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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明朝官员的奏疏中，多有建议“民生”的内容，常使用“国计民生”一词，还以“吏治民生”讨论问题，反映出“民生”问题具有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性质。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以使民生顺遂为归宿，这一观念渗透到国家统治的模式当中，成为君德、官箴的要求。民生与国计一体两面，国家与社会为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吏治与民生的关系要求官员当官为民、造福一方。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士大夫；民生思想；《明经世文编》
明清文集、实录等历史文献中多有“民生”一词的出现，记载不绝如缕。我感到历史上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在思想史与国家政治理念、政府的行政运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应当予以探讨。然而检索已有研究，笔者只发现一篇专论。1
关于“民生”一词，1979年版《辞海》解释为“人民的生计。如：国计民生。”《辞海》解释“生计”，则是“有关生活的事情，谋生之道。”《辞海》解释“生活”有四个义项：人的各种活动；生存，活着；犹生涯，生计；指工作、手艺或成品。至此，我们认识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计，是百姓谋生之道，属于生活史，属于社会层面的问题。孙中山提倡民生主义，对于“民生”一词深思熟虑，他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2这个说法具有包容性。
《辞海》提到“国计民生”一词，但未有词条，这个词大家耳熟能详，现在常用。不过197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汉语成语词典》倒是将“国计民生”作为词条，解释是：“指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这也的确是现在使用的含义。“国计民生”一词的重要性还在于将“民生”与“国计”连接，即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而我们见到的有关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还缺乏从“民生”角度的探讨。
明朝官员的奏疏中，多有建议“民生”的内容，也使用“国计民生”一词，不仅如此，还往往以“吏治民生”讨论问题，涉及的内容丰富，反映出“民生”问题具有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性质。明朝官员，一方面他们属于官方，代表国家在处理行政事务；另一方面他们是读书人出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社会中的一大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了解地方、百姓的情况，代表着社会。所以我觉得用“士大夫”一词表示这一群体，比使用官员、官吏更具包容性，更适合本文主旨。
明代士大夫讨论民生问题，属于经世致用，明末陈子龙等选编的《明经世文编》1包含较多反映民生的论述。2因此，笔者以该文编为基础，结合其他文献，将明代士大夫的民生观与实践置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加以归纳解读，并向方家求教。
一、民生与民本：儒教化国家的君德、官箴与财用
儒家具有民本思想的传统，要求君主使人民的生活充裕。《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讲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孟子·尽心下》更有民贵君轻的看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此，君王应重视人民，把人民作为国家稳定的关键，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也强调厚民生，简称厚生。对照《左传·文公七年》所引《夏书》中“正德、利用、厚生”记载与《左传·成公十六年》中“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之说，“则会发现先秦《尚书·夏书》中的‘厚生’正是‘厚民生’的略语，说明‘厚生’一词已包含了‘民生’观念。”3现行《尚书·大禹谟》中禹向舜建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唐孔颖达疏：“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谓在上节俭不为靡费，以利而用，使财物殷阜，利民之用，为民行利除害，使不匮乏，故所以阜财。阜财，谓财丰大也。厚生，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故所以养民也。三者和，谓德行正，财用利，生资后。立君所以养民，人君若能如此，则为君之道备矣，故谓善政。”4可见，儒家化善政在于为君之道，即国君要正己治民，节俭利民，厚生养民。厚生就是要轻徭薄赋，不违农时，保证生计，丰衣足食。儒家的上述思想被宋代新儒家更加强调。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蒙古人所建的元朝，新建立的明朝强调复兴中华文化，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厚，并进入到国家制度。我们看到明朝士大夫奏事建言，每每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谈论民生问题。
谢迁（1449—1531年）引朱元璋祖训，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忧思民生，使得民安国固，将赈灾作为恤民生以固邦本的事情。谢迁说：
臣等尝伏读圣祖之训，有曰：凡每岁自春至秋，此数月尤当深忧，忧常在心则民安国固，盖所忧者惟望风雨以时，田禾丰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风雨不时，则民不聊生，盗贼窃发，豪杰或乘隙而起，国势危矣。此盖我祖宗保有四海之心法也。今前项重地，有此灾伤，陛下尤当仰遵祖训，深加忧念，恤民生以固邦本，乞敕户部会集廷臣讲求赈救之方，各衙门一应岁办额办钱粮在此地方者，俱宜暂从蠲免。庶几德泽下而人心咸服，未死之民得延其残喘，未萌之变可保其或无矣。5
按照谢迁的说法，明太祖朱元璋具有民安国固的思想，把赈济灾荒作为防止民变的重要措施，最担心民不聊生带来社会动乱。谢迁也把“恤民生以固邦本”作为明朝的家法来论述。
明太祖朱元璋诏书中也的确论述过民本问题，强调“厚民生”。洪武四年五月《免两浙秋粮诏》指出：“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1翌年十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秋粮诏》又说：“尝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此有国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2从治国理念来看，朱元璋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民本与民生思想。
