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帝王的学习，一是自己读书，二是由下臣讲读经史，这后一种活动，我们称之为经筵。究其实质而言，经筵其实就是培养人君的道德操守、学术涵养以及治国理政能力而举办的定期学术讲座。这也是古代君主教育的主要形式之一。
　　 经筵的内容主要有兩个方面：一是“味道研经”，探究经书中的微言大义;二是“以古证今”，亦即以史为鉴，吸取统治经验教训。经是治国理政的心法，史是治法。康熙的一段话最有解释力，他说：“经者，虞夏商周治天下之大法也。《书传序》云：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盖道心为人心之主，而心法为治法之原。精一执中者，尧舜禹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者，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所以明此心之微妙也。帝王之家所必当讲读。”这段话道出了帝王之家讲读经史知识的原因。
　　 “经筵”一词最早见于唐代，于宋代形成完备制度，但皇帝的御前讲席早在汉代就已经出现。西周时期，专门负责帝王及储君教育的师、傅、保等官职开始被设置。据《周礼》记载，周代君主教育主要内容为六艺之教，即礼、乐、射、御、书、数。不过，随着中央集权的加强，地位尊崇的师、傅、保等官职逐渐被废止不用，也是极为自然的事情。
　　 自汉代儒家学说获得独尊的地位之后，儒经便成为君王研习的主要内容，设立御前讲席，延师入庭成为汉代帝王教育的主要方法之一。汉武帝时，儒生倪宽善治《尚书》，“见上，语经学。上说之，从问《尚书》一篇”。然而，汉武帝的诏儒学之士入内讲经之举有着很大的随意性，并未形成经常之制。甘露三年，汉宣帝于石渠诏诸儒讲《五经》同异，石渠讲经之后，诏群儒入禁庭讲论经学遂成为常制，后世视之为“经筵之始”。东汉建初四年，汉章帝仿效汉宣帝诏诸儒“会白虎观，讲五经同异”。
　　 虽然汉代尚未有“经筵”这个词，但经筵始于汉可以说是毋庸置疑的。其特点是，讲读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汉代官制中并未设置专司讲读的官职，两汉四百年间，御前讲经者众，但均是授以他职。不过，讲读官员的赏赐机制业已形成。赏赐包括授官及物质性赏赐。除此以外，讲经甚得上意的，还有机会入内教授太子。讲读之官讲经御前，虽是臣子，却兼得“帝师”之尊。儒家素将尊师作为传统，所以讲读官的地位颇为尊贵。西汉辅佐宣帝的大将军霍光曾有语：“人主师当为宰相”。后代讲读官虽也备受尊崇，但始终不及两汉。此外，汉代君主还倡导辩经及互相论难的学风，并亲自兼任儒学裁决者。石渠讲经中的汉宣帝及白虎观讲经中的汉章帝都是学术论难的裁决者。可以说汉代的经筵除了作为君主的学习课堂外，更成为学术论坛，变成学术讨论之所。
　　 李唐统一中国后，社会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阶段，帝王崇学之风复起。唐太宗继位不久即建立弘文馆，诏内学士轮番宿直以讨论经籍。开元三年，唐玄宗以“读书有所疑滞，无从质问”为由，诏儒臣入内侍读。开元十三年，唐玄宗改丽正书院为集贤殿书院，设集贤院侍讲学士、侍读直学士，经筵“于是有常职矣”。唐穆宗时，设置翰林侍讲学士、侍读学士。国家正式设立经筵官职，并有了所属机构。翰林侍讲学士待遇颇高，恩礼尤重。唐代设立经筵官的目的是“从容近对，延访大义”，这就决定了入选者必是“强记博识，待问而不匮，守道而无邪”，可以启迪圣意，对皇帝起到规劝、谏讽作用之人。经筵专门职官的出现是经筵制度化发展的重要标志，从此经筵制度逐渐向正规化、完善化进步，慢慢踏入成熟阶段。
　　 宋代重文抑武的统治方针为经筵制度的发展开辟了新的天地。北宋的皇帝均重视经筵。宋太祖在尚未统一全国之时，就常常召饱学之士入宫讲读。宋太宗“自开宝以后好读书，尝叹曰：宰相须用读书人”。不仅自己喜欢读书，还时常劝宰相等官员研读经史。更是数次赴国子监听讲，召儒臣入讲之举更是屡见不鲜，此外还正式任命吕文仲为侍讲。真宗设立翰林侍讲、侍读学士官职，将经筵制度推向制度化。其后的诸帝大多于继位初即开经筵，经筵讲学逐步成为其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北宋经筵制度无论在职官体系还是运作流程上与前代相比均有较大程度的完善。职官体系日趋制度化、规范化。北宋经筵构建了一套相对完备的职官体系，设置了翰林侍读学士、翰林侍讲学士、崇政殿说书等一系列讲读官职，并规定了其相应的班秩、俸禄、职掌，等等。虽屡有变更，但始终向着制度化、规范化的方向前进。经筵制度亦成为皇权制度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形成了较为严格的经筵运行机制。经筵的开讲时间、结束时间、讲读内容及方法、管理机构，甚至连教材的编写都有了较为明确的准则规范。
　　 与宋代相比，明清时期的经筵官地位呈明显下降趋势。整个明代，官员地位低下，被喜怒无常的皇帝杖责也是他们的家常便饭。这决定了明代经筵中的君臣关系无法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师生关系。在宋元时代士大夫一直倡导的“坐讲”，在明代几乎成为奢望。清代诸帝并不像明代皇帝那样荒唐任性，在经筵中，他们能够做到尊重讲官。尽管如此，清代的经筵官已绝非“师儒”的角色。清朝皇权极度高涨，皇帝确立的是“主奴”形式的君臣关系，士大夫的独立人格与尊严几乎被抹杀。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清代的经筵官已没有了宋代讲官的个性，他们甚至也不再追求所谓的师道尊严。
　　 经筵制度到了明清虽说渐趋成熟，但逐渐仪式化，在帝王教育中由主导地位沦为次要地位。比如，宋代开经筵很频繁。每月经筵开讲的具体时间，或双日讲读，甚至每日开讲。明代规定每月逢二开经筵。这样，每月只讲三次，寒暑还要免讲。而且，明代皇帝多为性情古怪之人，常常因沉迷宴乐或其他事务而临时停开经筵。清代规定的开经筵次数较明代更少，清代规定每岁春二月和秋八月各举经筵一次。即便是规定一年两次，很多时候都无法做到。
　　 明清以来不仅是在制度上还是在具体实施中，经筵次数较宋代大为减少。如此，其他的教学形式必然应运而生。日讲的出现就是对经筵的一个有效的补充。“日讲”，顾名思义，就是每日讲读的意思。明清以来，除日讲之外，还存在其他的帝王教学方式。明隆庆六年，出现了“午讲”仪。进呈讲义也是君主教育的一种方式。讲义进呈只是在非经筵时期作为皇帝学习的辅助形式偶尔出现。
　　 日讲、午讲、进呈讲义诸多教学形式在君主教育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势必排挤了经筵这种课堂形式。如果将明代的每月三次的经筵称为月讲，那么到了清代，经筵只能是皇帝每年就学的开学典礼了。经筵在君德成就中已很难发挥重要作用。这与宋代程颐“天下治乱系宰相，君德成就在经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