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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黔中屯堡人多指认自己的祖籍是“南京应天府石灰巷”，家谱族谱中可看到各省都出现“石灰巷”的地名。在对南京自明代以来地名考察后发现。这是清代以后才出现的地名，兼与云南移民指认家乡为“南京柳树湾高石坎”相比较。我们认为屯堡后裔通过对祖先“调北征南”光荣使命的颂扬，下意识地将调北填南、克军放避等“次等来源”进行改造，“征南将士”被看成这一族群的“共同血统”，这种身份意识强化了屯堡人的祖宗崇拜。帝辇之下的“南京应天府石灰巷”，就成为屯堡人的“共同家乡”，它更象是一个由话语构建的“精神故乡”。
关键词：屯堡人 南京 石灰巷 精神故乡
中图分类号：电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8)03－7－11
屯堡社区村民来自多个省份，但我们发现在对家乡的指认上，却有一个高频出现的地名——石灰巷。祖宗牌是屯堡每户人家都有的，七月半祭祖时使用的写有先祖姓名的纸质牌位，在安顺西秀区文物管理所里，就收藏着一张清代木刻印刷的祖宗牌位，这张长1150厘米、宽580厘米的牌位如家谱一样记载了始祖来黔的原因、各世祖的功德和家族发生的重大变故，内容凡600余字，时间从明初到清末。其开篇首载：“余祖籍南京应天府，即今江南省首府江南府地。原街名石灰巷，族繁户稠，人皆以半城名之。因洪武五调北征南，始祖雄来黔，落业普邑……”这块牌位的印刷时间为清庚午年。2003年2月7日我们在号营调查，75岁的“老班头”侯祖喜说侯家是从“四川石灰巷来的”；第二天即2003年2月8号我们到蔡官村时，问及64岁的封忠良。他则说封家祖籍来自“江西石灰巷高坎子”。
查《续修安顺府志》第四卷《氏族志》之二“各氏族之由来”，略检祖籍为“石灰巷”的记载如下：
“仁冈屯张氏原籍江南应天府石灰巷，明洪武时其始祖因奉调征南入黔。……
交椅王原籍江南江宁府石灰巷。明洪武时其始祖王嘉臣以调北征南授指挥之职，统军入黔。后封为镇国将军。……
么铺陈氏原籍江南应天府石灰巷。其始迁祖陈再兴于明洪武十年(1377年)以通政大夫奉调入黔，……
欢喜岭陈氏原籍湖广荆州府石首县石灰巷。其始迁祖陈滚于明弘治时统兵入黔，……
杨家塘吴氏原籍南京应天府上元县石灰巷柳树湾。明洪武时始迁祖吴德润以太子少保职统兵入黔。……
城中胡氏有原籍湖南衡阳石灰巷者，亦未详迁安时间。
霍姓原籍安徽徽州府歙县高坎子石灰营。明洪武十三年(1380)，始迁祖霍琳以武显将军奉调入黔，……
柳姓原籍湖南湘乡县石灰巷。明洪武时，始迁祖柳思贤以征南功授职副卫将军，寄籍平坝……”
在《九溪村志》里，还可以找到以下记载：“何姓原籍江南江宁府上元县石灰巷。始祖何其林，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征南入黔。陈娃原籍江西石灰巷。始祖陈良元，于洪武十四年(1381)，奉调征南入黔。另一支陈姓，原籍江西石灰巷。始祖陈和云，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填南入黔。冯姓原籍南京应天府石灰巷，始祖冯先友官至指挥使。洪武十四年(1381)奉调入黔。”在我们看到的不太多的家谱中提到石灰巷的有： 《萧氏家谱》“我入黔始祖名萧授、字萧安民。原籍江西省吉安府吉水县杨柳石灰巷(石灰井)人。”
《彭氏族谱》“彭公万锦(入黔始祖)……原籍江西省吉安府吉安县石灰巷高坎子。”
《姜氏家谱》“黔始祖姜洪，原籍苏州闾门人氏。元朝末年，参与朱元璋起义，推翻元朝凑功，卜居南京应天府，石灰巷小吊桥。”