颇具讽刺性的是明中叶从武宗正德开始，皇帝往往行事荒唐，疏于政事。儒臣不断上疏请求皇帝关心民生。明代大儒王守仁（1472—1529年）的事例就很说明问题，他为了使正德皇帝以民生为重，上《自劾不职以明圣治事疏》，将皇帝朝政不修归罪于己，规劝皇帝：“自兹以往，务在休养生息，无复有所骚扰。躬修圣政，以弭天下之艰；屯广圣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圣学，以立天下之大本。其余习染，以次洗刷。则民生自遂，若阳气至而万物春；寇盗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魉灭。”3另在《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中呼吁：“伏望皇上念盗贼之日炽，哀民生之日蹙。”4正德皇帝置若罔闻，辜负了大臣的一片苦心。王守仁对于皇帝的苦口婆心，基于他“养遂而民生可厚矣”的理念。5 在清官海瑞（1514—1587年）有名的批评嘉靖皇帝的《治安疏》中，提出皇帝的为君之道就是关心民生，臣职在于建言皇帝了解民生。海瑞说：
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谨奏：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臣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6
他将君道不正、臣职不明视为天下第一事。天下之治与不治、民物之安与不安，系决于此。
陆树声（1509—1605年）《敬献愚忠以备采择疏》建言圣学图治，解决民生为上，应令官员解决“民困”，保证民生。他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未有民生不遂而可以称善治者。今生齿庶繁，民力凋耗，譬之堂宇饰而杼柚空，肤革完而脂膏竭。臣昔年赴召，道途所经自江淮而北，历齐鲁、畿辅咽喉之地，见驿传冲疲，夫役烦苦，民多流徙，不胜困穷。兼闻吴越、闽广、川蜀、山陕诸处，或敝于征徭，或困于兵赋，民穷财尽，所在皆然。吏非不知民隐，然欲施赈贷则仓廪不继，事宽恤则逋敛难蠲。德泽不宣，民困何由而苏，宜敕下所司酌议裕民长策，务求实惠，毋事虚文，条列上裁，通行抚巡守令，永为遵守，使民生咸遂。不徒粉饰治平，此国本之所当虑者也。7
民生问题被抬到“国本”8的高度，旨在朝廷应以将“民生不遂”变为“民生咸遂”，即使民生顺遂为己任，这才是善于治理国家。就具体施政来讲，蠲免钱粮、赈灾施贷是舒缓民困的有效措施。在此，遂民生就是恤民生。
明朝改革家张居正（1525—1582年）为万历初政上《陈六事疏》，建言之一就是“固邦本”，认为：“以后上下惟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庶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9将遂民生作为宁邦本的条件。张居正希望君臣“惟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实质是国家保证民生的重要基础在于控制宫廷用度、财政支出，防止向人民增加税收。这样国用、君德、官箴与民生联系在一起了，大臣有义务监督君德修养与国家财用。张居正上《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主张皇帝节约为君德，他提出：“仍乞皇上曲纳臣等节次所陈狂愚之言，敦尚俭德，樽节财用，诸凡无益之费、无名之赏一切裁省，庶国用可充，民生有赖。”1在他看来，俭德即君德，君主尚俭，国家财政才充足，民生才有依赖。万历二十年（1592年）首辅大学士王家屏（1536—1604年）批评皇帝“天灾物怪，罔彻宸聪；国计民生，莫关圣虑。”2
君德尚俭除了节约皇室、朝廷的财政费用外，也是树立风气，使得官民养成节约风气，减少人民的负担，从而保证民生。有关节俭、国用与民生的关系，明朝士大夫多有论述。
胡世宁（1469—1530年）针对军民利病、时政边备所当兴革十事，上《备边千策疏》，其第二条是“崇节俭以制财用”，该条建议：
伏乞敕户礼工三部，通查内府各项供用之物，比国初旧额加添若干，凡此无益于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谕左右勋戚之家，各守礼法，各崇节俭，各为国惜财，各为巳惜福。至于官员馈送之厚，访实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权以转移于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严禁而又选法司刚正之士，以执持于下，则臣民内外节俭成风，而国用自足，民生自遂矣。3
认为节俭以足国用而遂民生，是官民都应树立的风尚。
关于朝廷的财政支出关系到国计民生。刘健（1434—1527年）《言时政疏》主张节财用、公赏罚，他说道：“财用者，国之急务，近年国计空乏，民生穷困。”4因此朝廷理财、节财很重要，如此才可以保证民生顺畅、国家富裕。魏时亮（1529—1591年）《题为摘陈安攘要议以俾睿采疏》，将“节财裕国”作为根本要义之一，他说：
举凡大臣言官有以减织造疏者，有以减镀金疏者，有以减买珠买金疏者，有以减油炭草料四火等铜及查盘内库钱粮疏者，此等题疏无非忠爱我皇上之至意，以后有请，伏冀皇上一一鉴采，俯赐施行，俾财用常节，国计常充，以给边请，以奠民生。5
节俭可以作为裕国手段，以充足的财政收入，保证边疆所需与奠定民生。
还有人将节俭理财视为裕民足国的措施。张文《裁革冗食节冗费奏》就说：“夫当此匮乏之时而不为裁革变通之计，何以裕民生而足国用哉！”6经费事关国用，张邦奇（1480—1544年）《处置经费议》说：
国家近日以来经用不给，至有欲以鬻爵度僧为言者，夫二事者所获无几而所害甚大，诚非圣世所宜行。臣窃惟之天下非小蹙也，土地之所生，人力之所养，其出不为少也，而犹每患用之不给，其来必有自矣。盖欲足费莫若省费，所以省费者有三：一曰昭俭德，其本也；二曰裁滥赏，三曰汰冗食，其末也。二事言之甚易而行之甚难。至于所以经画之方有二，曰清理盐法、开广屯田二者是巳……臣恐财用日耗于上，而民生日困于下也。7
面对国用经费不足，张邦奇建议皇帝昭俭德、裁滥赏、汰冗食，这是节流，再有就是开源的办法，只有皇帝、朝廷不虚耗，民生才能不困苦。
总之，在明朝士大夫的前述重视民生的用语中，出现了恤民生、奠民生、裕民生的用法，反复强调的是使民生顺遂，遂民生是民本思想最重要的体现，也是对君德、官箴的要求，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稳定和谐，即邦宁。
二、国计民生：取之于民与为民谋利
民生关联着国计，文献中有“国计民生”的固定用法，也写作“民生国计”。“国计民生”与“民生国计”可以互换，显然二者内容相同，只是民生与国计有一个孰前孰后语感的差异。民生与国计在总体上说，是国家统治状况综合性表述，如正德初年刘健的《论初政纷更疏》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1担心国家的总体状况。
但是“国计民生”也不限于抽象表达，往往联系具体问题来谈。那么何种事情关系“国计”与“民生”呢？论述最多的是治河与田赋问题。
关于治河。主要指治理黄河、运河，黄河不仅关系到交通、水利，还关联漕运，东南漕运是京师食粮与国用的保障，保证运河通畅自然重要。弘治时右副都御使刘大夏（1426—1516年）治理黄河，时河决杨家、金龙等口，东冲山东张秋，刘大夏上《议疏黄河筑决口状》说：“臣等仰知皇上洞见黄河迁徙之害，深为国计民生之忧，凡智力所及，不敢不尽。”2说明治理黄河是君臣关注的事情。 明后期黄河南徙，挟淮泗而内灌，官员搜集诸家治河之说，为之谋划。曾为首辅大学士的李春芳（1510—1584年）《高堰定议序》说：“予虽山居，所望海渎效灵、臣工戮力，以俾国计奠民生者切切焉，未尝一日置念。”3念念不忘治河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
