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一个商人，周东丽有些过于低调了。你很少能在杂志、电视里看到飞天珠宝的广告，这也许与其前半生做专业矿石勘探员的经历有关。女人最美好的20多年时间里，她几乎都是在云南边陲的深山里度过，跋山涉水，日晒雨淋，跟着矿源步步迁徙。
如今，她已然习惯了城市繁华，但仍保持着低调务实的工作理念。爱之如玉，助之使成。这也许就是“技术骨干”周东丽作为商人，最大的不同。
矿在哪儿
她就在哪儿
旅游卫视的“行者”栏目不久前播出了一集名为《归去来兮》的节目，讲述了一群四川采矿工人在昆仑山开矿找玉的故事。住在用油布木架搭成的简易帐篷里的工人们，每一天在悬崖峭壁上背着比体重重几倍的玉石艰难行走，日复一日。玉在哪里，他们，就搬到哪里。
矿在哪里，寻矿的人就在哪里。随矿迁徙，与山为伴，构成了周东丽童年生活的几乎所有记忆。父亲是那个年代地质队的骨干，60年代初，为了支援三线建设，他和周东丽的母亲一起离开四川，去了云南。在周东丽的记忆里，上初中之前的自己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地方稳定地住上半年以上的时间。找矿的过程与找水源颇为类似，矿源与水源一样，并不是固定的，找到一处便意味着离开，再到新的地方。
寻着矿，周东丽一家从云南东部的东川辗转至云南西部的滇西地区，在腾冲才得以安定下来。那个年代小孩的玩具还十分简陋，一颗弹珠都能当宝贝藏起来。但周东丽从小就开始把玩的却是各种五颜六色的矿石。家里种植的水培植物器皿里，阳台的花盆里，堆着水晶、玛瑙等父亲实验过后留下的矿石残留品。拿一颗“石头”在阳光下把玩，眼睛里满是如万花筒般绚烂的光芒。如今的家长常常会把汽车、玩偶、书籍等物品放在小孩面前，任由孩子随意挑选，以此判断孩子的性格和喜好。但周东丽没得选，她的面前只有矿石。
她便选了矿石，“我喜欢矿石。”
拒绝了母亲要其行医的要求，在地质队里长大的周东丽在心智成熟后选择了枯燥的测绘专业学习，并且固执地继承了父亲的职业，留在了地质队里。这支地质队显然与前文提到的昆仑山“玉石队”不同，这是一支有着1000多专业地质人员的庞大队伍，集合了当时各个地质学院的高才生，但女人在其中的比例仅仅只有10%。1000多人根据寻矿的种类划分为10个专业小队，各自在大山里奔波，周东丽进入了宝石勘探队。
腾冲的天气，属于典型的半年雨水半年霜，“但我们不能靠天气吃饭。”周东丽和同事们在阴湿的天气中，在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甚至原始森林里穿梭，勘探，停留，再离开。生活的清苦无须赘述，还常常面临自然灾害的威胁。但周东丽却从来没有过放弃的念头，“从来没有，我脑子里甚至只有一个念头：自己选的路，就要走到底，就要把工作做到极至。”
参加工作后，周东丽的目标是做到高级工程师。于是学测绘、学测量、学勘探、学宝石研究，然后考入武汉地质大学学制图。每个专业看起来都是那么枯燥，但周东丽却颇为满足。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一步，她的心就丰盈一点，劲头就更足一点。从武汉地大毕业后，她想都没想，又回到了滇西大山里。整整18年，在保山地区的大山里，周东丽跋涉停留，听鸟叫虫鸣，观大河大江，“如果要将那18年的经历写成书，该是个大工程。”
但周东丽用一句话做了总结：“把青春献给大山，直到今天也是无怨无悔的决定，因为你爱大山，大山也爱着你。”
