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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萧红和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优秀的女作家，她们都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精神之子，两人的经历相似，有着共同的逃亡之旅，这使她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边缘的人文立场，在对男权文化的反抗中成功地确立了女性的主体；她们以自己的艺术才华继承了和发扬了汉语的神奇魅力，是中国20世纪女性汉语写作的杰出代表。
关键词：萧红；张爱玲；文学；比较研究
萧红和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优秀的女作家。她们都经历了长期被人遗忘的过程，又都在新的时代里被重新发现，成为文学史上的神话。这是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家，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形式都截然不同。但是她们又都是个性鲜明的作家，其作品都是以自己特有的女性视角的方式探询和质疑了社会乃至人类文明，从而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成为了文学永恒的主题。
萧红出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这一年。张爱玲出生在1920年五四运动在前一年发生，中国共产党于第二年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国家的政治革命、民族存亡的危机与文化的震动，导致了时代的动荡，这些都造成了她们坎坷跋涉的人生之旅。她们都生长在具有维新倾向的家庭中，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她们都在少年时代，就萌生了以艺术为人生的目标。萧红小的时候喜欢绘画，成名之后还梦想着到法国去学画。张爱玲则从小被目为天才，幻想过从事各种艺术的职业，决心长大要像林语堂一样出风头。
她们的青年时代都和父权制的文化产生过激烈的对抗。萧红为了升学和父亲发生激烈的争吵，后来又不愿意像礼物一样被父亲用做政治联姻的工具而离家出走。张爱玲则是因为违背传统大家庭规矩过于亲近了母亲，以及要求留学的愿望，遭到父亲的毒打。她们都有被父亲囚禁的经历，萧红是在家庭的经济制裁之下，被迫重返故乡之后，被囚禁于伯父在阿城福昌号屯的祖宅里达十个月之久。张爱玲则是被父亲囚禁在家里的空房子中有半年左右，生病也得不到治疗。
正是由于她们的命运和经历，这两位才华卓著的女作家对男权文化的反叛和逃亡，直接体现在精神的流浪上，主要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反抗，以及对现代文明的虚伪采取不同程度的质疑。
萧红虽然置身于左翼文学的潮流之中，但她对于左翼阵营内部一些男性作家存在着的性别歧视，并不持赞同的姿态，特别是反对那种建立在狭隘的阶级论之上，忽略人性，忽略性别差异的文学观念。而张爱玲在创作伊始，就有意识地适应五四以后平民的思潮，她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以此把自己和靠遗产为生的遗老家庭区别出来，也和学成文武艺，卖予帝王家的封建士大夫文人区别出来，她到香港和美国之后，也没有参加任何政治党派。这种角色帮助她固守了一份女性的经验，并由此成功地抗拒了男权文化的精神扭曲。
萧红和张爱玲的一生没有出任过任何公职，完全靠写作为生。她们都和自己时代的主流话语保持了心理的距离，从边缘角度审视着历史、文明、社会、人生与人性，从中可以看到她们相近的人文立场。这种边缘的人文立场，使她们对男权意识占主流的现实文化的精神逃亡得以成功。
这样的人文立场，也使她们一定程度避免了政治的偏见，直接洞察民族和人类生存的基础——两性关系，对既有价值观念的怀疑与质询精神贯穿于她们的全部创作。萧红和张爱玲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伴随着文化变革的是残酷的战争。历史为她们提供了这样的机缘，使她们可以洞察在和平时期常常被人们忽视了的一些基本问题。尽管一个关注乡土，一个关注都市，但都保持了对于一些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态度，使她们有可能发现人类共同的一些问题。
