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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辜鸿铭《论语》英译对经典英译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对经典的“误读”实现的。辜鸿铭对儒经中关键概念意象的误读，使千百年来横亘在中西世界中的鸿沟悄然贯通，调和中西价值观；译文中所蕴含的价值，成为西方读者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态度。辜鸿铭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落传统经注的窠臼，转而将中西哲学融会贯通，用西方的思维“包装”经典，受到彼时西方读者的欢迎。本文从辜译《论语》出发探讨跨文化传播的概念及分析视角，为中国文化走出去提供更具普泛意义的参考模式。
关键词： 辜鸿铭 《论语》英译 跨文化传播
一、辜鸿铭其人
提及辜鸿铭，难免让人想到一系列形象——
语言天才、封建顽固派、拖长辫持复辟论者，譬如在晚清西学译介大潮中，辜鸿铭采取了迥异于其他译者的译介选择，用儒经翻译让西方读者“重新反省他们看待中国人的老眼光”，以期救亡图存……如此看来，辜鸿铭可谓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但作为十九世纪六位英译《论语》译者中唯一的中国人，同时也是第一位主动归化其译本适应目的语读者的华人译者，辜鸿铭坚守着“以儒家救世界”的信念，成为《论语》英译研究中一座绕不开的高峰。
朱维铮认为辜鸿铭是近代中国学者中，贯通东西而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一人[1]。辜鸿铭（1857—1928）祖籍福建同安，出生在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自幼聪明伶俐，深得家人及当地橡胶园主布朗夫妇的喜爱。十岁左右随义父英商福布斯·布朗（Forbes Scott Brown）到英国留学，成为我国海外留学的先行者。学成归国后，辜鸿铭用毕生大部分精力致力于儒家经典英译或撰文批判现代西方文明。可见文化身份构成中的离散因子影响并构成了其民族意识的独特表述。从政治观出发，辜鸿铭可谓是一位积极强调文化身份、维护文化特色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就跨文化交流而言，作为五四前中国英译儒家经典第一人，其着眼于东西文化综合，致力于以儒家经典普世价值传播，是一位对西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东方文化哲人”。由此可见，辜鸿铭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美名与骂名兼收的异数。
二、辜译《论语》的文化突围
辜鸿铭的儒经英译，对经典英译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对经典的“误读”实现的。辜鸿铭对儒经中关键概念意象的误读，使千百年来横亘在中西世界中的鸿沟悄然贯通，调和中西价值观；译文中所蕴含的价值，成为西方读者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态度。在北大任教期间“儒家救世”的虔诚信仰者辜鸿铭与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辜鸿铭之间的关系引起了笔者的兴趣。1914年起，辜鸿铭在北京大学陆续讲授西洋文学，面对讲授西方语言而引来的非议，辜鸿铭认为此举是“学好了英文，好去教育那些西方的蛮夷”[2]，但他又被国人视为“顽固的保守者”。这之间的矛盾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与必要。解读辜鸿铭的儒经译本，无法回避一些最基本的疑问。譬如，辜鸿铭的儒家经典译本中随处可见西方习俗与中国习俗并置与对比——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以西洋哲书解释古书”[3]——与辜鸿铭的“儒家救世”思想是如何调适的？这种调适背后隐含了辜鸿铭怎样的翻译意图与目的？
十九世纪前中国文化被西方世界视为优越于本民族的文化，西方世界将中国描述为一种“神话”，而非感知的形象。在他们眼中中国具有西方世界所缺乏的自由、道德、理性，是一个品德高尚、文明繁荣的民族。这种描述充斥着欧洲，造就了西方世界的“中国热”。进入十九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成功、资本主义制度的崛起，以及海上霸权的确立，西方列强眼中“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作为一个日渐衰落、腐败的封建国家被西方视为负面与低下的异国，对她抱有一种“憎恶”甚至仇恨之情，而这种情绪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对本土文化确立与肯定的积极因素。