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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抗战期间与毛泽东、周恩来的交往
1938年初，章乃器应李宗仁之邀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他在赴皖途中经过武汉，曾到中共办事处与周恩来、王明会见，这是他们的首次见面。周恩来嘱托他两件事：一、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的指示；二、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到达安徽之后，章乃器在大别山抗日根据地与共产党人周新民、张劲夫、陈国栋及进步人士朱蕴山等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由于安徽的政治犯已全部被军统抢先转移，他就全力搞好与新四军的合作。不但每月以三万银元的财政拨款支援新四军，还给他们送去急需的金鸡钠霜等药品，并为中共培养了李人俊、范醒之等一大批财经干部。章乃器与新四军的张云逸、何伟等经常有联系，董必武到安徽时，也曾特地去看望他。
由于章乃器在安徽坚持团结抗战，得罪了CC系和顽固派，被蒋介石召往重庆“述职”，待他于1939年5月抵达重庆后，即被蒋免职。此后他就一直在大后方经营工商业，拒绝再做国民党政府的官。在重庆期间，他曾与沈钧儒等代表救国会参加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之前身）的发起，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使他退出了救国会。
1940年春，苏联与日本法西斯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相互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消息传出，中外舆论哗然。在重庆的救国会领导人联名发表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对苏联的这一行动表示遗憾。此信是众人公推王造时起草的，署名者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九人。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很大困扰，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不得不维护苏联的形象。沈钧儒应周恩来的要求，收回了这一信件。章乃器不同意收回，因而脱离救国会。章乃器素来坚持超党派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和中共保持一致，甚至退出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救国会。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
章乃器抗战期间一直在重庆经营工商业，他是大后方民族工商界组织——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常务理事，也是重庆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活跃分子，并创立了民族工业界的智囊团——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945年9月17日，毛泽东邀请刘鸿生、吴蕴初、范旭东、章乃器、胡厥文等工商界人士到他的住处桂园（张治中官邸）座谈，这是章乃器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对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资本不可能有大的出路，能获得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依靠政治权势的官僚买办资本。民族工业要得到发展，首先必须实现民族解放，实施民主政治。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应当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里，民族工业应当得到保护，民族工业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得到发展。关于中共对待民族工业的政策，毛泽东说，中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不承认这个矛盾是不客观的。但是，在现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不主张没收资本家产业，而主张实行调节劳资矛盾的政策。他希望工商界朋友同工人搞好关系。中共绝不会把爱国工商界当敌人，相反，把他们看成朋友，希望大家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努力。数日之后，章乃器与胡厥文、李烛尘、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在特园（鲜特生宅）设宴，宴请毛泽东主席和董必武、王若飞。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又在中共办事处举行座谈会，邀请重庆工商团体的负责人，章乃器再次应邀出席。毛泽东在会上精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返回了延安。同月19日，周恩来应邀到“星五聚餐会”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他指出：为了战后的工业建设，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而安定的政治环境又不外和平与民主两件大事。不但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同样要民主。中国今天的情形是统制得太多，管制得太死，弄得市场紊乱，工商凋敝。今后一定要有一个自由发展的时期，这样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他说国家资本、个人资本和合作资本应该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这三种资本中私人资本占大多数，今后中国必然还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中国这样落后，发展又这样不平衡，不是短期内就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主张坚决反对靠权威和投机来发财的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周恩来还提出改善农村经济、提高广大人民的购买力，工业才有发展的可能。目前我们主张减租减息，至于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则放到将来。要使农民和地主可以共存，同时使地主更愿意投资于工业，并主张减轻工业的税收负担。关于劳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是主张保障劳动者的利益的。我们绝不欺骗诸位。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一切主张不能不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中国今天的劳动者和民族资本家，都是受到压迫的，因此不能不互相让步，共同奋斗。在这一点上，希望民族资本家能有远见。