《谢氏族谱》“三世祖于洪武十七年(1384)在南京应天府瓦桥街石灰巷由兵部编遣进入滇、黔。”
《郭氏族谱》“夫我郭氏祖人原系异州太原发派至南京运(应)天府落居石灰巷抄纸桥，金殿后三街玉双狮石碑楼居住。”
《胡氏族谱》“祖籍南京顺天府即今上江安徽省芜湖县杨柳弯石灰巷，始祖胡定。”
另在《安顺市七眼桥镇屯堡人历史及经济发展调查》中提到：“邓姓，主要居住在曹屯、雷屯等村。……相传邓家原籍为应天府石灰巷，是征南而来。” 对比上述“氏族志”“家谱”还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提到始祖是因“避难”、“宦游”“经商”等原因入黔时，往往时间地点较为明确，并多为清代，如“天津张氏原籍直隶天津，其始祖于咸丰四年(1854年)来安”；“高姓原籍四川重庆府高家庄。道光八年(1828年)，始迁祖经商人黔”等。但只要言及明代来的，几乎都统称“洪武年间”，都是“奉调征南”，无不高官显爵，均是大将名臣，原籍却都语焉不详。除了“石灰巷”，最常出现的地名是“南京应天府”、“江南江宁府”、“江南应天府”、“江南上元县”、“江南徽州府”、“南京乌衣巷朱雀桥”“安徽凤阳县”等。这里南京、应天府、江南、江宁、上元等几个地名最常被提到并以不同方式组合，而“石灰巷”则是“南京”、“江南”、“湖南”、“安徽”、“四川”、“江西”、“湖广”各地到处都出现的地名。这种神化祖宗战绩，对祖籍地点附会式拼接现象，极其普遍地存在于屯堡社区中，正象学者陈训明所言：“安顺屯堡人无论是在其写成文字的家谱中，还是在口耳相授的传闻中，都竞相把自己的祖籍与京城拉扯上，都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受皇帝之命调北征南来的武官。”
同期云南移民后裔对祖籍的追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参照。移民后裔郝正治编著了《汉族移民入滇史话——南京柳树湾高石坎》一书，作者在书中提到，云南明代移民后裔对祖籍也有固定的指认，均称来自“南京柳树湾高石坎”。十数年来他遍访了除丽江、怒江、迪庆以外云南的大多数地方，到处听到这种说法，落实“高石坎柳树湾”已成为人滇汉民一个“寻根情结”。作者引证了相关材料后指出，柳树湾的地名在明代确实存在，“柳树湾、高石坎其范围不大，只有一、二平方公里，洪武间百万汉民人滇，绝不可能祖籍地是这个狭小的范围”，他列举了几种可能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据传洪武间柳树湾、高石坎一带曾建有监狱，犯罪的官吏、民人关押在监，而以罪流放，充军云南。……此种情况即云南汉民通常所说‘老祖宗是从南京充军来的’。”郝正治提到几个例证：1989年他在昆明市官渡区官渡镇访查，遇一位70多岁的老翁，翁说：“老祖宗是从南京充军来的”。问“有无家谱或碑文可考?”答：“没有。”问怎么知道?“老辈人一代一代传说下来的。”1995年他在澄江访查，在抚仙湖畔三个打渔的一人说“祖上是从东川搬来的。”另两人说：“老祖宗是从南京充军来的”，同样无族谱亦无墓铭可考。同年10月到曲靖市访查，民族中学一位看门老人说：“老家是南京柳树湾高石坎的”；桥头村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说：“老祖宗是南京的”，几位青年补充说：“柳树湾高石坎”，问有无家谱?答：“全村都没有”。问怎么知道是柳树湾高石坎?答：“听人家说的”；珠街乡桂花村一位李姓老人说：“老祖宗是从南京充军来的，充军来时背绑着双手，一直到现在走路都有背抄着手的习惯。”联想到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不少屯堡村民说“我们的”始祖是骑着高头大马 来的征南功臣，“他们的”祖先是捆着来的填南罪人，现在手上还能看见捆绑的痕迹，还有背抄着手走路的习惯。人黔移民中无疑有与云南移民同样身份的人，但在屯堡社区所有家谱碑刻和口传历史中，看不到任何关子祖先是充军罪戍来的记录。
