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陆正兰，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主要从事艺术学理论、诗词及性别文化研究。出版学术著作有《歌词学》、《世界好声音：英语歌曲24名家》，翻译著作《音乐符号》、《音乐-媒介-符号》。陆正兰老师所著的《歌曲与性别-中国当代流行音乐研究》一书，分内外篇，共十二章：分别从歌曲的文本性别和文化性别，阐述了当代歌曲中特殊的性别性。性别性是人为与意的区分，在流行歌曲文化中最为体现。且在中国当代文化版图上，流行歌曲是一个特殊的，既活跃又繁丰的性别文化场域。陆正兰老师认为，从流行歌曲性别意义特殊的生成和传播机制出发，其独有的性别性理论尤为重要。“流行”推动着歌曲的发展，也推动着人类的进步。
　　【关键词】性别性；流行歌曲；排行榜；自我矮化；中国风
　　本书研究对象是中国当代流行歌曲，作者通过选取有n个重大意义的音乐网站排行榜歌曲，作为其研究对象。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流行歌曲”作为一个音乐范畴进入研究者视野，随着对“流行歌曲”定义的展开，理论界和文化界对其关注程度与日俱增，特别是近二十年：中国流行歌曲在文化产业的覆盖力和影响力超过以往年代。相比之下，性别研究的成果很少，起因于性别研究进入歌曲视野较晚。当代流行歌曲的性别研究，大部分属于传媒学和社会学。由于歌词对一首歌曲的文化意义起决定性作用，因此出现了很多从当代歌词进入性别研究的论文。
　　内篇
　　“歌”是一种呼应交流的方式：情感呼应，是歌曲中最本质的结构特征。据研究调查发现，情歌在每个时代歌曲题材中都占据了多数。博古至今，均有多数诗词描述男女情爱。在《诗经》中，“风诗”占总书的52%，其中涉及性爱婚姻主题的歌均占“风诗”的80%，今日甘肃的“花儿会”、瑶族的“耍歌堂”也都是对歌传情。在任何歌曲中，“兴”是尤为重要的，作为整首歌的开篇之句，受到历代论学者的重视。朱熹在《诗经集传.关雎注》中就曾指出，“兴”的位置十分重要，只有确立兴句，才可前后呼应；若不在章首，绝不可称之为兴。“兴”是一种特殊的“呼”，分为五种关联方式，共两组：一组是不相关，包括语音兴呼、触物兴呼；另一组是相关，包括写景兴呼、比喻兴呼。唯独曲式兴呼介于两组之间，可有关联也可无关联。简单来讲，歌词文本结构呼应，是歌词内部之间的呼应关系；歌词文本内部性别结构，存在于词与词之间，句行与句行之间，段与段之间，构成一种由小到大的顺序递增结构，即呼应既是歌词的骨架，又是歌词的文本与识体。
　　歌词呼应音乐，包含性别呼唤。例如：进行曲等慷慨激昂的歌曲在很大程度上要求男性气质的音乐。而摇篮曲则会要求更多的女性气质。这种自然分工是不可避免的。由此可见，歌曲的类型，很自然的将歌曲分为男歌和女歌。
　　顾名思义，适合男性演唱的歌称为男歌。适合女性演唱，并意图让女性演唱的歌称为女歌。男歌分为显形男歌和隐形男歌。前者在歌题上就可判别出来。男女间歌，指的是男女对唱的歌曲，通过演唱进行一种性别操演。另外两种歌曲形式分别为跨性别歌和无性别歌。前者是一种男性和女性歌众可以互换性别进行传唱的歌曲形式，后者，在表面上则看不出性别，也可供任何人歌唱。由此看见，歌曲的文本性别性，复杂却十分重要。无论是哪种类型的歌曲，只要作为歌曲被演唱出来，均可令听众感受到歌曲发送者传递给接受者的情感。而歌曲中各种人称代词的含意也会因人称出现顺序而发生改变。歌曲具有“歌唱言说”的的表意方式，分为叙事和叙情，但两者结合为“言说”。在“言说主体”中，隐含言说者作为第一层主体，即隐含在文本中的拟人格形象，是作品价值观的拟人格体现，“讲述主体”是歌曲的第二层主体，该主体较为明显，是歌曲的言说者。第三个主体为行动主体，即故事和情感中的人物。