万恭（1515—1591年）隆庆六年（1572年）总理河道，于宝应筑水闸导洪，他的《创设宝应月河疏》开宗明义：“题为创设宝应月河以利国计民生事”4，把开河作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海瑞也在隆庆时疏浚吴淞江，他的《开吴淞江疏》说：“淞江一水，国计所需，民生攸赖，修之举之不可一日缓也。”5疏浚河道为国计、民生不可或缺。后世评论海瑞此举：“瑞锐意兴革，请浚吴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赖其利。”6
治河专家潘季驯（1521—1595年）就通济筑坝问题上《查复旧规疏》，建议：“每岁于六月初旬，一遇运艘，并鲜贡马船过尽，即于通济闸外，暂筑上坝，以遏横流。一应官民船只，俱由盘坝出入，至九月初旬，仍旧开坝用闸，庶于国计、民生两利之矣。”7在此，筑坝关系到国家的漕运、纳贡以及民间的交通运输，事涉官民，所以是“国计民生两利”之事。
治河不利则后果有害于国计民生。丹阳人姜宝（1514—1593年）《镇江府奉旨增造闸座记》说：
我镇江府丹徒、丹阳两县所通舟之河为漕河，河绾东南运道口，地形高于常苏，不啻三四五尺，每冬月水辄东西泻。西以江湖，冬枯则泻而西入于江，常苏霜降水落也，则又泻而东下，如建瓶然。西下京口闸之板，谓可防水西走矣。东注则无可奈何，以漕舟之艰于行也，往往议挑河。两县河身亘长百五六十里，不问河流浅深，率多为坝以戽水，河浅深不一，又亘长，难于水之去。比挑未及半，而漕舟首尾相衔至。辄又停工以放运。水既戽去时，则又难于来。每年循习如此，国计民生两有妨。8
镇江地处漕运地段，因地势高需要挑河调节水量，为坝挑河解决不当，影响到漕运与挑夫，官民不利，故有妨国计民生。姜宝也使用“民生国计”的用语，如他建议浚湖修闸上的《漕河议》说：“近题东南水利，专委南台侍御，而运河则仍属之漕台，漕台不得巡历地方，恐文移往来，动有稽误，中间有当题请处，谓宜题请行之，庶永永可以遵行，民生国计亦永永可称便益。”9此外，万历时章潢（1527—1608年）说：“方今筹民生国者计，大都言西北水利云。”10
关于田赋。万历时昆山人张栋就东南财赋问题，上《国计民生交绌敬伸末议以仰裨万一疏》，他说：
臣惟国家建都西北，而财赋取必于东南，辟则千金之家，所居虽在城市，而其生计全赖乎膏腴之产。野有良田，岁有厚入，以所入当所出，而充然足于用，不见其乏。迨乎出日浮，入日缩，用不足而朝夕营计，务在取盈。卒以告困，盖愈乏愈急，愈急愈乏，势所必至，无足异也。天下犹一家，而东南则富家之美产，是为衣食之源。谓当积日累月，徐收其利，不当取盈于一旦，以犯竭泽而渔之戒。非不欲取盈也，民贫甚矣。其目前之不足，正以养其有余于将来。陶朱公侯时转物，不过如此。顷岁巳来，库藏巳竭、杼柚其空而逋赋益积，未有完期。荩臣喆士忧国忧民，亦尝探极根本，悉意陈言，意在苏东南之困，而言之未必行、行之未必果，然则坐视其困而巳乎！臣东南产也，谨摘其一二，断乎可行、行之而断乎，有益于民生国计者，请下户部虚心详议，毋泥拘挛，务使国用渐舒、民财不匮、上下其胥赖哉！1
他认为富贵者居住城市，但是“生计”依赖于乡村的农业生产，国家征收东南赋税过重，反而得不到税收，民众则苦不堪言，于是他忧国忧民，反对竭泽而渔，主张藏富于民，还具体开列核荒田、宽改折、解白粮三条建议，以使国家得到赋税，民众减轻负担。张栋奏疏标题中有“国计民生交绌”一语，述说国家与民众交困，文中则说“有益于民生国计”，或许在强调苏民困才能俾国计。
万历时常熟人赵用贤（1535—1596年）《议平江南粮役疏》中，也谈到核荒田，具体措施是：
敕下廵抚，通查前后荒田数目，要见何县实荒若干，因何钱粮无处，何县沿江坍去若干，见今有无抵补。委官踏勘，逐亩清查明立界限开注区分，其有以熟作荒、隐蔽粮差者，许本区首告勘实，治以重罪，然后总报粮数。若果系荒粮无处，即与开豁，无得复混载书册，以滋奸胥诡寄之弊，其裨益于民生国计非浅矣。2
看来核荒田给“民生国计”带来的问题较大。
万历时温纯（1539—1607年）请将浙江清丈土地后查出的田赋浮额蠲免，他说：“小民均沾减征之惠，于民生国计未必无小补矣！”3
此外，盐法、钱法属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弘治时，马文升（1426—1510年）关心盐法，他的《重盐法以备急用疏》认为：
切惟盐课者，国家之重事，民生一日而不可缺者，以之备紧急之军饷，以之救凶荒之民命，诚有国者之大利，济时之急务也。4
将盐课与国家、民生联系在一起，盐税可以作为财政支出用于军饷、救灾，民生即民命。嘉靖时，周用（1476—1547年）建议改革两浙盐法，所上《盐法疏》最后说：“如蒙敕下该部详议施行，则民生国计幸甚。”5出自同样的逻辑。杨成（1521—1600年）鉴于有人有意建议朝廷允许各省铸钱，写信给朋友，指出：钱法乃足国富民之端，欲生钱莫若令各省自鼓铸，自鼓铸莫若令官开局而民铸之，如“诏赐通行鼓铸，国计幸甚，民生幸甚”！6铸钱增加流通、满足消费，国家与民众都增加了收入，国家财政充足，人民生活富裕。
宦官干政也事关国计民生。明廷往往任用太监监军或为矿监税使，士大夫指责内臣的作为有损于国计民生。如嘉靖时梁材（1470—1540年）上《查革仓场内臣疏》指出：“而又添差科道监收钱粮，禁革奸弊，法制周详，官民两便。奈何王奉等窃肆贪饕，多方掊克，名虽总督监督，而实则剥军害军，揆之钦定职掌大有相乖，用于民生国计全无寸补。”7认为朝廷新增官差本来官民两便，但是太监王奉贪得无厌，所以无补于民生国计。再如陆粲（1494—1551年）《劾太监阎洪疏》批评太监干扰马政，“重为民生国计之蠹哉！”1 综上所述，朝廷有关田赋税收以及行政要务的河政、漕政、马政与盐法、钱法，多与国家财政有关，也关系到民众经济收入与生活，概括起来用“国计民生”或“民生国计”表达。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就是以解决国计民生为抱负。然而明朝的历史确是在内忧外患之下，为了国家军费需要，增加“三饷”，不断加派，国计影响了民生，明遗民李清（1602—1683年）曾仕崇祯、弘光两朝，历官刑、吏、工科给事中等，李清多次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国计不足，暂借民间房租一年，于是怨声沸京城，呼崇祯为重征。”2就好像当年海瑞疏内呼嘉靖为“家净”，谓“家家俱净”。李清谈到崇祯朝官员陈龙正称赞有加，说“时持国计者，皆以加派为长策，龙正既疏陈其事，复著议数千言，大略谓：‘金非财，惟五谷为财，兴屯不足以生谷，起科不可以垦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垦荒。五谷生则加派可罢，加派罢则民生可安。’”3不过垦屯之事并未落实。当时官场还存在着务虚不务实的风气，新安官生杨光先批评给事中陈启新“受职后，国计民生兵马钱粮四项绝不侃侃直言，而今日一疏，色衣穿朝，明日一疏，御街走马，后日一疏，护日不敬。岂未为官时，天下便有许多可痛哭流涕处，一为官后，便人人迁悔改过，事事革故鼎新，天下遂到无一事可言处”？4连崇祯帝也是明知民生的重要性却无能为力，他说：“内治缺而后戎马生，民生促而后盗贼起。”5他命杨嗣昌督师讨伐张献忠，亲作诗饯别：“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静，还期教养遂民生。”6这仅是美好愿望而已，结果是崇祯时代靠加派维持国计造成民生不安，最终亡国。
三、吏治民生：民生问题的实质在官不在民
古代中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对于社会的管理强调自上而下，官员对君权负责，权力很大。但官员治理社会，则以维护人民生计为基础。万历元年（1573年）张瀚（1511—1593年）为吏部尚书，深知该职的重要性：“初，余之召入秉铨也，思古太宰之职，在知人安民，而惠安民生，莫先综核吏治。”7认识到综核吏治事关惠安民生的重要性。
明朝士大夫治理国家的呼吁中，认为百姓的生活好坏在于地方官的治理如何的看法不少。朱元璋的谋士安徽徽州人朱升（1299—1370年）就有明确的认识，朱升的浙江天台老朋友任职徽州按察，向他讨教，朱升《送分宪张公序》记载：“天台张君行按来徽，责言于故人升以广其政，升以民生休戚在长吏，长吏之贤在通其民情。”8认为民生休戚系之于官吏，通民情才可以成为贤长吏。