中国作为一个道德败坏需要拯救、需要教化的未开化民族成为西方的对立面。十九世纪末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战败的一系列屈辱后掀起国内开启民智的高潮，先驱者意图通过翻译“开眼看世界”向西方找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从翻译动机来看，同为救亡图存，辜鸿铭弃西方先进技术、信息译介潮流转而投向对中国传统经典英译，推出与彼时政治文化语境颇为“格格不入”的译本。而在翻译策略选择上，辜氏并未严格按照严复所提“信、达、雅”标准进行文化输出，而是根据自身的西方知识积累及欧洲文化背景、具体语境及读者文化心态，采取意译、文化价值置换等方式翻译。其在英译《论语》副标题中即声明该译本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注释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翻译作为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译者应努力做到所译信息不变，但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通过翻译进行文化态度的表达无疑需要考虑强势西方文化读者的思维方式及文化认同心理。1898年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作为孔子言论的记录，“这本书给中国人一般英国人可以理解的知识和道德装备”，带着对中国经典的强烈信心，辜鸿铭选择了英译此书；再则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孔子的言论经由西方作家之语比照诠释，证明中西文化的共通与平等[4]。
《论语·子罕》篇中孔子面对“畏于匡”的险境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为：“如果天要让文化遗产断绝，我就无法得以接触礼乐之道，如果天无意消灭这些文化遗产，那我就要担负起这一天命，匡人又能奈我何？”[5]由此我们可体察到孔子所持有的天命所归的担当，面对生死困境依然从容不迫的精神。在英译此语时辜鸿铭对“天”、“文”传统意象进行了具象化的改造。首先在辜译本中“天”被传达为“上帝”（God）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至高无上的道德、义理之万物主宰。“文”在朱熹看来为“道之显者，礼乐制度之谓”的传统中国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但辜氏却将其引申为包括基督教、儒家等各种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all civilization）。此外，辜在其譯本扉页印上来自此语的“兹在文斯”明显表达其要以儒家救世的理念和承续民族文明的宏大理想。有这样的情怀，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往中，面对“醉心西化”的文化危机，辜鸿铭选择儒经英译坚守自身文化主体地位，以文化汇通和互动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 为获得文化对话中的有利位置，最大限度地扩大文化辐射力，在英译《论语》过程中，辜鸿铭首先力求避免过于强调自身文化差异而导致文化间跨界交际的失败，与此同时通过西方哲人的思想或话语辜鸿铭在他文明中为己身定位，译本中留下了译者鲜明的个人印记。辜氏译本中共八十五处注释，主要可分为：儒家概念词、专有名词（人名、国名）和文化典故阐释三类。其中四十三处是以儒学为本，西哲思想为用的“以西释儒”注释，译注通过加入异族文化元素，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作用和精神价值。正如乐黛云指出，一种文化绝非能以自身文明和历史为固定框架为其他文化所接受和利用，唯有启发对方思想发展、激发对方的兴趣，被对方所理解，能为对方做出有益的贡献，并成为对方发展自身文化的有益补充，方能被对方自觉地接纳、吸收，并达到揭示自身精神文明的诉求。作为处于近代欧洲科学、艺术和商业文明圈之外的中国历史早已成为西方眼中的妖魔化他者代名词，要英语读者在中西文化鸿沟面前进行跨文化想象可谓难于登天，而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现代文明是一种弱势文化，要在异域开花结果必定要与本土文化进行嫁接。辜鸿铭苦心孤诣地建构了英语读者熟悉的文化参照系，将《论语》视为中国“义理并重”良民宗教的典范文本，以帮助读者重构意象，跨越文化差异的天堑。