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以及他们的个人魅力，给章乃器等工商界人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了更多的了解，打消了以往种种疑虑。
六、建国之初共济时艰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创立了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要求实行政治和经济民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内战政策，因此不断受到迫害，于1947年流亡香港。
1948年底，章乃器应毛泽东的邀请，毅然舍弃了在香港蒸蒸日上的地产事业，与李济深、茅盾、马寅初等三十余位民主人士秘密乘苏联轮船北上，于1949年初到达东北解放区。他在沈阳的欢迎大会上应邀讲话时表示：“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事后施复亮就指责他是“个人投降主义，忘了团体”，“不懂得政治斗争”。
章乃器在解放区，和当时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老朋友陈云见面了。陈云问他：听说你在香港的企业搞得不错？章回答：不过是打打经济算盘而已。陈云说：今后要请你给我们的新国家打算盘，打更大的算盘。陈云是店员出身，章乃器是银行练习生出身，两个人打算盘的基本功都十分娴熟，这两把算盘很快就结上了缘分，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起了大算盘。
章乃器同年2月25日到达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还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之邀，与千家驹、沈志远一起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新政权发行人民币、稳定金融和物价出谋划策，并多次参加经济界人士在六国饭店举行的接管上海问题座谈会。后来上海解放时，一些报纸还造谣说：“中国人民银行总裁”章乃器，正在物色人物准备接收“四大银行”。
4月15日，章乃器和黄炎培等民建领导人应毛泽东之邀，到香山双清别墅晤面聚餐，毛向他们详细阐明了目前的形势和中共的政策方针，并嘱托他们借助民建自身的优势为解放上海贡献力量。不久，在中央的一再敦促下，陈云临危受命，于5月14日从东北赶赴北京，筹组中央财经委员会，以稳定全国的经济形势，统一财经工作。
上海于5月27日解放后，市面十分混乱，到处是银元贩子，投机商业十分猖獗。当时，上海既缺粮又缺煤。国民党一面出动飞机狂轰滥炸，一面勾结帝国主义实行海上封锁，南北不能正常通航。开滦煤矿的煤运不出去，南方的工厂无法开工，工人失业；上海的存煤只够用数天，如果不及时调运燃煤，整个城市就有瘫痪的危险。上海的严峻形势对全国都有重大的影响。
据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委员的冒舒湮先生回忆，陈云曾召开会议讨论经济形势，研究解决上海粮煤短缺等问题，请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一批专家发表意见，会议由南汉宸、姚依林主持。章乃器认为粮食可用铁路南运，而运煤量大，需要海运，在会上力主利用外商的轮船运煤，他实事求是地分析，认为这是能够解救上海等南方大城市“燃煤之急”的惟一方法。但利用外船运煤，当时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有“卖国”之嫌，陈云一时下不了决心。章乃器进一步解释说，这些船的船东有不少是中国人，挂的不是英美国旗，而是巴拿马等小国的国旗。姚依林在会议室内徘徊了一阵，说道：“我们就‘卖’一回国吧！船还是中国人的船，钱也是中国人赚。”这样，陈云就把运煤的事确定了下来。关于打击银元投机，这次会议在回顾了敌伪时期的打击方法和抗战结束后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历史后，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封闭了投机商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厦，拘捕了大批投机商，并明令以人民币为支付工具，禁止银元、金条等在市面上流通，银元风潮逐渐平息。
为稳定金融和发展生产，章乃器还曾分别向周恩来、陈云建议发行公债，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后来陈云经过调研，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发行方案，得到了批准，于1950年初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行的公债。
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陈云任主任，章乃器和不少经济学界的民主人士被聘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成为陈云的智囊团。五天后即7月17日，他陪同陈云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对上海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与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座谈。8月初，陈云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负责人参加的上海财经会议，确定了解决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措施。章乃器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生活过将近二十年，在金融界、工商界有不少老朋友。他受陈云委托，利用自己的影响，积极向他们宣传党的经济政策，如认购公债、工厂不内迁、全部吸收旧人员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稳定上海的经济、安定民族资本家，起了重要的作用。
章乃器在8月底回到北京，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了9月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共同纲领》第三起草小组的召集人，负责起草纲领中的经济部分。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章乃器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民族工业家的任务》的发言，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第一个公开提出将来有一天要消灭自己的阶级。10月1日，章乃器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政协财经组组长等职。