体制改革
她被“逼”出大山
周东丽在大山里工作的那几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那几年。地质队有着严格的工作纪律，负责找矿的人不能采矿，负责采矿的人不能采珠宝。如今价值连城的各类珠宝玉器在周东丽和同事的眼里，只是一堆堆具有开采和实验价值的“石头”，周东丽直言：“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东西可以拿出去卖钱。”
市场经济随之到来，周东丽所在的地质队开始了改革，类似于如今的事业单位自收自支的模式，政策放宽了，地质队不再接受全额拨款，开始了经济转型。“我们要自己开采宝石，以补贴工资了。”在腾冲，地质队有了一家简陋的宝石加工厂，周东丽的“地质工程师”梦被搁浅，她肩上的任务除了宝石勘探，还多了市场开发和产品营销。
她和同事们从昆明到北京、广州转了一圈，垂头丧气地回到单位。改革开放初期，宝石玉器饰品几乎没有任何市场，那时是真正的“黄金时代”，一个一切向“金银”看齐的时代。“银饰很流行，能买个24K金的链子挂起，就更不得了。” 随后的缅甸之行却让周东丽又激动了起来。在盛产翡翠等玉石的缅甸，周东丽算是开了眼界。她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震撼，“女人们把打磨得光滑又透亮的玛瑙翡翠戴在脖子上、耳朵上，挂在手上、脚上，只是一件简单的饰物，整个人就光彩了起来，太漂亮了。”周东丽在缅甸买下了一件饰品，12K金链串起的翡翠观音，这件饰品至今被她细心保存在家中。
从缅甸回来，周东丽被一些朋友开玩笑道：“你好开放！”而她只是像最普通的缅甸人一样，尝试在身上挂上翡翠饰品。没有工夫理会流言蜚语，她还沉浸在“求学”的兴奋中：宝石玉器完全可以与金银共存，甚至融合得更美，比如在翡翠上镶嵌黄金，或者简单地用一条银链子串起打磨好的玉饰。这个领悟在如今仿佛已经变成了“对啊，本来就应该这样”的简单理论，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不逊于一次创新。
考察回来不久，队里的宝石加工厂搬到了瑞丽。在瑞丽，在缅甸瓦城，周东丽在毛料工厂里“赌玉”。“5000块，1万块，这块石头我要了！”出价，然后把毛坯石头搬上大卡车运回工厂，“打开毛石的瞬间最令人激动，碎石块被一点点去掉，逐渐露出各种颜色形态不一的翡翠玉石，根据颜色、种、水便开始幻想它们最后能雕刻成什么题材的饰品。”
最初的玉石饰品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从种类来讲，人们还只能接受锁牌、手镯等常规饰品，玉石的形态也以十二生肖为主，鲜有创新。由于加工技术落后，工人们还不会雕更多的题材，而是拿着刀就直接在石头上雕刻。市场对玉石的需求不大，只对表面打磨抛光，而不去做更深的研究，玉石饰品工艺落后，因此这样的“初级工艺品”多半是以批发的形式被贱卖。一组名为“福禄寿喜”的由红色、黄色等4种颜色组成的玉石饰品，在当时售价1万元，在如今，可以卖到100万元。
单飞创业
90年代初的冒险
队里的宝石加工厂越发景气，周东丽也俨然再次成为了骨干。厂里在瑞丽的街上租了一个门面，出售银饰、宝石、翡翠和木雕。那个时候的商人很少有“品牌”意识，交易中竟多是以商铺门牌号互相称呼。“101号，进点翡翠。”“101号，有没有新的石头？”听着听着，周东丽越发别扭起来。“总要有个名字不是？”她看到了店里木雕上的飞天仙女图腾，瞬间就想出了“飞天”这个名字，与同事们一拍即合，这家名叫“飞天”的玉石批发店，成为了如今叱咤西南珠宝业的飞天珠宝的前身。