由于“南京应天府石灰巷”在屯堡区的高频出现。我们认真考证了史籍，想了解“南京应天府石灰巷”的原址和沿革。查明代盛和泰等撰的《洪武京城图志=》无相关记载，查清代典籍，在奠祥芝、甘绍监等修，刘寿曾、汪士铎等纂的《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城肩”条下，只发现了“实辉巷”、“牵牛巷”的记载，属“西南第三十甲”。在民国时期编撰的《首都志》卷三“街道”下，也列有“实辉巷”、“牵牛巷”的地名，属“右四局三所”。对照查当代编的《南京建置志》在附录“明应天府城图”中，没有查到相应地名；在附录“清江宁省城图”中，查到“实辉巷”和“牵牛巷”；而在“民国南京市街道详图”也有此二巷，不过“实辉巷”标作“宝辉巷”。以上二巷与今南京市地图中秦淮区“实辉巷”方位吻合，可知“宝辉巷”应为“实辉巷”的笔误。今天的实辉巷位于南京秦淮区东起中华路，西至牵牛巷，所在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文献上的记载符合，对实辉巷社区居委会的查访也没有得到更多信息，因此可以推断，这个清代才有记载的“实辉巷”，是最接近屯堡人故乡“石灰巷”的地址。实际上，2005年7月安顺西秀区组织了一次屯堡人到南京寻根访祖之行，到的就是此实辉巷。2005年7月16日《金陵晚报》的“重点新闻”版报道：“昨天上午，城南实辉巷、牵牛巷一带分外热闹，附近几条巷子的居民都跑到这里来看热闹，他们一起来迎接据说是600年前的‘南京亲戚’——贵州屯堡寻根团。”目前市面上出售的南京市地图一般都不标注实辉巷，因为这条巷子实在是太小了，目测不会超过两百米。民国出版的《首都志》中对一些较著名的街道，尚有“事踏”一栏对其作简要概介，而“实辉巷”、“牵牛巷”两巷均无。如此可以推测，明代时大量屯军出自这样的一条小巷，的确不太可能。然而在屯堡社区，这个清代以后才出现的地名，却与“明洪武年间”及“调北征南”紧密缝合，成为社区和家族历史“神圣叙事”的起点。联系《续修安顺府志》及大多数族谱撰写或重修于晚清以后的事实，“石灰巷”更象是一个由话语构建起来的“精神故乡”。
显然。无论是黔中屯堡人的“南京应天府石灰巷”，还是云南移民后裔的“南京柳树湾高石坎”，都是一种关于“集体故乡”的记忆指代，正象遍布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陕西、甘肃、宁夏、湖北、湖南、北京、天津12个省(市)360余县的山西人，都指认“洪洞大槐树”为自己的家乡那样，这本来是一种对“家乡”的趋附性指认。不同之处在于，云南作为被战胜的征讨地和最边远的流放地，始祖的来历在移民那里成为一种“创伤记忆”，虽然并不忌讳，但不愿意将它述诸文字入传刻碑。这使移民们很难有认同感和凝聚力，云南移民人数远多于黔中屯堡，但如今已难觅移民文化痕迹。而屯堡村民以征南功臣的后裔自居，帝辇之下的“石灰巷”就成为显赫出身的表征，被书之家谱史志并在口碑中流传。早有专家指出，在地方志、地方家谱、村碎石刻和民间唱本等各种地方文献中，经常出现不同版本之间矛盾的地方，“更不用说书写它们的作者有意‘将自己当时的实况和问题投射到记载很少的早期’的主观倾向了。”现代学者阅读这类文献的方法，是要细心地分析当地人对传说的“叙事态度”。
