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元代重要的物质文化载体，元代瓷器具有极高的历史价值。浮梁磁局的设立，是元代政治秩序作用于手工业生产的直接证据。龙泉窑青瓷、景德镇青花瓷、青白瓷及福建地区窑场产品广泛分布于东亚、东南亚、西亚乃至东非地区，与时人汪大渊《岛夷志略》中记载的贸易地点相吻合，是研究元代海外贸易史的重要佐证。对外交流。
　　对外交流
　　元朝与外部世界连接的通路有两条，一条是以古代丝绸之路为基础的陆路，一条是沿袭了宋代海外贸易路线的海路。交通的畅通使中国与世界前所未有地联系起来。
　　东亚地区的对外交往活动以高丽和日本为主。高丽作为元代的藩属国，两国的文化、经济交流空前密切，理学思想和大量的文献典籍在这一时期传人高丽地区。中日两国则由于忽必烈时期两次对日战争的缘故，始终没有建立官方庄来，但围绕瓷器、香药、书籍等商品的民间贸易活动却从未停止。东南亚地区的一些国家也与元朝建立了联系。今越南的安南和占城都与元发生过战争，最终入贡称臣。元贞二年，元成宗派遣使团前往诏谕真腊，即今天的柬埔寨地区，使团成员周达观根据见闻写下《真腊风土记》，为后世留下吴哥时期柬埔寨的丰富资料。
　　与西方世界的交往在元代还不是一种普遍的行为，较有代表性的是马可波罗西行与景教的传播。《马可·波罗行记》不仅记录了元朝初年中国的社会风貌，更极大丰富了欧洲人的地理知识。在忽必烈一统中国后，景教恢复传播，罗马教士赴中国传教的活动成为了中国与欧洲地区联系的重要纽带。
　　兼收并蓄
　　元代瓷器作为元代物质文化的重要载体之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直接反映，不仅继承了唐宋以来的器物造型和生产工艺，并且融合了伊斯兰文化因素、蒙古草原文化因素及藏传佛教文化因素，催生出数量繁多的器物造型、纹饰和装饰手法。作为元代瓷器代表性产品的元青花瓷器，原料使用来自西亚地区的钻料，装饰工艺上继承了磁州窑、吉州窑的釉下彩绘技术，器型部分借鉴游牧民族的生活器具，纹饰大量使用伊斯兰文化、藏传佛教文化的主题，体现了极高的多元文化价值。
　　在世界工艺史上，伊斯兰文化艺术为东西方制瓷技术的交流产生了很大影响。元代瓷器中，最能体现伊斯兰文化因素的即元青花瓷器。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元青花瓷器是伊斯兰工匠直接参与瓷器烧造的产物。元代许有壬《马合马哈碑》记载：“西域有国，大食故壤，地产珍异，户饶良匠，将给将作，以实内帑。”根据元代的匠籍制度，官匠在政府管理部门的支配下迁徙流动，其中的优秀工匠完全有可能在浮梁磁局管理下的窑场直接参与陶瓷生产。而且，生产元青花瓷器所用“苏麻离青”钻料目前已证实由阿拉伯地区传人中国。迄今所见元青花瓷器中，存在明显带有伊斯兰文化特征的器型，如大盘、大碗、器座、高足碗、扁壶、八棱器、凤首壶等。典型元青花的装饰以层次丰富，布局严谨，图案满密为特点。其相比于中国传统绘画风格，更符合伊斯兰装饰艺术的特点。元青花的的装饰主题中，埴物纹多为有规律呈蔓延状的花、果、叶、草等植物图案，明显受到“阿拉伯式花纹”风格的影响。
　　元代的瓷器，尤其是餐饮器具，往往器型大、胎体厚。草原游牧民族的生活方式对元代瓷器的整体特征起到了决定性的影响，作为蒙古贵族生活用器的金银器也对元代瓷器的器型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为了满足蒙古人的生活需求，部分元青花瓷器即以蒙古人的生活器具为蓝本烧造，如扁壶、高足杯等。纹饰上，元晚期的青花瓷器使用了部分元代官服的装饰图样，如芦雁纹、满池娇等。元代官服归将作院掌管，而浮梁磁局的最上级管理单位亦为将作院，因此可以使用造作机构熟知的既定图形用于瓷器生产。
　　独特审美
　　元代瓷器一定程度上延续了两宋文人崇尚高雅素净之审美，尤其是单色釉瓷方面，无论是器型或釉色，不少因袭旧制。元代的单色釉瓷器在宋代的基础上持续发展，主要包括龙泉窑青瓷、景德镇窑青白瓷、福广地区产单色釉瓷等，在整个元代稳定生产并大量出口海外。其中，有些器型几乎完全因袭宋制，如元代龙泉窑玉壶春瓶、双鱼盏、景德镇窑青白釉盘等，可见在元人的日常审美态度中，仍一定程度上延续着宋代仕人阶层欣赏洁莹高雅风格的审美意趣，精致莹润的审美意趣仍继续流行。
　　经宋金两代，陶瓷彩绘艺术在磁州窑得到充分的发展成熟，白地黑花绘画艺术，为元青花的崛起创造了前提。元代以后，以青花为代表的釉下彩瓷艺术大放异彩，很快被社会各阶层广泛接受，成为了雅俗共赏的流行瓷品，一时间风靡海内外。“青花”也因此成为了元朝最具代表性的艺术符号，开辞了全新的陶瓷艺术风尚。元青花的崛起，宣告了古人的主流审美从追求素雅莹洁、类玉类冰的婉约态势，转变为追求华丽繁美、敦厚豪迈的奔放意趣，这种审美观念的转变，为明清瓷器的发展打下基础。
　　元青花得以大力推崇，与蒙古和伊斯兰文化中“尚白”“尚蓝”的审美观点密不可分。时人陶宗仪所著《南村辍耕录》，记录蒙古人崇尚白色，“国俗尚白，以白为吉”，元代宫廷建筑，“延华阁五间，……白琉璃瓦覆，青琉璃瓦饰其檐”。《新唐书》载：波斯“丈夫祝发……青白为巾帔”等。
　　元青花的图案纹饰为我们了解当时人们的社会风俗、审美喜好等亦提供了丰富的资料，虽然其器型和纹饰一定程度上受到西亚伊斯兰文化的影响，例如八棱瓶、四系扁壶、菱口盘等造型几乎完全模仿了伊斯兰国家一些金银器样式。但随着蒙古人对中原文化的进一步了解和接受，元青花上仍保存了大量本土题材的装饰，如龙凤纹、满池娇图案等。
　　以氧化铜料为主要发色剂的釉里红瓷器，是这个时期与青花瓷器比翼生辉的新型瓷品，亦属于釉下彩绘瓷。由于氧化铜在高温下对窑室的烧成气氛比青花料中的氧化钻更为敏感，形成条件更加严苛，红色极易“烧飞”或变黑，因此发色鮮艳、图案清晰的元代釉里红产品，在当时更是尤为珍贵。与此同时，颜色釉的进一步发展，也是这一时期新釉种技术研发的重要突破。如磁州窑出现了少量白地黑花彩外罩孔雀绿釉的新型装饰、景德镇也创造出高温蓝釉彩等，为明代颜色釉瓷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