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骤然进入民国，一时间最难以适应的人群当属前清的大小官员。一方面，退位的小朝廷依然存在，且受到民国政府的优待；另一方面，清王室早已自顾不暇，这些官员不得不自谋生路。如此境遇下，他们是如何看待民国元年的？
1911年10月10日至1912年3月10日这150天，中国真正经历了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帝制进入共和时代。桑兵先生的著作《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以清朝遗老的日记为材料，解读政见各异、地位不一的人们在这场变革中的心态。本文为部分内容节选。
那桐
民初改元（1912年），曾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解职后又出任弼德院顾问大臣的那桐于旧历新正初一即表明：“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不久，弼德院撤销，那桐以病向总统辞去税务处督办之职，并且搬到天津德租界居住。
1912年7月11日，那桐中风偏瘫，行动不便，连日记也只能口述。他对民国政府平息满汉意见、保护旗人公私财产的政策颇为赞赏，对孙中山也尊称为先生，五族共进会以及皇族公宴孙中山，都是借那桐的京宅西院。赋闲的那桐生活平淡，除了看戏、应酬、吃饭外，间中偶尔回北京一趟。他在天津英租界的孟家庄建造房屋，并于1913年1月迁入新居。
或许由于那桐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与清王室的关系仅限于礼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不知其已于十余年前故去，还拟予以表彰，以正风气，以免前清亲贵被伪组织拖下水。
徐世昌
另一位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徐世昌，原是北洋集团的核心人物，又是袁世凯政权的重要推手。皇族内阁解散，他被解除协理大臣之职，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在清朝与袁世凯之间，徐世昌既要帮袁世凯的忙，又不愿公开失了对清朝的礼。壬子（1912年）新正（新年正月），他凌晨四点半就起床，“入直，蒙恩赏八宝荷包。召见，谢恩，又蒙面赏荷包，行贺年礼。趋诣皇极门外随皇上朝贺皇太后，又趋诣乾清宫朝贺皇上”。此后他每日照常入直，隔日侍毓庆宫，回寓后办或谈公事，看书、写字、会客、应酬，也常常会见袁世凯，与之深谈。至于所担任的新旧两朝各项事务，则逐渐辞去。
1912年10月，徐世昌回京转往河南汲县，在京期间曾与梁启超两度会晤。不过这时徐世昌并未脱离逊清王室，11月19日从河南回到北京，次日即再度陷入在袁政府与清王室之间周旋的境地，“慰廷约谈，留饭。午后归，小憩。访世博轩，久谈。到姜翰兄处，晤李仲先谈有顷。晚归，赵智庵来访久谈，八、十两弟待谈。连日说话多，心气困惫，夜不能寐。本月初七日奉旨会商裁併内务府各衙门办法，今日访博轩商酌一切。前月底博轩又为续假两个月。”徐世昌很少在日记中流露个人的情绪，这一次例外，恐怕不仅是因为说话太多那样简单。
11月29日，他到内务府筹备处，会议裁并各衙门事宜。新政权与旧朝廷两方面的人都来找，都要见，而且决非礼节性拜访，令徐世昌有些不堪其扰。12月11日，他离开北京前往青岛。此行是脱离是非之地，还是另有觊觎之心，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12月31日，“晚上供，先母卒忌。慈亲见背，忽忽已十六年矣。时事变迁，全家寄居海上，思念先慈，不胜悽恻。”民国元年除夕徐世昌所悲，大概也包括自己进退两難的处境。和多数遗老一样，他心中还有自己的盘算，需要等待时机。
