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走进妹妹老家四川北路弄堂口还可以看见一间违章搭建，对着妹妹家后门，“公用电话”那四个字还在，搭建屋却已经改由外来小裁缝占领了，电话也被改成私用，或者偶尔借给来缝个裤脚边的客户用一用。那个嘴巴抿紧，眉眼似观音娘娘的电话间阿姨不再端坐目送妹妹了，二十多年来，笼共没和她讲过几句话，可妹妹为什么那么失落？
　　熟悉的人都知道，妹妹是患有接听电话恐惧症的，落下这病始于童年。
　　60年代初，全弄堂只有一部电话，在弄口过街楼，安在扶梯口较高处，三楼一个说浓重湖南话的阿姨被里弄指定为传呼电话的人。电话铃响了，她会从三楼跑到底楼接听，用脑力或者小纸片记下地址和人名，然后解下围裙，不紧不慢地去传呼。湖南阿姨白白净净的，她没有丈夫，看得出原先是好人家出身，她仰头呼叫人下来听电话，常常要叫很久，因为她的口音太特别。但是弄堂里也没人和她吵架，那时候，电话不计时，是论只算的，大伙儿也有的是时间，慢腾腾的，毕竟有传呼电话也是有点拽的事情，全弄堂都听见了，蛮好的。
　　妹妹家当然没安上电话，但是远在徐汇区的妹妹过房娘也就是妹妹叫她好姆妈的，她家有，好姆妈会说英语，是在市里电话局工作的。好姆妈夫妇是妹妹父母的老朋友，他们没有女儿，过年过节想妹妹的时候会打电话叫妹妹去玩。“孔家电话！”湖南阿姨叫，现在你们会问，家里人那么多，怎么能用统称呢？废话，当然是家长的电话！爸爸也许试过几次从三楼下去接听一个婆婆妈妈的电话，有点犯不着，便让妹妹去听。
　　第一次去听电话还没上小学吧，怎么叫我去听呢？小孩子对差使他的事情总是心怀不满。哭丧着脸，妹妹踮着脚尖举起那支黑色木胶壳的沉重电话听筒，细手腕都要折了。妹妹太紧张，耳朵里只听见从很远很远的远方传来很飘忽的声音，听不清楚，脑袋“轰”地炸了。妹妹一直怀疑自己耳朵里的耳屎没挖干净，怎么就会一点也没听清是谁在电话线那端说话，他说了些什么呢？湖南阿姨很尊重妹妹的隐私，她安静地待在旁边等妹妹听完付3分钱传呼费，朝对方“啊啊”几次之后，妹妹还是听不清，心脏快要停止跳动了，只能“好的好的”，挂断。
　　反正，有电话来，就是好姆妈打的，其他人家都没电话。回家爸爸问，是不是好姆妈让你去玩？妹妹支支吾吾混将过去。有时他们去赴约，有时不去。不去也不必再回电，那时大家都奉行“有客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走到人家门口，进去吃碗便饭，皆大欢喜，哪需要电话预报。
　　到好姆妈家，看见那座神秘电话机装在落地花布窗帘背后的床头墙壁上，轻易不发声。好姆妈夫妇好酒，红、白、黄酒都很富裕，爸爸也是见酒眼开的人，常喝着喝着被好伯伯将军，一来一去斗嘴，喝到很晕以后，好姆妈不像其他没文化的女人般扫兴，总是大声鼓励道，不用担心，等等打电话到出租车公司，让他们派车来送你回去。
　　康平路那个高级的地方真的有出租车公司，在衡山公园附近，一个大院子，静静地泊着很多出租汽车，晚上去，看不到一个司机。60年代初叫车很奢侈，有电话铃响，上中班在偷懒睡觉的司机是要被惊到，赶紧一骨碌披衣服爬起来。
　　四川北路弄堂口湖南阿姨管的那部电话还不算真正的公用电话，估计是那幢房子里哪家资本家的私人电话，被里弄干部动员出来为人民服务的。真正的公用电话，妹妹家这一带是安装在弄堂隔壁再隔壁的永丰坊里的，走走最起码需要5分钟。一个电话来了，那里的阿姨会紧赶慢赶过来叫：“6号里各楊家三妹啊，侬电话呀！”蓬头痴子样的三妹在三楼前厢房，她先把头伸出来看看，确定是叫她，没好气地问：“啥人打来各啊？”“一个男各！”“啊？姓啥？”三妹听到打电话的人姓王，有点生气：“不接，挂忒好了！”因为三妹是大客户，电话间阿姨格外耐心，仰着的脑袋别过来再听听清爽。“啥？小姑娘，各么三分洋钿传呼费侬掼下来！……还有，伊再打来哪能办？”
　　横弄堂里，很多人头都从自家窗口伸出来了，面孔上皮不笑肉笑，三妹长得漂亮，正当年纪，大家都蛮关心她的。
