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政”是潜伏于权力机关的一种病毒，其特点是种类繁多，时隐时现，且不断变异，花样翻新。比如“做样子”就是遇事只做表面文章而不下功夫落实。这样做既给足了上级面子，自己又省心省力。过去最热衷的是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现在最常见的是口号型表态、填鸭型传达、打卡式学习和先定调子再找例子的研讨等。另外还有“打太极”，就是遇到难事、不出政绩的事，或推出去，或拖下来，或绕过去。至于腾挪躲闪、装聋作哑的“装孙子”和花钱买稳定、买人心的“买政绩”等现象也远未消失，已向更深层隐去。
　　“懒政”最明显的变异，是粗暴型趁势而发，一些部门和地区的工作不同程度地出现了强制性推进、高压性落实的现象。

　　突出表现：一是靠“一吓二压”，解决问题，获取绩效。遇到矛盾，采取简单的威吓手段。个别干部把查出问题作为主要任务，查不出就把“工作力度不够”帽子扣上，把改革探索中的一些成绩变成了问题，严重影响基层干部的干事熱情。二是“一刀切”。这是常犯常新的老问题。目前的变化是，下刀的对象更广了，蛮力更大了，伤害性更强了，某些地区甚至出现上诉告状的景况。三是事事“留痕”。搞不切实际的量化，大量索要文字、图片、佐证材料，且层层加码，甚者出现层层查处的连坐问责、补充追记多年情况的历史式问责、对问责者问责的反式问责。结果是文山越堆越高，绩效却越来越低。四是督察扎堆。还有的，以调研督察之名，随意对地方或单位工作提要求，并据此搞评比打分、排名通报、责任追究，使督察的初衷走向了反面。
　　“懒政”本来就是被人们唾弃的病毒，如果发生毒性更强的变异，必然激化社会矛盾，不可不防、不可不治。
　　（摘自《北京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