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公司大量吞并美国公司和资产，美国国会的成员、各种商业联盟的领袖以及企业的领导者都开始大声疾呼，“日本人来了”！尽管在美国的经济发展历史上，尤其是在19世纪70年代到1914年的后工业革命时期，国外的投资者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评论家们还是发出警告：当日本投资者来到美国的时候，情况是不同的。当时美国国内的一些著名学者，包括雷斯特·斯若——当时麻省理工大学斯隆管理学院的主任，以及斯蒂文·福布斯——知名的出版家以及后来的总统候选人，都对日本经济发展及对美国大量投资产生的影响力可能会严重威胁美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表示担心。
　　20年过去了，现在同样的争论又出现在对待来自中国的投资上。尽管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一致对中国开放市场表示长期鼓励，但是美国国会还是对中国在美国不断增加投资感到越来越焦虑。
　　中国的投资者可以从日本过往的经验中得到哪些借鉴呢？将在美国进行投资的中国商人，与那些来自其他国家的投资者相比，又会有哪些不同的待遇呢？
　　为了应对美国国内日益增长的敌意情绪，日本企业在20世纪采用了各种策略让美国市场能够接纳它们。当来自美国国会的大部分官方批评浮出水面，但是政府或地方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的时候，很多日本公司，包括尼康、索尼、松下和东芝，就已经在华盛顿设立或扩展公司的办公机构，培育更加正面、积极的公司形象。如今，日本已经成为第三个在美国首都表现最活跃、最显眼的国家，有37个日本公司在华盛顿设立了办公机构。
　　出于文化上的原因，日本公司在扩张战略方面不像美国公司表现得那么激进。为了能让美国对日本企业形成良好的印象，日本公司采用与“第三党派”合作的方式，比如政府的智囊团、媒体以及前任的政府官员。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华盛顿的智囊团设立了一个关于日本投资的论坛，陆续发表论证日本投资给美国带来效益的相关学术研究。日本公司在很多场合都援助这些研究，不但为智囊团的活动提供直接的经济支持，同时资助专家学者们开展他们的研究项目。这些活动一直延续到今天。
　　通过这些活动，日本一再向美国公众证明，与那些恐惧日本投资的言论正相反，在美国投资的日本公司不断雇用美国人担任公司高层的管理工作，此外还给美国的制造商们带来收入。2002年，美国商业部下属的经济分析局公布了一项统计数据，表明日本公司已经在美国创造了83.4万个就业机会，仅日本汽车厂本田一家公司就雇用了27500个美国人，每年的工资总额达到1.69亿美元，从1982年开始，本田公司在美国本土的供应商数量从40家逐步增加到目前超过550家。如今丰田汽车公司从北美供应商那里购买部件和原材料的资金总额已经超过了11亿美元。
　　日本公司还致力于给美国地方政府提供各类支持。美国很多州的州长都曾热情接待日本公司，比如田纳西州的前州长拉马·亚历山德拉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成功地引进日本日产和小松公司的投资，日本公司千方百计地与美国地方机构拉近距离，他们打着“在你进行销售的地方进行生产”这样的口号，逐步消除美国人的这样一种印象：那就是来自日本的投资只是单纯来促销他们进口到美国的产品，日本公司是在美国投资于大型生产基地。比如，本田在俄亥俄州的发动机生产基地就是本田公司在全球最大的基地，每年的产量超过100万台发动机；2001年日本本田公司投资在西维吉尼亚州的基地，这是其在日本海外投资的第一个自动化生产线。这将从扩大就业和增加税收等方面使地方政府得到激励，他们有积极性为日本公司融入地方进行宣传，例如为了回应丰田在阿拉巴马州的亨茨维尔城超过2.2亿美元对V8发动机基地的投资，阿拉巴马州的州长Don Siegelman在2001年曾经发表声明：“丰田和阿拉巴马州的合作关系将为阿拉巴马的居民们带来希望和对更优质生活的梦想。”
　　在得克萨斯州的圣安东尼奥，丰田也开设了一个大型生产基地。在那里，丰田公司为地方基金会的捐赠超过了50万美元，包括圣安东尼奥电子发展基金会和圣安东尼奥教育合作伙伴。与之相似的是，索尼娱乐公司与加利福尼亚卡尔弗学院建立合作关系，为学校提供新的教学设备、使用方面的培训和给学生的指导。当地主管教育的官员这样评论，“非常感谢索尼公司，他们帮助卡尔弗学院成为艺术教育领域的领先者，并且使这里成为很多学生追逐和实现梦想的地方。”
　　类似这样的故事还有很多。在美国的各个地方，日本公司已经为地方团体的发展贡献了很多力量，捐赠了数百万美元的捐款，从小的棒球队联盟到儿科癌症的研究中心。实际上这些活动是日本公司在仿效美国当地公司的发展策略——投资公益并为社会团体提供支持，迎合地方的政客，扩大伴随着投资活动所产生的经济效益。
　　这些日本公司采用的策略帮助他们逐步融入到美国市场，目前中国企业进入美国市场、先行者遭遇与20年前日本公司进入美国市场时的同样境遇，中国公司完全可以借鉴日本公司的经验。现在美国国会和政府对日益增长的中国的竞争力忧心忡忡，并且中国政府采用以出口导向的增长策略，由此中美之间的双边贸易存在着极度不平衡，这种状态并非短期内可能扭转的，这对中国公司进入美国市场都有客观阻力。
