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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初，除了粮票与我国居民性命攸关之处，油票、肉票和布票也不可或缺。
植物油与粮食同日在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很多城镇1955年印发粮票的同时也印发了油票，起初面额有“半市斤”、“1市斤”、“l市两”、“4市两”几种。不久由于素油(植物油)稀缺，其面额便趋微小，“半两”、“5钱”、“l钱”等相继使用。灾害时期甚至出现了“5分5厘”(河南镇平县1965年印行)、“1钱6毫”(1966年河南辉县印行的社教专用油票、1965年安阳县印行的于部f临时油票)，计量竟如同金银一样细微。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肉票是1957年7月印行的。由于1956年秋批判“反冒进”，过早地实行农业合作化，给广大农村的饲养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会成都市，印发了“半市斤”、“1市斤”两种猪肉购买证。1958年大跃进之后，农业生产大滑坡，生猪数量锐减，肉食供应口趋紧张，1959年底，连昂贵的猪肉罐头也全部从货架上消失了。1960年，成都肉票面额减少到“2两”，山西太原肉票面额甚至减少到“1两”。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上海市每个居民每月凭票供应2.5两素油，2两猪肉(老秤1斤＝16两)。1961年8月以后，由于商业部门一度无法落实猪肉货源，只好停止供应，或以少量咸鱼代替猪肉。蔬菜也经常限量供应。
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供求关系紧张，9月份开始凭“布票”限量供应棉布。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比“全国通用粮票”的发行还早1年零两个月：
忘不了兄弟姐妹望着肉碗的馋眼
苏州市一位艺术家回忆：在铺天盖地的票证中，最珍贵的无疑是肉票。60年代初，他们才十几岁，每人每月发一张肉票，供应猪肉一两。学校养猪，劳动课就是打猪草、扫猪厩。一次学校宰了四头猪。教师们抓阄分肉，学生则以小组为单元，每个小、组一两，一起聚餐。
肉票是举家关注的东西，可母亲将肉票集中买了猪油，细水长流兑着吃，以弥补素油的不足。每月每人发一张油票，可领取一两菜油，菜里几乎不见油花。
要想吃肉，只有寄希望于过年。春节每家能从政座那儿倒过节的票证，如老家苏州发的“七票”，可买杏仁酥、麻酥糖、蛋黄花生、香瓜子、蜜糕、长生果、芝麻糖七款食品。一张肉票的供应量较平时翻了四倍：有半斤之多。此时，妈妈就会做拿手的“四喜肉”，越人叫“东坡肉”。为使儿女们不生争端，家中还规定“一人一碗，打翻勿管”。
至今记得妈妈颤悠悠地将一迭肉票递给卖肉师傅的亢奋神态，记得锅里溢出的醉人肉香，忘不了兄弟姐妹望着肉碗的灼灼馋眼。
“弥勒佛”——掌刀卖肉者的权威
70年代，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每人每月配给半斤肉票，而中小城镇的配给量少得可怜，于是副食店里卖肉的师傅，屠宰场杀猪的屠夫，成了受人巴结的人。
普通人饿得猴瘦，少数掌刀卖肉的却格外肥胖：他们有机会多占些便宜，连亲友故旧也能沾些光。不少回忆录和幽默杂文记述了这种现象。通常把掌刀卖肉的称为“弥勒佛”，他可决定一家人一个月肉食的数量和质量。