事关民生的官员，以州县地方官最为亲民，其贤能很重要。明中期李东阳（1447—1516年）就北直隶冀州修城以防虏防水，评价道：“夫所贵乎守令者，能卫民生、捍民患，以为之父母者也。”9认为地方官能解决民众问题才算称职。张岳（1492—1552年）将民生可哀归咎于官员：“法度日弛，民生可哀，任事之臣岂能无责！”10嘉靖时潘潢（？—1555年）《申明守令条格疏》谈到治理国家选择知县的重要性，他说：“守令自重，民生自安矣。”11并具体提出了5条措施，即精选任、不应格、严旌举、隆体貌、明职务。万历时吏部实行新法：“凡州县卑官，有考语非上等者，即上考而历任稍久者，辄升外卫候缺经历，谓之半王官。”因“卫幕则布满天下，动云待缺，凡州佐县佐以驿丞仓巡之属，每一缺官，辄求代署，恣行画攫”。沈德符（1578—1642年）认为“其蠹吏治害民生，真第一敝政。”1
民生系于吏治，官员的选拔、考核就十分重要了。陆粲《去积弊以振作人材疏》谈到朝廷用人问题，条陈四事，其中建议“久任使臣”条主张：“凡京官任内曾历过知州知县者从优叙用，庶几彼此适均，小大竞劝，人各奋于事功，不敢希冀幸进，民生安而士习厚矣。”2还建议“汰冗官”，他说：“京官省则俸禄可减，以纡国用；外官省则供亿可减，以厚民生。乞敕吏部通行查考，凡不系紧要者量为裁革，省一分则有一分之益，不然十羊九牧，徒为烦扰，官愈多而事愈紊，欲天下之治难矣。”3万历十九年（1591年），官员李桢条陈“重责成”等六事，吏部尚书陆光祖（1521—1597年）等廷议认为俱有裨于吏治，于是“议拟上请定夺”，从其《覆湖广巡抚李桢肃吏治以奠民生疏》可知，李桢的题目将吏治指向民生问题，陆光祖等议拟六条措施，回应李桢，即重责成、严荐举、实考语、慎论刺、防宦成、公品骘，指出严荐举“亦未必非激扬吏治之一机也”，公品骘则“殚意彰瘅而吏治顾有不兴者哉”！4把肃清吏治作为保障民生之举。万历时郭惟贤任职湖北，下车伊始，表示“抚绥民生”、“振励吏治”是其职责，他说：“臣本驽下，叨役全楚，随事修举，一意安静。以抚绥民生者臣之职也，思为政不在多言，务在力行；以振励吏治者臣之心也，惟是职可得为。”5在此，“抚绥民生”与“振励吏治”不可分割。张卤（1523—2598年）《献愚忠以永图善后机宜疏》建言：
再乞敕下吏部，自后将督抚诸臣托疾章奏俱与罢停，直待事定功成拟加擢用，不得容听其因袭规避，徒启纷纭替代，以致误军机，则国运易危为安，民生转祸为福。6
将官员的能否胜任尽责，作为关系国运、民生的大事。
为了保证官员队伍的贤能廉洁，监察官员很重要。监察官员考核吏治，实际上是为了民生。张瀚就指出：“至于举劾之宜当者，以吏治臧否，系民生休戚，而全系抚、按之举劾。”7巡抚、巡按官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万历时期朝臣赵南星、邹元标对于监察官员与吏治、民生的关系都很关心。邹元标（1551—1624年）曾“陈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几万言。”8他议论“圣政”，所上《直抒肤见以光圣德以奠民生疏》讲到：“欲求吏治之肃，民生之遂，在廵方之使能正身率下而已。”如果“操守端则宪纪肃，宪纪肃则群吏畏慑，虽有贪黯者，且将闻风而靡，从化而流矣。货财不聚，民生不遂者，未之有也。”9朝廷派出官员的品质事关地方的吏治、民生，吏治好，民生自然顺遂。赵南星（1550—1627年）论述吏治与民生较多。他曾疏陈天下四大害，其中“吏治日污，民生日瘁，是谓州县之害。”10将民生不遂归结为州县官吏污浊。赵南星《覆陈给事疏》指出吏治清浊与民生遂苦的关系，他建议“惩举刺”： 臣等看得我国家抚按官之设，皆以巡为名。言古者天子巡狩之礼难复，而设官以代之犹夫其自行也。抚按之责，莫大于举刺。举刺当，则吏治清而民生遂矣；举刺不当，则吏治浊而民生苦矣。11
即检查部门是否尽责关系到吏治，吏治清浊制约民生遂苦，得出“吏治清而民生遂”、“吏治浊而民生苦”的概括。后来赵南星再次谈及这一问题，他在《申明宪职疏一》中指出：“天下治乱在于吏治，吏治隆污在于廵方，若廵方举其职则无复事矣。”《申明宪职疏二》又言：“巡方者皆若廷宣，吏治自清民生自安。”1赵南星也谈士风、吏治、民生的关系。他的《再剖良心责巳秉公疏》说到：“士风大坏，吏治随之，而民愁苦。”2
明朝的著名士大夫多有论述吏治与民生者。中央首辅如张居正《请定面奖廉能仪注疏》说：“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3。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安民生，安民生则在于核吏治，吏治关乎民生。张居正还在《答福建廵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中称赞耿的“安民生”举措是“深达治体”4。张居正也上过《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他开宗明义：
窃惟致理之道，莫要于安民。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安邦固，即有水旱盗贼、敌国外侮之虞，而人心爱戴乎上，无土崩瓦解之势，则久安长治之术也。然欲安民，又必加意于牧民之官。5
任用清廉官员蠲逋赋，才能安民生。
地方大员如万历时吕坤（1536—1618年），巡抚山西，关注基层社会。他的《答毕东郊按台》以积贮为民生的命脉，检验吏治以此为重。他说：
今天下吏治，有重于民生者乎？民生命脉，有急于积贮者乎？仓庾如洗，虽十尧舜不能活一饿夫；珠玉如山，虽人与千金不如给一升粟。6
可见当时积贮无粮，官员抓仓储是急迫的民生事务。吕坤更能从民生的角度来看明朝的安危，建议万历皇帝勤政爱民，尚俭立德。二十五年（1597年）五月，疏陈天下安危，其中说到：
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关陇气寒土薄，民生实艰。自造花绒，比户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无休，千手经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绸，苏、松之锦绮，岁额既盈，加造不已。至饶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须，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诚一切停罢，而江南、陕西之人心收矣。
又说：
臣观陛下昔时励精为治，今当春秋鼎盛，曾无夙夜忧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贫为事。不知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君欲富则天下贫，天下贫而君岂独富？今民生憔悴极矣，乃采办日增，诛求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宫中虚无所有，谁忍使陛下独贫？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讟愁叹，难堪入听。7
吕坤把人心视为国家的命脉，建言收人心的举措就是改变民生艰难的状况，要求停罢陕西的征花绒、江南的烧造瓷器。还直接劝说万历帝不要想着自己福而使天下贫，警告皇帝人民已经痛不欲生。如此直言，只有以民为邦本为信念的人才能做到。
由上可知，吏治要求官员厚民生、抚绥民生。因此，民生问题不仅属于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四、结语
