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文化是企业的灵魂和精神支柱，是企业科学发展的内在动力，也是企业长期生产、经营、建设、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管理思想、管理方式、管理理论、群体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思维方式和行为规范的总和。现代企业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企业文化的竞争，或者说是品牌文化的竞争。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03页）当今湖北人是楚人的后裔，脉管中流动着楚人的血液。楚地得中独厚，钟灵毓秀，自古就是文化昌盛之地。楚人之所以能创造出精彩绝绝、震古烁今的文化，其根本在于他们具有卓尔不群、薪火相传的精神。湖北企业文化建设，应继承和弘扬楚人 “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与“鸣将惊人”的创新精神，以独具特质的企业文化助推湖北企业长足发展。
　　关节点一：“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
　　楚民族是一个充满进取精神的民族。西周早期，楚国诞生之时，方圆一百里左右，是末等的诸侯国，地僻民贫，生计十分艰难，文化无足称道。面对如此困厄的局面，楚国军民上下凭着“筚路蓝缕”的精神，创榛辟莽，奋发图强，很快便冲出了逆境。西周中期与晚期之际，楚君熊渠实行远交近攻，挺进江汉平原，一度封三子为王。春秋早期，楚人北渡汉水，东出方成，拓土及于淮河上游。春秋中期，楚地已超过方圆一千里，楚人逐鹿中原，饮马黄河，问鼎周室。当时的楚国和晋国是旗鼓相当的两个强国，楚国的富庶远在晋国之上，楚国的文化不比晋国逊色。到了战国中期，楚地已达方圆五千里，成为东周第一大国。公元前323年，西方和东方各发生了一件石破惊天的大事：在西方是亚历山大大帝去世，他用武力拼凑起来的庞大帝国迅速瓦解；在东方是楚军在襄陵之战中大败魏军，楚国声威大震。在此后的一段时间，楚国就不仅是东方第一大国，而且是世界第一大国了。事在人为，楚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无疑是最强的动力。可以说，筚路蓝缕作为一种精神象征，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楚人奋发图强，开拓进取。
　　上世纪80年代初期，湖北企业勇立潮头，在体制改革中创造了多项“第一”。随着东南亚金融危机、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经济危机以及接踵而至的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巨大冲击，湖北企业发展逐步落后，呈现“广”而不“优”、“多”而不“强”的疲软状态，跃居行业龙头者寥寥。以与人们衣、食、住、行、玩、用密切相关的产业为例：过去30年，是中国经济增长最快的时期，也是明星企业爆发式成长的黄金期，服装业出现了雅戈尔，食品业出现了娃哈哈，居住业出现了万科，汽车业出现了上海大众，旅游业出现了九寨沟，电器业出现了海尔，这些品牌已深入人心。但是，湖北企业留给全国人民的记忆却相当模糊，即使“东风雪铁龙”这类的“品牌”，也只局限在“家门口”。
　　实践证明，保持一种进取的激情是促进企业长足发展的关键所在。湖北企业要成为业内翘楚，就应当继承和弘扬楚人“筚路蓝缕”的进取精神，建立内涵隽永、特色鲜明的湖北企业文化体系，塑造开拓进取的湖北企业文化形象，勇担重任，敢为人先，协同奋进，以敢创业、创大业的气魄，造成企业发展的大气候、大手笔，强筋壮骨，大胆跨越，实现湖北企业发展由数量增长型向质量提升型转变，由外延扩张型向内涵优化型转变，以优秀的企业文化引领企业迎难而上，奋力攀爬，做大做强。
　　关节点二：“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
　　楚民族是一个颇具开放精神的民族。楚人的先民生息在中原，与夏族、商族、周族都有密切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封闭的。楚国的君臣奉行“抚有蛮夷”、“以属诸夏”的路线，民族偏见相当淡薄，民族政策较为开明。楚国有不少名人出身于当时所谓的少数民族，或者是同少数民族沾亲带故。先说政治名人，楚国先后有四位“名相”：第一位斗谷於菟有大半少数民族血统，第二位孙叔敖算是正宗的楚人，第三位沈诸梁是越裔的楚人，第四位黄歇的祖先是夷裔的黄人。再说文化名人，也是族类纷繁：老聃是陈裔人，庄周和宋玉都是宋裔人，唐昧是周裔人，荀卿是赵裔人，算来只有屈原是正宗的楚人。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楚人乐于择善而从。楚人的文字，其实就是由商族创造、经周族发展的文字。北方的典籍，楚国几乎应有尽有。巴人和越人的民歌，都很受楚人的喜爱。扬越的冶炼技术，曾任铸造青铜器的技术，以及吴越铸造兵器的技术，都被楚人吸收了。鲁国的巧匠公输班即民间所谓“鲁班”，曾经被楚国请去改进军事器械。就连从南亚输入的“蜻蜒眼”玻璃珠，也被楚人仿制了不少。可以说，没有“抚夷属夏”的开放精神，就不会有楚文化了。