自10月份起，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纱布、粮食投机活动开始猖獗起来。投机商大量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带动全国物价大涨。陈云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调集大量的物资，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对于投机资本，章乃器一直是坚决主张打击的，在反击的策略和手段上，他向陈云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并得到采纳。但对于反击的时机上的把握，陈云就比章乃器有城府得多。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地描述当时的情形：“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指陈云）却是那样的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检讨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个师就可以发挥出两个师的力量，就有把握克敌制胜了。”
陈云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一举打胜了这场建国以来经济战线上的第一次大战役，稳定了全国的物价。毛主席评价这场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原来曾预言共产党在经济上只能得0分的一位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也改变了看法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为配合中共中央和陈云统一财经工作的部署，章乃器在这一时期还写了《统一就是力量，统一就是办法！》、《对于统一财经工作的认识》、《私营行庄何处去？》、《币制稳定后私营工商业怎么办？》等十几篇文章，运用他自己在工商界的影响，宣传新中国的经济政策。
七、协助陈云制定和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1952年，由于粮食供销的形势日益严峻，国家决定设立粮食部。同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粮食部长。“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对于一个当时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吃饭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和新政权的稳定。国外敌对势力曾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并预言共产党将因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而垮台，而共产党恰恰任命了一位民主人士来担任粮食部长，是一件十分令人瞩目的事。章乃器在上任之初就表示：“非党人士担任财政方面的工作是例外的，因此感到责任重大。”章乃器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陈云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
粮食部草创伊始，就遇上了十分严峻的形势。自1952年秋季开始，过去行之有效的利用自由市场进行斗争的方式，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人民生活的提高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奸商、富农乘机勾结小贩，一面向农民争购粮食，一面混杂在需粮群众当中套购粮食，造成了许多基层购粮点的脱销和黑市，助长了农民惜售粮食思想的发展。到1953年，个别地区出现了数千乃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起长龙争购粮食的情况。购多销少的形势日益严重，国家的库存消耗日大，而回流到农村中的粮食，数量却日益增多。同年八九月份，北京、天津不得不实行面粉配售。
陈云早在1952年1月向中央提交的财经工作报告中，就提出搞试点试行粮食征购的建议。粮食部自成立之初，就在酝酿有关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和在城市实施配售的政策方案。作为粮食部长，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粮食形势，章乃器的心情十分沉重。虽然在学术观点上，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主张采用“统制经济”模式，由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但作为一个自幼生长于贫困农村的知识分子，他也深知农民稼穑之艰辛，对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能否实行这样的政策，他感到没有把握。当陈云受中央的委托调研粮食形势，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把自己的意见和担心和盘托出，请中共中央定夺。陈云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权衡，认为没有别的选择，惟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
同年国庆节，陈云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次日专门就粮食形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陈云提出的对粮食实行征购和配给主张，决定于10月10日紧急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这次粮食工作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各大区负责人都到京参加。陈云在会上阐述了粮食供应的严峻形势，他以“两担炸药”作比喻，认为自由购买和征购都存在危险性，并逐个精辟地分析了八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说明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是惟一可行的选择，获得了一致的赞同。当时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词不好听，因为日伪时期曾使用过同样的名词，希望改一个别的说法。章乃器提出将征购叫做“计划收购”，获得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征购和配售被命名为“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两者合起来简称“统购统销”，这一重大政策于会后由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正式公布出台。