“出差”越发频繁，周东丽将装有玉石翡翠的包袋随身携带，从不离身。白天赶路，晚上也是在颠簸的汽车里度过，3天2夜的行程，没有一刻敢松懈下来。即使是“守店”的日子里，周东丽也是白天看货卖货，晚上就回家看专业书。外人看来，她早就做起了“珠宝”生意，但她仍然只是个靠基本工资生活的普通地质员工而已。
有技术，有资源，有经验，有政策，这般天时地利人和，谁能拒绝“单飞”的诱惑？而周东丽最后的犹豫在于那个“高级工程师梦”，以及在那个年代离职的压力。“离职，就等于不要工资，不要工龄，不要职称。”也就等于周东丽此前在大山里的18年工作被“一笔勾销”。父母是不支持的，风险实在太大。但在丈夫和几个共事伙伴的支持下，周东丽终是走出了创业的一步。
最初的飞天珠宝只有5个人，每天四处奔波推销商品，人均一个军用水壶，饿了就吃几个用面粉加糖做成的“面包”，从几个边陲重镇到昆明市，但凡与翡翠、宝石沾边的市场，周东丽都要亲自上门推销一番。一段时间后，她的产品开始销向了北京、广州。以翡翠制品为主，飞天的戒面、手镯、挂饰也逐渐打开了销路，即使是在之前市场并不发达的广州。1年时间，周东丽就还清了离职时向单位借货的10万元资金。她喜欢的石头，开始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销路打开了，再搞游击战式的营销就跟不上发展了。”专业出身的周东丽首先确定了将翡翠作为公司的主打产品，进而将工作重点转向饰品的工艺研发上。那几年，去过多少次缅甸，拜过多少个老师，摘录了多少本笔记，熬了多少个夜，她竟已经不记得了。
“我这辈子注定是要与宝石打交道的。”时代使然，让周东丽曾经有着在地质行业做到专家、教授的大志，但时代更爱作弄人，它转身给了周东丽一个更难驾驭的位置，一个更广阔的市场，“我依然要做到这个行业的专家，领头人。”
创时代者
纠结于“芝麻”，心揣着天下
如果不是为了给儿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周东丽可能不会离开已经住惯了的云南。“但一想到自己小时候，走几公里上学的日子，就坚决了。”1997年，周东丽举家迁回成都，不但与退休的父母团圆，也将其一手创立的飞天珠宝带回了家乡。
已经快新千年了，宽松的T恤也早就变得修身，但饰品潮流却依然没有进化到“翡翠”时代。走过“黄金时代”，潮流进入了“宝石时代”，红蓝宝石饰物是20世纪末那几年成都女人最爱的饰品。“谁身上要没个大宝石耳环，都不好意思出门逛街。”
仁和春天、人民商场、太平洋百货、重庆金店，周东丽走遍了成都的各大百货和金店卖场，要为自己的翡翠争得一席容身之地。市场的反应像极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那几年，“没有人认可翡翠。”周东丽称其遭遇了职业生涯里的最大一次失败和挑战：“没有人认可我的选择，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选错了路？”她当然没有死心，在经历了短暂的灰心后，即使热脸贴到冷屁股，她也坚持在成都的各大商场冒险开设了专柜。