屯堡区和祖宗崇拜同样盛行的是地方神崇拜，“汪公”与“五显”都是屯堡社区供奉的神灵，此外还可以举出一些，如杨泗、王灵官等，他们共同特点是往往与母源地旧址有关，而且一定是行伍出身，还常常因治水建功，最后以其“神迹”成为地方保护神。结合屯堡区对关帝的推崇热爱，我们把屯堡公众神祗的身份定为“武儒”。屯堡村民对其的热爱供奉，掺杂着对自己出身和身份的颂扬。在地戏演出中，每次演出前必不可少的“扫开场”是为了请出“元帅”，虽然有几十堂地戏在社区流行，但地戏唯一的主角是“元帅”，“元帅”接受的是皇帝的指令，是奉命出征、替天行道；因此屯堡人对自己社区神祗“汪公”“五显”的崇拜，表达的并不是另立山头式对区域权威的抬举，而是作为“忠臣”“武士”对官方主流意识的臣服。杜赞奇说，“社区神祗与国家神祗、官方宗教间接相关，它是传播正统思想的一条重要途径。”而屯堡村民也相信通过这些帝辇之下忠臣名将作为“地方神”的护卫，有着光荣出身的屯堡后裔会得到特别的关怀和眷顾。如在汪公崇拜的传说中，有一故事说清兵破徽州时，总督张天禄夜梦一红面长髯者。告戒他：“勿伤我百姓!”起初他以为是关公显圣，及至进了汪公庙，见到汪公神像，乃大惊，徽州百姓因而免遭荼毒。张天禄的这一夜梦意向，表征的即是帝国中心通过神圣化的人物对臣民的保护。地处边缘而忠心耿耿的弱势群体，在风雨袭来之时，代表君王神权的神灵会护佑子民免遭生灵涂炭。无怪屯堡社区流传在咸同之乱和其它灾难来临之时，总有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将汪公神像保护起来的故事。当我们解读以上真真假假的“历史记载”时，透过文本看到的是言说主体的心态，并且无处不看到“虚拟历史观”的影响。屯堡社区各种传说和记载，共同建构起屯堡人的“自我影像”，使社区民众据以自我确认。
地戏演出前由主帅打头、到村中各庙宇、宗祠、重要物事前进行的参拜致祭活动，屯堡社区在“抬菩萨”时浩大的队伍、开路者打出“肃静”“回避”牌匾的庄严肃穆，显然都透露出这个族群的“正统意识”和别样情怀——屯堡文化及地戏活动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其活动主体在民间底层生活，却身在江湖心在朝廷，推崇官方正统性，具有一种“在野”状态中的“在朝”心态；“边缘”处境中的“中心”意识，虽然其关系的建立是想象和虚构的。屯堡人在地戏中表现出来的忠君意识、国家理想、对征战历史的荣耀感，成为其精神生活永不褪色的亮点，这其中蕴涵着中国儒家文化家国一体的理念。屯堡人每年与“跳神”结合的“抬菩萨”，迎的都是关羽、汪公等武儒英雄，从中可以看出屯堡人通过地方性的宗教与象征体系表达的“帝国隐喻”，即历史人物造神崇拜所指称的忠信仁义，报德感恩意识。这一意识一方面将地处边缘低位的屯堡人现实生活与国家皇恩浩荡、体制支持进行了连接，另一方面则通过“地方神”的整合，实现屯堡族群共同精神指向的统一。屯堡人始终一以贯之地对官方体系认同，甚至表现出某种“愚忠”——正如地戏中对一切昏君都称为“有道君”，只要在位即是“君主”，都要认同臣服。这种“主人翁”意识使关心国家大事成为屯堡人一种“普遍”觉悟。据“百村调查·九溪村”问卷调查显示，在问及“你认为关心国家大事重要还是关心身边事重要”的826份有效回答中，54.2％的人认为关心国家大事重要；26.9％的认为两样都重要，两项相加认为关心国家大事重要的竟占81.1％。国家意识的权重比数相当高，这无疑与屯堡族群强调自己发生学意义上的“国家武士”身份不无关系。