推行粮食统购统销被称为是建国以来经济战线的第二个大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章乃器以一个党外人士的身份，亲自主持起草工作，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十分例外的事情，同时也说明了中共中央对他的信任。为不辜负重托，章乃器大大压缩了他在民主党派的工作和社会活动，倾注全部心血投入这项任务。他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最多长达16小时，往往星期天也不休息。他系统地研究了苏联、日本以及中国历代政府的粮政体制，详尽分析全国的粮食产销形势，创立了我国特有的粮食凭票定量供应制度，最终圆满地完成了粮食统购统销法规的制定工作。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粮票已成为一种收藏品，而在建国初期“短缺经济”的特殊年代里，粮票制度是保证每个城市家庭公平获得口粮的惟一办法。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推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1954年多收购了23亿斤，加剧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个别地区发生骚乱，引起不少的批评，出现了“统购统销搞糟了”一类的言论。对此，陈云的对策是调查研究。1955年1月，他亲自到家乡江苏青浦县小蒸乡深入调查，提出了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得到中共中央、毛主席的赞同，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章乃器也在同年9月回自己的家乡浙江青田县调查研究，当了解到由于执行政策不当，造成饿死人的事件后，他立即向浙江省和中央领导反映，调集了一批粮食为农民解困。
粮食是一种战略物资，特别是在战争年代，世界各国一般都采取国家垄断，实行粮食征购配售一条龙政策，主要目的是保障军需民食的供应，对于经济核算是不大注意的。粮食部草创时期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一些来自军需后勤部门的领导干部，习惯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方式，往往把“保障供给”理解为单纯的政治任务，不重视经济核算；章乃器则坚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打“大算盘”。他认为粮食工作在许多地方有时只能是不惜赔钱的，但不能理解为不惜成本，要求搞成本核算，不赔那些不该赔的钱。他要求粮食部门“人人头上顶把算盘”，精打细算，实行定额经营，责任到人；提出合理运输和推行“四无”粮库（无鼠雀、无霉烂、无虫害、无事故），以减少损耗，增加积累。
为社会主义的粮食工作要不要创造利润的问题，章乃器甚至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和一位领导同志当面争论过。因为他以前曾是一个企业家，也有人认为，他是用管理企业的模式在管理粮食部。陈云理解章乃器的耿直性格，章乃器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们同去武汉视察工作，一路上辩论利润问题。章乃器针对很多企业不讲利润说：既然是企业，怎么能不讲利润呢？陈云很有涵养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章乃器才没有继续争辩下去。
在1955年7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陈云作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的发言，解答了人们对这一政策的各种疑虑，指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必须坚持，停止统购统销的主张是错误的。章乃器在会上也作了发言，汇报了一年来的粮食工作，在肯定统购统销政策的社会效益的同时，提出也要注重经济效益，增产节约，在两三年内做到由少赔到不赔。后来，经过克服保守思想，进一步改进工作，粮食部门第二年就扭亏为盈，开始每年向国家上缴利润。在新中国的粮政史上，只有50年代是有经营利润的。
1953年制定食用粮加工标准的时候，曾有过不少争议：有的人认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应该多生产精米、精面；章乃器则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力主控制加工精度，多保留有效营养成分。据陈云夫人于若木女士回忆：“有一次，陈云同志对我说，章乃器做粮食部长时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粮食加工得粗一点？现在做成精白米，猪吃维他命，人吃碳水化合物，精白米基本是碳水化合物，其他绝大部分维他命、矿物质、微量元素都从糠皮里头流失了。”陈云赞同章乃器的意见。按照“以质定率”的原则（即根据稻谷、小麦的质量优劣确定出米、出面率），在营养、适口、节约三方面同时兼顾的指导思想下，粮食部制定的“标准米”、“标准粉”方案开始推行。据统计，由于“标准米”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第二年南方省份脚气病就大大减少。
八、毛泽东礼贤下士
章乃器1949年初到达解放区之后，顿时耳目为之一新。他在《人民的东北》一文中，热情地记述了他在解放区的见闻和观感，并描述自己的欣喜心情说：“我近来时常感到散文无用，而必须用诗歌来表达。因此，一向不喜欢诗歌的我，现在却想学写诗歌，以发泄胸中磅礴的诗意。”一次在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一支朝气蓬勃的歌曲，开头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感到这句歌词有些不妥，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就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他提议增加一个“新”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确切表达共产党的历史功绩。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后来知道，这首歌曲是抗战胜利后创作的。国民党也曾改动过歌词，在国统区大唱“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以与解放区的唱法相对抗。自从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后，国民党那边就没有了声息，不久就完全被赶出了中国大陆。
1951年5月初，由民主人士组成的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成立，章乃器担任团长。他和梁漱溟、于学忠等下到四川省合川县云门乡，亲身参加土地改革。章乃器对土地改革是拥护的，但对于有些干部和群众违反政策，对地主滥用肉刑、乱打乱杀的做法有意见，认为能否认真执行政策，关键在当地领导干部。
