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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快乐的事情，便是过年。
天空安静下来，大人的嗓门也小了许多，他们劳作一年的心松弛了，孩子们才有了自己的欢乐。
雪落下来，村庄白得干净。
铺满雪花的路，在我眼里就是一床棉絮，是让我们随意践踏的。我的脚踩下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听着这声响，心里充满了喜悦。
寄生在这个异姓的村子里，我屏息静气，生怕发出让别人不悦的声息。我像一只卑微的老鼠，藏身于自造的地洞里，思量外面的世界。
学校是让我放松的地方。学的那些东西，一点点支撑起我的精神，那些神奇的汉字将我唤醒了，我隐约看见了自己的命运。写作业带给我难以言说的快乐，当我驱动铅笔在纸上描画出一个字时，感到自己生出了一股微小的力量。字写在粗糙的本子上，得压住笔头，用力划动，一不小心笔芯就折了。所谓本子，是母亲用上坟用的纸裁成，订好，我再用尺子打上格子。一支铅笔我往往要用到最后一截，用手捉不住的时候，再把剩下的笔芯用硬纸裹起来，直到尽头。在这么粗糙的本子上写字，是需要耐心的，全神贯注才能写好每一个字。
我在写字的时候，心里想起的是母亲的劳作。供销社里一个薄薄的本子卖八分钱，我是买不起的。家里的日常开销，已经压缩到极致。粮食和油是队里发的，醋自己做，很少吃菜，家里有织布机，除了过年做新衣裳买几尺布外，鹽，是唯一需要花钱的。
一天早上，母亲对我说：“你去卖几个鸡蛋吧，没盐吃了。”
当时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不准农民养鸡。事实上，每家每户都偷偷养一两只鸡补贴家用。多了也养不起，人都没东西吃呢。
母亲从罐子里取出鸡蛋，一个一个装入布兜，再放到拔猪草的筐里，又在上面遮了一些干草，审慎地放到我手里，眼神里蓄满期待和信任。我拎着沉甸甸的东西，朝七八里外的绛帐火车站走去。
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临行前，母亲交待过“千万不能让人看见”，如果有公家人追过来就跑，可不能给没收了。走到坡口，我歇了口气。透过长长的陡坡，我看见了镇东头的砖厂。下了坡，就到车站了。这是十里八乡的人最眼热的地方，陇海铁路线上一个三等小站，扶风县唯一一个通往远方的车站。秋天的风吹过来，我感到一阵轻松。
从坡底上来一个推自行车的大人，他慢慢靠近我。我下意识攥紧了篮子里的布口袋。我感觉对方不像是坏人，一身制服，头戴前进帽，一副和蔼的干部模样。
两人几乎碰到一起时，他停下来，俯瞰着我。我有点慌张，从小到大还没有一个陌生人这样接近我，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心在扑通扑通地跳。时间漫长，其实也就几秒钟吧，这个人轻轻开口道：“你的鸡蛋卖吗？”
哦，原来是买鸡蛋的。他怎么知道我有鸡蛋呢？
“我不卖鸡蛋。”我用母亲教的话应付道。
他笑了，“你把我当成那些人了！”随即朝我伏下身，“一毛钱一个，卖吗？”
我很快地看他一眼，他脸上绽放的是让人放心的笑容。
“车站东头就坐着那些戴红袖章的人，他们专门没收鸡蛋。”他对我说。
我愿意相信他，决定把鸡蛋卖给他。母亲吩咐，一个鸡蛋至少卖八分钱。现在人家出一毛钱，已经很好了，我赶紧说：“好吧。”
那人熟练地扒拉开干草，解开口袋，从里面掏出一个鸡蛋，放到耳边晃晃，又对着太阳照照，才一个个收到自己的皮包里。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一块钱，轻轻放到我手里。