　　去远隔两条弄堂的永丰坊打电话，冬天要做好孵一歇太阳的准备，夏天要带把蒲扇，因为耗费时间不会短。一个电话挂出去，对方也是要隔三四条弄堂去叫，电流嗡嗡地在听筒里走，一直拿着听筒也不是办法，手酸脖子痛，再讲电话间阿姨不听你解释，你说近来西，马上就来听了，不要挂断，阿姨讲，公用电话公用电话，这四个字你理解吗？就是公用滴电话！嚓，抢过来，挂断。那么，你就只好待角落里去等了。
　　现在每次经过家附近兼保姆介绍所的公用电话间，看见那里很多求职外来妹，妹妹就会想起当年等传呼电话回电时那既百无聊赖又百般不自在的情景。
　　25岁那年，一个比妹妹小好几岁的男生跟到家里来，坐着不走，妹妹哥哥走来走去，眼光像毒蛇的舌头。其实家里不允许妹妹“早恋”，而妹妹也根本没把这小男生当恋人，他弄来小说书让妹妹看，妹妹只想他放下之后快快离开。于是妹妹说，我们去打电话吧。走到永丰坊，打了个电话出去，回电慢得让人心焦。而那个小男生却很开心回电不来，一直很享受地看着妹妹的脸，说些愚蠢的话巴结妹妹。年轻人势利眼仿佛是天然的，小男生后来和妹妹没联系了，但是那个等电话的场景常常会在妹妹自己受到委屈的日子里浮上心头，将心比心，那一天，他该多难受啊。
　　永丰坊是附近几条弄堂居民打电话的据点，电话间阿姨都是有组织关系的，直属居委会，消息十分灵通，在那里等十几二十分钟总能听到新鲜段子。当时时髦的人，女的叫拉山，男的叫木壳子，他们交际多，在小房间里哇啦哇啦对话，总是会留下点线索，泄露点机密。小木壳和小拉山甩了棉门帘刚走，几个阿姨就嘁嘁促促议论起来，把前几天的来电信息也串起来，俨然一个情色故事，让不见世面的小姑娘听得脸红心跳。
　　那场大动乱开始大抄家的时候，妹妹家是规定由永丰坊电话间传呼电话的。有一天，爸爸不识相去原单位贴大字报，控诉上次抄家的时候把毛主席亲笔信和毛主席金像章当作四旧抄去了，要求归还，大字报名曰“愤怒的控诉”。贴完第二天他被喊去出版社带路，再次由愤怒的造反派上门清查。爸爸坐电车出去，坐大卡车被押回来，一路上他情知不妙。爸爸敲门很重，是妹妹去开的门，一开，正面就接到爸爸大手塞过来的一个信封，里面硬硬的仿佛是卡片，爸爸用目光急切示意妹妹赶紧藏好。
　　爸爸的后面尾随着很多造反派小青年，他们没经过纳粹训练却相当熟练地迅速分头到各个房间搜索，笑嘻嘻地从各个房间中拿出最值钱的物品，互相大声问，这个要么，那个要么？妹妹一个小人儿身体一直在抖，妹妹知道爸爸塞给她的一定是不想让人抄去的东西，这个反动的东西放在妹妹裤子口袋里，让她惶惶不安。时间一分一秒过去，造反派问爸爸，还有什么四旧藏着，爸爸说没了，再有就戴高帽子去游街了。一个年轻女人刺耳地“咯咯咯”笑了，拿起手边的痰盂罐说，高帽子我们没有带来，你就戴这个去吧。还有一个年轻男人把妹妹叫到亭子间，让揭发爸爸，妹妹害怕得说不出话，担心会抄身，那模样居然没引起警惕，妹妹逃过一关。
　　随这些人一起开来的卡车是5吨头的，装满了家里的三人沙发、丝棉被和毛料大衣，爸爸几乎所有的书籍和收藏，沿着四川北路往绍兴路凯旋而去。
　　房间变得空空荡荡的了，爸爸脸色灰白，招呼妹妹过去，让妹妹把裤子口袋里的东西还给他，然后在小纸片上写下电话号码，关照她去传呼电话间给正在上班的妈妈打，让妈妈今天早点下班回来。
　　妹妹没有哭，脑子渐渐清醒过来，出门朝永丰坊只走了几步就退回来，妹妹感到自己身上好像被写了字，每个人都能看出她是黑帮子女，妹妹家刚刚被大抄，活该倒霉，还缺踩上一只脚。那个知道家里底细的电话间不能去，妹妹转身往四川路北面走，隔开几条弄堂口，也有一部公用电话。
　　妹妹拨打电话给妈妈办公室，那里的人说妈妈不在，好像已经下班了，妹妹带哭的声音引起对方注意，妈妈的同事问，怎么了，有什么事情吗？妹妹咬紧牙关没有说。挂断电话转身，已经有几个尾随妹妹过来的野蛮小鬼幸灾乐祸地看着她。一个男孩想上来撕扯妹妹，被电话间阿姨大喝一声。妹妹逃回家中，爸爸给她看刚才保存下来的东西，是一张活期存折，上面有400元“巨款”，爸爸夸了妹妹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