1951年8月底工作团回京后，毛泽东在9月3日先后请章乃器和梁漱溟到家中谈话，章和梁不约而同地向毛反映这个问题。毛泽东向章乃器解释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有一次开会，毛泽东和章乃器到得特别早，其他人都还没有来，两人便一起闲聊。章说：主席到得这么早，看来身体一定很好。毛摆摆手说：那是表面现象。我晚上工作，白天失眠睡不着，所以来早了。又指指自己的头说：我脑子有病。后来，毛泽东参加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8日即席发言时，也谈到自己曾患有脑贫血症。
到了60年代，章乃器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狂潮中，回想起这两次谈话，不禁感慨万端，不止一次对家人提起。
1952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时，章乃器忽然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到中南海家中谈话，他当时不知道为了何事。见到毛泽东之后，方知是为了他在1937年发表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曾被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批评的事。这篇文章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毛泽东特地在文章最后加了一条注释：“当时章乃器主张‘少号召，多建议’。事实上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情况之下，单是向国民党‘建议’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直接‘号召’民众起来向国民党作斗争。否则，就不可能坚持抗日，也不可能抵抗国民党的反动。所以，章乃器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后来，章乃器在实践中已逐步地认识了这个错误。”
毛泽东这次请章乃器来，就是特地向他解释这件事，希望他不要因此背上思想包袱。毛问他：“你那篇文章是否对蒋介石的幻想多了些？”“不但多，而且很多。”章乃器爽快地承认。毛泽东肯定他抗战初期在安徽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是做了好事；并特别感谢他在安徽期间为党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当时章乃器应李宗仁之邀赴第五战区前线，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不少救国会的朋友都表示不理解，甚至无端指责；听了毛泽东对他在安徽工作的评价，他感到十分欣慰。
由于工作上的原因，章乃器在建国后的八年间经常见到周恩来，不时见到毛泽东。毛在当时对他还是相当尊重的，相互间谈话也很坦率。但章乃器不像有的民主人士那样，热衷于发展私人友谊，也不大给毛泽东写信。有一次毛泽东把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敬献给他的一张云豹皮和一张金丝猴皮，赠送给章乃器。章乃器很高兴，把云豹皮放置在客厅里，与来访的友人一起欣赏。作为两人间私人友谊的纪念品，他一直将云豹皮保留在身边，直到逝世。
应该说，毛泽东与章乃器的关系，在1955年以前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章乃器执掌粮食部，较好地解决了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对于他在经济工作上的能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是比较倚重和赞赏的。粮食部的工作曾屡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说水电部的工作做得好，粮食部的工作“后来居上”（粮食部比水电部晚成立三年）；章乃器是“敢于负责的领导干部”。邓小平也有相同的评价。周恩来还组织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听取章乃器介绍粮食部的管理经验。但进入1955年以后，情况就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了。(未完待续)■
1938年初，章乃器应李宗仁之邀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他在赴皖途中经过武汉，曾到中共办事处与周恩来、王明会见，这是他们的首次见面。周恩来嘱托他两件事：一、彻底执行释放政治犯的指示；二、搞好同新四军的合作关系。到达安徽之后，章乃器在大别山抗日根据地与共产党人周新民、张劲夫、陈国栋及进步人士朱蕴山等合作，坚持团结抗战。由于安徽的政治犯已全部被军统抢先转移，他就全力搞好与新四军的合作。不但每月以三万银元的财政拨款支援新四军，还给他们送去急需的金鸡钠霜等药品，并为中共培养了李人俊、范醒之等一大批财经干部。章乃器与新四军的张云逸、何伟等经常有联系，董必武到安徽时，也曾特地去看望他。
由于章乃器在安徽坚持团结抗战，得罪了CC系和顽固派，被蒋介石召往重庆“述职”，待他于1939年5月抵达重庆后，即被蒋免职。此后他就一直在大后方经营工商业，拒绝再做国民党政府的官。在重庆期间，他曾与沈钧儒等代表救国会参加了统一建国同志会（民盟之前身）的发起，但不久发生的一件事却使他退出了救国会。
1940年春，苏联与日本法西斯政府签订了“日苏中立条约”，相互保证尊重“满洲国”和蒙古人民共和国的“领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消息传出，中外舆论哗然。在重庆的救国会领导人联名发表致斯大林元帅的公开信，对苏联的这一行动表示遗憾。此信是众人公推王造时起草的，署名者为沈钧儒、章乃器、史良、李公朴、沙千里、张申府、刘清扬、胡子婴、王造时九人。苏联的民族利己主义给中国共产党造成了很大困扰，作为第三国际的支部，中共不得不维护苏联的形象。沈钧儒应周恩来的要求，收回了这一信件。章乃器不同意收回，因而脱离救国会。章乃器素来坚持超党派立场，在这个问题上，他没有和中共保持一致，甚至退出了自己亲手创立的救国会。历史就是这样充满了遗憾。
章乃器抗战期间一直在重庆经营工商业，他是大后方民族工商界组织——迁川工厂联合会的执行委员、常务理事，也是重庆工商界“星五聚餐会”的活跃分子，并创立了民族工业界的智囊团——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
抗战胜利后，毛泽东亲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1945年9月17日，毛泽东邀请刘鸿生、吴蕴初、范旭东、章乃器、胡厥文等工商界人士到他的住处桂园（张治中官邸）座谈，这是章乃器第一次与毛泽东见面。毛泽东对他们说：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民族资本不可能有大的出路，能获得发展的只有外国资本和依靠政治权势的官僚买办资本。民族工业要得到发展，首先必须实现民族解放，实施民主政治。现在抗战胜利了，中国应当建设成为一个独立、民主、富强的新中国。在这个新中国里，民族工业应当得到保护，民族工业只有在这样的国家里才能得到发展。关于中共对待民族工业的政策，毛泽东说，中共是工人阶级的政党，同资产阶级是有矛盾的，不承认这个矛盾是不客观的。但是，在现阶段，在新民主主义阶段，中共不主张没收资本家产业，而主张实行调节劳资矛盾的政策。他希望工商界朋友同工人搞好关系。中共绝不会把爱国工商界当敌人，相反，把他们看成朋友，希望大家为建设新中国共同努力。数日之后，章乃器与胡厥文、李烛尘、吴蕴初、胡西园、吴羹梅在特园（鲜特生宅）设宴，宴请毛泽东主席和董必武、王若飞。不久，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等又在中共办事处举行座谈会，邀请重庆工商团体的负责人，章乃器再次应邀出席。毛泽东在会上精辟分析了国内外形势，提出了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