1973年有人写了一首讽刺诗：“当人猛增而猪陡减，你满脸红光下巴叠成三层，想捞些油水的都向你膜拜。即使是混毛的、淺膘的、灰涩的，提着一块走过街上也引来无数羡慕。就在这缺乏上面、私心上面、短视上面，建造起你渺小狂妄的权威。”
滴滴素油滴滴泪
在每户的粮油供应本上，素油额度不断下降。起初大中城市每人每月5两，不久，只给4两；中小城镇每人每月4两，“文革”时又宣布每人“节约”1两，减为3两。
作家张贤亮回忆说：“那时候知识分子干什么去了呢?农场每两个月才分配给我们每人一市两素油(16两为一市斤)，如果你是单身一人，用什么器皿来盛这比口水还少的素油，还要在60天中每天炒菜都能倒出一点?具有大智慧的我，很快找到了窍门：用眼药水瓶子!这样，每顿饭我都能滴出一滴。”
这不是滴滴素油，是滴滴辛酸泪。直到1993年，猪肉票、鸡蛋票、油票才跟粮票一起正式取消
全家一年布票够做一件衣服
布票定量标准各地有所不同。例如：北京市每人发放17尺3寸，够成人缝制—套蓝布制服加一双布鞋；天津市每人13尺；江西省每人11尺；北方冬季漫长又严寒的哈尔滨市每人24尺，可做—套棉衣；南方亚热带地区每人7尺4寸。布票按户发放，全家统筹使用，谁最需要缝制衣服就先给他做。有时需求量增大，亲戚朋友要互相调节。
布票上印有使用期限，通常为半年或1年。1960年严重灾害日搠，布票定量普遍减少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许多地区每年每人减为3尺左右。
凡是买沾棉带线的东西都要布票，买尼龙袜则要用工业券。1962年许多城镇每人每年才发两尺半布票，全家人—年的布票凑起来才够—个人做一件衣裳。棉花票每人每年1斤或半斤。购买化纤纺织品也需布票或“工业品购货券”。后来，化学纤维、合成纤维大发展，纺织品大幅度增长，造成棉布积压现象。1983年11月23日我国商业部登报公布，从12月起，棉布不再收布票。1984年，布票取消，老百姓不再为买布发愁。
北京大学生的优先配给权
北京市一位刘姓总工程师回忆：1963年秋，他18岁，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从江南来到首都。他的助学金除月15元伙食费外，只剩4元零花钱。他连一件御寒棉衣都没有，冬天有事要出门，只得暂借北方同学的棉衣穿。
后来发明了一种“人造棉”的化工产品，国家首先想到学子们，决定优先配给每位北京在校大学生—件衬衣的定量。为此，郑重地向每个人发了一张“购买人造棉证明”。
刘看着印有“一次有效，不得转让”的购布证，十分为难，因为没钱买。他将这张购布证珍藏起来。1968年参加工作后，他终于用8尺布票缝制了—件人造棉衬衣。
80年代的一天，年迈的母亲为他整理房间，从箱子里翻出一包大学时的旧衣物，全是补丁摞补丁，也翻出了那张未使用的购布证。
丢失票证意味着挨饿受冻
北京市东城区干部翁英回忆：1959到1961年的三年灾害时期，粮食定量一减再减，从30斤减到20斤。北京市每人每月的一张肉票，本来可供应1斤肉，后来减到2两肉。1961年过春节才特别供应半斤肉。
当时的票证比什么都珍贵，丢失了票证就意味着挨饿受冻。
添一件棉袄，得集中全家的布票。老伴在军队工作，旧军衣就成为家中有大男孩的亲友们的抢手货。
人们只要看见副食商店门前有人排队，就知道准是来了鱼或肉、蛋。
70年代初，分到一张小9时黑白电视机票，买回来后，一到晚上，电视机前就聚集了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观看。
在凭票购物的日子里，买的肉是冻肉，鱼是死鱼，没有挑选的余地。后来供应改善了，每月凭票最多也就头5两肉。逢年过节补助1两香油和2两粉丝，也是凭票凭本。
居民每人每月凭本供应糕点0.25公斤，收糕点票并加收0．15公斤的粮票。糕点票分汉民、回民两种。华侨特供“高级糕点票”，半年4两：此外每人每月供应听“饼干票”，中秋发放半斤“月饼票”：