不去操心搞营销打广告做宣传，周东丽反而对饰品的工艺、题材、质地、陈列操起了心。回成都的第一年里，周东丽都在纠结于她想象中最完美的陈列方式。“简陋的玻璃柜子，翡翠就那么‘睡’在里面，一点生气都没有，我要让它们立起来，‘活’起来！充满灵气、充满生命力。”找来四方形的木板，切成小块，在上面钉上钉子，嫌黑色钉子太粗糙就干脆涂成白色，然后将翡翠饰品挂上去。这个A计划不久就被周东丽升级到了B计划。将木板顶端挖个U型的口，然后将钉子做到木板背面，从背后扣住挂饰，更加美观。周东丽捣鼓开心了，“我想把我的宝贝们更美地展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翡翠。”
细节为王，周东丽已经具备了商人的经商意识。在商场广撒网后，她在送仙桥艺术城租下了门面，建立起其翡翠王国的首个阵地。这个阵地倒是先成了周东丽继续搞“陈列学问”的基地。先分清陈列主次，再找来竖立的木块，抑或直接将玻璃杯倒置，铺上一层布做成简易装置台，摆上翡翠，翡翠就立体了起来。学过制图的周东丽甚至亲自画了草图，再请设计公司做出模型，反复修改——周东丽的创意推出一个月，整个成都的珠宝玉器商便开始纷纷“借鉴”，同行们甚至开始抄袭她的创意。
对陈列架这样“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都如此痴迷，你可以想象此后周东丽对产品的要求有多么严苛了。搞技术出身的她首先定下了铁律：从工艺角度严格要求每件饰品必须具备翡翠饰品的种、水、色、品、工5个方面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便任公司这群平均年龄20来岁的年轻团队们自由“折腾”。就像她折腾陈列架一样，周东丽不但给了团队最大的自由度，自己也不断思考出新的创意。“用金银、钻石镶嵌翡翠这是中西文化合璧的体现。为学生族设计天马行空的翡翠饰品可不可以？当然可以，这是个性化的体现。那么婚庆呢？让翡翠成为爱情的象征？别说不可能，这是时尚与传统的完美融合。”
从大众化到个性化，从时尚回归传统。周东丽早就完成了从“批发商”到品牌管理者的蜕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甚至开创了成都的翡翠潮流文化。她看起来像个没有野心的商人，因为她实在太过低调——甚至在讲创业故事时，都不懂得自夸。但她绝非没有野心，“我在盖一栋楼，前十几年我扎实了地基，现在是时候继续往高处走。” 走出西南，周东丽将这个目标称之为自己的第二次创业。她摩挲着戴在手上的翡翠手镯，却又将记忆倒退回了在云南大山里的日子。“我当然没能做到地质勘探的技术骨干，但还好我一直用心在做喜欢的事情，并且，我终是做到了某些事情。”
记得曾经的付出和艰辛，但不需要用张扬来体现。在这一点上，周东丽和她熟悉并深爱的翡翠，有着如此契合的气质：含蓄、低调、隽永。
周东丽小讲堂
心不老，爱情就不老
周东丽和老公都是地质专业的学生，两人因“宝石”结缘，从20年前，一路走到今天。没有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教条”，两人始终在一种民主而轻松的氛围中恩爱相伴。今年情人节，周东丽甚至和老公手牵手去电影院看了场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这段小浪漫如今已经在公司内广泛传开，面对年轻员工表达出来的羡慕和惊讶，周东丽竟也害羞地笑了：“小插曲而已，呵呵。”
在20年执手相伴的爱情路上，属于周东丽和老公的小浪漫远远不止这一件。婚姻对于相爱的恋人而言，绝不是桎梏或约束，而是一种保护。只要一直相爱，心就永远停留在热恋的时候，爱情也就不会老去。
心不老，生命就不老