　　与此同时，日本和中国在投资趋势方面存在很大差距。比如，对日本在美投资的主流评论之一就是日本经济对国外投资是封闭的。与之相反的是，中国市场对外资是开放的，而且目前中国还是全球吸纳外资的第二大市场，2004年年底，仅美国一个国家在中国的投资就超过了154亿美元，而且这也是相对保守的估计数字。
　　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对日本在美国本土的投资的忧虑更多关注于经济方面，而目前对中国投资的忧虑则是混合了经济与国家安全问题双方面的因素。在美国贸易伙伴的前十名中，中国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美国看作是战略和政治联盟的成员，其他9个成员要么是NATO的成员，要么有美国部队驻扎，要么与美国达成了自由贸易协议，要么就是美国武器的进口国。
　　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方面，就是在美国进行投资的日本公司全部是私有的，但是来自中国的投资公司，他们中的大部分资产是被国家控股的，而且企业在海外进行投资所必要的资金是由国家控制的。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2004年在中国1300家上市公司中，只有20家是纯粹的私营企业，其他基本上都是国家控股的企业。
　　国家控股的企业往往会引发这样的问题，那就是企业的决策究竟是出于商业方面的利益还是国家方面的利益。美国对中国的关注是有战略性的目的，很多中国企业由国家控制的事实会导致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的投资进行严格详细的审查，考察的过程中主要是看国外的投资是否带有对国家安全的潜在威胁。而这个审查是在1988年开始进行的，审查过程是由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下属的12个机构执行的，恰好是美国国会关注日益增长的日本投资的那个时期。
　　但是由国家控制的企业并不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对中国企业进行格外严格审查的唯一原因。防范敏感的、受到美国出口控制的技术被其他国家转移出去，这才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实质上最关注的问题。
　　中国投资者还会在其他一些经济方面的问题上引起美国政府的注意。比如，当日本大批的投资涌入美国时，主要是在未经开发的制造领域进行投资，而这些领域中国已经具有很强的竞争优势，包括低成本的劳动力，并且中国制造业的产品已经占领了美国市场的很大份额，但是对于在美国投资建立生产基地，中国企业的兴趣并不大，而是更注重发展在全球范围内进行竞争所需要的管理技巧以及品牌知名度。此外，中国公司还敏锐地关注一些战略性的行业，比如能源方面，这些领域很可能会引起美国在政治或者国家安全方面的忧虑。
　　虽然如此，中国在美国的投资还是能够有机会在不引发美国监管部门审查程序的前提下进行的，只要不涉及那些美国政府敏感的投资领域。比如2005年夏天，中国的海尔想要并购美国的白电制造厂商Meytag，就没有被要求向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提交任何获准的申请。大多数在美国的零售、房地产和汽车产业进行投资的中国企业都不必申报美国政府获得任何特殊的批准。
　　无论在哪个领域进行投资，如果中国企业希望他们能够成功地进入美国市场，就很有必要在寻求潜在的政治地位方面变得更加老道一些。中国企业需要证明他们能够为美国提供更多就业，承诺遵守美国相关的法规，并且能够成为很好的企业雇主。中国企业还需要更多参与企业所在地区的地方活动，向那些在这方面表现得最好的美国公司学习。为了使自己在美国的投资能够最大化地取得收益，中国公司应当尽量集中投资于那些自身拥有无形资产、更好的产品或者技术的领域，尤其是那些美国本土的竞争者缺乏优势的领域。
　　而另一方面，中国向海外进行投资应当被认为是中国经济发展中积极的步骤，美国政府应当支持和鼓励中国融入全球化经济的进程中去，而不应当在鼓励中国开放市场的同时，将中国的投资者拒之门外，否则的话，就没有从美国经济发展、国家的长远利益出发去考虑问题。美国政府应当在鼓励中国继续发展本国的经济的同时，欢迎中国的企业到美国进行投资，这样的做法可以使美国和中国双方都从中获益。
　　
　　（编译／杨利红）
　　
　　本文根据美国Ｃｏｖｉｎｇｔｏｎ＆ Ｂｕｒｌｉｎｇ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曾经担任克林顿政府国务卿助理的Ｄａｖｉｄ Ｍ． Ｍａｒｃｈｉｃｋ和国际经济研究所的研究员Ｅｄｗａｒｄ Ｍ． Ｇｒａｈａｍ，在远东经济评论的２００６年７～８月刊中Ｈｏｗ Ｃｈｉｎａ Ｃａｎ Ｂｒｅａｋ Ｄｏｗｎ Ａｍｅｒｉｃａ’ｓ Ｗａｌｌ一文编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