10月10日，国共两党签订了“双十协定”。次日，毛泽东返回了延安。同月19日，周恩来应邀到“星五聚餐会”作了题为《当前经济大势》的演讲。他指出：为了战后的工业建设，首先要有安定的政治环境，而安定的政治环境又不外和平与民主两件大事。不但政治上要民主，经济上也同样要民主。中国今天的情形是统制得太多，管制得太死，弄得市场紊乱，工商凋敝。今后一定要有一个自由发展的时期，这样才能使中国走上富强的道路。他说国家资本、个人资本和合作资本应该在节制资本的原则下互相配合。这三种资本中私人资本占大多数，今后中国必然还要经过一段保护私有财产，发展资本主义的阶段。中国这样落后，发展又这样不平衡，不是短期内就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他主张坚决反对靠权威和投机来发财的官僚资本、垄断资本和侵略资本。周恩来还提出改善农村经济、提高广大人民的购买力，工业才有发展的可能。目前我们主张减租减息，至于耕者有其田和土地国有则放到将来。要使农民和地主可以共存，同时使地主更愿意投资于工业，并主张减轻工业的税收负担。关于劳资问题，周恩来说，我们是主张保障劳动者的利益的。我们绝不欺骗诸位。我们是中国共产党，我们的一切主张不能不从中国的现实出发。中国今天的劳动者和民族资本家，都是受到压迫的，因此不能不互相让步，共同奋斗。在这一点上，希望民族资本家能有远见。
毛泽东、周恩来的讲话以及他们的个人魅力，给章乃器等工商界人士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使他们对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有了更多的了解，打消了以往种种疑虑。
六、建国之初共济时艰
抗战胜利后，章乃器与黄炎培、胡厥文等创立了以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政治团体——民主建国会，要求实行政治和经济民主，反对蒋介石的独裁和内战政策，因此不断受到迫害，于1947年流亡香港。
1948年底，章乃器应毛泽东的邀请，毅然舍弃了在香港蒸蒸日上的地产事业，与李济深、茅盾、马寅初等三十余位民主人士秘密乘苏联轮船北上，于1949年初到达东北解放区。他在沈阳的欢迎大会上应邀讲话时表示：“我过去多年为资本家打算盘，今后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打算盘。”事后施复亮就指责他是“个人投降主义，忘了团体”，“不懂得政治斗争”。
章乃器在解放区，和当时任东北财经委员会主任的老朋友陈云见面了。陈云问他：听说你在香港的企业搞得不错？章回答：不过是打打经济算盘而已。陈云说：今后要请你给我们的新国家打算盘，打更大的算盘。陈云是店员出身，章乃器是银行练习生出身，两个人打算盘的基本功都十分娴熟，这两把算盘很快就结上了缘分，为新中国的经济建设打起了大算盘。
章乃器同年2月25日到达北京，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他还应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南汉宸之邀，与千家驹、沈志远一起担任了中国人民银行的顾问，运用自己的学识和经验，为新政权发行人民币、稳定金融和物价出谋划策，并多次参加经济界人士在六国饭店举行的接管上海问题座谈会。后来上海解放时，一些报纸还造谣说：“中国人民银行总裁”章乃器，正在物色人物准备接收“四大银行”。
4月15日，章乃器和黄炎培等民建领导人应毛泽东之邀，到香山双清别墅晤面聚餐，毛向他们详细阐明了目前的形势和中共的政策方针，并嘱托他们借助民建自身的优势为解放上海贡献力量。不久，在中央的一再敦促下，陈云临危受命，于5月14日从东北赶赴北京，筹组中央财经委员会，以稳定全国的经济形势，统一财经工作。
上海于5月27日解放后，市面十分混乱，到处是银元贩子，投机商业十分猖獗。当时，上海既缺粮又缺煤。国民党一面出动飞机狂轰滥炸，一面勾结帝国主义实行海上封锁，南北不能正常通航。开滦煤矿的煤运不出去，南方的工厂无法开工，工人失业；上海的存煤只够用数天，如果不及时调运燃煤，整个城市就有瘫痪的危险。上海的严峻形势对全国都有重大的影响。
据当时任中国人民银行专门委员的冒舒湮先生回忆，陈云曾召开会议讨论经济形势，研究解决上海粮煤短缺等问题，请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一批专家发表意见，会议由南汉宸、姚依林主持。章乃器认为粮食可用铁路南运，而运煤量大，需要海运，在会上力主利用外商的轮船运煤，他实事求是地分析，认为这是能够解救上海等南方大城市“燃煤之急”的惟一方法。但利用外船运煤，当时是有争议的，有些人认为这样做有“卖国”之嫌，陈云一时下不了决心。章乃器进一步解释说，这些船的船东有不少是中国人，挂的不是英美国旗，而是巴拿马等小国的国旗。姚依林在会议室内徘徊了一阵，说道：“我们就‘卖’一回国吧！船还是中国人的船，钱也是中国人赚。”这样，陈云就把运煤的事确定了下来。关于打击银元投机，这次会议在回顾了敌伪时期的打击方法和抗战结束后蒋经国在上海“打老虎”历史后，决定采取非常手段。封闭了投机商的大本营上海证券大厦，拘捕了大批投机商，并明令以人民币为支付工具，禁止银元、金条等在市面上流通，银元风潮逐渐平息。
为稳定金融和发展生产，章乃器还曾分别向周恩来、陈云建议发行公债，受到了他们的重视。后来陈云经过调研，正式向中共中央提出发行方案，得到了批准，于1950年初发行了“人民胜利折实公债”，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次发行的公债。
7月12日中央财经委员会成立，陈云任主任，章乃器和不少经济学界的民主人士被聘为这个委员会的委员，成为陈云的智囊团。五天后即7月17日，他陪同陈云风尘仆仆地来到中国最大的城市——上海，对上海的经济形势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与上海的工商界人士座谈。8月初，陈云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负责人参加的上海财经会议，确定了解决上海经济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措施。章乃器在上海这个十里洋场生活过将近二十年，在金融界、工商界有不少老朋友。他受陈云委托，利用自己的影响，积极向他们宣传党的经济政策，如认购公债、工厂不内迁、全部吸收旧人员等，做了大量的工作，对稳定上海的经济、安定民族资本家，起了重要的作用。
章乃器在8月底回到北京，作为民主建国会的代表出席了9月举行的新政协筹备会第二次会议，并担任《共同纲领》第三起草小组的召集人，负责起草纲领中的经济部分。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在北京正式召开，章乃器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民族工业家的任务》的发言，作为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第一个公开提出将来有一天要消灭自己的阶级。10月1日，章乃器参加了开国大典，并出任政务院政务委员、编制委员会主任、政协财经组组长等职。