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这似乎是女老总们都喜欢的休闲运动，不奇怪。但是，一边守着电视看浮夸的选秀节目，一会儿又爱不释手地翻开专业的《国家地理》杂志，这样“雅俗共赏”，这样“浪费时间”的爱好，怕不是多少人习惯的了。
“思路很乱的时候，我就干脆停下来，放任自己去听些音乐，看会儿电视。闹够了，心静了，就继续工作。”而地质勘探队员的经历，让身在城市的周东丽，一直思念着大山大河。如今，她依然需要每年奔波于云南边陲四五次，亲自采集货物。她将这样的“公干”当作难得的重返大自然兜风的机会，每次都是自驾车来回。“在城市里累了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回想起当年那些在大山里辛苦工作的日子。我习惯了城市，但也永远忘不了大山。”
住在钢筋森林，心在辽阔自然。保持心的年轻态，其实就是拥有适当放空的态度。
如今，她已然习惯了城市繁华，但仍保持着低调务实的工作理念。爱之如玉，助之使成。这也许就是“技术骨干”周东丽作为商人，最大的不同。
矿在哪儿
她就在哪儿
旅游卫视的“行者”栏目不久前播出了一集名为《归去来兮》的节目，讲述了一群四川采矿工人在昆仑山开矿找玉的故事。住在用油布木架搭成的简易帐篷里的工人们，每一天在悬崖峭壁上背着比体重重几倍的玉石艰难行走，日复一日。玉在哪里，他们，就搬到哪里。
矿在哪里，寻矿的人就在哪里。随矿迁徙，与山为伴，构成了周东丽童年生活的几乎所有记忆。父亲是那个年代地质队的骨干，60年代初，为了支援三线建设，他和周东丽的母亲一起离开四川，去了云南。在周东丽的记忆里，上初中之前的自己从来没有在同一个地方稳定地住上半年以上的时间。找矿的过程与找水源颇为类似，矿源与水源一样，并不是固定的，找到一处便意味着离开，再到新的地方。
寻着矿，周东丽一家从云南东部的东川辗转至云南西部的滇西地区，在腾冲才得以安定下来。那个年代小孩的玩具还十分简陋，一颗弹珠都能当宝贝藏起来。但周东丽从小就开始把玩的却是各种五颜六色的矿石。家里种植的水培植物器皿里，阳台的花盆里，堆着水晶、玛瑙等父亲实验过后留下的矿石残留品。拿一颗“石头”在阳光下把玩，眼睛里满是如万花筒般绚烂的光芒。如今的家长常常会把汽车、玩偶、书籍等物品放在小孩面前，任由孩子随意挑选，以此判断孩子的性格和喜好。但周东丽没得选，她的面前只有矿石。
她便选了矿石，“我喜欢矿石。”
拒绝了母亲要其行医的要求，在地质队里长大的周东丽在心智成熟后选择了枯燥的测绘专业学习，并且固执地继承了父亲的职业，留在了地质队里。这支地质队显然与前文提到的昆仑山“玉石队”不同，这是一支有着1000多专业地质人员的庞大队伍，集合了当时各个地质学院的高才生，但女人在其中的比例仅仅只有10%。1000多人根据寻矿的种类划分为10个专业小队，各自在大山里奔波，周东丽进入了宝石勘探队。
腾冲的天气，属于典型的半年雨水半年霜，“但我们不能靠天气吃饭。”周东丽和同事们在阴湿的天气中，在海拔3000多米的大山甚至原始森林里穿梭，勘探，停留，再离开。生活的清苦无须赘述，还常常面临自然灾害的威胁。但周东丽却从来没有过放弃的念头，“从来没有，我脑子里甚至只有一个念头：自己选的路，就要走到底，就要把工作做到极至。”
参加工作后，周东丽的目标是做到高级工程师。于是学测绘、学测量、学勘探、学宝石研究，然后考入武汉地质大学学制图。每个专业看起来都是那么枯燥，但周东丽却颇为满足。每朝着这个目标前进一步，她的心就丰盈一点，劲头就更足一点。从武汉地大毕业后，她想都没想，又回到了滇西大山里。整整18年，在保山地区的大山里，周东丽跋涉停留，听鸟叫虫鸣，观大河大江，“如果要将那18年的经历写成书，该是个大工程。”