正是这种身份意识强化了屯堡人的祖宗崇拜。征南将士作为这一族群的“共同血统”。是连接帝国中心与臣民(屯堡人)自我的“血缘”式光荣。通过对祖先“调北征南”光荣使命和披荆斩棘、落土生根业绩的颂扬，下意识地将调北填南、充军放逐、逃难避祸等“次等来源”进行改造与重释，屯堡人后裔以一种共同的荣誉感和使命感整合族人，形成社区强大的凝聚力。因为相对“国家中心”的“神圣权力”而言，“祖先光荣”是更为具象的存在，可通过一份份家谱、一座座坟墓、一个个村庄和一代代后人的集体记忆来指认。这一历史存在既是丰碑，又是路标，它与中心相连，成为屯堡文化的巨大内生性资源。屯堡文化的核心是以民间意识形态向帝国中心意识形态的自觉靠拢和提升，作为文化传承重要方式的以地戏为代表的民俗活动中，包含着对儒家正统文化归依的强烈指向。因而，国家与地方之间常见的中间阻隔在屯堡文化建构体系内得到想象性弥补，使屯堡文化纵向轴柱的上下之间得以贯通，信念的坚定支持了社区文化的稳定性，帝辇之下“南京应天府”的“石灰巷”，也就成为在各个省份都出现的屯堡人共同家乡的代称。
关键词：屯堡人 南京 石灰巷 精神故乡
中图分类号：电C9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8705(2008)03－7－11
屯堡社区村民来自多个省份，但我们发现在对家乡的指认上，却有一个高频出现的地名——石灰巷。祖宗牌是屯堡每户人家都有的，七月半祭祖时使用的写有先祖姓名的纸质牌位，在安顺西秀区文物管理所里，就收藏着一张清代木刻印刷的祖宗牌位，这张长1150厘米、宽580厘米的牌位如家谱一样记载了始祖来黔的原因、各世祖的功德和家族发生的重大变故，内容凡600余字，时间从明初到清末。其开篇首载：“余祖籍南京应天府，即今江南省首府江南府地。原街名石灰巷，族繁户稠，人皆以半城名之。因洪武五调北征南，始祖雄来黔，落业普邑……”这块牌位的印刷时间为清庚午年。2003年2月7日我们在号营调查，75岁的“老班头”侯祖喜说侯家是从“四川石灰巷来的”；第二天即2003年2月8号我们到蔡官村时，问及64岁的封忠良。他则说封家祖籍来自“江西石灰巷高坎子”。
查《续修安顺府志》第四卷《氏族志》之二“各氏族之由来”，略检祖籍为“石灰巷”的记载如下：
“仁冈屯张氏原籍江南应天府石灰巷，明洪武时其始祖因奉调征南入黔。……
交椅王原籍江南江宁府石灰巷。明洪武时其始祖王嘉臣以调北征南授指挥之职，统军入黔。后封为镇国将军。……
么铺陈氏原籍江南应天府石灰巷。其始迁祖陈再兴于明洪武十年(1377年)以通政大夫奉调入黔，……
欢喜岭陈氏原籍湖广荆州府石首县石灰巷。其始迁祖陈滚于明弘治时统兵入黔，……
杨家塘吴氏原籍南京应天府上元县石灰巷柳树湾。明洪武时始迁祖吴德润以太子少保职统兵入黔。……
城中胡氏有原籍湖南衡阳石灰巷者，亦未详迁安时间。
霍姓原籍安徽徽州府歙县高坎子石灰营。明洪武十三年(1380)，始迁祖霍琳以武显将军奉调入黔，……
柳姓原籍湖南湘乡县石灰巷。明洪武时，始迁祖柳思贤以征南功授职副卫将军，寄籍平坝……”
在《九溪村志》里，还可以找到以下记载：“何姓原籍江南江宁府上元县石灰巷。始祖何其林，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征南入黔。陈娃原籍江西石灰巷。始祖陈良元，于洪武十四年(1381)，奉调征南入黔。另一支陈姓，原籍江西石灰巷。始祖陈和云，于洪武二十二年(1389)，填南入黔。冯姓原籍南京应天府石灰巷，始祖冯先友官至指挥使。洪武十四年(1381)奉调入黔。”在我们看到的不太多的家谱中提到石灰巷的有： 《萧氏家谱》“我入黔始祖名萧授、字萧安民。原籍江西省吉安府吉水县杨柳石灰巷(石灰井)人。”
《彭氏族谱》“彭公万锦(入黔始祖)……原籍江西省吉安府吉安县石灰巷高坎子。”
《姜氏家谱》“黔始祖姜洪，原籍苏州闾门人氏。元朝末年，参与朱元璋起义，推翻元朝凑功，卜居南京应天府，石灰巷小吊桥。”
