人，历来有出海行商传统，“近海之民，走海如鹭。”历史上，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也曾从长乐出发，长乐人极富冒险精神，出海外成为一种时尚，家中生活很富裕，也要出海讨生活。
泉南人，信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晋江、石狮一带商人，推崇“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声名”；“输人不输阵，输阵番薯面”；“争气不争财”，“三分本事七分胆”。他们不仅敢冒险，还能善于做生意；他们有敏锐的商业头脑，有着强烈的竞争意识。泉南人赚了钱，不是先存起来，而是马上扩大经营规模。他们重信誉、守条约、不失信，大富翁远远比其他区域商人多。
兴化（莆仙）人，素有经商传统，却太节俭、放不开，故有“神仙难赚莆仙钱”之说。兴化商人认为：苦是天经地义，做生意靠头脑、靠韧劲，为了推销商品，硬是不顺白眼，赚一分是一分，赚一厘是一厘。即使腰缠万贯，也是一钱当作两钱用，与晋江、石狮一带商人，一掷千金豪举，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对外界保持警觉，喜欢生活在老乡圈子里，喜欢“抱团”经商，只要兴化一人有事，大家都会挺身而出。
福建人信奉一条商业古训：和为贵。闽商内部凝聚力强，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大家庭，职工就是家庭一员，团结紧密，企业爆发力极强。他们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次不行下次来。在闽商眼里，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客户，相与一人得条路，得罪一人打堵墙，他们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营造，真正把“四海之内皆兄弟”当成了格言。
福建人奔走各地，恋乡爱祖的心情始终像风筝线一样牵扯着他们，取得成就后回馈桑梓成了普遍的做法。他们涉足各个行业，无论是商业、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到处都有福建人的身影。他们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经济发展，为维护祖国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热心慈善公益事业，乐善好施，行善不倦。在当今慈善界，闽商可谓是独领风骚。
正是福建人的可贵精神和固有素质，才会出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闽商”的盛况，才有福建人叱咤国内外，独领风骚的壮观。“爱拼才会赢”的商业理念，这日益成为中国的商业灵魂。“破门而出能飞天，冲门而进能翔海”的理念，造就了闽商远游海内外的丰硕成果。
海外经商由来已久
福建人经商最早见于史书记载：从南朝末期开始，除了进行国内的商业活动之外，还与一衣带水的邻邦——日本，有定期的商贸和海船往来。闽人的崇商意识，发端于五代十国闽王——王审知，治闽期间，他利用福州、泉州多良港，使之成为南北乃至海外贸易的重要港口。元代曾在泉州设“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使“泉州为世界最大港之一”。
福建“负山环海，田不足耕”，加上封建社会苛刻繁重的租税，福建人为了谋生而“轻生死”，从家乡带着丝绸、药物、糖纸、瓷器、手工艺品等特产，搭上商船，从福州、泉州出发，顺着“海上丝绸之路”漂洋过海，运销世界各地。
有些商人经商之后，定居异国他邦。长而久之、代代相传，福建商人成为侨居国社会发展的一支重要力量。有人曾经形容：“世界上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华人；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闽人。”福建有海外华侨1100多万人，分布在世界160多个国家和地区；闽籍港澳同胞120多万人，闽籍台胞几百万人，闽籍华人资产存量超过3000亿美元。他们经商有方、顺势而为、积累财富、拓展商贸，商业资本，十分活跃。
明清时期，资本主义生产的萌芽，促进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促使闽商成为与山西、陕西、宁波、洞庭、广东、徽州、江右、山东、龙游商帮齐名的中国十大商帮之一。福建海商最常见的经商方式，就是广泛联络沿海居民，建立了许多据点，利用据点收购出海货物，囤积国外走私商品，以利销售。
福建商帮，派生出福州、泉州、兴化、延平、漳州、宁德等商帮，福州和泉州的商人是闽商的杰出代表。19世纪以来，闽商中涌现出一大批可圈可点的领军风云人物，被誉为“华侨旗帜，民族光辉”的陈嘉庚；被称为“万金油大王”的胡文虎；被誉为印尼华商、东南亚首富，集“面粉大王”、“丁香大王”和“金融大王”于一身的林绍良；被称为“世界糖王”，开了香格里拉酒店闻名世界的“酒店大王”——马来西亚郭氏集团总裁郭鹤年等。