但周东丽用一句话做了总结：“把青春献给大山，直到今天也是无怨无悔的决定，因为你爱大山，大山也爱着你。”
体制改革
她被“逼”出大山
周东丽在大山里工作的那几年，正是改革开放前的那几年。地质队有着严格的工作纪律，负责找矿的人不能采矿，负责采矿的人不能采珠宝。如今价值连城的各类珠宝玉器在周东丽和同事的眼里，只是一堆堆具有开采和实验价值的“石头”，周东丽直言：“我从来没想过这些东西可以拿出去卖钱。”
市场经济随之到来，周东丽所在的地质队开始了改革，类似于如今的事业单位自收自支的模式，政策放宽了，地质队不再接受全额拨款，开始了经济转型。“我们要自己开采宝石，以补贴工资了。”在腾冲，地质队有了一家简陋的宝石加工厂，周东丽的“地质工程师”梦被搁浅，她肩上的任务除了宝石勘探，还多了市场开发和产品营销。
她和同事们从昆明到北京、广州转了一圈，垂头丧气地回到单位。改革开放初期，宝石玉器饰品几乎没有任何市场，那时是真正的“黄金时代”，一个一切向“金银”看齐的时代。“银饰很流行，能买个24K金的链子挂起，就更不得了。” 随后的缅甸之行却让周东丽又激动了起来。在盛产翡翠等玉石的缅甸，周东丽算是开了眼界。她至今还记得当时的震撼，“女人们把打磨得光滑又透亮的玛瑙翡翠戴在脖子上、耳朵上，挂在手上、脚上，只是一件简单的饰物，整个人就光彩了起来，太漂亮了。”周东丽在缅甸买下了一件饰品，12K金链串起的翡翠观音，这件饰品至今被她细心保存在家中。
从缅甸回来，周东丽被一些朋友开玩笑道：“你好开放！”而她只是像最普通的缅甸人一样，尝试在身上挂上翡翠饰品。没有工夫理会流言蜚语，她还沉浸在“求学”的兴奋中：宝石玉器完全可以与金银共存，甚至融合得更美，比如在翡翠上镶嵌黄金，或者简单地用一条银链子串起打磨好的玉饰。这个领悟在如今仿佛已经变成了“对啊，本来就应该这样”的简单理论，但在改革开放初期，不逊于一次创新。
考察回来不久，队里的宝石加工厂搬到了瑞丽。在瑞丽，在缅甸瓦城，周东丽在毛料工厂里“赌玉”。“5000块，1万块，这块石头我要了！”出价，然后把毛坯石头搬上大卡车运回工厂，“打开毛石的瞬间最令人激动，碎石块被一点点去掉，逐渐露出各种颜色形态不一的翡翠玉石，根据颜色、种、水便开始幻想它们最后能雕刻成什么题材的饰品。”
最初的玉石饰品其实是非常简单的，从种类来讲，人们还只能接受锁牌、手镯等常规饰品，玉石的形态也以十二生肖为主，鲜有创新。由于加工技术落后，工人们还不会雕更多的题材，而是拿着刀就直接在石头上雕刻。市场对玉石的需求不大，只对表面打磨抛光，而不去做更深的研究，玉石饰品工艺落后，因此这样的“初级工艺品”多半是以批发的形式被贱卖。一组名为“福禄寿喜”的由红色、黄色等4种颜色组成的玉石饰品，在当时售价1万元，在如今，可以卖到100万元。
单飞创业
90年代初的冒险
队里的宝石加工厂越发景气，周东丽也俨然再次成为了骨干。厂里在瑞丽的街上租了一个门面，出售银饰、宝石、翡翠和木雕。那个时候的商人很少有“品牌”意识，交易中竟多是以商铺门牌号互相称呼。“101号，进点翡翠。”“101号，有没有新的石头？”听着听着，周东丽越发别扭起来。“总要有个名字不是？”她看到了店里木雕上的飞天仙女图腾，瞬间就想出了“飞天”这个名字，与同事们一拍即合，这家名叫“飞天”的玉石批发店，成为了如今叱咤西南珠宝业的飞天珠宝的前身。