《谢氏族谱》“三世祖于洪武十七年(1384)在南京应天府瓦桥街石灰巷由兵部编遣进入滇、黔。”
《郭氏族谱》“夫我郭氏祖人原系异州太原发派至南京运(应)天府落居石灰巷抄纸桥，金殿后三街玉双狮石碑楼居住。”
《胡氏族谱》“祖籍南京顺天府即今上江安徽省芜湖县杨柳弯石灰巷，始祖胡定。”
另在《安顺市七眼桥镇屯堡人历史及经济发展调查》中提到：“邓姓，主要居住在曹屯、雷屯等村。……相传邓家原籍为应天府石灰巷，是征南而来。” 对比上述“氏族志”“家谱”还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当提到始祖是因“避难”、“宦游”“经商”等原因入黔时，往往时间地点较为明确，并多为清代，如“天津张氏原籍直隶天津，其始祖于咸丰四年(1854年)来安”；“高姓原籍四川重庆府高家庄。道光八年(1828年)，始迁祖经商人黔”等。但只要言及明代来的，几乎都统称“洪武年间”，都是“奉调征南”，无不高官显爵，均是大将名臣，原籍却都语焉不详。除了“石灰巷”，最常出现的地名是“南京应天府”、“江南江宁府”、“江南应天府”、“江南上元县”、“江南徽州府”、“南京乌衣巷朱雀桥”“安徽凤阳县”等。这里南京、应天府、江南、江宁、上元等几个地名最常被提到并以不同方式组合，而“石灰巷”则是“南京”、“江南”、“湖南”、“安徽”、“四川”、“江西”、“湖广”各地到处都出现的地名。这种神化祖宗战绩，对祖籍地点附会式拼接现象，极其普遍地存在于屯堡社区中，正象学者陈训明所言：“安顺屯堡人无论是在其写成文字的家谱中，还是在口耳相授的传闻中，都竞相把自己的祖籍与京城拉扯上，都把自己的祖先说成是受皇帝之命调北征南来的武官。”
同期云南移民后裔对祖籍的追寻，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比较参照。移民后裔郝正治编著了《汉族移民入滇史话——南京柳树湾高石坎》一书，作者在书中提到，云南明代移民后裔对祖籍也有固定的指认，均称来自“南京柳树湾高石坎”。十数年来他遍访了除丽江、怒江、迪庆以外云南的大多数地方，到处听到这种说法，落实“高石坎柳树湾”已成为人滇汉民一个“寻根情结”。作者引证了相关材料后指出，柳树湾的地名在明代确实存在，“柳树湾、高石坎其范围不大，只有一、二平方公里，洪武间百万汉民人滇，绝不可能祖籍地是这个狭小的范围”，他列举了几种可能性，其中最主要的是：“据传洪武间柳树湾、高石坎一带曾建有监狱，犯罪的官吏、民人关押在监，而以罪流放，充军云南。……此种情况即云南汉民通常所说‘老祖宗是从南京充军来的’。”郝正治提到几个例证：1989年他在昆明市官渡区官渡镇访查，遇一位70多岁的老翁，翁说：“老祖宗是从南京充军来的”。问“有无家谱或碑文可考?”答：“没有。”问怎么知道?“老辈人一代一代传说下来的。”1995年他在澄江访查，在抚仙湖畔三个打渔的一人说“祖上是从东川搬来的。”另两人说：“老祖宗是从南京充军来的”，同样无族谱亦无墓铭可考。同年10月到曲靖市访查，民族中学一位看门老人说：“老家是南京柳树湾高石坎的”；桥头村一位60多岁的老人说：“老祖宗是南京的”，几位青年补充说：“柳树湾高石坎”，问有无家谱?答：“全村都没有”。问怎么知道是柳树湾高石坎?答：“听人家说的”；珠街乡桂花村一位李姓老人说：“老祖宗是从南京充军来的，充军来时背绑着双手，一直到现在走路都有背抄着手的习惯。”联想到在田野调查中，我们也听到过类似的说法，不少屯堡村民说“我们的”始祖是骑着高头大马 来的征南功臣，“他们的”祖先是捆着来的填南罪人，现在手上还能看见捆绑的痕迹，还有背抄着手走路的习惯。人黔移民中无疑有与云南移民同样身份的人，但在屯堡社区所有家谱碑刻和口传历史中，看不到任何关子祖先是充军罪戍来的记录。