　　对于企业而言，开放是拓展企业发展平台和战略空间的基本途径。湖北独特的地理区位和特殊的商业功能，养成湖北企业善于接纳新事物的开放性格，形成“一本多元”的企业文化特征。上世纪80年代以来，湖北企业开放取得了一定成果，基本形成了开放的平台体系，利用外资、外国技术、外智的程度不断提高，开拓国际市场的本领不断增强，湖北也成为在中部地区开放程度较高的省份。但是，由于湖北地处内陆，受市场经济和国际化的冲击相对沿海地区来说来得慢一些，对外开放吸纳能力仍显不足，集成和应用国内外科技资源仍显不够，钢铁、汽车、水电、光电子信息、纺织、机械、医药、建材、粮食生产等支柱产业在生产技术水平、产品品种结构、单位产品物资消耗以及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益方面，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较大的差距，与国内先进水平也有一定距离。湖北企业要缩小以致消除这种距离，实现国内领先、国际一流，就必须认识到开放的重要性和长期性，继承和弘扬楚人海纳百川、兼收并蓄的开放精神，营造湖北开放型企业文化，引领企业加大对外开放的力度，扩大对外开放的领域，提升对外开放的层次和水平，充分发挥对外开放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湖北在国际市场上的份额提升不快，关键在于有竞争力和技术含量的自主知识品牌的产品不多。当前，国际产业转移已经进入产业链条转移时代，我国企业的开放也已经进入新的阶段。湖北企业要加速发展就不能闭门造车。市场从来都是刀光剑影硝烟弥漫，任何能够在这样的环境中脱颖而出的企业都有着不可小觑的核心优势。作为直接参与市场竞争的主体，湖北企业不仅要以容纳四海的开放精神走出去，还要虚心向周边省份、沿海省份、海内外企业学习，以兼容并包、吸纳融合的开放精神拿进来，积极引入国内外新的模式、新的技术、新的理念，引进优秀人才，通过引入变先进的生产要素为企业所用，通过引入提升企业实力和竞争力，真正做到眼观天下，面向四海，顺势借势而为，在国际舞台一显身手。 　　关节点三：“鸣将惊人”的创新精神
　　楚民族是一个极富创新精神的民族。楚人从来不拒绝模仿，可是也从来不满足于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对于其他民族的文化成果，他们总是始则仿造，继而改作，终于别创。用楚庄王的名言来说就是“不飞则已，飞将冲天；不鸣则已，鸣将惊人。”春秋早期以前，楚国的青铜器几乎全是周式器的仿制品，春秋中期以后，楚国的铜器就愈出愈奇，器形和纹饰都特色鲜明，因而自成一系了。漆器的发展历程与铜器相似，但转轨较迟。春秋中期以前，楚国的漆器还是比较稚拙的，器胎厚，纹饰粗。春秋晚期以后，由于工艺的革新、需求的增长和审美意向的变化，楚国的漆器生产突飞猛进，器胎薄了，纹饰细了，这还尚在其次；器胎的多样化和纹饰的多变性令人眼花缭乱，这才是楚式漆器得以专美约三百年之久的根本缘由。房屋，北方流行土筑，南方流行木构。楚人兼收并蓄，融会贯通，发明了层台累榭的营造法式。
　　相对传统经济，知识经济实现了从有形资产向无形资产的转变，从以物的要素为主向以人的要素为主的转变，从重视引进、模仿向强调创新、创造的转变。可以说，知识经济形态的重点就是创新、再创新。创新，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的一个显著标志，成为知识经济时代社会进步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全世界有很多人认为，中国是一个静态的经济体，一个只能提供低成本生产活动的国家。因此，我们提出“创新中国”。也有很多人认为，湖北是一个国家投资较多的省份，计划经济残留形成的守旧意识已经积淀成为地域文化的因子，如果不消除这些元素，各种制约企业发展的观念和意识可能不断复苏。因此，我们提出“创新湖北”。
　　对于企业个体而言，创新更是灵魂，是推动企业发展的不竭源泉。企业文化只有以创新为精髓，把创新的基因置入到员工当中去，才能引领企业在未来的发展中不断开辟新的天地。像松下电器、IBM、英特尔、柯达等百年企业之所以生存至今，原因就在于其创新精神长盛不衰。湖北要加快构建促进中部崛起的重要战略支点的步伐，湖北企业要走上发展的快车道，就应当继承和弘扬楚人博采众长、敢破敢立的创新精神，培养企业创新文化理念，营造尊重创新、激励创新、保护创新、勇于创新的文化氛围，尊重员工的首创精神，积极培养和引进创新人才，建立完善激励自主创新的人才评价和奖励制度，动员企业员工投身到自主创新的伟大事业中。
　　与中部其他省份相比，湖北更具有实现创新的优势和条件支撑。湖北现有高等院校85所，各类科研机构1158家，大学生、科教人员、两院院士人数和历年在国内外刊物发表的论文数、获奖科技成果、承担的国家级科技计划项目数均居全国前列。但在全省69万多户纳税人中，信息、计算机、软件业的户数只有6000余户，这与湖北科教大省的地位极不相称，说明湖北科技与经济的结合不够紧密，可开拓的领域和空间巨大。湖北企业应以创新文化为引领，充分发掘和利用我省创新资源优势，充分发挥科技的支撑引领作用，实现科技优势向经济优势、竞争优势转变，实现企业从单纯生产型向生产研发型转变，突破资源、环境瓶颈的制约，提高企业核心竞争力，使企业发展转入要素驱动与创新驱动并举的轨道，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的科学发展之路，真正实现由“湖北制造”向“湖北创造”的重大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