“出差”越发频繁，周东丽将装有玉石翡翠的包袋随身携带，从不离身。白天赶路，晚上也是在颠簸的汽车里度过，3天2夜的行程，没有一刻敢松懈下来。即使是“守店”的日子里，周东丽也是白天看货卖货，晚上就回家看专业书。外人看来，她早就做起了“珠宝”生意，但她仍然只是个靠基本工资生活的普通地质员工而已。
有技术，有资源，有经验，有政策，这般天时地利人和，谁能拒绝“单飞”的诱惑？而周东丽最后的犹豫在于那个“高级工程师梦”，以及在那个年代离职的压力。“离职，就等于不要工资，不要工龄，不要职称。”也就等于周东丽此前在大山里的18年工作被“一笔勾销”。父母是不支持的，风险实在太大。但在丈夫和几个共事伙伴的支持下，周东丽终是走出了创业的一步。
最初的飞天珠宝只有5个人，每天四处奔波推销商品，人均一个军用水壶，饿了就吃几个用面粉加糖做成的“面包”，从几个边陲重镇到昆明市，但凡与翡翠、宝石沾边的市场，周东丽都要亲自上门推销一番。一段时间后，她的产品开始销向了北京、广州。以翡翠制品为主，飞天的戒面、手镯、挂饰也逐渐打开了销路，即使是在之前市场并不发达的广州。1年时间，周东丽就还清了离职时向单位借货的10万元资金。她喜欢的石头，开始创造出巨大的经济效益。
“销路打开了，再搞游击战式的营销就跟不上发展了。”专业出身的周东丽首先确定了将翡翠作为公司的主打产品，进而将工作重点转向饰品的工艺研发上。那几年，去过多少次缅甸，拜过多少个老师，摘录了多少本笔记，熬了多少个夜，她竟已经不记得了。
“我这辈子注定是要与宝石打交道的。”时代使然，让周东丽曾经有着在地质行业做到专家、教授的大志，但时代更爱作弄人，它转身给了周东丽一个更难驾驭的位置，一个更广阔的市场，“我依然要做到这个行业的专家，领头人。”
创时代者
纠结于“芝麻”，心揣着天下
如果不是为了给儿子提供更好的学习环境，周东丽可能不会离开已经住惯了的云南。“但一想到自己小时候，走几公里上学的日子，就坚决了。”1997年，周东丽举家迁回成都，不但与退休的父母团圆，也将其一手创立的飞天珠宝带回了家乡。
已经快新千年了，宽松的T恤也早就变得修身，但饰品潮流却依然没有进化到“翡翠”时代。走过“黄金时代”，潮流进入了“宝石时代”，红蓝宝石饰物是20世纪末那几年成都女人最爱的饰品。“谁身上要没个大宝石耳环，都不好意思出门逛街。”
仁和春天、人民商场、太平洋百货、重庆金店，周东丽走遍了成都的各大百货和金店卖场，要为自己的翡翠争得一席容身之地。市场的反应像极了改革开放初期的那几年，“没有人认可翡翠。”周东丽称其遭遇了职业生涯里的最大一次失败和挑战：“没有人认可我的选择，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选错了路？”她当然没有死心，在经历了短暂的灰心后，即使热脸贴到冷屁股，她也坚持在成都的各大商场冒险开设了专柜。
不去操心搞营销打广告做宣传，周东丽反而对饰品的工艺、题材、质地、陈列操起了心。回成都的第一年里，周东丽都在纠结于她想象中最完美的陈列方式。“简陋的玻璃柜子，翡翠就那么‘睡’在里面，一点生气都没有，我要让它们立起来，‘活’起来！充满灵气、充满生命力。”找来四方形的木板，切成小块，在上面钉上钉子，嫌黑色钉子太粗糙就干脆涂成白色，然后将翡翠饰品挂上去。这个A计划不久就被周东丽升级到了B计划。将木板顶端挖个U型的口，然后将钉子做到木板背面，从背后扣住挂饰，更加美观。周东丽捣鼓开心了，“我想把我的宝贝们更美地展现出来，让更多的人认识了解翡翠。”