荣庆
1912年新年伊始，荣庆仍然记为宣统四年。虽然国体变更，在他却一切依旧，仍然继续着前清的种种程式化生活。可是好景不长，民国初立，政局持续动荡，正月十二日（阳历为2月29日，下同），京津一带便发生兵变，连续两天夜里，城内四处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并且一度枪声到门，火光彻户，异常危险。元宵节的前一天，荣庆被迫举家到天津避难，并率先前往天津探路安排。十八日（3月6日），天阴，荣庆触景生情，赋诗感叹自己的遭遇：“海泗侨居蜃气蒸，连朝不见日东升。几回梦旧仍泡影，惟有随缘是上乘。卧病甘为无爪蟹，逢人不作付膻蝇。茫茫身世何从说，万感都灭感不胜。”昔日的繁华权势，只不过黄粱一梦。既然无力回天，惟有得过且过。
在天津，荣庆与相交最得的旧同僚严修有所往还，各处游览，还生平第一次看了电影。二月十二日（3月30日），请陆润庠由院行文开去差缺。并在津看房，拟久居。所住的英租界，在繁华的天津算是僻静之处。他日常除看些历朝诗词史书外，“出无车，使无仆”，耳目闭塞，深居简出。原来很少看报，如今只能从报纸上获取信息。所以他知道民国政府的变动，如唐绍仪川遁，陆征祥继任，孙中山到京等消息，可是他见报知徐世昌到津，却不得其处，“真无爪蟹如我，苦矣”。
无奈之中，荣庆也逐渐平和心态，苦中作乐。四月十三日（5月29日）移居楼寓，得诗一律：“但教容膝便能安，况上重楼更可观。新树低培如麦秀，层台平峙当山看。闲门客少经旬闭，虚牗风高镇日寒。最好小台宜远眺，连宵月朗总凭栏。”这样的随遇而安，不仅应对环境的窘迫，更隐含家国身世遭际的淡然。
心绪转移，使得荣庆看待世事景致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十一月十一日（12月19日），大雪弥漫，荣庆喜为丰年之兆，倚楼得句：“缤纷瑞雪兆丰年，多少楼台罨画中。入望都城银世界，梅花消息在墙东。”十二月十八日（1913年1月24日）和陈夔龙诗二首，各篇的后半阙谓：“一任风云变，翻教格律新。吾才嗟既竭，老矣灌园身。”自觉老朽，却承认日新。壬子除夕，荣庆在日记中写道：“毕竟今年胜去年也”，并于次年放弃宣统纪年，改书民国二年，算是对民国的接纳。
绍英
壬子元旦，署度支部大臣绍英照样朝服进内，先后在皇极门外和乾清门内行三跪九叩礼。可见若以阁僚论，他不在沈家本所说的同人之列。对于民国，绍英的态度相当复杂，“虽客腊廿五日奉诏旨宣布共和政体，臣民未免失望，然果能皇室之虚荣罔替，未始非国家如天之福。今袁项城已允勉尽临时总统之义务，其优待皇室条件，必能有加喜色，岂非大清帝国二百九十余年深仁厚泽之报耶？况共和政体办理能否妥协，各国能否承认，尚未可知，将来皇上典学深纯，国民思念旧主，友邦推举贤明，未始不可由共和复归帝政。是在天演物竞出于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逆料。惟祝国运亨通，苟全性命，获免瓜分，是诚五大族国民之幸福也。”是日在天津住院的慈亲获赠一盆绫制杏花，绍英赋诗记之，末句为“惟愿春风长拥护，年年万紫映千红。”其意当不仅写景而已。
进入民国，绍英本想辞职，友人劝以不可着迹，当缓为引退，于是暂缓进署。正月十二日（2月29日）夜，曹锟第三镇兵变，绍英家遭到抢掠，损失甚重。绍英率同家人逃至东邻暂避，幸人口平安。次日即移居医院暂住，并陆续迁往天津。不料天津也发生兵变。廿五日（3月13日），谕旨补授绍英总管内务府大臣。“敬闻恩旨，感悚交深，惟有勤慎供职，清洁自持，以期仰答天恩于万一”。廿七日（3月15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绍英开去度支部首领，委任周自齐暂行管理度支部首领事务，陆宗舆暂行管理度支部副首领事务。”绍英闻讯，“窃自上年九月廿六日署度支部大臣，已四阅月，库款支绌，困难已达极点。今幸开去，如释重负。第自年前十二月廿四日请假后，即未到署，实署任三月”。自此，绍英脱离民国政府，专心办理逊清皇室内务府事务。