1963～1965年间，商业部为了调动农民交售粮食及农副产品的积极性，拨出—部分“奖励布票”。奖励布票延续到1984年：当时许多农民都用自留地生产的一点粮食和鸡蛋换取城镇居民的布票。
农民养猪往往被收购，自己过春节都没有肉吃，因而积极性不高。后来政府为了鼓励农民养猪，各地供销社除了奖励饲料以外，还给交售生猪的农户发给少量的“奖售肉票”、“卖猪回肉票”、“返还肉票”等，但数量很少。
植物油与粮食同日在1953年实行“统购统销”，很多城镇1955年印发粮票的同时也印发了油票，起初面额有“半市斤”、“1市斤”、“l市两”、“4市两”几种。不久由于素油(植物油)稀缺，其面额便趋微小，“半两”、“5钱”、“l钱”等相继使用。灾害时期甚至出现了“5分5厘”(河南镇平县1965年印行)、“1钱6毫”(1966年河南辉县印行的社教专用油票、1965年安阳县印行的于部f临时油票)，计量竟如同金银一样细微。
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的肉票是1957年7月印行的。由于1956年秋批判“反冒进”，过早地实行农业合作化，给广大农村的饲养业带来负面影响，例如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省会成都市，印发了“半市斤”、“1市斤”两种猪肉购买证。1958年大跃进之后，农业生产大滑坡，生猪数量锐减，肉食供应口趋紧张，1959年底，连昂贵的猪肉罐头也全部从货架上消失了。1960年，成都肉票面额减少到“2两”，山西太原肉票面额甚至减少到“1两”。
三年自然灾害时期，上海市每个居民每月凭票供应2.5两素油，2两猪肉(老秤1斤＝16两)。1961年8月以后，由于商业部门一度无法落实猪肉货源，只好停止供应，或以少量咸鱼代替猪肉。蔬菜也经常限量供应。
1954年全国棉纱、棉布统购统销，供求关系紧张，9月份开始凭“布票”限量供应棉布。这是工业消费品的第一种票证，比“全国通用粮票”的发行还早1年零两个月：
忘不了兄弟姐妹望着肉碗的馋眼
苏州市一位艺术家回忆：在铺天盖地的票证中，最珍贵的无疑是肉票。60年代初，他们才十几岁，每人每月发一张肉票，供应猪肉一两。学校养猪，劳动课就是打猪草、扫猪厩。一次学校宰了四头猪。教师们抓阄分肉，学生则以小组为单元，每个小、组一两，一起聚餐。
肉票是举家关注的东西，可母亲将肉票集中买了猪油，细水长流兑着吃，以弥补素油的不足。每月每人发一张油票，可领取一两菜油，菜里几乎不见油花。
要想吃肉，只有寄希望于过年。春节每家能从政座那儿倒过节的票证，如老家苏州发的“七票”，可买杏仁酥、麻酥糖、蛋黄花生、香瓜子、蜜糕、长生果、芝麻糖七款食品。一张肉票的供应量较平时翻了四倍：有半斤之多。此时，妈妈就会做拿手的“四喜肉”，越人叫“东坡肉”。为使儿女们不生争端，家中还规定“一人一碗，打翻勿管”。
至今记得妈妈颤悠悠地将一迭肉票递给卖肉师傅的亢奋神态，记得锅里溢出的醉人肉香，忘不了兄弟姐妹望着肉碗的灼灼馋眼。
“弥勒佛”——掌刀卖肉者的权威
70年代，北京和上海等大城市每人每月配给半斤肉票，而中小城镇的配给量少得可怜，于是副食店里卖肉的师傅，屠宰场杀猪的屠夫，成了受人巴结的人。
普通人饿得猴瘦，少数掌刀卖肉的却格外肥胖：他们有机会多占些便宜，连亲友故旧也能沾些光。不少回忆录和幽默杂文记述了这种现象。通常把掌刀卖肉的称为“弥勒佛”，他可决定一家人一个月肉食的数量和质量。
1973年有人写了一首讽刺诗：“当人猛增而猪陡减，你满脸红光下巴叠成三层，想捞些油水的都向你膜拜。即使是混毛的、淺膘的、灰涩的，提着一块走过街上也引来无数羡慕。就在这缺乏上面、私心上面、短视上面，建造起你渺小狂妄的权威。”
滴滴素油滴滴泪