我紧紧握住那张票子，手心里隐隐出汗。等他走远了，我才张开手，仔细打量着珍贵的人民币。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一块钱。我双手展开，把钱朝向太阳，纸面上神采飞扬的拖拉机女司机，是那么可爱！
我第一次拿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天说要去参观烈士纪念馆，母亲给了我一毛钱，我仔细装入裤兜，拍拍外面才放心上路。老师带着我们一大早出发，扛着红旗，沿着与陇海线平行的渭惠渠一路向西，靠双脚走到了常兴镇。
那是我第一次远行。没有带水，也没有带吃的。饥，渴，一路走过去并不觉得。到了烈士墓前，才感觉干渴，就打开旁边的水龙头喝了几口。吃是舍不得的。硬挺着赶回家，河里的水，河边的树，岸边的青草，不再引起我的兴趣。一边走，心里一边在想，何时能吃上母亲的饭。走到村口，腿走向供销社，手不由自主地伸进裤兜，指头在那张纸币上摸了又摸，下决心买块面包吃。平日里，一到供销社门口老远，就能闻到面包的香味。经常有好吃的孩子偷了钱自己去买。每次去那儿，唾液便不由自主地分泌出来。我一直忍着。今天我想满足自己的心愿。
我掏出一毛钱，递给售货员。一块面包七分钱，我用剩下的三分钱买了一根针。
走出供销社，见四下无人，我先掰一小块面包塞到嘴里。只是一小口，烤面包的那种香酥焦脆就让我迷醉。面包，你不知道，你是多好吃的东西啊。
一小块面包就这样被我一小口一小口吞下去。回家的路上我充满了力量。
卖鸡蛋的这天，把一块钱叠好，揣进口袋，我就回家了。我想让母亲高兴，她的儿子能卖鸡蛋了。
在路上，我想，母亲忙碌一天，也就像下了一只蛋。生产队男人的工分每天十分，女人只有八分，八分也就是八分钱，母亲一天辛劳就值八分钱。
快要过年了，我多想早早穿上母亲用旧衣服做成的新衣裳。
走在雪地里，几个小伙伴专心踩窟窿，看谁踩得深。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站在枯黑的枝头，它们饿了，这是讨食的语气，但大人们也吃不饱，谁会管它们的死活呢。
过年是要做梦的，大雪天，睡在热炕上，我的梦也是好的，我有一次梦见路上躺了无数硬币，有一分的，二分的，还有五分的，自己两只手不够用，只管捡五分的大钢镚。心想，回去交给母亲，她就再也不用为油盐发愁了，那只懒母鸡爱不爱下蛋，我也不管了。
天空安静下来，大人的嗓门也小了许多，他们劳作一年的心松弛了，孩子们才有了自己的欢乐。
雪落下来，村庄白得干净。
铺满雪花的路，在我眼里就是一床棉絮，是让我们随意践踏的。我的脚踩下去，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听着这声响，心里充满了喜悦。
寄生在这个异姓的村子里，我屏息静气，生怕发出让别人不悦的声息。我像一只卑微的老鼠，藏身于自造的地洞里，思量外面的世界。
学校是让我放松的地方。学的那些东西，一点点支撑起我的精神，那些神奇的汉字将我唤醒了，我隐约看见了自己的命运。写作业带给我难以言说的快乐，当我驱动铅笔在纸上描画出一个字时，感到自己生出了一股微小的力量。字写在粗糙的本子上，得压住笔头，用力划动，一不小心笔芯就折了。所谓本子，是母亲用上坟用的纸裁成，订好，我再用尺子打上格子。一支铅笔我往往要用到最后一截，用手捉不住的时候，再把剩下的笔芯用硬纸裹起来，直到尽头。在这么粗糙的本子上写字，是需要耐心的，全神贯注才能写好每一个字。
我在写字的时候，心里想起的是母亲的劳作。供销社里一个薄薄的本子卖八分钱，我是买不起的。家里的日常开销，已经压缩到极致。粮食和油是队里发的，醋自己做，很少吃菜，家里有织布机，除了过年做新衣裳买几尺布外，鹽，是唯一需要花钱的。
一天早上，母亲对我说：“你去卖几个鸡蛋吧，没盐吃了。”
当时实行“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政策，不准农民养鸡。事实上，每家每户都偷偷养一两只鸡补贴家用。多了也养不起，人都没东西吃呢。