《明经世文编》所选的只是明代士大夫的部分奏疏议论，然而却是明代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其中有关民生的论述较多，反映了明代士大夫关心的重大事情与基本观念。明代谈论民生的士大夫多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能臣，对于朝政与地方社会影响较大，如廷臣刘健、谢迁“以道事君”8促成弘治中兴，张居正改革振兴国家，地方大员吕坤推行实政颇有作为。明朝士大夫也发展了民生思想，如朱升说“民生休戚在长吏”，赵南星更指出：“吏治清而民生遂”、“吏治浊而民生苦”，这是对吏治与民生关系的高度概括，极具政治意义与思想价值。1这些明代士大夫关心国计民生，颇有建树，影响了明朝历史，他们的言行为人们树立了忧国忧民的形象。历史上的统治危机，多用民不聊生、民生涂炭形容，士大夫往往以天下安定为己任，其民生观念的核心是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明代士大夫有关民生问题的议论与实践，使我们看到儒家主张的民本思想核心是重视民生，以使民生顺遂为归宿。这一观念渗透到国家统治的模式当中，成为君德、官箴的要求，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出发点。民生与国计是一体的两个面向，如此国家与社会也成为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分立、对抗的敌体。吏治与民生的关系，恰恰说明当官为民、造福一方是对古代官员的基本要求，属于朝廷勤政爱民的政治理念。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民生问题既是生活史内容，也事关社会与国家，值得深入研究。因此，研究士大夫的民生思想与实践，采取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显然是必要的。
长期以来，我国对明代士大夫的研究多持批判态度，最典型的是吴晗先生对仕宦阶级的开创性研究中，强调的是晚明仕宦阶级生活的骄奢淫佚，认为：“这一阶级的生活趣味，全部建筑在金钱上。一生的前半期耗费在科举上，等到登科入仕以后，八股文故束之高阁，即切身的现实的如何作（做）事，如何从政，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问题都一概不管，却用全副精神来讲求物质的享受。”2这恐怕是言过其实。近年来，学者注意到明代士大夫的正面行为，如陈宝良指出：“我们当然承认，饱读儒家诗书的知识分子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这是他们的本色当行，事实证明，在明代确实有一批儒家士人以谈论玄虚的‘道’为职责。在这中间却有一个新的动向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从儒家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一批人，他们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有些甚至注意日常生活的琐屑之事。”3赵轶峰、常建华探讨了晚明士大夫的救世情怀与移风易俗。4现在看来，对于明代士大夫进行多角度的探讨，会使人们对于明代士大夫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
[作者常建华（1957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071]
[收稿日期：2014年7月1日]
（责任编辑：李媛）
关键词：国家与社会；士大夫；民生思想；《明经世文编》
明清文集、实录等历史文献中多有“民生”一词的出现，记载不绝如缕。我感到历史上民生问题不仅是社会问题，在思想史与国家政治理念、政府的行政运作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应当予以探讨。然而检索已有研究，笔者只发现一篇专论。1
关于“民生”一词，1979年版《辞海》解释为“人民的生计。如：国计民生。”《辞海》解释“生计”，则是“有关生活的事情，谋生之道。”《辞海》解释“生活”有四个义项：人的各种活动；生存，活着；犹生涯，生计；指工作、手艺或成品。至此，我们认识到“民生”就是人民的生计，是百姓谋生之道，属于生活史，属于社会层面的问题。孙中山提倡民生主义，对于“民生”一词深思熟虑，他说：“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便是。”2这个说法具有包容性。
《辞海》提到“国计民生”一词，但未有词条，这个词大家耳熟能详，现在常用。不过1978年上海教育出版社的《汉语成语词典》倒是将“国计民生”作为词条，解释是：“指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这也的确是现在使用的含义。“国计民生”一词的重要性还在于将“民生”与“国计”连接，即反映了国家与社会生活的关系，而我们见到的有关国家与社会的研究，还缺乏从“民生”角度的探讨。
明朝官员的奏疏中，多有建议“民生”的内容，也使用“国计民生”一词，不仅如此，还往往以“吏治民生”讨论问题，涉及的内容丰富，反映出“民生”问题具有连接国家与社会的性质。明朝官员，一方面他们属于官方，代表国家在处理行政事务；另一方面他们是读书人出身，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是社会中的一大群体，在一定程度上比较了解地方、百姓的情况，代表着社会。所以我觉得用“士大夫”一词表示这一群体，比使用官员、官吏更具包容性，更适合本文主旨。
明代士大夫讨论民生问题，属于经世致用，明末陈子龙等选编的《明经世文编》1包含较多反映民生的论述。2因此，笔者以该文编为基础，结合其他文献，将明代士大夫的民生观与实践置于国家与社会的视角加以归纳解读，并向方家求教。
一、民生与民本：儒教化国家的君德、官箴与财用
儒家具有民本思想的传统，要求君主使人民的生活充裕。《尚书·夏书·五子之歌》讲到：“皇祖有训，民可近，不可下，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将人民作为国家的根本。《孟子·尽心下》更有民贵君轻的看法：“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如此，君王应重视人民，把人民作为国家稳定的关键，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儒家也强调厚民生，简称厚生。对照《左传·文公七年》所引《夏书》中“正德、利用、厚生”记载与《左传·成公十六年》中“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事节”之说，“则会发现先秦《尚书·夏书》中的‘厚生’正是‘厚民生’的略语，说明‘厚生’一词已包含了‘民生’观念。”3现行《尚书·大禹谟》中禹向舜建言：“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正德、利用、厚生，惟和。”唐孔颖达疏：“正德者，自正其德，居上位者正己以治民，故所以率下人。利用者，谓在上节俭不为靡费，以利而用，使财物殷阜，利民之用，为民行利除害，使不匮乏，故所以阜财。阜财，谓财丰大也。厚生，谓薄征徭，轻赋税，不夺农时，令民生计温厚，衣食丰足，故所以养民也。三者和，谓德行正，财用利，生资后。立君所以养民，人君若能如此，则为君之道备矣，故谓善政。”4可见，儒家化善政在于为君之道，即国君要正己治民，节俭利民，厚生养民。厚生就是要轻徭薄赋，不违农时，保证生计，丰衣足食。儒家的上述思想被宋代新儒家更加强调。
明太祖朱元璋推翻蒙古人所建的元朝，新建立的明朝强调复兴中华文化，儒家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色彩更加浓厚，并进入到国家制度。我们看到明朝士大夫奏事建言，每每以民本思想为出发点，谈论民生问题。
谢迁（1449—1531年）引朱元璋祖训，每年青黄不接之时，忧思民生，使得民安国固，将赈灾作为恤民生以固邦本的事情。谢迁说：
臣等尝伏读圣祖之训，有曰：凡每岁自春至秋，此数月尤当深忧，忧常在心则民安国固，盖所忧者惟望风雨以时，田禾丰稔，使民得遂其生。如风雨不时，则民不聊生，盗贼窃发，豪杰或乘隙而起，国势危矣。此盖我祖宗保有四海之心法也。今前项重地，有此灾伤，陛下尤当仰遵祖训，深加忧念，恤民生以固邦本，乞敕户部会集廷臣讲求赈救之方，各衙门一应岁办额办钱粮在此地方者，俱宜暂从蠲免。庶几德泽下而人心咸服，未死之民得延其残喘，未萌之变可保其或无矣。5