　　歌曲中的一则广告，一幅画都作为一个文本来表达意义，而文本本身具有社会性的身份。它是“个人声音”相对的“社会声音”。歌曲的交流在很大范围内是性别之间的交流，因此其身份构建过程非常复杂。同时，也是影响到歌众的理解与接受。这一点将在外篇展开来讲述。
　　外篇
　　歌曲的生产与传播共分为五个基本环节：歌词-音乐-表演-媒介-传唱。每个环节都有各自的主体，歌曲在主体中传播并以此将众多主体连接起来。在一首歌的文本创作中，分为曲词形式和歌词形式，由此构建了歌曲的文本符号形式特征，也含着歌曲文本的创作性别意图。它只是词作者给予所作歌词之间文本的身份，它不一定同作者的生理性别一致。
　　例如在一些特殊的情况下，作者会使用“性别面具”。在中国古代，词作者经过多样化处理可以使歌曲文本性别呈现各种细腻的变易，而当代流行文化的体制都使文本中性别角色更加定型化。歌曲众创造的文本有很多，这种文本作为一种有力的“形式”符码，除了本身的表达的意义之外，还表达对各类事件的评判。
　　陆正兰老师举例将中国与西方的流行歌曲进行了比较，发现在其性别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两学界相差很大差异。中国歌曲以抒情为主，叙事歌词很少，但这不等于没有广义的叙述性。只是其数量少，且与抒情混杂，难以发现。现如今，随着歌曲创作的多元化发展，叙述成分越来越显露。叙述分为人素，时素与地素，歌曲借三要素与表现对象建立关系，且叙述与抒情本身有一种性别差异。叙述是借用事件来曲折地表现，在表意程度上比较复杂。
　　在古代，女性缺乏言说权，被称为“美”的这种审美标准都是男性眼中的女性标准，但“女性”和“美”并不是两个互相包含的范畴。女性常会出现自我矮化现象，如在女歌中的自我物化，把自己比喻成男性占有并使用的器物；又如女性将个人塑造成男性关注的最大符号资本，也称主体自限。并且经过数千年传统性别文化的影响，导性女性节节退让，主体自我意识丧失。并且至今，女性依旧频频弱者情感，这也从反面证明了爱情在当今社会性别心理的严重变形。若不解决自我身份问题，女性将依然呈自我矮化现象。在当今社会复杂的语境中，性别关系的走向成为当代文化发展的重要问题。
　　在爱情歌曲中，“男歌”的情感焦虑比女歌多，女歌大多体现在付出没有回报的苦恼与怨恨，而男性则体现其无法遮掩的强烈占有欲。
　　流行歌曲的另一种特殊的体裁是摇滚音乐。自80年代开始出现摇滚歌曲，其文本是男歌；到了20世纪90年代，其开始出现阴柔化转向，男性气质也渐而消融成一般情歌。21世纪初，摇滚性别间歌开始出现，建立了超越情歌的摇滚文化范式。
　　现如今，流行起一般“中国风”文化，并且成功地投合了当今中国社会很多人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怀念。这一现象表面上只是娱乐行为，背后却折射出当今中国女性性别出色回归传统保守价值的隐秘心理。
　　了解了陆正兰老师所著的这本书，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性别”并非是一个不重要，不值得探讨的课题。人类对理想的性别关系的向往，只是对合理的性别伦理道德渴求的一种。在流行文化中，歌曲是传递人类内心，情感最直接，最灵敏的方式，也是人与社会交流，融合的重要渠道。而歌曲又与性别性息息相关。性别性最明显的，抑或最复杂的都是歌曲，这种最基本的情感表达，作为人类不断认识自我情感的镜子，对把握当代性别文化的发展极其重要。而流行歌曲是一种性别实践性最强的艺术，流行歌曲来自于大众，“大众”即“我们”；流行歌曲作为大众普遍认同的方式与歌曲类型，推动着人类的发展文明的过程。
　　作者简介：张明君，女，现为德州学院音乐表演系 2012级4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