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年12月17日，符某乘坐海南航空公司的航班由哈尔滨飞往厦门。16时17分，航班离港。17时左右，乘务员发现符某晕倒在座位上，立即通过广播找来一位医生和一位护士，为符某服用了五粒速效救心丸。两分钟后，符某恢复意识，乘务员将符某调整至头等舱，并由医生在旁照看。其间，乘务长多次询问符某是否需要就近备降，符某回复可以继续乘机。19时44分，航班经停南昌，乘务员又询问符某是否下飞机就医或者帮忙联系家人，被符某拒绝。在航班由南昌飞往厦门过程中，符某再次晕倒，飞机立即排放燃料返航南昌。符某被送入江西省人民医院急诊但抢救无效，后医院出具死亡医学证明，显示原因为“猝死”。
　　   事后了解到，符某生前曾分别于2017年8月21日、2017年10月8日因胸腔积液前往哈尔滨二四二医院住院治疗。出院确诊均为胸膜炎、胸腔积液、糖尿病、心力衰竭、心功能Ⅲ级、缺血性心脏病。
　　   后来，符某第一顺序继承人符某涛向厦门市湖里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海南航空公司赔偿医疗费、死亡赔偿金及丧葬费等合计1093133.68元，并返还机票款920元。
　　 2018年7月11日，湖里区法院经审理认为，符某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对这个结果显然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航空公司未能及时有效劝导符某下飞机，继续承运符某正常启航，存在过错，应承担次要责任。
　　   湖里区法院确定海南航空公司承担符某死亡损害赔偿责任的40%，即437253元，驳回对返还机票款的诉请。
　　   符某涛、海南航空公司均不服一审判决，提起上诉。
　　   2018年11月21日，厦门中院二审认为，本案系航空旅客运输合同纠纷。法律并未赋予航空公司单方合同解除权，即强行要求乘客下機，更没有强制乘客下机接受治疗的法律义务。相反，有自主的意思表示能力的乘客，完全可以自由选择是否继续履行合同，即下一阶段是否继续乘机飞行。厦门中院据此判决撤销湖里区法院一审判决，驳回符某涛全部诉讼请求。
　　（摘自《今晚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