阳历12月31日，绍英的日记本刚好写满，“此本应查之事甚多，应妥存备查为要。”从1913年元旦起，绍英的日记改为阴阳合历。
（《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桑兵/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
1911年10月10日至1912年3月10日这150天，中国真正经历了两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从帝制进入共和时代。桑兵先生的著作《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以清朝遗老的日记为材料，解读政见各异、地位不一的人们在这场变革中的心态。本文为部分内容节选。
那桐
民初改元（1912年），曾任皇族内阁协理大臣、解职后又出任弼德院顾问大臣的那桐于旧历新正初一即表明：“此后遵照临时大总统袁通告，改书阳历。”不久，弼德院撤销，那桐以病向总统辞去税务处督办之职，并且搬到天津德租界居住。
1912年7月11日，那桐中风偏瘫，行动不便，连日记也只能口述。他对民国政府平息满汉意见、保护旗人公私财产的政策颇为赞赏，对孙中山也尊称为先生，五族共进会以及皇族公宴孙中山，都是借那桐的京宅西院。赋闲的那桐生活平淡，除了看戏、应酬、吃饭外，间中偶尔回北京一趟。他在天津英租界的孟家庄建造房屋，并于1913年1月迁入新居。
或许由于那桐很少参与政治活动，与清王室的关系仅限于礼仪，抗战期间，国民政府不知其已于十余年前故去，还拟予以表彰，以正风气，以免前清亲贵被伪组织拖下水。
徐世昌
另一位皇族内阁的协理大臣徐世昌，原是北洋集团的核心人物，又是袁世凯政权的重要推手。皇族内阁解散，他被解除协理大臣之职，改任军谘大臣，加太保衔。在清朝与袁世凯之间，徐世昌既要帮袁世凯的忙，又不愿公开失了对清朝的礼。壬子（1912年）新正（新年正月），他凌晨四点半就起床，“入直，蒙恩赏八宝荷包。召见，谢恩，又蒙面赏荷包，行贺年礼。趋诣皇极门外随皇上朝贺皇太后，又趋诣乾清宫朝贺皇上”。此后他每日照常入直，隔日侍毓庆宫，回寓后办或谈公事，看书、写字、会客、应酬，也常常会见袁世凯，与之深谈。至于所担任的新旧两朝各项事务，则逐渐辞去。
1912年10月，徐世昌回京转往河南汲县，在京期间曾与梁启超两度会晤。不过这时徐世昌并未脱离逊清王室，11月19日从河南回到北京，次日即再度陷入在袁政府与清王室之间周旋的境地，“慰廷约谈，留饭。午后归，小憩。访世博轩，久谈。到姜翰兄处，晤李仲先谈有顷。晚归，赵智庵来访久谈，八、十两弟待谈。连日说话多，心气困惫，夜不能寐。本月初七日奉旨会商裁併内务府各衙门办法，今日访博轩商酌一切。前月底博轩又为续假两个月。”徐世昌很少在日记中流露个人的情绪，这一次例外，恐怕不仅是因为说话太多那样简单。
11月29日，他到内务府筹备处，会议裁并各衙门事宜。新政权与旧朝廷两方面的人都来找，都要见，而且决非礼节性拜访，令徐世昌有些不堪其扰。12月11日，他离开北京前往青岛。此行是脱离是非之地，还是另有觊觎之心，只有当事人自己心里清楚。12月31日，“晚上供，先母卒忌。慈亲见背，忽忽已十六年矣。时事变迁，全家寄居海上，思念先慈，不胜悽恻。”民国元年除夕徐世昌所悲，大概也包括自己进退两難的处境。和多数遗老一样，他心中还有自己的盘算，需要等待时机。
荣庆
