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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会社概况及其在新加坡的传播
１８世纪末期，英荷殖民者出于开发海峡殖民地的需要，从中国沿海的闽粤地区招募大量华工运到新加坡。这些华工身处异邦，举目无亲，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工作，还要遭受英国殖民者、种植园主、矿场主和当地封建土侯的虐待。清政府也把他们看作“弃民”，对他们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采用民间的方法来保护自己。源于中国的天地会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
天地会，全名洪门天地会。它是明朝灭亡后，一些力求“光复祖国”的“仁人志士”，为了“反清复明”而成立的反抗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民间组织。天地会从乾隆二十六年成立始，迅速在大江南北传播开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政府势力。由于天地会经常发动反政府起义，遭到清政府的镇压，许多天地会成员为逃避追杀，纷纷潜逃。适逢此时英荷殖民者招募华工，于是顺势来到新加坡，当然，传播到新加坡的天地会已失去“反清复明”的宗旨，仅仅继承了其团结互助和反抗强暴的精神。
当时新加坡警察力量不足，为天地会立足创造了先决条件。１８１９年新加坡警察部队只有１３人，后来人数虽有所增加，但是几乎没受过什么正规训练。特别是警察的中上层官员全是欧洲人，普通警察也以印度人居多，他们完全不懂华语，所以根本无法和华人交流。与此同时，一些警察还收受华人开办的赌馆和妓院的贿赂，这在客观上为天地会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环境。
天地会迅速发展起来。１８４１年，新加坡有天地会成员１万名，１８５０年就猛增至２万名，而该年新加坡华侨总数是２７９８８人，也就是说私会党人数占到新加坡华侨总人数的７０％之多。因此可以说，“私会党成了华人社会的实际控制者”。
在充满浓厚宗教色彩的１９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神庙是华族社会的活动中心”，要控制华人社会，就不可能不介入神庙。到１９世纪中叶以前，已形成“寺庙多数由私会党人控制”的局面。
华人神庙与秘密会社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新加坡，与秘密会社有关的庙宇有：恒山亭、粤海清庙、社公庙、金兰庙、应和馆和大伯公庙。恒山亭、金兰庙和大伯公庙是福建帮所属；粤海清庙和社公庙是以潮州帮为主的广东省各属人士所属；而应和馆则是客属人士所属。
这些庙宇中，有的从名称上直接便可看出和私会党的关系。
粤海清庙就隐含天地会的意思。“粤海清庙”四个字，“粤”指广东，“清海”这个词，如果“海”读作“晦”，“清”为“晴”，这两个字的意思就可解释为“月”和“日”，合到一起就是天地会的口号“反清复明”的“明”字。从庙的平面图看，天后宫和上帝宫左右对称， “天后”的“天”，和“玄天上帝”的“帝”的谐音“地”，组合起来就是“天地”，即天地会。
金兰庙的“金兰”是用来形容交情深，“坚如金”，“芳如兰”。金兰庙是新加坡开埠初期福建帮人士所建，他们桃园结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庙内的“金兰庙碑”上面刻有７４个人的名字及其捐款数额，“此七十四人可能就是金兰庙的创始人，他们也就是此秘密会社的先贤”。其私会党的性质可从金兰庙碑（１８３９年）称号中得到证实。７４个捐款者中像“张官妹哥”、“饶清龙哥”、“林亚统哥”、“梁敬汕哥”等以“哥”称呼的有１８人，而“哥”、“大哥”是私会党的称呼。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庙取名为金兰这一点来理解，金兰庙是一个以七十四名创始人为核心的结义兄弟会”。另外，金兰庙早期也不能象普通神庙那样供信徒进香膜拜，因为“金兰庙内除了结义众人奉献的一块匾额之外，没有其他显要和善男信女赠送的匾额，由此推断金兰庙初期是不开放给外人的”，这就更证明其私会党性质。
