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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乐的事情,便是过年。
天空安静下来,大人的嗓门也小了许多,他们劳作一年的心松弛了,孩子们才有了自己的欢乐。
雪落下来,村庄白得干净。
铺满雪花的路,在我眼里就是一床棉絮,是让我们随意践踏的。我的脚踩下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听着这声响,心里充满了喜悦。
寄生在这个异姓的村子里,我屏息静气,生怕发出让别人不悦的声息。我像一只卑微的老鼠,藏身于自造的地洞里,思量外面的世界。
学校是让我放松的地方。学的那些东西,一点点支撑起我的精神,那些神奇的汉字将我唤醒了,我隐约看见了自己的命运。写作业带给我难以言说的快乐,当我驱动铅笔在纸上描画出一个字时,感到自己生出了一股微小的力量。字写在粗糙的本子上,得压住笔头,用力划动,一不小心笔芯就折了。所谓本子,是母亲用上坟用的纸裁成,订好,我再用尺子打上格子。一支铅笔我往往要用到最后一截,用手捉不住的时候,再把剩下的笔芯用硬纸裹起来,直到尽头。在这么粗糙的本子上写字,是需要耐心的,全神贯注才能写好每一个字。
我在写字的时候,心里想起的是母亲的劳作。供销社里一个薄薄的本子卖八分钱,我是买不起的。家里的日常开销,已经压缩到极致。粮食和油是队里发的,醋自己做,很少吃菜,家里有织布机,除了过年做新衣裳买几尺布外,鹽,是唯一需要花钱的。
一天早上,母亲对我说:“你去卖几个鸡蛋吧,没盐吃了。”
当时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不准农民养鸡。事实上,每家每户都偷偷养一两只鸡补贴家用。多了也养不起,人都没东西吃呢。
母亲从罐子里取出鸡蛋,一个一个装入布兜,再放到拔猪草的筐里,又在上面遮了一些干草,审慎地放到我手里,眼神里蓄满期待和信任。我拎着沉甸甸的东西,朝七八里外的绛帐火车站走去。
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临行前,母亲交待过“千万不能让人看见”,如果有公家人追过来就跑,可不能给没收了。走到坡口,我歇了口气。透过长长的陡坡,我看见了镇东头的砖厂。下了坡,就到车站了。这是十里八乡的人最眼热的地方,陇海铁路线上一个三等小站,扶风县唯一一个通往远方的车站。秋天的风吹过来,我感到一阵轻松。
从坡底上来一个推自行车的大人,他慢慢靠近我。我下意识攥紧了篮子里的布口袋。我感觉对方不像是坏人,一身制服,头戴前进帽,一副和蔼的干部模样。
两人几乎碰到一起时,他停下来,俯瞰着我。我有点慌张,从小到大还没有一个陌生人这样接近我,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心在扑通扑通地跳。时间漫长,其实也就几秒钟吧,这个人轻轻开口道:“你的鸡蛋卖吗?”
哦,原来是买鸡蛋的。他怎么知道我有鸡蛋呢?
“我不卖鸡蛋。”我用母亲教的话应付道。
他笑了,“你把我当成那些人了!”随即朝我伏下身,“一毛钱一个,卖吗?”
我很快地看他一眼,他脸上绽放的是让人放心的笑容。
“车站东头就坐着那些戴红袖章的人,他们专门没收鸡蛋。”他对我说。
我愿意相信他,决定把鸡蛋卖给他。母亲吩咐,一个鸡蛋至少卖八分钱。现在人家出一毛钱,已经很好了,我赶紧说:“好吧。”
那人熟练地扒拉开干草,解开口袋,从里面掏出一个鸡蛋,放到耳边晃晃,又对着太阳照照,才一个个收到自己的皮包里。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一块钱,轻轻放到我手里。
我紧紧握住那张票子,手心里隐隐出汗。等他走远了,我才张开手,仔细打量着珍贵的人民币。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一块钱。我双手展开,把钱朝向太阳,纸面上神采飞扬的拖拉机女司机,是那么可爱!
