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东南亚区域一体化结出硕果之年，东盟要在年底宣布正式建成覆盖除东帝汶之外所有东南亚国家的东盟共同体。在此之后，传统的地理上的东南亚概念将进一步弱化。
　　东盟共同体以经济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安全共同体为三大支柱。东南亚国家能够超越政治制度、文化形态、发展水平的巨大差异组建共同体，是非常难得的成就，体现了相互尊重、协商一致的精神价值。可以想象，东盟共同体绝不是大家头脑里教科书式的、欧洲版本的共同体，而一定是属于东盟的共同体。
　　尽管内部仍然存在较多分歧和争议，但随着最终宣布建成共同体的时限日益临近，东盟内部看好这个共同体的声音在显著上升。应当看到，东盟共同体建设是以整个东亚地区的区域经济整合为基本背景的，既是东亚区域融合的牵引力量，也受益于东亚区域融合。最近几年，东亚地区的大国博弈非常剧烈，随之而来的是整体地区的结构变化和制度建设。结构变化就是过去美国及其盟国主导的地区安全架构建设和美国、日本主导的地区产业链，所以美国并不需要在东亚建立一个欧洲式的地区结构。由于中国崛起，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同盟体系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侵蚀和调整，但并非根本性的改变或者重建。
　　在地区经济层面，日本的GDP规模已被中国赶超，这对本地区的影响非常深远，可以说中国、日本与东盟的关系状况相比20年前肯定要发生巨大的变化，中国的参与导致地区经济结构更加综合稳定。而就地区经济合作机制而言，中日韩自贸区、美国主导的“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等多种安排在不同轨道上推进，还有中国倡导的亚太自贸区和“一带一路”倡议等。这些都对东盟继续在区域合作事务中发挥引领作用构成压力和挑战，促使东盟下决心加快一体化进程。
　　同时，东盟内部也在调整，主要表现形式是各国大选。今年最重要的是新加坡和缅甸大选。从现阶段看，这两场选举对东南亚政治的影响都是正面的，新加坡大选的结果要比预想的好。但其背后的国内政治问题并没有消除，比如新老换届和年轻一代的民主诉求，缅甸则面临民盟掌政后的执政能力问题等，有关不确定性今后会以不同形式得到反映。
　　东盟建成共同体后，将面临一系列挑战。首先是大国关系的调整。一般来说，如果大国关系在东亚或东南亚地区比较明晰，不管是对抗还是合作，东盟的作用都会相对下降。现在应该说大国关系是在朝相对比较明晰的方向发展，竞争因素明显上升，中美、中日之间都是这样，东盟作为一个地区中小国家组成的集团主动协调大国的空间显然比过去收窄了。
　　一般认为，东盟的一大成功之处在于巧妙地推行了大国平衡策略，但实际上东盟平衡大国的前提是先在东盟内部平衡各成员国与大国的关系。马来西亚现任首相纳吉布的父亲、前首相拉扎克曾提出，先把东盟成员国与各大国的关系冻结起来，然后形成共同利益和政策，这个共同利益必须高于每个成员国与传统大国的关系，这样东盟才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平衡大国。
　　此外还要进行利益的平衡。由于地区的结构性变化、制度性竞争，东盟习惯性地选择与美国保持政治安全关系、与中国深化经济关系，然而现在很难继续协调一致了。因为中国对地区事务的参与和介入日趋全面，东盟不可能再在对华关系中只选择经济事务。更重要的是，中国与东盟在地区安全机制构建理念方面也有很多重合之处，而且中国还明确支持协商一致的“东盟方式”。所以，如何区分中美利益、怎样平衡中美关系，是东盟处理对外关系面临的难题。
　　中国与东盟关系已进入新一轮调整期，启动了从“黄金十年”向“钻石十年”的进程，要落实“一带一路”、命运共同体建设与东盟共同体的对接。中国与东盟的区域、次区域合作在过去20年间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都有很大建树，事实上引领了东亚区域合作的潮流。今后应有胆识建立“中国-东盟共同体”，而不仅仅是东盟共同体的一个对外延伸。当然这需要我们在观念和战略上进行更新调整，但双方在经济上已经在这样做了，将其扩展到其他领域不是没有可能。应当充分发挥中国的优势，在结构和制度方面与东盟加强对本地区的构建努力，重点通过产业、能源、环境、行业的合作，突破贸易投资传统领域。
　　中国与东盟已经确定了在2020年双边贸易额突破1万亿美元的目标，但今年实际双边贸易增幅在下降，这与中国经济增速放缓有关，同时根据欧盟的经验，区域内贸易的创造和增长不会总是爆发式的，会遇到平台期。双方应通过双边、次区域、小多边、大多边等多种平台做出深化贸易和投资的努力。
　　另外一个建议是，可以与东盟在其主导的区域合作框架下讨论大国关系问题，把大国关系“地区化”，一方面服务于减少中国与其他大国摩擦冲突风险的目标，一方面把大家共同关心的地区问题引入大国关系，提高合作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