由于“南京应天府石灰巷”在屯堡区的高频出现。我们认真考证了史籍，想了解“南京应天府石灰巷”的原址和沿革。查明代盛和泰等撰的《洪武京城图志=》无相关记载，查清代典籍，在奠祥芝、甘绍监等修，刘寿曾、汪士铎等纂的《同治上江两县志》卷五“城肩”条下，只发现了“实辉巷”、“牵牛巷”的记载，属“西南第三十甲”。在民国时期编撰的《首都志》卷三“街道”下，也列有“实辉巷”、“牵牛巷”的地名，属“右四局三所”。对照查当代编的《南京建置志》在附录“明应天府城图”中，没有查到相应地名；在附录“清江宁省城图”中，查到“实辉巷”和“牵牛巷”；而在“民国南京市街道详图”也有此二巷，不过“实辉巷”标作“宝辉巷”。以上二巷与今南京市地图中秦淮区“实辉巷”方位吻合，可知“宝辉巷”应为“实辉巷”的笔误。今天的实辉巷位于南京秦淮区东起中华路，西至牵牛巷，所在的地理位置与历史文献上的记载符合，对实辉巷社区居委会的查访也没有得到更多信息，因此可以推断，这个清代才有记载的“实辉巷”，是最接近屯堡人故乡“石灰巷”的地址。实际上，2005年7月安顺西秀区组织了一次屯堡人到南京寻根访祖之行，到的就是此实辉巷。2005年7月16日《金陵晚报》的“重点新闻”版报道：“昨天上午，城南实辉巷、牵牛巷一带分外热闹，附近几条巷子的居民都跑到这里来看热闹，他们一起来迎接据说是600年前的‘南京亲戚’——贵州屯堡寻根团。”目前市面上出售的南京市地图一般都不标注实辉巷，因为这条巷子实在是太小了，目测不会超过两百米。民国出版的《首都志》中对一些较著名的街道，尚有“事踏”一栏对其作简要概介，而“实辉巷”、“牵牛巷”两巷均无。如此可以推测，明代时大量屯军出自这样的一条小巷，的确不太可能。然而在屯堡社区，这个清代以后才出现的地名，却与“明洪武年间”及“调北征南”紧密缝合，成为社区和家族历史“神圣叙事”的起点。联系《续修安顺府志》及大多数族谱撰写或重修于晚清以后的事实，“石灰巷”更象是一个由话语构建起来的“精神故乡”。
显然。无论是黔中屯堡人的“南京应天府石灰巷”，还是云南移民后裔的“南京柳树湾高石坎”，都是一种关于“集体故乡”的记忆指代，正象遍布河南、河北、山东、江苏、安徽、陕西、甘肃、宁夏、湖北、湖南、北京、天津12个省(市)360余县的山西人，都指认“洪洞大槐树”为自己的家乡那样，这本来是一种对“家乡”的趋附性指认。不同之处在于，云南作为被战胜的征讨地和最边远的流放地，始祖的来历在移民那里成为一种“创伤记忆”，虽然并不忌讳，但不愿意将它述诸文字入传刻碑。这使移民们很难有认同感和凝聚力，云南移民人数远多于黔中屯堡，但如今已难觅移民文化痕迹。而屯堡村民以征南功臣的后裔自居，帝辇之下的“石灰巷”就成为显赫出身的表征，被书之家谱史志并在口碑中流传。早有专家指出，在地方志、地方家谱、村碎石刻和民间唱本等各种地方文献中，经常出现不同版本之间矛盾的地方，“更不用说书写它们的作者有意‘将自己当时的实况和问题投射到记载很少的早期’的主观倾向了。”现代学者阅读这类文献的方法，是要细心地分析当地人对传说的“叙事态度”。
屯堡区和祖宗崇拜同样盛行的是地方神崇拜，“汪公”与“五显”都是屯堡社区供奉的神灵，此外还可以举出一些，如杨泗、王灵官等，他们共同特点是往往与母源地旧址有关，而且一定是行伍出身，还常常因治水建功，最后以其“神迹”成为地方保护神。结合屯堡区对关帝的推崇热爱，我们把屯堡公众神祗的身份定为“武儒”。屯堡村民对其的热爱供奉，掺杂着对自己出身和身份的颂扬。在地戏演出中，每次演出前必不可少的“扫开场”是为了请出“元帅”，虽然有几十堂地戏在社区流行，但地戏唯一的主角是“元帅”，“元帅”接受的是皇帝的指令，是奉命出征、替天行道；因此屯堡人对自己社区神祗“汪公”“五显”的崇拜，表达的并不是另立山头式对区域权威的抬举，而是作为“忠臣”“武士”对官方主流意识的臣服。