我第一次拿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天说要去参观烈士纪念馆,母亲给了我一毛钱,我仔细装入裤兜,拍拍外面才放心上路。老师带着我们一大早出发,扛着红旗,沿着与陇海线平行的渭惠渠一路向西,靠双脚走到了常兴镇。
那是我第一次远行。没有带水,也没有带吃的。饥,渴,一路走过去并不觉得。到了烈士墓前,才感觉干渴,就打开旁边的水龙头喝了几口。吃是舍不得的。硬挺着赶回家,河里的水,河边的树,岸边的青草,不再引起我的兴趣。一边走,心里一边在想,何时能吃上母亲的饭。走到村口,腿走向供销社,手不由自主地伸进裤兜,指头在那张纸币上摸了又摸,下决心买块面包吃。平日里,一到供销社门口老远,就能闻到面包的香味。经常有好吃的孩子偷了钱自己去买。每次去那儿,唾液便不由自主地分泌出来。我一直忍着。今天我想满足自己的心愿。
我掏出一毛钱,递给售货员。一块面包七分钱,我用剩下的三分钱买了一根针。
走出供销社,见四下无人,我先掰一小块面包塞到嘴里。只是一小口,烤面包的那种香酥焦脆就让我迷醉。面包,你不知道,你是多好吃的东西啊。
一小块面包就这样被我一小口一小口吞下去。回家的路上我充满了力量。
卖鸡蛋的这天,把一块钱叠好,揣进口袋,我就回家了。我想让母亲高兴,她的儿子能卖鸡蛋了。
在路上,我想,母亲忙碌一天,也就像下了一只蛋。生产队男人的工分每天十分,女人只有八分,八分也就是八分钱,母亲一天辛劳就值八分钱。
快要过年了,我多想早早穿上母亲用旧衣服做成的新衣裳。
走在雪地里,几个小伙伴专心踩窟窿,看谁踩得深。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站在枯黑的枝头,它们饿了,这是讨食的语气,但大人们也吃不饱,谁会管它们的死活呢。
过年是要做梦的,大雪天,睡在热炕上,我的梦也是好的,我有一次梦见路上躺了无数硬币,有一分的,二分的,还有五分的,自己两只手不够用,只管捡五分的大钢镚。心想,回去交给母亲,她就再也不用为油盐发愁了,那只懒母鸡爱不爱下蛋,我也不管了。
天空安静下来,大人的嗓门也小了许多,他们劳作一年的心松弛了,孩子们才有了自己的欢乐。
雪落下来,村庄白得干净。
铺满雪花的路,在我眼里就是一床棉絮,是让我们随意践踏的。我的脚踩下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听着这声响,心里充满了喜悦。
寄生在这个异姓的村子里,我屏息静气,生怕发出让别人不悦的声息。我像一只卑微的老鼠,藏身于自造的地洞里,思量外面的世界。
学校是让我放松的地方。学的那些东西,一点点支撑起我的精神,那些神奇的汉字将我唤醒了,我隐约看见了自己的命运。写作业带给我难以言说的快乐,当我驱动铅笔在纸上描画出一个字时,感到自己生出了一股微小的力量。字写在粗糙的本子上,得压住笔头,用力划动,一不小心笔芯就折了。所谓本子,是母亲用上坟用的纸裁成,订好,我再用尺子打上格子。一支铅笔我往往要用到最后一截,用手捉不住的时候,再把剩下的笔芯用硬纸裹起来,直到尽头。在这么粗糙的本子上写字,是需要耐心的,全神贯注才能写好每一个字。
我在写字的时候,心里想起的是母亲的劳作。供销社里一个薄薄的本子卖八分钱,我是买不起的。家里的日常开销,已经压缩到极致。粮食和油是队里发的,醋自己做,很少吃菜,家里有织布机,除了过年做新衣裳买几尺布外,鹽,是唯一需要花钱的。
一天早上,母亲对我说:“你去卖几个鸡蛋吧,没盐吃了。”
当时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不准农民养鸡。事实上,每家每户都偷偷养一两只鸡补贴家用。多了也养不起,人都没东西吃呢。
母亲从罐子里取出鸡蛋,一个一个装入布兜,再放到拔猪草的筐里,又在上面遮了一些干草,审慎地放到我手里,眼神里蓄满期待和信任。我拎着沉甸甸的东西,朝七八里外的绛帐火车站走去。
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临行前,母亲交待过“千万不能让人看见”,如果有公家人追过来就跑,可不能给没收了。走到坡口,我歇了口气。透过长长的陡坡,我看见了镇东头的砖厂。下了坡,就到车站了。这是十里八乡的人最眼热的地方,陇海铁路线上一个三等小站,扶风县唯一一个通往远方的车站。秋天的风吹过来,我感到一阵轻松。
从坡底上来一个推自行车的大人,他慢慢靠近我。我下意识攥紧了篮子里的布口袋。我感觉对方不像是坏人,一身制服,头戴前进帽,一副和蔼的干部模样。
两人几乎碰到一起时,他停下来,俯瞰着我。我有点慌张,从小到大还没有一个陌生人这样接近我,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心在扑通扑通地跳。时间漫长,其实也就几秒钟吧,这个人轻轻开口道:“你的鸡蛋卖吗?”
