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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创新正在减速，其技术创新领先者的地位岌岌可危，可能会被中国取代。
美国人喜欢把他们的国家看成创新的摇篮。毕竟，从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到史蒂夫·乔布斯、马克·扎克伯格，美国涌现出了许多世界上最优秀的企业家。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罗比特·利坦却认为，现实和数据讲述的是另一个故事。
科技创新是大部分经济体置于国家层面的战略。作为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美国创新正在减速，原因何在？正在赶超的中国，如何从一个创新追随者变为领导者？国家在创新体系中的角色是什么？为了找出答案，美国多家智库和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美国创新减速
利坦在最新一期《外交》上发表的长文《初创减速》对美国创新表示担忧。他指出，30年来，美国企业的倒闭数量首次超过了新创数量，初创企业形成率显著下降，老牌企业已占据了技术行业的支配地位。1978年，初创企业占美国企业总数将近15%，至2011年这个数字减至了8%。同时， 1992年美国成熟企业（创办至少已有16年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是23%，而2011年则是34%。这种趋势的问题在于，从历史上看，成熟企业比新企业更不愿承担风险、僵化，也越来越缺乏创新，最具革新性的飞跃往往是由创业公司创造的。
如果美国政府不在定向能武器、先进无人机和变体术等潜力巨大的技术领域投入足够资金，那么这些技术上的落后，可能会导致目前太平洋力量的平衡被打破。
利坦的观点得到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的回应。他专门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表达了“美国的创新已陷入困境”这一观点。他说，美国正在消耗可供未来发展的宝贵资源，却没有为下一轮重大的技术革命奠定基础。
在与中国作对照时，美国对创新减速的焦虑更为明显。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主题是如何在破坏性的技术创新与传播时代保持美国的技术优势。报告担心美国政府不会在定向能武器、先进无人机和变体术等潜力巨大的技术领域投入足够资金，而在这些技术上的落后，可能导致目前太平洋力量的平衡被打破。
美国外交学会全球卫生项目资深研究员黄延中、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托马斯·巴洛等专家则认为，全球发明创造力的力量对比正在迅速发生变化：欧洲的活力在减退;美国仍然领先，但其技术创新领先者的地位岌岌可危，可能会被中国取代。
追随者的赶超
当前处于追随者位置的中国，能在创新上赶超美国吗？美国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美国将始终在高科技领域引领世界，中国不可能超越它，“因为民主是创新的根本前提”。
《金融时报》和《福布斯》杂志前主编、经济学家埃蒙·芬格尔顿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说，广泛的历史证据并不支持“民主是创新的前提”这一观点。
美国并不是一直都在技术方面引领潮流，是上世纪中期才突然进入技术繁荣期。可这一切不应归功于自由，而是源于更乏味的东西：金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与公司联合向研发部门输入了大量资金，随后的冷战进一步推动了政府资助下的研究。结果之一便是成立了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推动了互联网的发展。因此，创新的前提条件是资金投入。
过去10年间，美国为创新提供的财力和制度性支持快速下滑，用于基础研究和技术的联邦拨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已降至4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解释了美国创新为何减速。而中国的研发支出从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9%增加到2013年的2%。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预测，中国的研发开支可能将在2023年超越美国。这就带来一个更具划时代意义的问题：随着中国变得更富有，它是否注定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国家？
中国是否能成功地从追随者转型为前沿领导者还不得而知。不过，华平投资公司常务董事、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威廉·詹韦认为，对创新追随者来说赶超的路径很明确：保护和补贴的重商主义政策一直是经济活跃国家的有效工具。美国大约在1880—1930年间完成了从创新追随者到领导者的转型，它将管理专业化与新技术（电气化、汽车和无线电）的投机性尝试以及国家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型产业垄断者（它们将超高利润投入到科学研究中）的容忍结合了起来。
当然，追随者也必将面对激烈的竞争。这些国家的角色必须从执行明确的计划，转型为支持试错实验和容忍创业失败;而看似经济进步阶段不可避免的、具有削弱性质的腐败现象也必须得到遏制，就像英国在19世纪、美国在20世纪做的那样。
公共风险基金乃解决之道
通常，西方学者对如何鼓励创新开出的药方都大同小异：加大研究与开发投资，帮助大学将知识商业化，促进科学技术教育，改革移民制度，保持健全的专利制度。
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土耳其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颠覆性的新技术会同时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和个人的损失（如就业岗位减少），从而加剧社会不平等，也不利于创新机制的可持续。
他认为，当新的工业工薪阶级开始组建时，西方政府通过建立福利国家，减小了爆发革命的可能性，重塑了资本主义制度，使其更具包容性，并在这个体系中赋予了劳动者更多权利，实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拯救。当前技术革命也需要类似的全面重塑。如何将技术革命带来的收益和损失以一种惠及每个人的方式进行重新配置，是转变为“创新国家”的关键。