参照系建立好后，辜鸿铭便能游刃有余地在《论语》注释中一显传播甚至夸耀中国文明的身手。辜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邦有道、庶民不议”注下，大张旗鼓地表明西方的民主政体和中国古代的寡头政体都不是好的统治模式，而孔子所谓的“大畏民志”里才包含了“真正的现代民主的原则”以挽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在“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注下，辜氏更是用心良苦地指出：“照歌德的意思，人类将朝着越来越人道的方向‘迈进’，也就是大家谈的‘进步’，以此观之，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在两千年以前，似乎已经取得了文明的真正进步。”
作为辨明个人身份的重要语言标记，提莫志克认为命名居于文化形成的中心位置牵涉翻译过程的语音、语义及符号学等方方面面。在翻译人名的过程中，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辜鸿铭选择省略大部分人名英译，仅翻译颜回—Yen Hui、子路—Chung Yu两位之名，其余统统以“孔子的门徒”（a disciple of Confucius）一词指代。辜鸿铭在《论语》英译本中就通过引用大量的基督教元素及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话证明儒家的普适性及拯救世界的可能，而不是任由西方传教士、汉学家从他们自身的文化、生活经验出发建构或扭曲中国形象。虽然此举有抹杀本族文化身份之嫌，但在十九世纪这个充斥着对中国的蔑视与嘲笑的时代背景中，在西方人眼中或想象中这个虚伪、愚昧、麻木不仁、停滞不前的民族如何使西方人首先认可中国的儒家思想并纠正其对中国的偏见，而不是将中国作为一个供建构的他者完成西方世界的自我身份认同，这才是文化身份建构的意义。若一味强调西方人需尊重文化的独特性及差别，推崇“原汁原味”的翻译，只会造成中西文化間更大的理解障碍，使西方读者将其译本丢入故纸堆中，并给中国形象进一步增添令人生厌的色彩。
三、意义
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从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一语的两个面向阐释了翻译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从心所欲”，即通过文化转换或移植介绍外国读者认识中国传统经典；“不逾矩”则意在缔结不同文化“姻缘”过程中坚持自身的文化身份、文化特色及意识[6]。可见，辜鸿铭希望其翻译作为“中间人”或“引导员”能起“良媒”之用。为寻求文化认同，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写道：“愿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阅读该译本后会反思对中国人的固有成见，去掉偏见的同时转变对我族无论是个人观点，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4]
辜鸿铭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落传统经注的窠臼，转而将中西哲学融会贯通，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包装”经典，受到彼时西方读者的欢迎。在新译本迭出、“中国文化送出去”呼声渐高的今天，我们不应忘记季羡林说过的“回忆和怀旧能净化人的灵魂”，更不应遗忘那如火岁月下辜鸿铭的译本。
参考文献：
[1]朱维铮.辜鸿铭生平及其它非考证[J].读书，1994（4）：23-32，31.
[2]张意忠，编著.民国记忆：教授在当年[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9.
[3]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95.
[4]Ku Hungming. The Discourse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M]. Shanghai： Kelly and Welsh Limited，1898：viii.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88.
[6]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0.
基金项目：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立项课题（GZGZ5414-44）阶段性成果。
关键词： 辜鸿铭 《论语》英译 跨文化传播
一、辜鸿铭其人
提及辜鸿铭，难免让人想到一系列形象——
语言天才、封建顽固派、拖长辫持复辟论者，譬如在晚清西学译介大潮中，辜鸿铭采取了迥异于其他译者的译介选择，用儒经翻译让西方读者“重新反省他们看待中国人的老眼光”，以期救亡图存……如此看来，辜鸿铭可谓一位备受争议的人物。但作为十九世纪六位英译《论语》译者中唯一的中国人，同时也是第一位主动归化其译本适应目的语读者的华人译者，辜鸿铭坚守着“以儒家救世界”的信念，成为《论语》英译研究中一座绕不开的高峰。