哦,原来是买鸡蛋的。他怎么知道我有鸡蛋呢?
“我不卖鸡蛋。”我用母亲教的话应付道。
他笑了,“你把我当成那些人了!”随即朝我伏下身,“一毛钱一个,卖吗?”
我很快地看他一眼,他脸上绽放的是让人放心的笑容。
“车站东头就坐着那些戴红袖章的人,他们专门没收鸡蛋。”他对我说。
我愿意相信他,决定把鸡蛋卖给他。母亲吩咐,一个鸡蛋至少卖八分钱。现在人家出一毛钱,已经很好了,我赶紧说:“好吧。”
那人熟练地扒拉开干草,解开口袋,从里面掏出一个鸡蛋,放到耳边晃晃,又对着太阳照照,才一个个收到自己的皮包里。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一块钱,轻轻放到我手里。
我紧紧握住那张票子,手心里隐隐出汗。等他走远了,我才张开手,仔细打量着珍贵的人民币。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一块钱。我双手展开,把钱朝向太阳,纸面上神采飞扬的拖拉机女司机,是那么可爱!
我第一次拿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天说要去参观烈士纪念馆,母亲给了我一毛钱,我仔细装入裤兜,拍拍外面才放心上路。老师带着我们一大早出发,扛着红旗,沿着与陇海线平行的渭惠渠一路向西,靠双脚走到了常兴镇。
那是我第一次远行。没有带水,也没有带吃的。饥,渴,一路走过去并不觉得。到了烈士墓前,才感觉干渴,就打开旁边的水龙头喝了几口。吃是舍不得的。硬挺着赶回家,河里的水,河边的树,岸边的青草,不再引起我的兴趣。一边走,心里一边在想,何时能吃上母亲的饭。走到村口,腿走向供销社,手不由自主地伸进裤兜,指头在那张纸币上摸了又摸,下决心买块面包吃。平日里,一到供销社门口老远,就能闻到面包的香味。经常有好吃的孩子偷了钱自己去买。每次去那儿,唾液便不由自主地分泌出来。我一直忍着。今天我想满足自己的心愿。
我掏出一毛钱,递给售货员。一块面包七分钱,我用剩下的三分钱买了一根针。
走出供销社,见四下无人,我先掰一小块面包塞到嘴里。只是一小口,烤面包的那种香酥焦脆就让我迷醉。面包,你不知道,你是多好吃的东西啊。
一小块面包就这样被我一小口一小口吞下去。回家的路上我充满了力量。
卖鸡蛋的这天,把一块钱叠好,揣进口袋,我就回家了。我想让母亲高兴,她的儿子能卖鸡蛋了。
在路上,我想,母亲忙碌一天,也就像下了一只蛋。生产队男人的工分每天十分,女人只有八分,八分也就是八分钱,母亲一天辛劳就值八分钱。
快要过年了,我多想早早穿上母亲用旧衣服做成的新衣裳。
走在雪地里,几个小伙伴专心踩窟窿,看谁踩得深。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站在枯黑的枝头,它们饿了,这是讨食的语气,但大人们也吃不饱,谁会管它们的死活呢。
过年是要做梦的,大雪天,睡在热炕上,我的梦也是好的,我有一次梦见路上躺了无数硬币,有一分的,二分的,还有五分的,自己两只手不够用,只管捡五分的大钢镚。心想,回去交给母亲,她就再也不用为油盐发愁了,那只懒母鸡爱不爱下蛋,我也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