每一个潜在的创新者都面临很大的收益，但同样也面临巨大的风险。对此，罗德里克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案：国家参与到激励对创新能力的风险投资中来，由政府建立一系列专业化管理的公共风险基金，通过在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筹集必需的资金。这些基金将根据市场规则运作，且必须定期向政府管理机构提供账目。其管理可参考中央银行，建立一种资金独立于日常政治压力之外运作的模式。这样，社会通过其代理人——政府——将最终成为新技术和新机械设备的共同所有者。
在他的设想中，公共风险基金从新技术的商业化得到的利润份额，将以“社会创新”红利的形式返给普通公民。这不仅能产生大量的技术创新，还能将收益直接用于整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技术进步或许真能使个人“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
美国人喜欢把他们的国家看成创新的摇篮。毕竟，从安德鲁·卡内基、亨利·福特到史蒂夫·乔布斯、马克·扎克伯格，美国涌现出了许多世界上最优秀的企业家。但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罗比特·利坦却认为，现实和数据讲述的是另一个故事。
科技创新是大部分经济体置于国家层面的战略。作为全球最具创新能力的国家，美国创新正在减速，原因何在？正在赶超的中国，如何从一个创新追随者变为领导者？国家在创新体系中的角色是什么？为了找出答案，美国多家智库和专家学者对此进行了深入研究。
美国创新减速
利坦在最新一期《外交》上发表的长文《初创减速》对美国创新表示担忧。他指出，30年来，美国企业的倒闭数量首次超过了新创数量，初创企业形成率显著下降，老牌企业已占据了技术行业的支配地位。1978年，初创企业占美国企业总数将近15%，至2011年这个数字减至了8%。同时， 1992年美国成熟企业（创办至少已有16年的企业）占企业总数的比例是23%，而2011年则是34%。这种趋势的问题在于，从历史上看，成熟企业比新企业更不愿承担风险、僵化，也越来越缺乏创新，最具革新性的飞跃往往是由创业公司创造的。
利坦的观点得到美国知名专栏作家法里德·扎卡里亚的回应。他专门在《华盛顿邮报》上撰文表达了“美国的创新已陷入困境”这一观点。他说，美国正在消耗可供未来发展的宝贵资源，却没有为下一轮重大的技术革命奠定基础。
在与中国作对照时，美国对创新减速的焦虑更为明显。美国新安全研究中心最近发布了一份报告，主题是如何在破坏性的技术创新与传播时代保持美国的技术优势。报告担心美国政府不会在定向能武器、先进无人机和变体术等潜力巨大的技术领域投入足够资金，而在这些技术上的落后，可能导致目前太平洋力量的平衡被打破。
美国外交学会全球卫生项目资深研究员黄延中、悉尼大学美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托马斯·巴洛等专家则认为，全球发明创造力的力量对比正在迅速发生变化：欧洲的活力在减退;美国仍然领先，但其技术创新领先者的地位岌岌可危，可能会被中国取代。
追随者的赶超
当前处于追随者位置的中国，能在创新上赶超美国吗？美国有一种流行观点认为，美国将始终在高科技领域引领世界，中国不可能超越它，“因为民主是创新的根本前提”。
《金融时报》和《福布斯》杂志前主编、经济学家埃蒙·芬格尔顿不同意这一看法。他说，广泛的历史证据并不支持“民主是创新的前提”这一观点。
美国并不是一直都在技术方面引领潮流，是上世纪中期才突然进入技术繁荣期。可这一切不应归功于自由，而是源于更乏味的东西：金钱。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政府与公司联合向研发部门输入了大量资金，随后的冷战进一步推动了政府资助下的研究。结果之一便是成立了国防部高级研究项目局，推动了互联网的发展。因此，创新的前提条件是资金投入。
过去10年间，美国为创新提供的财力和制度性支持快速下滑，用于基础研究和技术的联邦拨款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已降至40年来的最低水平，这解释了美国创新为何减速。而中国的研发支出从2000年占国内生产总值的0.9%增加到2013年的2%。美国巴特尔纪念研究所预测，中国的研发开支可能将在2023年超越美国。这就带来一个更具划时代意义的问题：随着中国变得更富有，它是否注定要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国家？
中国是否能成功地从追随者转型为前沿领导者还不得而知。不过，华平投资公司常务董事、剑桥大学访问学者威廉·詹韦认为，对创新追随者来说赶超的路径很明确：保护和补贴的重商主义政策一直是经济活跃国家的有效工具。美国大约在1880—1930年间完成了从创新追随者到领导者的转型，它将管理专业化与新技术（电气化、汽车和无线电）的投机性尝试以及国家对第二次工业革命的大型产业垄断者（它们将超高利润投入到科学研究中）的容忍结合了起来。
当然，追随者也必将面对激烈的竞争。这些国家的角色必须从执行明确的计划，转型为支持试错实验和容忍创业失败;而看似经济进步阶段不可避免的、具有削弱性质的腐败现象也必须得到遏制，就像英国在19世纪、美国在20世纪做的那样。
公共风险基金乃解决之道
通常，西方学者对如何鼓励创新开出的药方都大同小异：加大研究与开发投资，帮助大学将知识商业化，促进科学技术教育，改革移民制度，保持健全的专利制度。
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社会科学教授、土耳其经济学家达尼·罗德里克看到了事情的另一面：颠覆性的新技术会同时带来巨大的社会收益和个人的损失（如就业岗位减少），从而加剧社会不平等，也不利于创新机制的可持续。
他认为，当新的工业工薪阶级开始组建时，西方政府通过建立福利国家，减小了爆发革命的可能性，重塑了资本主义制度，使其更具包容性，并在这个体系中赋予了劳动者更多权利，实现了资本主义的自我拯救。当前技术革命也需要类似的全面重塑。如何将技术革命带来的收益和损失以一种惠及每个人的方式进行重新配置，是转变为“创新国家”的关键。
每一个潜在的创新者都面临很大的收益，但同样也面临巨大的风险。对此，罗德里克提出了一个别出心裁的方案：国家参与到激励对创新能力的风险投资中来，由政府建立一系列专业化管理的公共风险基金，通过在金融市场发行债券筹集必需的资金。这些基金将根据市场规则运作，且必须定期向政府管理机构提供账目。其管理可参考中央银行，建立一种资金独立于日常政治压力之外运作的模式。这样，社会通过其代理人——政府——将最终成为新技术和新机械设备的共同所有者。
在他的设想中，公共风险基金从新技术的商业化得到的利润份额，将以“社会创新”红利的形式返给普通公民。这不仅能产生大量的技术创新，还能将收益直接用于整个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技术进步或许真能使个人“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