杜赞奇说，“社区神祗与国家神祗、官方宗教间接相关，它是传播正统思想的一条重要途径。”而屯堡村民也相信通过这些帝辇之下忠臣名将作为“地方神”的护卫，有着光荣出身的屯堡后裔会得到特别的关怀和眷顾。如在汪公崇拜的传说中，有一故事说清兵破徽州时，总督张天禄夜梦一红面长髯者。告戒他：“勿伤我百姓!”起初他以为是关公显圣，及至进了汪公庙，见到汪公神像，乃大惊，徽州百姓因而免遭荼毒。张天禄的这一夜梦意向，表征的即是帝国中心通过神圣化的人物对臣民的保护。地处边缘而忠心耿耿的弱势群体，在风雨袭来之时，代表君王神权的神灵会护佑子民免遭生灵涂炭。无怪屯堡社区流传在咸同之乱和其它灾难来临之时，总有村民冒着生命危险将汪公神像保护起来的故事。当我们解读以上真真假假的“历史记载”时，透过文本看到的是言说主体的心态，并且无处不看到“虚拟历史观”的影响。屯堡社区各种传说和记载，共同建构起屯堡人的“自我影像”，使社区民众据以自我确认。
地戏演出前由主帅打头、到村中各庙宇、宗祠、重要物事前进行的参拜致祭活动，屯堡社区在“抬菩萨”时浩大的队伍、开路者打出“肃静”“回避”牌匾的庄严肃穆，显然都透露出这个族群的“正统意识”和别样情怀——屯堡文化及地戏活动最特殊的地方在于，其活动主体在民间底层生活，却身在江湖心在朝廷，推崇官方正统性，具有一种“在野”状态中的“在朝”心态；“边缘”处境中的“中心”意识，虽然其关系的建立是想象和虚构的。屯堡人在地戏中表现出来的忠君意识、国家理想、对征战历史的荣耀感，成为其精神生活永不褪色的亮点，这其中蕴涵着中国儒家文化家国一体的理念。屯堡人每年与“跳神”结合的“抬菩萨”，迎的都是关羽、汪公等武儒英雄，从中可以看出屯堡人通过地方性的宗教与象征体系表达的“帝国隐喻”，即历史人物造神崇拜所指称的忠信仁义，报德感恩意识。这一意识一方面将地处边缘低位的屯堡人现实生活与国家皇恩浩荡、体制支持进行了连接，另一方面则通过“地方神”的整合，实现屯堡族群共同精神指向的统一。屯堡人始终一以贯之地对官方体系认同，甚至表现出某种“愚忠”——正如地戏中对一切昏君都称为“有道君”，只要在位即是“君主”，都要认同臣服。这种“主人翁”意识使关心国家大事成为屯堡人一种“普遍”觉悟。据“百村调查·九溪村”问卷调查显示，在问及“你认为关心国家大事重要还是关心身边事重要”的826份有效回答中，54.2％的人认为关心国家大事重要；26.9％的认为两样都重要，两项相加认为关心国家大事重要的竟占81.1％。国家意识的权重比数相当高，这无疑与屯堡族群强调自己发生学意义上的“国家武士”身份不无关系。
正是这种身份意识强化了屯堡人的祖宗崇拜。征南将士作为这一族群的“共同血统”。是连接帝国中心与臣民(屯堡人)自我的“血缘”式光荣。通过对祖先“调北征南”光荣使命和披荆斩棘、落土生根业绩的颂扬，下意识地将调北填南、充军放逐、逃难避祸等“次等来源”进行改造与重释，屯堡人后裔以一种共同的荣誉感和使命感整合族人，形成社区强大的凝聚力。因为相对“国家中心”的“神圣权力”而言，“祖先光荣”是更为具象的存在，可通过一份份家谱、一座座坟墓、一个个村庄和一代代后人的集体记忆来指认。这一历史存在既是丰碑，又是路标，它与中心相连，成为屯堡文化的巨大内生性资源。屯堡文化的核心是以民间意识形态向帝国中心意识形态的自觉靠拢和提升，作为文化传承重要方式的以地戏为代表的民俗活动中，包含着对儒家正统文化归依的强烈指向。因而，国家与地方之间常见的中间阻隔在屯堡文化建构体系内得到想象性弥补，使屯堡文化纵向轴柱的上下之间得以贯通，信念的坚定支持了社区文化的稳定性，帝辇之下“南京应天府”的“石灰巷”，也就成为在各个省份都出现的屯堡人共同家乡的代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