她们都痛感到文明的荒凉。萧红首先是在社会学层面上，关注着民族生存中惨烈的阶级压迫。其中，生和死的问题一开始就是她表现的基本主题。萧红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经历了母亲的死，至爱的祖父的死，失去亲子的伤痛，这使她在一般左翼文学的主题中，熔铸了更多生殖与死亡的思考。她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题目就叫《王阿嫂之死》，讲述的是一个劳苦的孕妇佣工的故事。王阿嫂的丈夫被地主烧死之后，她独自带着一个养女生活，由于遭到毒打而早产，她死去之后的几分钟，新生的孩子也死去了。
其次，则是在大量自述性散文中，对于无爱的个人生活的回忆。尤为典型的是对于新型的知识阶层，萧红从女性的立场进行了嘲讽。从散文《三个无聊的人》到长篇小说《马伯乐》，都是她这一思想的延续。一直到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在她诗性的绵绵乡愁中，都深深地感叹着一种亘古的忧愁，生命的原始悲哀。
张爱玲一开始对于传统文化就抱着怀疑的态度。张爱玲痛言中国是一个缺少诚和爱情荒的国度。对于中国女性的生存，她更是备感悲哀。她说京剧《红鬃烈马》中的王宝钏，像一尾冻在冰箱里的鱼，生命中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至于她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中的遗老家庭，表现的骨肉相残更是触目惊心。对于现代文明，她则是中国最早的质疑者之一，一再地谈到中产阶级的荒凉。
她们都是反常识的作家，对于男权社会中的既定法则有着从本能到自觉的反叛。同时也寻求着精神的最终归宿，尝试着去确立女性的主体。在一个男权的社会，女人是无主体、无话语的，她们的文学活动无疑是勇敢的探索。
任何伟大的作家，其成就都要表现在对于民族语言的创造性贡献。萧红和张爱玲，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她们的创作穿越了各种思想的迷雾，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发挥了汉语自身的神奇魅力。
正是由于她们对于汉语的这种领悟和驾驭能力，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并由此增加了整个族群精神情感的凝聚力。同时也可以看出，她们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写作立场。这是她们能够不朽的根本原因，也是后继的摹仿者源源不断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刘川鄂.张爱玲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
[2]邵迎健.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肖舒馨（1994～），女，汉，湖南邵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隋晓昱（1994～），女，汉，辽宁盘锦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关键词：萧红；张爱玲；文学；比较研究
萧红和张爱玲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两个优秀的女作家。她们都经历了长期被人遗忘的过程，又都在新的时代里被重新发现，成为文学史上的神话。这是两个风格完全不同的作家，无论是思想还是艺术形式都截然不同。但是她们又都是个性鲜明的作家，其作品都是以自己特有的女性视角的方式探询和质疑了社会乃至人类文明，从而超越了自己的时代，成为了文学永恒的主题。
萧红出生在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在这一年。张爱玲出生在1920年五四运动在前一年发生，中国共产党于第二年成立。这是中国历史上的多事之秋，国家的政治革命、民族存亡的危机与文化的震动，导致了时代的动荡，这些都造成了她们坎坷跋涉的人生之旅。她们都生长在具有维新倾向的家庭中，以不同的方式受到了新思潮的影响。她们都在少年时代，就萌生了以艺术为人生的目标。萧红小的时候喜欢绘画，成名之后还梦想着到法国去学画。张爱玲则从小被目为天才，幻想过从事各种艺术的职业，决心长大要像林语堂一样出风头。