1912年新年伊始，荣庆仍然记为宣统四年。虽然国体变更，在他却一切依旧，仍然继续着前清的种种程式化生活。可是好景不长，民国初立，政局持续动荡，正月十二日（阳历为2月29日，下同），京津一带便发生兵变，连续两天夜里，城内四处枪声大作，火光冲天，并且一度枪声到门，火光彻户，异常危险。元宵节的前一天，荣庆被迫举家到天津避难，并率先前往天津探路安排。十八日（3月6日），天阴，荣庆触景生情，赋诗感叹自己的遭遇：“海泗侨居蜃气蒸，连朝不见日东升。几回梦旧仍泡影，惟有随缘是上乘。卧病甘为无爪蟹，逢人不作付膻蝇。茫茫身世何从说，万感都灭感不胜。”昔日的繁华权势，只不过黄粱一梦。既然无力回天，惟有得过且过。
在天津，荣庆与相交最得的旧同僚严修有所往还，各处游览，还生平第一次看了电影。二月十二日（3月30日），请陆润庠由院行文开去差缺。并在津看房，拟久居。所住的英租界，在繁华的天津算是僻静之处。他日常除看些历朝诗词史书外，“出无车，使无仆”，耳目闭塞，深居简出。原来很少看报，如今只能从报纸上获取信息。所以他知道民国政府的变动，如唐绍仪川遁，陆征祥继任，孙中山到京等消息，可是他见报知徐世昌到津，却不得其处，“真无爪蟹如我，苦矣”。
无奈之中，荣庆也逐渐平和心态，苦中作乐。四月十三日（5月29日）移居楼寓，得诗一律：“但教容膝便能安，况上重楼更可观。新树低培如麦秀，层台平峙当山看。闲门客少经旬闭，虚牗风高镇日寒。最好小台宜远眺，连宵月朗总凭栏。”这样的随遇而安，不仅应对环境的窘迫，更隐含家国身世遭际的淡然。
心绪转移，使得荣庆看待世事景致的态度发生微妙变化。十一月十一日（12月19日），大雪弥漫，荣庆喜为丰年之兆，倚楼得句：“缤纷瑞雪兆丰年，多少楼台罨画中。入望都城银世界，梅花消息在墙东。”十二月十八日（1913年1月24日）和陈夔龙诗二首，各篇的后半阙谓：“一任风云变，翻教格律新。吾才嗟既竭，老矣灌园身。”自觉老朽，却承认日新。壬子除夕，荣庆在日记中写道：“毕竟今年胜去年也”，并于次年放弃宣统纪年，改书民国二年，算是对民国的接纳。
绍英
壬子元旦，署度支部大臣绍英照样朝服进内，先后在皇极门外和乾清门内行三跪九叩礼。可见若以阁僚论，他不在沈家本所说的同人之列。对于民国，绍英的态度相当复杂，“虽客腊廿五日奉诏旨宣布共和政体，臣民未免失望，然果能皇室之虚荣罔替，未始非国家如天之福。今袁项城已允勉尽临时总统之义务，其优待皇室条件，必能有加喜色，岂非大清帝国二百九十余年深仁厚泽之报耶？况共和政体办理能否妥协，各国能否承认，尚未可知，将来皇上典学深纯，国民思念旧主，友邦推举贤明，未始不可由共和复归帝政。是在天演物竞出于天理之自然，非人力所能逆料。惟祝国运亨通，苟全性命，获免瓜分，是诚五大族国民之幸福也。”是日在天津住院的慈亲获赠一盆绫制杏花，绍英赋诗记之，末句为“惟愿春风长拥护，年年万紫映千红。”其意当不仅写景而已。
进入民国，绍英本想辞职，友人劝以不可着迹，当缓为引退，于是暂缓进署。正月十二日（2月29日）夜，曹锟第三镇兵变，绍英家遭到抢掠，损失甚重。绍英率同家人逃至东邻暂避，幸人口平安。次日即移居医院暂住，并陆续迁往天津。不料天津也发生兵变。廿五日（3月13日），谕旨补授绍英总管内务府大臣。“敬闻恩旨，感悚交深，惟有勤慎供职，清洁自持，以期仰答天恩于万一”。廿七日（3月15日），袁世凯发布大总统令：“绍英开去度支部首领，委任周自齐暂行管理度支部首领事务，陆宗舆暂行管理度支部副首领事务。”绍英闻讯，“窃自上年九月廿六日署度支部大臣，已四阅月，库款支绌，困难已达极点。今幸开去，如释重负。第自年前十二月廿四日请假后，即未到署，实署任三月”。自此，绍英脱离民国政府，专心办理逊清皇室内务府事务。
阳历12月31日，绍英的日记本刚好写满，“此本应查之事甚多，应妥存备查为要。”从1913年元旦起，绍英的日记改为阴阳合历。
（《走进共和：日记所见政权更替时期亲历者的心路历程（1911-1912）》桑兵/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