再看梧槽大伯公庙。大伯公庙里供奉的神称大伯公，这是中国诸神中所没有的。关于大伯公到底是什么神，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是槟城私会党开山祖师张理；有的认为大伯公是华人先驱者的象征，具有泛指性；有的认为是郑和三保公；有的认为是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的总长罗芳伯；有的则认为是婆罗洲砂罗越石隆门早期华工领袖刘善邦等等。还有比较多的研究者认为大伯公就是福德正神，即称为“土地公”的俗神。就梧槽大伯公庙而言，笔者认为它属于少数特殊的情况，其信奉的大伯公应该是槟城私会党的开山祖师张理。原因如下：第一，梧槽大伯公庙位于马里士他路和劳明达街一带，以前这里是一片丛林，被私会党当作活动的好场所，继而成为私会党的大本营。第二，张理原本是天地会的成员，乾隆年间来到槟城，凭教书过活，组织类似天地会的秘密会社，他是新加坡私会党的始祖。第三，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正是私会党活动兴盛的时候，新加坡的私会党和马来西亚槟城的私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１８４４年成立的槟城大伯公会是福建帮的秘密会社，而金兰庙也是福建帮的庙宇。因此，他们共同信奉的大伯公应该是同一个大伯公，这就是张理。
再从各个庙宇里所供奉的神来考察。
建立于１８２３年的应和馆，奉祀关帝，馆内一副对联显示其强烈的兄弟会色彩。上联是“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下联是“师卧龙友子龙龙兄龙弟”，附时间为道光辛丑岁冬月吉旦，即公元１８４１年。
建庙于１８２８年的恒山亭，主祀大伯公，旁祀城隍、注生娘娘。恒山亭碑刻有１０８个人名，据说这个数字具有浓厚的会党色彩，大概是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中的１０８个好汉吧。 在恒山亭碑中，醒目地列着５大董事的名字，陈送即为其中之一，他捐５２０元，仅次于薛佛记的７６４．２元。以此推断，恒山亭当与私会党有一定的联系。
创立于１８３０年的金兰庙，供奉的主神是清水祖师，旁祀包公大人和注生娘娘。包公为人们所熟知，他是我国宋代有名的清官。注生娘娘是掌管生育的授子神，一般认为她是福建古田县临水乡“临水夫人”陈靖姑，在台湾的庙宇较为常见，但多以陪祀神的身份出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新加坡的私会党与台湾天地会失败南逃有关。
兴建于１８４７年的梧槽大伯公庙，供奉槟城著名的秘密会社先祖张理，直接证明其秘密会社性质。
社公庙与前几个庙宇不同，它起初是梧槽区一个普通的土地神庙，后来为逃避警察对私会党搜捕，附近私会党义士的神位被移入庙内。神主牌位共７３个，这些义士中很多人的称号里有个“明”字，如“志明义士”、“皇明义士”、“扶明护卫将军”、“侯明义士”、“明恩义士”、“待明义士”、“明赠义士”、“明勋义士”等，因此，这应该是一批“反清复明”失败后，南逃至新加坡，后来加入义兴会的私会党人。
私会党的帮派性和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帮派政治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同帮派的私会党常起冲突，甚至发生械斗。在１８４１年、１８４６年、１８５４年曾爆发过三次帮派冲突，其中以１８５４年义兴和海山两大派的械斗最为著名，“这次械斗，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惨烈都是空前的”。这次械斗是由于“闽、粤两帮之间的恩怨而爆发的”。导火线是天地会的支派——小刀会。厦门起义失败后，小刀会的一部分人逃到新加坡，潮州帮主张帮助他们，福建帮表示反对。械斗发生后，新加坡警察根本无力制止，殖民政府慌忙调集海陆两军，甚至把监狱中的印度囚犯也组织来，最后在青云亭亭主陈金声、潮帮侨领佘有进和３０名私会党领袖的调停下，械斗才就此平息。此次械斗，“延续１０天，死６００人，伤者无数，房屋被毁３００余所”。殖民政府之所以邀请陈金声制止械斗，除了其拥有显要地位也表明他与私会党有着一定关系。
当时神庙的领导人都是商人出身，商人“为了树立本身的地位，很自然地牵引到（秘密会社）制度里，因为这个制度是当时控制社会的主要力量”。作为华族社会活动中心的神庙的领袖，不可能与私会党没有任何关联。
秘密会社的取缔对新加坡华人神庙的影响