自10月份起，上海、天津等大城市的纱布、粮食投机活动开始猖獗起来。投机商大量囤积居奇，哄抬物价，带动全国物价大涨。陈云在中共中央的支持下，秘密调集大量的物资，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反击。对于投机资本，章乃器一直是坚决主张打击的，在反击的策略和手段上，他向陈云提出不少有价值的建议并得到采纳。但对于反击的时机上的把握，陈云就比章乃器有城府得多。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地描述当时的情形：“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指陈云）却是那样的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膨胀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检讨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个师就可以发挥出两个师的力量，就有把握克敌制胜了。”
陈云运筹帷幄，指挥若定，一举打胜了这场建国以来经济战线上的第一次大战役，稳定了全国的物价。毛主席评价这场胜利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原来曾预言共产党在经济上只能得0分的一位上海工商界著名人士，也改变了看法说：“六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这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的。”
为配合中共中央和陈云统一财经工作的部署，章乃器在这一时期还写了《统一就是力量，统一就是办法！》、《对于统一财经工作的认识》、《私营行庄何处去？》、《币制稳定后私营工商业怎么办？》等十几篇文章，运用他自己在工商界的影响，宣传新中国的经济政策。
七、协助陈云制定和推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
1952年，由于粮食供销的形势日益严峻，国家决定设立粮食部。同年8月，经周恩来总理提名，章乃器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首任粮食部长。“民以食为天”，吃饭问题一直困扰着中国的历代统治者。对于一个当时拥有六亿人口的大国而言，吃饭问题直接关系到人民的生活和新政权的稳定。国外敌对势力曾寄希望于中国的民主个人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并预言共产党将因解决不了吃饭问题而垮台，而共产党恰恰任命了一位民主人士来担任粮食部长，是一件十分令人瞩目的事。章乃器在上任之初就表示：“非党人士担任财政方面的工作是例外的，因此感到责任重大。”章乃器上任后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协助陈云制定粮食统购统销的重大政策。
粮食部草创伊始，就遇上了十分严峻的形势。自1952年秋季开始，过去行之有效的利用自由市场进行斗争的方式，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人民生活的提高增加了对粮食的需求，加上自然灾害等原因，奸商、富农乘机勾结小贩，一面向农民争购粮食，一面混杂在需粮群众当中套购粮食，造成了许多基层购粮点的脱销和黑市，助长了农民惜售粮食思想的发展。到1953年，个别地区出现了数千乃至上万人在国家售粮点排起长龙争购粮食的情况。购多销少的形势日益严重，国家的库存消耗日大，而回流到农村中的粮食，数量却日益增多。同年八九月份，北京、天津不得不实行面粉配售。
陈云早在1952年1月向中央提交的财经工作报告中，就提出搞试点试行粮食征购的建议。粮食部自成立之初，就在酝酿有关在农村实行粮食征购和在城市实施配售的政策方案。作为粮食部长，面对越来越严峻的粮食形势，章乃器的心情十分沉重。虽然在学术观点上，几十年来他一直是主张采用“统制经济”模式，由国家对市场进行干预的；但作为一个自幼生长于贫困农村的知识分子，他也深知农民稼穑之艰辛，对于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能否实行这样的政策，他感到没有把握。当陈云受中央的委托调研粮食形势，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把自己的意见和担心和盘托出，请中共中央定夺。陈云经过广泛征求意见和反复权衡，认为没有别的选择，惟一的办法就是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
同年国庆节，陈云将自己的想法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次日专门就粮食形势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了陈云提出的对粮食实行征购和配给主张，决定于10月10日紧急召开全国粮食工作会议。这次粮食工作会议是一次重要的会议，各大区负责人都到京参加。陈云在会上阐述了粮食供应的严峻形势，他以“两担炸药”作比喻，认为自由购买和征购都存在危险性，并逐个精辟地分析了八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说明实行粮食征购和配给是惟一可行的选择，获得了一致的赞同。当时毛泽东觉得征购和配售的名词不好听，因为日伪时期曾使用过同样的名词，希望改一个别的说法。章乃器提出将征购叫做“计划收购”，获得了大家的赞同。于是征购和配售被命名为“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两者合起来简称“统购统销”，这一重大政策于会后由中共中央和政务院正式公布出台。
推行粮食统购统销被称为是建国以来经济战线的第二个大战役，是中国共产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围绕这一政策的具体实施，需要制定一系列的政策法规。章乃器以一个党外人士的身份，亲自主持起草工作，这在当时和以后都是十分例外的事情，同时也说明了中共中央对他的信任。为不辜负重托，章乃器大大压缩了他在民主党派的工作和社会活动，倾注全部心血投入这项任务。他平均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最多长达16小时，往往星期天也不休息。他系统地研究了苏联、日本以及中国历代政府的粮政体制，详尽分析全国的粮食产销形势，创立了我国特有的粮食凭票定量供应制度，最终圆满地完成了粮食统购统销法规的制定工作。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粮票已成为一种收藏品，而在建国初期“短缺经济”的特殊年代里，粮票制度是保证每个城市家庭公平获得口粮的惟一办法。
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推行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偏差，如1954年多收购了23亿斤，加剧了国家与农民的紧张关系，个别地区发生骚乱，引起不少的批评，出现了“统购统销搞糟了”一类的言论。对此，陈云的对策是调查研究。1955年1月，他亲自到家乡江苏青浦县小蒸乡深入调查，提出了定产、定购、定销的“三定”政策，得到中共中央、毛主席的赞同，较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章乃器也在同年9月回自己的家乡浙江青田县调查研究，当了解到由于执行政策不当，造成饿死人的事件后，他立即向浙江省和中央领导反映，调集了一批粮食为农民解困。
粮食是一种战略物资，特别是在战争年代，世界各国一般都采取国家垄断，实行粮食征购配售一条龙政策，主要目的是保障军需民食的供应，对于经济核算是不大注意的。粮食部草创时期正在进行抗美援朝战争，一些来自军需后勤部门的领导干部，习惯于战争年代的供给制方式，往往把“保障供给”理解为单纯的政治任务，不重视经济核算；章乃器则坚持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打“大算盘”。他认为粮食工作在许多地方有时只能是不惜赔钱的，但不能理解为不惜成本，要求搞成本核算，不赔那些不该赔的钱。他要求粮食部门“人人头上顶把算盘”，精打细算，实行定额经营，责任到人；提出合理运输和推行“四无”粮库（无鼠雀、无霉烂、无虫害、无事故），以减少损耗，增加积累。