母亲从罐子里取出鸡蛋，一个一个装入布兜，再放到拔猪草的筐里，又在上面遮了一些干草，审慎地放到我手里，眼神里蓄满期待和信任。我拎着沉甸甸的东西，朝七八里外的绛帐火车站走去。
路上一个人也没有，这让我松了一口气。临行前，母亲交待过“千万不能让人看见”，如果有公家人追过来就跑，可不能给没收了。走到坡口，我歇了口气。透过长长的陡坡，我看见了镇东头的砖厂。下了坡，就到车站了。这是十里八乡的人最眼热的地方，陇海铁路线上一个三等小站，扶风县唯一一个通往远方的车站。秋天的风吹过来，我感到一阵轻松。
从坡底上来一个推自行车的大人，他慢慢靠近我。我下意识攥紧了篮子里的布口袋。我感觉对方不像是坏人，一身制服，头戴前进帽，一副和蔼的干部模样。
两人几乎碰到一起时，他停下来，俯瞰着我。我有点慌张，从小到大还没有一个陌生人这样接近我，我不知道他要做什么，心在扑通扑通地跳。时间漫长，其实也就几秒钟吧，这个人轻轻开口道：“你的鸡蛋卖吗？”
哦，原来是买鸡蛋的。他怎么知道我有鸡蛋呢？
“我不卖鸡蛋。”我用母亲教的话应付道。
他笑了，“你把我当成那些人了！”随即朝我伏下身，“一毛钱一个，卖吗？”
我很快地看他一眼，他脸上绽放的是让人放心的笑容。
“车站东头就坐着那些戴红袖章的人，他们专门没收鸡蛋。”他对我说。
我愿意相信他，决定把鸡蛋卖给他。母亲吩咐，一个鸡蛋至少卖八分钱。现在人家出一毛钱，已经很好了，我赶紧说：“好吧。”
那人熟练地扒拉开干草，解开口袋，从里面掏出一个鸡蛋，放到耳边晃晃，又对着太阳照照，才一个个收到自己的皮包里。他从皮夹里抽出一张崭新的一块钱，轻轻放到我手里。
我紧紧握住那张票子，手心里隐隐出汗。等他走远了，我才张开手，仔细打量着珍贵的人民币。这是我第一次拥有一块钱。我双手展开，把钱朝向太阳，纸面上神采飞扬的拖拉机女司机，是那么可爱！
我第一次拿钱，是在小学三年级的时候，那天说要去参观烈士纪念馆，母亲给了我一毛钱，我仔细装入裤兜，拍拍外面才放心上路。老师带着我们一大早出发，扛着红旗，沿着与陇海线平行的渭惠渠一路向西，靠双脚走到了常兴镇。
那是我第一次远行。没有带水，也没有带吃的。饥，渴，一路走过去并不觉得。到了烈士墓前，才感觉干渴，就打开旁边的水龙头喝了几口。吃是舍不得的。硬挺着赶回家，河里的水，河边的树，岸边的青草，不再引起我的兴趣。一边走，心里一边在想，何时能吃上母亲的饭。走到村口，腿走向供销社，手不由自主地伸进裤兜，指头在那张纸币上摸了又摸，下决心买块面包吃。平日里，一到供销社门口老远，就能闻到面包的香味。经常有好吃的孩子偷了钱自己去买。每次去那儿，唾液便不由自主地分泌出来。我一直忍着。今天我想满足自己的心愿。
我掏出一毛钱，递给售货员。一块面包七分钱，我用剩下的三分钱买了一根针。
走出供销社，见四下无人，我先掰一小块面包塞到嘴里。只是一小口，烤面包的那种香酥焦脆就让我迷醉。面包，你不知道，你是多好吃的东西啊。
一小块面包就这样被我一小口一小口吞下去。回家的路上我充满了力量。
卖鸡蛋的这天，把一块钱叠好，揣进口袋，我就回家了。我想让母亲高兴，她的儿子能卖鸡蛋了。
在路上，我想，母亲忙碌一天，也就像下了一只蛋。生产队男人的工分每天十分，女人只有八分，八分也就是八分钱，母亲一天辛劳就值八分钱。
快要过年了，我多想早早穿上母亲用旧衣服做成的新衣裳。
走在雪地里，几个小伙伴专心踩窟窿，看谁踩得深。几只麻雀叽叽喳喳站在枯黑的枝头，它们饿了，这是讨食的语气，但大人们也吃不饱，谁会管它们的死活呢。
过年是要做梦的，大雪天，睡在热炕上，我的梦也是好的，我有一次梦见路上躺了无数硬币，有一分的，二分的，还有五分的，自己两只手不够用，只管捡五分的大钢镚。心想，回去交给母亲，她就再也不用为油盐发愁了，那只懒母鸡爱不爱下蛋，我也不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