福建文化是多元性文化，福建人经商各有其特点、各有其门道、各有其不同的组织。以地缘来划分，福建商人中最有影响的是闽南商帮、福州商帮、兴化商帮。闽南商帮在向海外贸易时，形成了具有垄断性质的海商集团，凭借家族势力行商，积极争取官方和乡族支持，最终夺得东南海上贸易大权。
在向海外进行贸易时，闽南商帮不放弃国内市场，利用与台湾隔海相望的优势，基本上垄断了对台贸易。从宋代起，闽台贸易在泉州港和台北港进行，明代拓展到漳州的月港、晋江的安平、惠安的獭窟、厦门的嵩屿、浯屿、曾厝和台湾的鸡笼、淡水等地对渡。
闽商帮派名目繁多
甲午战争后，日本专营厦台航线，闽商却常用内河小轮船，在泉、漳一带转运对台物资。抗战胜利后，闽南商帮凭着自身优势参加对台贸易，在上海经商的泉州人租用货船，往返于泉州、厦门、上海、台湾之间。在对台贸易的闽南商帮中，经营的项目也有所侧重，泉州商人大多经营茶叶，龙海商人大多经营纸箱，惠安商人大多经营中药材等。
福州商帮，经营项目不同，帮派名目繁多，近现代时最多达200多个，分别有纸帮、木帮、油帮、茶帮、果子帮、锡青帮等，各帮都设有办事机构。资金最为雄厚的茶帮，在福州有固定牌号40余家，每家资金从数万元至数十万元不等。
福州商帮善于根据对方需要组织货源，台湾渔民喜用茶子饼喂鱼，福州商帮就从古田、闽清、永泰等地，组织茶子饼等货源到台湾，20世纪早期，每年高达四五千吨。福州的古田商帮，兴修福州古田会馆,留存的三通碑刻,是研究近代闽江流域商业发展的重要史料。
兴化（莆仙）商帮仅次于闽南、福州商帮，在福建商帮中别有特色。兴化商帮在莆仙地区形成了几个繁荣的商业区，涵江区曾被称为“小香港”，经商者被称为“中国的犹太人”。兴化商帮善于向国内其他地方拓展，形成鲜明特点。
兴化商帮在福州经营的特点：一是业务广泛，如南北货、食糖、烟叶、棉布、鞭炮、桔饼等；二是开设钱庄，如仙游林云阶、林阿贵开设天吉钱庄；三是组织运输；四是行帮繁多，如经营南北货的有“锦远堂”，经营食糖的有“聚星堂”，制造桔饼的有“浚星堂”，烟帮有“加兰堂”，经纪人有“坏远堂”等；五是活动频繁，以此增加凝聚力，如庆赞、办学、帮助同乡处理疾病丧葬等。莆田商人在国内的延伸力极强，无论天山南北，长城内外，都可找到他们的踪影。
明清以来，统治者推行闭关自守的政策，福建商人被迫将主要的目标转向国内市场，活跃在中国许多重要的城市和商业口岸。他们在各地城镇和口岸建立了闽商会馆，至今在上海南浦大桥附近，耸立于高楼大厦的众多楼群之间，有一座外表并不起眼的低矮建筑，名为“三山会馆”。它是公元1897年，在上海经营果桔生意的福建商人投资兴建。明清时期，福建商帮会馆，遍及全国13个省市，确切可考又直接以会馆或公所为名的就多达39个。
经商理念极具特性
福建文化，具有极其明显的区域特性。福建不同区域人的不同性格，对从商理念产生了直接影响。福州人生性谨慎，讲究实效实惠，做每一件事都要先估量一下，有没有收益，有多少收益，对那种“猪宰白讲价”的没把握之事，一般都慎之又慎。同属福州邻近县，文化性格有差异，成就也会不一样。
福清，人善行贾，人爱面子，讲究场面，生意做好赚了钱，热衷于搞排场、演戏、请客、办酒席、盖房子，资金不是投入再创业。长乐人，历来有出海行商传统，“近海之民，走海如鹭。”历史上，郑和下西洋的船队也曾从长乐出发，长乐人极富冒险精神，出海外成为一种时尚，家中生活很富裕，也要出海讨生活。
泉南人，信奉“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晋江、石狮一带商人，推崇“少年不打拼，老来无声名”；“输人不输阵，输阵番薯面”；“争气不争财”，“三分本事七分胆”。他们不仅敢冒险，还能善于做生意；他们有敏锐的商业头脑，有着强烈的竞争意识。泉南人赚了钱，不是先存起来，而是马上扩大经营规模。他们重信誉、守条约、不失信，大富翁远远比其他区域商人多。
兴化（莆仙）人，素有经商传统，却太节俭、放不开，故有“神仙难赚莆仙钱”之说。兴化商人认为：苦是天经地义，做生意靠头脑、靠韧劲，为了推销商品，硬是不顺白眼，赚一分是一分，赚一厘是一厘。即使腰缠万贯，也是一钱当作两钱用，与晋江、石狮一带商人，一掷千金豪举，有着天壤之别。他们对外界保持警觉，喜欢生活在老乡圈子里，喜欢“抱团”经商，只要兴化一人有事，大家都会挺身而出。
福建人信奉一条商业古训：和为贵。闽商内部凝聚力强，一个企业就是一个大家庭，职工就是家庭一员，团结紧密，企业爆发力极强。他们讲究的是和气生财，所谓买卖不成仁义在，这次不行下次来。在闽商眼里，每一个人都是潜在的客户，相与一人得条路，得罪一人打堵墙，他们十分重视人际关系的营造，真正把“四海之内皆兄弟”当成了格言。
福建人奔走各地，恋乡爱祖的心情始终像风筝线一样牵扯着他们，取得成就后回馈桑梓成了普遍的做法。他们涉足各个行业，无论是商业、科技、教育、文化、医疗……到处都有福建人的身影。他们有力地促进了福建经济发展，为维护祖国的和平与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他们热心慈善公益事业，乐善好施，行善不倦。在当今慈善界，闽商可谓是独领风骚。
正是福建人的可贵精神和固有素质，才会出现“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闽商”的盛况，才有福建人叱咤国内外，独领风骚的壮观。“爱拼才会赢”的商业理念，这日益成为中国的商业灵魂。“破门而出能飞天，冲门而进能翔海”的理念，造就了闽商远游海内外的丰硕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