按照谢迁的说法，明太祖朱元璋具有民安国固的思想，把赈济灾荒作为防止民变的重要措施，最担心民不聊生带来社会动乱。谢迁也把“恤民生以固邦本”作为明朝的家法来论述。
明太祖朱元璋诏书中也的确论述过民本问题，强调“厚民生”。洪武四年五月《免两浙秋粮诏》指出：“食惟民之天，民乃邦之本。”1翌年十月《免应天太平镇江宁国广德五府秋粮诏》又说：“尝闻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此有国家者，所以厚民生而重民命也。”2从治国理念来看，朱元璋继承了儒家的传统民本与民生思想。
颇具讽刺性的是明中叶从武宗正德开始，皇帝往往行事荒唐，疏于政事。儒臣不断上疏请求皇帝关心民生。明代大儒王守仁（1472—1529年）的事例就很说明问题，他为了使正德皇帝以民生为重，上《自劾不职以明圣治事疏》，将皇帝朝政不修归罪于己，规劝皇帝：“自兹以往，务在休养生息，无复有所骚扰。躬修圣政，以弭天下之艰；屯广圣嗣，以定天下之危；疑勤圣学，以立天下之大本。其余习染，以次洗刷。则民生自遂，若阳气至而万物春；寇盗自消，若白日出而魍魉灭。”3另在《申明赏罚以励人心疏》中呼吁：“伏望皇上念盗贼之日炽，哀民生之日蹙。”4正德皇帝置若罔闻，辜负了大臣的一片苦心。王守仁对于皇帝的苦口婆心，基于他“养遂而民生可厚矣”的理念。5 在清官海瑞（1514—1587年）有名的批评嘉靖皇帝的《治安疏》中，提出皇帝的为君之道就是关心民生，臣职在于建言皇帝了解民生。海瑞说：
户部云南清吏司主事臣海瑞谨奏：为直言天下第一事以正君道、明臣职、求万世治安事。君者，天下臣民万物之主也。惟其为天下臣民万物之主，责任至重，凡民生利瘼一有所不闻，将一有所不得知而行，其任为不称。是故养君之道，宜无不备，而以其责寄臣工，使尽言焉。臣工尽言而君道斯称矣。6
他将君道不正、臣职不明视为天下第一事。天下之治与不治、民物之安与不安，系决于此。
陆树声（1509—1605年）《敬献愚忠以备采择疏》建言圣学图治，解决民生为上，应令官员解决“民困”，保证民生。他说：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未有民生不遂而可以称善治者。今生齿庶繁，民力凋耗，譬之堂宇饰而杼柚空，肤革完而脂膏竭。臣昔年赴召，道途所经自江淮而北，历齐鲁、畿辅咽喉之地，见驿传冲疲，夫役烦苦，民多流徙，不胜困穷。兼闻吴越、闽广、川蜀、山陕诸处，或敝于征徭，或困于兵赋，民穷财尽，所在皆然。吏非不知民隐，然欲施赈贷则仓廪不继，事宽恤则逋敛难蠲。德泽不宣，民困何由而苏，宜敕下所司酌议裕民长策，务求实惠，毋事虚文，条列上裁，通行抚巡守令，永为遵守，使民生咸遂。不徒粉饰治平，此国本之所当虑者也。7
民生问题被抬到“国本”8的高度，旨在朝廷应以将“民生不遂”变为“民生咸遂”，即使民生顺遂为己任，这才是善于治理国家。就具体施政来讲，蠲免钱粮、赈灾施贷是舒缓民困的有效措施。在此，遂民生就是恤民生。
明朝改革家张居正（1525—1582年）为万历初政上《陈六事疏》，建言之一就是“固邦本”，认为：“以后上下惟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庶民生可遂而邦本获宁也。”9将遂民生作为宁邦本的条件。张居正希望君臣“惟务清心省事，安静不扰”，实质是国家保证民生的重要基础在于控制宫廷用度、财政支出，防止向人民增加税收。这样国用、君德、官箴与民生联系在一起了，大臣有义务监督君德修养与国家财用。张居正上《请停止输钱内库供赏疏》，主张皇帝节约为君德，他提出：“仍乞皇上曲纳臣等节次所陈狂愚之言，敦尚俭德，樽节财用，诸凡无益之费、无名之赏一切裁省，庶国用可充，民生有赖。”1在他看来，俭德即君德，君主尚俭，国家财政才充足，民生才有依赖。万历二十年（1592年）首辅大学士王家屏（1536—1604年）批评皇帝“天灾物怪，罔彻宸聪；国计民生，莫关圣虑。”2
君德尚俭除了节约皇室、朝廷的财政费用外，也是树立风气，使得官民养成节约风气，减少人民的负担，从而保证民生。有关节俭、国用与民生的关系，明朝士大夫多有论述。
胡世宁（1469—1530年）针对军民利病、时政边备所当兴革十事，上《备边千策疏》，其第二条是“崇节俭以制财用”，该条建议：
伏乞敕户礼工三部，通查内府各项供用之物，比国初旧额加添若干，凡此无益于事者，一皆裁革。而又申谕左右勋戚之家，各守礼法，各崇节俭，各为国惜财，各为巳惜福。至于官员馈送之厚，访实治罪，而又公吏部黜陟之权以转移于上。士民奢僭之弊，立法严禁而又选法司刚正之士，以执持于下，则臣民内外节俭成风，而国用自足，民生自遂矣。3
认为节俭以足国用而遂民生，是官民都应树立的风尚。
关于朝廷的财政支出关系到国计民生。刘健（1434—1527年）《言时政疏》主张节财用、公赏罚，他说道：“财用者，国之急务，近年国计空乏，民生穷困。”4因此朝廷理财、节财很重要，如此才可以保证民生顺畅、国家富裕。魏时亮（1529—1591年）《题为摘陈安攘要议以俾睿采疏》，将“节财裕国”作为根本要义之一，他说：
举凡大臣言官有以减织造疏者，有以减镀金疏者，有以减买珠买金疏者，有以减油炭草料四火等铜及查盘内库钱粮疏者，此等题疏无非忠爱我皇上之至意，以后有请，伏冀皇上一一鉴采，俯赐施行，俾财用常节，国计常充，以给边请，以奠民生。5
节俭可以作为裕国手段，以充足的财政收入，保证边疆所需与奠定民生。
还有人将节俭理财视为裕民足国的措施。张文《裁革冗食节冗费奏》就说：“夫当此匮乏之时而不为裁革变通之计，何以裕民生而足国用哉！”6经费事关国用，张邦奇（1480—1544年）《处置经费议》说：
国家近日以来经用不给，至有欲以鬻爵度僧为言者，夫二事者所获无几而所害甚大，诚非圣世所宜行。臣窃惟之天下非小蹙也，土地之所生，人力之所养，其出不为少也，而犹每患用之不给，其来必有自矣。盖欲足费莫若省费，所以省费者有三：一曰昭俭德，其本也；二曰裁滥赏，三曰汰冗食，其末也。二事言之甚易而行之甚难。至于所以经画之方有二，曰清理盐法、开广屯田二者是巳……臣恐财用日耗于上，而民生日困于下也。7
面对国用经费不足，张邦奇建议皇帝昭俭德、裁滥赏、汰冗食，这是节流，再有就是开源的办法，只有皇帝、朝廷不虚耗，民生才能不困苦。
总之，在明朝士大夫的前述重视民生的用语中，出现了恤民生、奠民生、裕民生的用法，反复强调的是使民生顺遂，遂民生是民本思想最重要的体现，也是对君德、官箴的要求，目的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稳定和谐，即邦宁。
二、国计民生：取之于民与为民谋利
民生关联着国计，文献中有“国计民生”的固定用法，也写作“民生国计”。“国计民生”与“民生国计”可以互换，显然二者内容相同，只是民生与国计有一个孰前孰后语感的差异。民生与国计在总体上说，是国家统治状况综合性表述，如正德初年刘健的《论初政纷更疏》说“忧在于民生国计，则若罔闻知。”1担心国家的总体状况。
但是“国计民生”也不限于抽象表达，往往联系具体问题来谈。那么何种事情关系“国计”与“民生”呢？论述最多的是治河与田赋问题。
关于治河。主要指治理黄河、运河，黄河不仅关系到交通、水利，还关联漕运，东南漕运是京师食粮与国用的保障，保证运河通畅自然重要。弘治时右副都御使刘大夏（1426—1516年）治理黄河，时河决杨家、金龙等口，东冲山东张秋，刘大夏上《议疏黄河筑决口状》说：“臣等仰知皇上洞见黄河迁徙之害，深为国计民生之忧，凡智力所及，不敢不尽。”2说明治理黄河是君臣关注的事情。 明后期黄河南徙，挟淮泗而内灌，官员搜集诸家治河之说，为之谋划。曾为首辅大学士的李春芳（1510—1584年）《高堰定议序》说：“予虽山居，所望海渎效灵、臣工戮力，以俾国计奠民生者切切焉，未尝一日置念。”3念念不忘治河对于国计、民生的重要性。
万恭（1515—1591年）隆庆六年（1572年）总理河道，于宝应筑水闸导洪，他的《创设宝应月河疏》开宗明义：“题为创设宝应月河以利国计民生事”4，把开河作为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事情。海瑞也在隆庆时疏浚吴淞江，他的《开吴淞江疏》说：“淞江一水，国计所需，民生攸赖，修之举之不可一日缓也。”5疏浚河道为国计、民生不可或缺。后世评论海瑞此举：“瑞锐意兴革，请浚吴淞、白茆，通流入海，民赖其利。”6