在每户的粮油供应本上，素油额度不断下降。起初大中城市每人每月5两，不久，只给4两；中小城镇每人每月4两，“文革”时又宣布每人“节约”1两，减为3两。
作家张贤亮回忆说：“那时候知识分子干什么去了呢?农场每两个月才分配给我们每人一市两素油(16两为一市斤)，如果你是单身一人，用什么器皿来盛这比口水还少的素油，还要在60天中每天炒菜都能倒出一点?具有大智慧的我，很快找到了窍门：用眼药水瓶子!这样，每顿饭我都能滴出一滴。”
这不是滴滴素油，是滴滴辛酸泪。直到1993年，猪肉票、鸡蛋票、油票才跟粮票一起正式取消
全家一年布票够做一件衣服
布票定量标准各地有所不同。例如：北京市每人发放17尺3寸，够成人缝制—套蓝布制服加一双布鞋；天津市每人13尺；江西省每人11尺；北方冬季漫长又严寒的哈尔滨市每人24尺，可做—套棉衣；南方亚热带地区每人7尺4寸。布票按户发放，全家统筹使用，谁最需要缝制衣服就先给他做。有时需求量增大，亲戚朋友要互相调节。
布票上印有使用期限，通常为半年或1年。1960年严重灾害日搠，布票定量普遍减少到原来的一半以下。许多地区每年每人减为3尺左右。
凡是买沾棉带线的东西都要布票，买尼龙袜则要用工业券。1962年许多城镇每人每年才发两尺半布票，全家人—年的布票凑起来才够—个人做一件衣裳。棉花票每人每年1斤或半斤。购买化纤纺织品也需布票或“工业品购货券”。后来，化学纤维、合成纤维大发展，纺织品大幅度增长，造成棉布积压现象。1983年11月23日我国商业部登报公布，从12月起，棉布不再收布票。1984年，布票取消，老百姓不再为买布发愁。
北京大学生的优先配给权
北京市一位刘姓总工程师回忆：1963年秋，他18岁，考上了北京化工学院，从江南来到首都。他的助学金除月15元伙食费外，只剩4元零花钱。他连一件御寒棉衣都没有，冬天有事要出门，只得暂借北方同学的棉衣穿。
后来发明了一种“人造棉”的化工产品，国家首先想到学子们，决定优先配给每位北京在校大学生—件衬衣的定量。为此，郑重地向每个人发了一张“购买人造棉证明”。
刘看着印有“一次有效，不得转让”的购布证，十分为难，因为没钱买。他将这张购布证珍藏起来。1968年参加工作后，他终于用8尺布票缝制了—件人造棉衬衣。
80年代的一天，年迈的母亲为他整理房间，从箱子里翻出一包大学时的旧衣物，全是补丁摞补丁，也翻出了那张未使用的购布证。
丢失票证意味着挨饿受冻
北京市东城区干部翁英回忆：1959到1961年的三年灾害时期，粮食定量一减再减，从30斤减到20斤。北京市每人每月的一张肉票，本来可供应1斤肉，后来减到2两肉。1961年过春节才特别供应半斤肉。
当时的票证比什么都珍贵，丢失了票证就意味着挨饿受冻。
添一件棉袄，得集中全家的布票。老伴在军队工作，旧军衣就成为家中有大男孩的亲友们的抢手货。
人们只要看见副食商店门前有人排队，就知道准是来了鱼或肉、蛋。
70年代初，分到一张小9时黑白电视机票，买回来后，一到晚上，电视机前就聚集了左邻右舍的孩子们观看。
在凭票购物的日子里，买的肉是冻肉，鱼是死鱼，没有挑选的余地。后来供应改善了，每月凭票最多也就头5两肉。逢年过节补助1两香油和2两粉丝，也是凭票凭本。
居民每人每月凭本供应糕点0.25公斤，收糕点票并加收0．15公斤的粮票。糕点票分汉民、回民两种。华侨特供“高级糕点票”，半年4两：此外每人每月供应听“饼干票”，中秋发放半斤“月饼票”：
1963～1965年间，商业部为了调动农民交售粮食及农副产品的积极性，拨出—部分“奖励布票”。奖励布票延续到1984年：当时许多农民都用自留地生产的一点粮食和鸡蛋换取城镇居民的布票。
农民养猪往往被收购，自己过春节都没有肉吃，因而积极性不高。后来政府为了鼓励农民养猪，各地供销社除了奖励饲料以外，还给交售生猪的农户发给少量的“奖售肉票”、“卖猪回肉票”、“返还肉票”等，但数量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