为社会主义的粮食工作要不要创造利润的问题，章乃器甚至在国务院的会议上和一位领导同志当面争论过。因为他以前曾是一个企业家，也有人认为，他是用管理企业的模式在管理粮食部。陈云理解章乃器的耿直性格，章乃器也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有一次他们同去武汉视察工作，一路上辩论利润问题。章乃器针对很多企业不讲利润说：既然是企业，怎么能不讲利润呢？陈云很有涵养地说：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章乃器才没有继续争辩下去。
在1955年7月召开的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上，陈云作了《坚持和改进粮食的统购统销》的发言，解答了人们对这一政策的各种疑虑，指出粮食统购统销政策是有利于国家和人民的，必须坚持，停止统购统销的主张是错误的。章乃器在会上也作了发言，汇报了一年来的粮食工作，在肯定统购统销政策的社会效益的同时，提出也要注重经济效益，增产节约，在两三年内做到由少赔到不赔。后来，经过克服保守思想，进一步改进工作，粮食部门第二年就扭亏为盈，开始每年向国家上缴利润。在新中国的粮政史上，只有50年代是有经营利润的。
1953年制定食用粮加工标准的时候，曾有过不少争议：有的人认为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应该多生产精米、精面；章乃器则根据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力主控制加工精度，多保留有效营养成分。据陈云夫人于若木女士回忆：“有一次，陈云同志对我说，章乃器做粮食部长时说，我们为什么不能把粮食加工得粗一点？现在做成精白米，猪吃维他命，人吃碳水化合物，精白米基本是碳水化合物，其他绝大部分维他命、矿物质、微量元素都从糠皮里头流失了。”陈云赞同章乃器的意见。按照“以质定率”的原则（即根据稻谷、小麦的质量优劣确定出米、出面率），在营养、适口、节约三方面同时兼顾的指导思想下，粮食部制定的“标准米”、“标准粉”方案开始推行。据统计，由于“标准米”保留了较多的营养成分，第二年南方省份脚气病就大大减少。
八、毛泽东礼贤下士
章乃器1949年初到达解放区之后，顿时耳目为之一新。他在《人民的东北》一文中，热情地记述了他在解放区的见闻和观感，并描述自己的欣喜心情说：“我近来时常感到散文无用，而必须用诗歌来表达。因此，一向不喜欢诗歌的我，现在却想学写诗歌，以发泄胸中磅礴的诗意。”一次在参观途中，同行的人们唱起一支朝气蓬勃的歌曲，开头的歌词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章乃器感到这句歌词有些不妥，因为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中国就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他提议增加一个“新”字，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以确切表达共产党的历史功绩。不久，章乃器见到毛泽东，毛泽东对他说：你提的意见很好，我们已经让作者把歌词改了。
后来知道，这首歌曲是抗战胜利后创作的。国民党也曾改动过歌词，在国统区大唱“没有国民党就没有中国”，以与解放区的唱法相对抗。自从改为“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之后，国民党那边就没有了声息，不久就完全被赶出了中国大陆。
1951年5月初，由民主人士组成的全国政协西南土改工作团成立，章乃器担任团长。他和梁漱溟、于学忠等下到四川省合川县云门乡，亲身参加土地改革。章乃器对土地改革是拥护的，但对于有些干部和群众违反政策，对地主滥用肉刑、乱打乱杀的做法有意见，认为能否认真执行政策，关键在当地领导干部。
1951年8月底工作团回京后，毛泽东在9月3日先后请章乃器和梁漱溟到家中谈话，章和梁不约而同地向毛反映这个问题。毛泽东向章乃器解释说：我们知识分子出身的人，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不好接受，但这是一场革命，群众发动起来了，即使有些过火的行为，也不能挫伤他们的积极性。
有一次开会，毛泽东和章乃器到得特别早，其他人都还没有来，两人便一起闲聊。章说：主席到得这么早，看来身体一定很好。毛摆摆手说：那是表面现象。我晚上工作，白天失眠睡不着，所以来早了。又指指自己的头说：我脑子有病。后来，毛泽东参加1957年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11月18日即席发言时，也谈到自己曾患有脑贫血症。
到了60年代，章乃器在“文化大革命”的极左狂潮中，回想起这两次谈话，不禁感慨万端，不止一次对家人提起。
1952年《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出版时，章乃器忽然接到毛泽东的邀请，到中南海家中谈话，他当时不知道为了何事。见到毛泽东之后，方知是为了他在1937年发表的“少号召，多建议”的主张，曾被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一文中批评的事。这篇文章被收入《毛泽东选集》第二卷时，毛泽东特地在文章最后加了一条注释：“当时章乃器主张‘少号召，多建议’。事实上在国民党压迫人民的情况之下，单是向国民党‘建议’是没有用处的。必须直接‘号召’民众起来向国民党作斗争。否则，就不可能坚持抗日，也不可能抵抗国民党的反动。所以，章乃器这个主张是错误的。后来，章乃器在实践中已逐步地认识了这个错误。”
毛泽东这次请章乃器来，就是特地向他解释这件事，希望他不要因此背上思想包袱。毛问他：“你那篇文章是否对蒋介石的幻想多了些？”“不但多，而且很多。”章乃器爽快地承认。毛泽东肯定他抗战初期在安徽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坚持抗日统一战线，是做了好事；并特别感谢他在安徽期间为党培养了大批财经干部。当时章乃器应李宗仁之邀赴第五战区前线，出任安徽省财政厅长，不少救国会的朋友都表示不理解，甚至无端指责；听了毛泽东对他在安徽工作的评价，他感到十分欣慰。
由于工作上的原因，章乃器在建国后的八年间经常见到周恩来，不时见到毛泽东。毛在当时对他还是相当尊重的，相互间谈话也很坦率。但章乃器不像有的民主人士那样，热衷于发展私人友谊，也不大给毛泽东写信。有一次毛泽东把西南少数民族参观团敬献给他的一张云豹皮和一张金丝猴皮，赠送给章乃器。章乃器很高兴，把云豹皮放置在客厅里，与来访的友人一起欣赏。作为两人间私人友谊的纪念品，他一直将云豹皮保留在身边，直到逝世。
应该说，毛泽东与章乃器的关系，在1955年以前是比较好的。特别是章乃器执掌粮食部，较好地解决了六亿人口的吃饭问题，对于他在经济工作上的能力，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一直是比较倚重和赞赏的。粮食部的工作曾屡次受到毛泽东的表扬，毛说水电部的工作做得好，粮食部的工作“后来居上”（粮食部比水电部晚成立三年）；章乃器是“敢于负责的领导干部”。邓小平也有相同的评价。周恩来还组织国务院各部门负责人听取章乃器介绍粮食部的管理经验。但进入1955年以后，情况就开始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了。(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