她们的青年时代都和父权制的文化产生过激烈的对抗。萧红为了升学和父亲发生激烈的争吵，后来又不愿意像礼物一样被父亲用做政治联姻的工具而离家出走。张爱玲则是因为违背传统大家庭规矩过于亲近了母亲，以及要求留学的愿望，遭到父亲的毒打。她们都有被父亲囚禁的经历，萧红是在家庭的经济制裁之下，被迫重返故乡之后，被囚禁于伯父在阿城福昌号屯的祖宅里达十个月之久。张爱玲则是被父亲囚禁在家里的空房子中有半年左右，生病也得不到治疗。
正是由于她们的命运和经历，这两位才华卓著的女作家对男权文化的反叛和逃亡，直接体现在精神的流浪上，主要是对传统文化价值的反抗，以及对现代文明的虚伪采取不同程度的质疑。
萧红虽然置身于左翼文学的潮流之中，但她对于左翼阵营内部一些男性作家存在着的性别歧视，并不持赞同的姿态，特别是反对那种建立在狭隘的阶级论之上，忽略人性，忽略性别差异的文学观念。而张爱玲在创作伊始，就有意识地适应五四以后平民的思潮，她宣称自己是一个自食其力的小市民，以此把自己和靠遗产为生的遗老家庭区别出来，也和学成文武艺，卖予帝王家的封建士大夫文人区别出来，她到香港和美国之后，也没有参加任何政治党派。这种角色帮助她固守了一份女性的经验，并由此成功地抗拒了男权文化的精神扭曲。
萧红和张爱玲的一生没有出任过任何公职，完全靠写作为生。她们都和自己时代的主流话语保持了心理的距离，从边缘角度审视着历史、文明、社会、人生与人性，从中可以看到她们相近的人文立场。这种边缘的人文立场，使她们对男权意识占主流的现实文化的精神逃亡得以成功。
这样的人文立场，也使她们一定程度避免了政治的偏见，直接洞察民族和人类生存的基础——两性关系，对既有价值观念的怀疑与质询精神贯穿于她们的全部创作。萧红和张爱玲都生活在一个社会动荡的时代，伴随着文化变革的是残酷的战争。历史为她们提供了这样的机缘，使她们可以洞察在和平时期常常被人们忽视了的一些基本问题。尽管一个关注乡土，一个关注都市，但都保持了对于一些传统价值观念的质疑态度，使她们有可能发现人类共同的一些问题。
她们都痛感到文明的荒凉。萧红首先是在社会学层面上，关注着民族生存中惨烈的阶级压迫。其中，生和死的问题一开始就是她表现的基本主题。萧红开始写作的时候，已经经历了母亲的死，至爱的祖父的死，失去亲子的伤痛，这使她在一般左翼文学的主题中，熔铸了更多生殖与死亡的思考。她发表的第一篇小说，题目就叫《王阿嫂之死》，讲述的是一个劳苦的孕妇佣工的故事。王阿嫂的丈夫被地主烧死之后，她独自带着一个养女生活，由于遭到毒打而早产，她死去之后的几分钟，新生的孩子也死去了。
其次，则是在大量自述性散文中，对于无爱的个人生活的回忆。尤为典型的是对于新型的知识阶层，萧红从女性的立场进行了嘲讽。从散文《三个无聊的人》到长篇小说《马伯乐》，都是她这一思想的延续。一直到接近生命终点的时候，在她诗性的绵绵乡愁中，都深深地感叹着一种亘古的忧愁，生命的原始悲哀。
张爱玲一开始对于传统文化就抱着怀疑的态度。张爱玲痛言中国是一个缺少诚和爱情荒的国度。对于中国女性的生存，她更是备感悲哀。她说京剧《红鬃烈马》中的王宝钏，像一尾冻在冰箱里的鱼，生命中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至于她的《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中的遗老家庭，表现的骨肉相残更是触目惊心。对于现代文明，她则是中国最早的质疑者之一，一再地谈到中产阶级的荒凉。
她们都是反常识的作家，对于男权社会中的既定法则有着从本能到自觉的反叛。同时也寻求着精神的最终归宿，尝试着去确立女性的主体。在一个男权的社会，女人是无主体、无话语的，她们的文学活动无疑是勇敢的探索。
任何伟大的作家，其成就都要表现在对于民族语言的创造性贡献。萧红和张爱玲，都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她们的创作穿越了各种思想的迷雾，植根于民族文化的深厚土壤，发挥了汉语自身的神奇魅力。
正是由于她们对于汉语的这种领悟和驾驭能力，丰富了文学的表现力，并由此增加了整个族群精神情感的凝聚力。同时也可以看出，她们以民族文化为本位的写作立场。这是她们能够不朽的根本原因，也是后继的摹仿者源源不断的根本原因。
参考文献：
[1]刘川鄂.张爱玲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4.
[2]邵迎健.传奇文学与流言人生[M].北京：三联出版社，1997.
作者简介：
肖舒馨（1994～），女，汉，湖南邵阳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
隋晓昱（1994～），女，汉，辽宁盘锦人，沈阳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