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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代有“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两种文献注释模式。董仲舒所代表的“六经注我”模式采用名号论和辞指论方法，建构起阐发微言大义而重义理、偏重主观臆断而轻训诂的特点。郑玄所代表的“我注六经”模式，揭示经典文本蕴涵的“元意”，整合各家各派的“不齐”，实现文本的统一。该模式采用了随文释义、运用训释术语、揭示句意和传疑等方法，注释的内容有解释字词、句意、古代名物、典章制度、语法和修辞表达，文字简约，经注相贯，同书竹帛。两者都是以为现实政治服务为目的，影响中国思想界和学术界垂两千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