治河专家潘季驯（1521—1595年）就通济筑坝问题上《查复旧规疏》，建议：“每岁于六月初旬，一遇运艘，并鲜贡马船过尽，即于通济闸外，暂筑上坝，以遏横流。一应官民船只，俱由盘坝出入，至九月初旬，仍旧开坝用闸，庶于国计、民生两利之矣。”7在此，筑坝关系到国家的漕运、纳贡以及民间的交通运输，事涉官民，所以是“国计民生两利”之事。
治河不利则后果有害于国计民生。丹阳人姜宝（1514—1593年）《镇江府奉旨增造闸座记》说：
我镇江府丹徒、丹阳两县所通舟之河为漕河，河绾东南运道口，地形高于常苏，不啻三四五尺，每冬月水辄东西泻。西以江湖，冬枯则泻而西入于江，常苏霜降水落也，则又泻而东下，如建瓶然。西下京口闸之板，谓可防水西走矣。东注则无可奈何，以漕舟之艰于行也，往往议挑河。两县河身亘长百五六十里，不问河流浅深，率多为坝以戽水，河浅深不一，又亘长，难于水之去。比挑未及半，而漕舟首尾相衔至。辄又停工以放运。水既戽去时，则又难于来。每年循习如此，国计民生两有妨。8
镇江地处漕运地段，因地势高需要挑河调节水量，为坝挑河解决不当，影响到漕运与挑夫，官民不利，故有妨国计民生。姜宝也使用“民生国计”的用语，如他建议浚湖修闸上的《漕河议》说：“近题东南水利，专委南台侍御，而运河则仍属之漕台，漕台不得巡历地方，恐文移往来，动有稽误，中间有当题请处，谓宜题请行之，庶永永可以遵行，民生国计亦永永可称便益。”9此外，万历时章潢（1527—1608年）说：“方今筹民生国者计，大都言西北水利云。”10
关于田赋。万历时昆山人张栋就东南财赋问题，上《国计民生交绌敬伸末议以仰裨万一疏》，他说：
臣惟国家建都西北，而财赋取必于东南，辟则千金之家，所居虽在城市，而其生计全赖乎膏腴之产。野有良田，岁有厚入，以所入当所出，而充然足于用，不见其乏。迨乎出日浮，入日缩，用不足而朝夕营计，务在取盈。卒以告困，盖愈乏愈急，愈急愈乏，势所必至，无足异也。天下犹一家，而东南则富家之美产，是为衣食之源。谓当积日累月，徐收其利，不当取盈于一旦，以犯竭泽而渔之戒。非不欲取盈也，民贫甚矣。其目前之不足，正以养其有余于将来。陶朱公侯时转物，不过如此。顷岁巳来，库藏巳竭、杼柚其空而逋赋益积，未有完期。荩臣喆士忧国忧民，亦尝探极根本，悉意陈言，意在苏东南之困，而言之未必行、行之未必果，然则坐视其困而巳乎！臣东南产也，谨摘其一二，断乎可行、行之而断乎，有益于民生国计者，请下户部虚心详议，毋泥拘挛，务使国用渐舒、民财不匮、上下其胥赖哉！1
他认为富贵者居住城市，但是“生计”依赖于乡村的农业生产，国家征收东南赋税过重，反而得不到税收，民众则苦不堪言，于是他忧国忧民，反对竭泽而渔，主张藏富于民，还具体开列核荒田、宽改折、解白粮三条建议，以使国家得到赋税，民众减轻负担。张栋奏疏标题中有“国计民生交绌”一语，述说国家与民众交困，文中则说“有益于民生国计”，或许在强调苏民困才能俾国计。
万历时常熟人赵用贤（1535—1596年）《议平江南粮役疏》中，也谈到核荒田，具体措施是：
敕下廵抚，通查前后荒田数目，要见何县实荒若干，因何钱粮无处，何县沿江坍去若干，见今有无抵补。委官踏勘，逐亩清查明立界限开注区分，其有以熟作荒、隐蔽粮差者，许本区首告勘实，治以重罪，然后总报粮数。若果系荒粮无处，即与开豁，无得复混载书册，以滋奸胥诡寄之弊，其裨益于民生国计非浅矣。2
看来核荒田给“民生国计”带来的问题较大。
万历时温纯（1539—1607年）请将浙江清丈土地后查出的田赋浮额蠲免，他说：“小民均沾减征之惠，于民生国计未必无小补矣！”3
此外，盐法、钱法属于国计民生的大事。弘治时，马文升（1426—1510年）关心盐法，他的《重盐法以备急用疏》认为：
切惟盐课者，国家之重事，民生一日而不可缺者，以之备紧急之军饷，以之救凶荒之民命，诚有国者之大利，济时之急务也。4
将盐课与国家、民生联系在一起，盐税可以作为财政支出用于军饷、救灾，民生即民命。嘉靖时，周用（1476—1547年）建议改革两浙盐法，所上《盐法疏》最后说：“如蒙敕下该部详议施行，则民生国计幸甚。”5出自同样的逻辑。杨成（1521—1600年）鉴于有人有意建议朝廷允许各省铸钱，写信给朋友，指出：钱法乃足国富民之端，欲生钱莫若令各省自鼓铸，自鼓铸莫若令官开局而民铸之，如“诏赐通行鼓铸，国计幸甚，民生幸甚”！6铸钱增加流通、满足消费，国家与民众都增加了收入，国家财政充足，人民生活富裕。
宦官干政也事关国计民生。明廷往往任用太监监军或为矿监税使，士大夫指责内臣的作为有损于国计民生。如嘉靖时梁材（1470—1540年）上《查革仓场内臣疏》指出：“而又添差科道监收钱粮，禁革奸弊，法制周详，官民两便。奈何王奉等窃肆贪饕，多方掊克，名虽总督监督，而实则剥军害军，揆之钦定职掌大有相乖，用于民生国计全无寸补。”7认为朝廷新增官差本来官民两便，但是太监王奉贪得无厌，所以无补于民生国计。再如陆粲（1494—1551年）《劾太监阎洪疏》批评太监干扰马政，“重为民生国计之蠹哉！”1 综上所述，朝廷有关田赋税收以及行政要务的河政、漕政、马政与盐法、钱法，多与国家财政有关，也关系到民众经济收入与生活，概括起来用“国计民生”或“民生国计”表达。士大夫的治国平天下就是以解决国计民生为抱负。然而明朝的历史确是在内忧外患之下，为了国家军费需要，增加“三饷”，不断加派，国计影响了民生，明遗民李清（1602—1683年）曾仕崇祯、弘光两朝，历官刑、吏、工科给事中等，李清多次谈到这一问题，他说：“国计不足，暂借民间房租一年，于是怨声沸京城，呼崇祯为重征。”2就好像当年海瑞疏内呼嘉靖为“家净”，谓“家家俱净”。李清谈到崇祯朝官员陈龙正称赞有加，说“时持国计者，皆以加派为长策，龙正既疏陈其事，复著议数千言，大略谓：‘金非财，惟五谷为财，兴屯不足以生谷，起科不可以垦荒，惟永不起科可以垦荒。五谷生则加派可罢，加派罢则民生可安。’”3不过垦屯之事并未落实。当时官场还存在着务虚不务实的风气，新安官生杨光先批评给事中陈启新“受职后，国计民生兵马钱粮四项绝不侃侃直言，而今日一疏，色衣穿朝，明日一疏，御街走马，后日一疏，护日不敬。岂未为官时，天下便有许多可痛哭流涕处，一为官后，便人人迁悔改过，事事革故鼎新，天下遂到无一事可言处”？4连崇祯帝也是明知民生的重要性却无能为力，他说：“内治缺而后戎马生，民生促而后盗贼起。”5他命杨嗣昌督师讨伐张献忠，亲作诗饯别：“盐梅今暂作干城，上将威严细柳营。一扫寇氛从此静，还期教养遂民生。”6这仅是美好愿望而已，结果是崇祯时代靠加派维持国计造成民生不安，最终亡国。
三、吏治民生：民生问题的实质在官不在民
古代中国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对于社会的管理强调自上而下，官员对君权负责，权力很大。但官员治理社会，则以维护人民生计为基础。万历元年（1573年）张瀚（1511—1593年）为吏部尚书，深知该职的重要性：“初，余之召入秉铨也，思古太宰之职，在知人安民，而惠安民生，莫先综核吏治。”7认识到综核吏治事关惠安民生的重要性。
明朝士大夫治理国家的呼吁中，认为百姓的生活好坏在于地方官的治理如何的看法不少。朱元璋的谋士安徽徽州人朱升（1299—1370年）就有明确的认识，朱升的浙江天台老朋友任职徽州按察，向他讨教，朱升《送分宪张公序》记载：“天台张君行按来徽，责言于故人升以广其政，升以民生休戚在长吏，长吏之贤在通其民情。”8认为民生休戚系之于官吏，通民情才可以成为贤长吏。
事关民生的官员，以州县地方官最为亲民，其贤能很重要。明中期李东阳（1447—1516年）就北直隶冀州修城以防虏防水，评价道：“夫所贵乎守令者，能卫民生、捍民患，以为之父母者也。”9认为地方官能解决民众问题才算称职。张岳（1492—1552年）将民生可哀归咎于官员：“法度日弛，民生可哀，任事之臣岂能无责！”10嘉靖时潘潢（？—1555年）《申明守令条格疏》谈到治理国家选择知县的重要性，他说：“守令自重，民生自安矣。”11并具体提出了5条措施，即精选任、不应格、严旌举、隆体貌、明职务。万历时吏部实行新法：“凡州县卑官，有考语非上等者，即上考而历任稍久者，辄升外卫候缺经历，谓之半王官。”因“卫幕则布满天下，动云待缺，凡州佐县佐以驿丞仓巡之属，每一缺官，辄求代署，恣行画攫”。沈德符（1578—1642年）认为“其蠹吏治害民生，真第一敝政。”1