朱维铮认为辜鸿铭是近代中国学者中，贯通东西而坚持文化保守主义的第一人[1]。辜鸿铭（1857—1928）祖籍福建同安，出生在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的一个华侨世家，自幼聪明伶俐，深得家人及当地橡胶园主布朗夫妇的喜爱。十岁左右随义父英商福布斯·布朗（Forbes Scott Brown）到英国留学，成为我国海外留学的先行者。学成归国后，辜鸿铭用毕生大部分精力致力于儒家经典英译或撰文批判现代西方文明。可见文化身份构成中的离散因子影响并构成了其民族意识的独特表述。从政治观出发，辜鸿铭可谓是一位积极强调文化身份、维护文化特色的文化保守主义者。就跨文化交流而言，作为五四前中国英译儒家经典第一人，其着眼于东西文化综合，致力于以儒家经典普世价值传播，是一位对西方世界产生深远影响的“东方文化哲人”。由此可见，辜鸿铭实为中国近代史上美名与骂名兼收的异数。
二、辜译《论语》的文化突围
辜鸿铭的儒经英译，对经典英译起到了开创性的作用，而这一切都是通过对经典的“误读”实现的。辜鸿铭对儒经中关键概念意象的误读，使千百年来横亘在中西世界中的鸿沟悄然贯通，调和中西价值观；译文中所蕴含的价值，成为西方读者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中国的态度。在北大任教期间“儒家救世”的虔诚信仰者辜鸿铭与中国第一批留学生辜鸿铭之间的关系引起了笔者的兴趣。1914年起，辜鸿铭在北京大学陆续讲授西洋文学，面对讲授西方语言而引来的非议，辜鸿铭认为此举是“学好了英文，好去教育那些西方的蛮夷”[2]，但他又被国人视为“顽固的保守者”。这之间的矛盾有进一步研究的空间与必要。解读辜鸿铭的儒经译本，无法回避一些最基本的疑问。譬如，辜鸿铭的儒家经典译本中随处可见西方习俗与中国习俗并置与对比——用王国维的话说就是“以西洋哲书解释古书”[3]——与辜鸿铭的“儒家救世”思想是如何调适的？这种调适背后隐含了辜鸿铭怎样的翻译意图与目的？
十九世纪前中国文化被西方世界视为优越于本民族的文化，西方世界将中国描述为一种“神话”，而非感知的形象。在他们眼中中国具有西方世界所缺乏的自由、道德、理性，是一个品德高尚、文明繁荣的民族。这种描述充斥着欧洲，造就了西方世界的“中国热”。进入十九世纪，随着西方世界工业革命的成功、资本主义制度的崛起，以及海上霸权的确立，西方列强眼中“闭关锁国”的中华帝国作为一个日渐衰落、腐败的封建国家被西方视为负面与低下的异国，对她抱有一种“憎恶”甚至仇恨之情，而这种情绪反过来又成为推动对本土文化确立与肯定的积极因素。中国作为一个道德败坏需要拯救、需要教化的未开化民族成为西方的对立面。十九世纪末的中华民族在经历了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战败的一系列屈辱后掀起国内开启民智的高潮，先驱者意图通过翻译“开眼看世界”向西方找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从翻译动机来看，同为救亡图存，辜鸿铭弃西方先进技术、信息译介潮流转而投向对中国传统经典英译，推出与彼时政治文化语境颇为“格格不入”的译本。而在翻译策略选择上，辜氏并未严格按照严复所提“信、达、雅”标准进行文化输出，而是根据自身的西方知识积累及欧洲文化背景、具体语境及读者文化心态，采取意译、文化价值置换等方式翻译。其在英译《论语》副标题中即声明该译本是“引用歌德和其他西方作家的话注释的一种新的特别翻译”。翻译作为两种语言间的转换，译者应努力做到所译信息不变，但在积贫积弱的近代中国通过翻译进行文化态度的表达无疑需要考虑强势西方文化读者的思维方式及文化认同心理。1898年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由上海别发洋行出版，作为孔子言论的记录，“这本书给中国人一般英国人可以理解的知识和道德装备”，带着对中国经典的强烈信心，辜鸿铭选择了英译此书；再则对于西方读者而言，孔子的言论经由西方作家之语比照诠释，证明中西文化的共通与平等[4]。
《论语·子罕》篇中孔子面对“畏于匡”的险境说：“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意为：“如果天要让文化遗产断绝，我就无法得以接触礼乐之道，如果天无意消灭这些文化遗产，那我就要担负起这一天命，匡人又能奈我何？”[5]由此我们可体察到孔子所持有的天命所归的担当，面对生死困境依然从容不迫的精神。在英译此语时辜鸿铭对“天”、“文”传统意象进行了具象化的改造。首先在辜译本中“天”被传达为“上帝”（God）而不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至高无上的道德、义理之万物主宰。“文”在朱熹看来为“道之显者，礼乐制度之谓”的传统中国文化（traditional culture），但辜氏却将其引申为包括基督教、儒家等各种文化在内的“人类文明”（all civilization）。此外，辜在其譯本扉页印上来自此语的“兹在文斯”明显表达其要以儒家救世的理念和承续民族文明的宏大理想。有这样的情怀，在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交往中，面对“醉心西化”的文化危机，辜鸿铭选择儒经英译坚守自身文化主体地位，以文化汇通和互动回应西方文明的挑战。 