细节为王，周东丽已经具备了商人的经商意识。在商场广撒网后，她在送仙桥艺术城租下了门面，建立起其翡翠王国的首个阵地。这个阵地倒是先成了周东丽继续搞“陈列学问”的基地。先分清陈列主次，再找来竖立的木块，抑或直接将玻璃杯倒置，铺上一层布做成简易装置台，摆上翡翠，翡翠就立体了起来。学过制图的周东丽甚至亲自画了草图，再请设计公司做出模型，反复修改——周东丽的创意推出一个月，整个成都的珠宝玉器商便开始纷纷“借鉴”，同行们甚至开始抄袭她的创意。
对陈列架这样“芝麻绿豆大”的小事都如此痴迷，你可以想象此后周东丽对产品的要求有多么严苛了。搞技术出身的她首先定下了铁律：从工艺角度严格要求每件饰品必须具备翡翠饰品的种、水、色、品、工5个方面的条件，在此基础上，便任公司这群平均年龄20来岁的年轻团队们自由“折腾”。就像她折腾陈列架一样，周东丽不但给了团队最大的自由度，自己也不断思考出新的创意。“用金银、钻石镶嵌翡翠这是中西文化合璧的体现。为学生族设计天马行空的翡翠饰品可不可以？当然可以，这是个性化的体现。那么婚庆呢？让翡翠成为爱情的象征？别说不可能，这是时尚与传统的完美融合。”
从大众化到个性化，从时尚回归传统。周东丽早就完成了从“批发商”到品牌管理者的蜕变。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她甚至开创了成都的翡翠潮流文化。她看起来像个没有野心的商人，因为她实在太过低调——甚至在讲创业故事时，都不懂得自夸。但她绝非没有野心，“我在盖一栋楼，前十几年我扎实了地基，现在是时候继续往高处走。” 走出西南，周东丽将这个目标称之为自己的第二次创业。她摩挲着戴在手上的翡翠手镯，却又将记忆倒退回了在云南大山里的日子。“我当然没能做到地质勘探的技术骨干，但还好我一直用心在做喜欢的事情，并且，我终是做到了某些事情。”
记得曾经的付出和艰辛，但不需要用张扬来体现。在这一点上，周东丽和她熟悉并深爱的翡翠，有着如此契合的气质：含蓄、低调、隽永。
周东丽小讲堂
心不老，爱情就不老
周东丽和老公都是地质专业的学生，两人因“宝石”结缘，从20年前，一路走到今天。没有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教条”，两人始终在一种民主而轻松的氛围中恩爱相伴。今年情人节，周东丽甚至和老公手牵手去电影院看了场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这段小浪漫如今已经在公司内广泛传开，面对年轻员工表达出来的羡慕和惊讶，周东丽竟也害羞地笑了：“小插曲而已，呵呵。”
在20年执手相伴的爱情路上，属于周东丽和老公的小浪漫远远不止这一件。婚姻对于相爱的恋人而言，绝不是桎梏或约束，而是一种保护。只要一直相爱，心就永远停留在热恋的时候，爱情也就不会老去。
心不老，生命就不老
打羽毛球、打高尔夫球，这似乎是女老总们都喜欢的休闲运动，不奇怪。但是，一边守着电视看浮夸的选秀节目，一会儿又爱不释手地翻开专业的《国家地理》杂志，这样“雅俗共赏”，这样“浪费时间”的爱好，怕不是多少人习惯的了。
“思路很乱的时候，我就干脆停下来，放任自己去听些音乐，看会儿电视。闹够了，心静了，就继续工作。”而地质勘探队员的经历，让身在城市的周东丽，一直思念着大山大河。如今，她依然需要每年奔波于云南边陲四五次，亲自采集货物。她将这样的“公干”当作难得的重返大自然兜风的机会，每次都是自驾车来回。“在城市里累了的时候，就会不自觉回想起当年那些在大山里辛苦工作的日子。我习惯了城市，但也永远忘不了大山。”
住在钢筋森林，心在辽阔自然。保持心的年轻态，其实就是拥有适当放空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