民生系于吏治，官员的选拔、考核就十分重要了。陆粲《去积弊以振作人材疏》谈到朝廷用人问题，条陈四事，其中建议“久任使臣”条主张：“凡京官任内曾历过知州知县者从优叙用，庶几彼此适均，小大竞劝，人各奋于事功，不敢希冀幸进，民生安而士习厚矣。”2还建议“汰冗官”，他说：“京官省则俸禄可减，以纡国用；外官省则供亿可减，以厚民生。乞敕吏部通行查考，凡不系紧要者量为裁革，省一分则有一分之益，不然十羊九牧，徒为烦扰，官愈多而事愈紊，欲天下之治难矣。”3万历十九年（1591年），官员李桢条陈“重责成”等六事，吏部尚书陆光祖（1521—1597年）等廷议认为俱有裨于吏治，于是“议拟上请定夺”，从其《覆湖广巡抚李桢肃吏治以奠民生疏》可知，李桢的题目将吏治指向民生问题，陆光祖等议拟六条措施，回应李桢，即重责成、严荐举、实考语、慎论刺、防宦成、公品骘，指出严荐举“亦未必非激扬吏治之一机也”，公品骘则“殚意彰瘅而吏治顾有不兴者哉”！4把肃清吏治作为保障民生之举。万历时郭惟贤任职湖北，下车伊始，表示“抚绥民生”、“振励吏治”是其职责，他说：“臣本驽下，叨役全楚，随事修举，一意安静。以抚绥民生者臣之职也，思为政不在多言，务在力行；以振励吏治者臣之心也，惟是职可得为。”5在此，“抚绥民生”与“振励吏治”不可分割。张卤（1523—2598年）《献愚忠以永图善后机宜疏》建言：
再乞敕下吏部，自后将督抚诸臣托疾章奏俱与罢停，直待事定功成拟加擢用，不得容听其因袭规避，徒启纷纭替代，以致误军机，则国运易危为安，民生转祸为福。6
将官员的能否胜任尽责，作为关系国运、民生的大事。
为了保证官员队伍的贤能廉洁，监察官员很重要。监察官员考核吏治，实际上是为了民生。张瀚就指出：“至于举劾之宜当者，以吏治臧否，系民生休戚，而全系抚、按之举劾。”7巡抚、巡按官的重要性于此可见。万历时期朝臣赵南星、邹元标对于监察官员与吏治、民生的关系都很关心。邹元标（1551—1624年）曾“陈吏治十事，民瘼八事，疏几万言。”8他议论“圣政”，所上《直抒肤见以光圣德以奠民生疏》讲到：“欲求吏治之肃，民生之遂，在廵方之使能正身率下而已。”如果“操守端则宪纪肃，宪纪肃则群吏畏慑，虽有贪黯者，且将闻风而靡，从化而流矣。货财不聚，民生不遂者，未之有也。”9朝廷派出官员的品质事关地方的吏治、民生，吏治好，民生自然顺遂。赵南星（1550—1627年）论述吏治与民生较多。他曾疏陈天下四大害，其中“吏治日污，民生日瘁，是谓州县之害。”10将民生不遂归结为州县官吏污浊。赵南星《覆陈给事疏》指出吏治清浊与民生遂苦的关系，他建议“惩举刺”： 臣等看得我国家抚按官之设，皆以巡为名。言古者天子巡狩之礼难复，而设官以代之犹夫其自行也。抚按之责，莫大于举刺。举刺当，则吏治清而民生遂矣；举刺不当，则吏治浊而民生苦矣。11
即检查部门是否尽责关系到吏治，吏治清浊制约民生遂苦，得出“吏治清而民生遂”、“吏治浊而民生苦”的概括。后来赵南星再次谈及这一问题，他在《申明宪职疏一》中指出：“天下治乱在于吏治，吏治隆污在于廵方，若廵方举其职则无复事矣。”《申明宪职疏二》又言：“巡方者皆若廷宣，吏治自清民生自安。”1赵南星也谈士风、吏治、民生的关系。他的《再剖良心责巳秉公疏》说到：“士风大坏，吏治随之，而民愁苦。”2
明朝的著名士大夫多有论述吏治与民生者。中央首辅如张居正《请定面奖廉能仪注疏》说：“致理之道，莫急于安民生；安民之要，惟在于核吏治”3。认为治国之道在于安民生，安民生则在于核吏治，吏治关乎民生。张居正还在《答福建廵抚耿楚侗谈王霸之辩》中称赞耿的“安民生”举措是“深达治体”4。张居正也上过《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他开宗明义：
窃惟致理之道，莫要于安民。书曰：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安邦固，即有水旱盗贼、敌国外侮之虞，而人心爱戴乎上，无土崩瓦解之势，则久安长治之术也。然欲安民，又必加意于牧民之官。5
任用清廉官员蠲逋赋，才能安民生。
地方大员如万历时吕坤（1536—1618年），巡抚山西，关注基层社会。他的《答毕东郊按台》以积贮为民生的命脉，检验吏治以此为重。他说：
今天下吏治，有重于民生者乎？民生命脉，有急于积贮者乎？仓庾如洗，虽十尧舜不能活一饿夫；珠玉如山，虽人与千金不如给一升粟。6
可见当时积贮无粮，官员抓仓储是急迫的民生事务。吕坤更能从民生的角度来看明朝的安危，建议万历皇帝勤政爱民，尚俭立德。二十五年（1597年）五月，疏陈天下安危，其中说到：
人心者，国家之命脉也。今日之人心，惟望陛下收之而已。关陇气寒土薄，民生实艰。自造花绒，比户困趣逼。提花染色，日夜无休，千手经年，不成一匹。他若山西之绸，苏、松之锦绮，岁额既盈，加造不已。至饶州磁器，西域回青，不急之须，徒累小民敲骨。陛下诚一切停罢，而江南、陕西之人心收矣。
又说：
臣观陛下昔时励精为治，今当春秋鼎盛，曾无夙夜忧勤之意，惟孜孜以患贫为事。不知天下之财，止有此数，君欲富则天下贫，天下贫而君岂独富？今民生憔悴极矣，乃采办日增，诛求益广，敛万姓之怨于一言，结九重之仇于四海，臣窃痛之。使六合一家，千年如故，即宫中虚无所有，谁忍使陛下独贫？今禁城之内，不乐有君。天下之民，不乐有生。怨讟愁叹，难堪入听。7
吕坤把人心视为国家的命脉，建言收人心的举措就是改变民生艰难的状况，要求停罢陕西的征花绒、江南的烧造瓷器。还直接劝说万历帝不要想着自己福而使天下贫，警告皇帝人民已经痛不欲生。如此直言，只有以民为邦本为信念的人才能做到。
由上可知，吏治要求官员厚民生、抚绥民生。因此，民生问题不仅属于社会问题，更是政治问题。
四、结语
《明经世文编》所选的只是明代士大夫的部分奏疏议论，然而却是明代最有代表性的论述，其中有关民生的论述较多，反映了明代士大夫关心的重大事情与基本观念。明代谈论民生的士大夫多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能臣，对于朝政与地方社会影响较大，如廷臣刘健、谢迁“以道事君”8促成弘治中兴，张居正改革振兴国家，地方大员吕坤推行实政颇有作为。明朝士大夫也发展了民生思想，如朱升说“民生休戚在长吏”，赵南星更指出：“吏治清而民生遂”、“吏治浊而民生苦”，这是对吏治与民生关系的高度概括，极具政治意义与思想价值。1这些明代士大夫关心国计民生，颇有建树，影响了明朝历史，他们的言行为人们树立了忧国忧民的形象。历史上的统治危机，多用民不聊生、民生涂炭形容，士大夫往往以天下安定为己任，其民生观念的核心是解决人民生计问题，保证国家长治久安。
明代士大夫有关民生问题的议论与实践，使我们看到儒家主张的民本思想核心是重视民生，以使民生顺遂为归宿。这一观念渗透到国家统治的模式当中，成为君德、官箴的要求，成为维护社会稳定、和谐的出发点。民生与国计是一体的两个面向，如此国家与社会也成为紧密相连的互动关系，而不是分立、对抗的敌体。吏治与民生的关系，恰恰说明当官为民、造福一方是对古代官员的基本要求，属于朝廷勤政爱民的政治理念。因此，中国历史上的民生问题既是生活史内容，也事关社会与国家，值得深入研究。因此，研究士大夫的民生思想与实践，采取国家与社会的视角，显然是必要的。
长期以来，我国对明代士大夫的研究多持批判态度，最典型的是吴晗先生对仕宦阶级的开创性研究中，强调的是晚明仕宦阶级生活的骄奢淫佚，认为：“这一阶级的生活趣味，全部建筑在金钱上。一生的前半期耗费在科举上，等到登科入仕以后，八股文故束之高阁，即切身的现实的如何作（做）事，如何从政，国家的、民族的、社会的问题都一概不管，却用全副精神来讲求物质的享受。”2这恐怕是言过其实。近年来，学者注意到明代士大夫的正面行为，如陈宝良指出：“我们当然承认，饱读儒家诗书的知识分子胸怀治国平天下的大志，这是他们的本色当行，事实证明，在明代确实有一批儒家士人以谈论玄虚的‘道’为职责。在这中间却有一个新的动向值得引起足够的重视。这就是从儒家知识分子中分离出来一批人，他们更多地关注国计民生，有些甚至注意日常生活的琐屑之事。”3赵轶峰、常建华探讨了晚明士大夫的救世情怀与移风易俗。4现在看来，对于明代士大夫进行多角度的探讨，会使人们对于明代士大夫的认识更加全面和深入。
[作者常建华（1957年—），南开大学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教授，天津，300071]
[收稿日期：2014年7月1日]
（责任编辑：李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