为获得文化对话中的有利位置，最大限度地扩大文化辐射力，在英译《论语》过程中，辜鸿铭首先力求避免过于强调自身文化差异而导致文化间跨界交际的失败，与此同时通过西方哲人的思想或话语辜鸿铭在他文明中为己身定位，译本中留下了译者鲜明的个人印记。辜氏译本中共八十五处注释，主要可分为：儒家概念词、专有名词（人名、国名）和文化典故阐释三类。其中四十三处是以儒学为本，西哲思想为用的“以西释儒”注释，译注通过加入异族文化元素，突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导作用和精神价值。正如乐黛云指出，一种文化绝非能以自身文明和历史为固定框架为其他文化所接受和利用，唯有启发对方思想发展、激发对方的兴趣，被对方所理解，能为对方做出有益的贡献，并成为对方发展自身文化的有益补充，方能被对方自觉地接纳、吸收，并达到揭示自身精神文明的诉求。作为处于近代欧洲科学、艺术和商业文明圈之外的中国历史早已成为西方眼中的妖魔化他者代名词，要英语读者在中西文化鸿沟面前进行跨文化想象可谓难于登天，而中国文化相对于西方现代文明是一种弱势文化，要在异域开花结果必定要与本土文化进行嫁接。辜鸿铭苦心孤诣地建构了英语读者熟悉的文化参照系，将《论语》视为中国“义理并重”良民宗教的典范文本，以帮助读者重构意象，跨越文化差异的天堑。
参照系建立好后，辜鸿铭便能游刃有余地在《论语》注释中一显传播甚至夸耀中国文明的身手。辜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邦有道、庶民不议”注下，大张旗鼓地表明西方的民主政体和中国古代的寡头政体都不是好的统治模式，而孔子所谓的“大畏民志”里才包含了“真正的现代民主的原则”以挽救欧洲文明乃至世界文明。在“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注下，辜氏更是用心良苦地指出：“照歌德的意思，人类将朝着越来越人道的方向‘迈进’，也就是大家谈的‘进步’，以此观之，中国作为一个礼仪之邦在两千年以前，似乎已经取得了文明的真正进步。”
作为辨明个人身份的重要语言标记，提莫志克认为命名居于文化形成的中心位置牵涉翻译过程的语音、语义及符号学等方方面面。在翻译人名的过程中，考虑目的语读者的接受，辜鸿铭选择省略大部分人名英译，仅翻译颜回—Yen Hui、子路—Chung Yu两位之名，其余统统以“孔子的门徒”（a disciple of Confucius）一词指代。辜鸿铭在《论语》英译本中就通过引用大量的基督教元素及西方启蒙思想家的话证明儒家的普适性及拯救世界的可能，而不是任由西方传教士、汉学家从他们自身的文化、生活经验出发建构或扭曲中国形象。虽然此举有抹杀本族文化身份之嫌，但在十九世纪这个充斥着对中国的蔑视与嘲笑的时代背景中，在西方人眼中或想象中这个虚伪、愚昧、麻木不仁、停滞不前的民族如何使西方人首先认可中国的儒家思想并纠正其对中国的偏见，而不是将中国作为一个供建构的他者完成西方世界的自我身份认同，这才是文化身份建构的意义。若一味强调西方人需尊重文化的独特性及差别，推崇“原汁原味”的翻译，只会造成中西文化間更大的理解障碍，使西方读者将其译本丢入故纸堆中，并给中国形象进一步增添令人生厌的色彩。
三、意义
辜鸿铭的《论语》英译本从孔子“从心所欲不逾矩”一语的两个面向阐释了翻译在文化交流过程中的作用：“从心所欲”，即通过文化转换或移植介绍外国读者认识中国传统经典；“不逾矩”则意在缔结不同文化“姻缘”过程中坚持自身的文化身份、文化特色及意识[6]。可见，辜鸿铭希望其翻译作为“中间人”或“引导员”能起“良媒”之用。为寻求文化认同，辜鸿铭在《论语》译序中写道：“愿有教养、有思想的英国人，阅读该译本后会反思对中国人的固有成见，去掉偏见的同时转变对我族无论是个人观点，还是国际交往的态度。”[4]
辜鸿铭对中国经典的诠释不落传统经注的窠臼，转而将中西哲学融会贯通，用西方的思维方式“包装”经典，受到彼时西方读者的欢迎。在新译本迭出、“中国文化送出去”呼声渐高的今天，我们不应忘记季羡林说过的“回忆和怀旧能净化人的灵魂”，更不应遗忘那如火岁月下辜鸿铭的译本。
参考文献：
[1]朱维铮.辜鸿铭生平及其它非考证[J].读书，1994（4）：23-32，31.
[2]张意忠，编著.民国记忆：教授在当年[M].北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出版社，2011：9.
[3]罗新璋.翻译论集[C].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195.
[4]Ku Hungming. The Discourse and Sayings of Confucius[M]. Shanghai： Kelly and Welsh Limited，1898：viii.
[5]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88.
[6]钱钟书.林纾的翻译[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20.
基金项目：教育部职业院校外语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立项课题（GZGZ5414-44）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