早在１９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人秘密会社就引起了殖民当局的注意。到１９世纪中叶，随着私会党实力的增强，不同帮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和明朗化，私会党帮派之间的械斗对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触动了殖民政府的统治利益，殖民政府遂于１８８９年颁布了《危险社团镇压法令》，规定所有社团应在法令生效之日期注册，注册的社团目标或目的非法时不予注册，６个月内没有注册的视为非法。１８９０年１月１日法令正式生效。２月１５日，新加坡的所有６大秘密会党义兴、义福、福兴、广福、松柏馆和广惠肇的首领和执事，集中在梧槽路的义兴会总部，举行庄严的仪式，烧毁所有神主标志。此后十年，私会党势力逐步让位于合法的社团，新加坡的秘密会社遂告中止。
与秘密会社有关的神庙也因此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有的被遗忘，有的仅成单纯华人神庙，香火继续旺盛，有的则维持其原有样子和地位。
褪去私会党色彩后，在华人社会地位较高、受其影响不是很深的神庙，继续在新加坡的华侨华人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粤海清庙，仍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第二大帮派——潮州帮的活动中心，与天福宫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恒山亭则继续扮演开埠初期福建帮总机构的角色。
金兰庙、梧槽大伯公和应和馆也褪去私会党色彩，成为单纯的神庙。金兰庙的兄弟会组织因后继无人而告瓦解，成为纯宗教性的神庙，不再与私会党有关。梧槽大伯公庙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环境的变迁，不再是秘密会社的集会场所了。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间单纯的宗教神庙。它在福建籍人士的照料下，香火仍然很旺盛。每个月的朔望，更是香客不断，显得很热闹，每年还会在庙前的戏台演３次酬神戏。可见，它在今日的华侨、主要是福建籍华侨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应和馆也渐渐褪去原先强烈的兄弟会色彩，成为代表嘉应五属利益的方言会馆。
小小的社公庙则在秘密会社退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舞台后，“向来不甚受人注意”、“即将被人遗忘”、“不久将可能被拆除”。
１８世纪末期，英荷殖民者出于开发海峡殖民地的需要，从中国沿海的闽粤地区招募大量华工运到新加坡。这些华工身处异邦，举目无亲，在极其恶劣的自然环境下工作，还要遭受英国殖民者、种植园主、矿场主和当地封建土侯的虐待。清政府也把他们看作“弃民”，对他们不予理睬。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好采用民间的方法来保护自己。源于中国的天地会正好适应了这一需要。
天地会，全名洪门天地会。它是明朝灭亡后，一些力求“光复祖国”的“仁人志士”，为了“反清复明”而成立的反抗清朝封建专制统治的民间组织。天地会从乾隆二十六年成立始，迅速在大江南北传播开来，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政府势力。由于天地会经常发动反政府起义，遭到清政府的镇压，许多天地会成员为逃避追杀，纷纷潜逃。适逢此时英荷殖民者招募华工，于是顺势来到新加坡，当然，传播到新加坡的天地会已失去“反清复明”的宗旨，仅仅继承了其团结互助和反抗强暴的精神。
当时新加坡警察力量不足，为天地会立足创造了先决条件。１８１９年新加坡警察部队只有１３人，后来人数虽有所增加，但是几乎没受过什么正规训练。特别是警察的中上层官员全是欧洲人，普通警察也以印度人居多，他们完全不懂华语，所以根本无法和华人交流。与此同时，一些警察还收受华人开办的赌馆和妓院的贿赂，这在客观上为天地会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环境。
天地会迅速发展起来。１８４１年，新加坡有天地会成员１万名，１８５０年就猛增至２万名，而该年新加坡华侨总数是２７９８８人，也就是说私会党人数占到新加坡华侨总人数的７０％之多。因此可以说，“私会党成了华人社会的实际控制者”。
在充满浓厚宗教色彩的１９世纪的新加坡华人社会，“神庙是华族社会的活动中心”，要控制华人社会，就不可能不介入神庙。到１９世纪中叶以前，已形成“寺庙多数由私会党人控制”的局面。
华人神庙与秘密会社千丝万缕的联系
在新加坡，与秘密会社有关的庙宇有：恒山亭、粤海清庙、社公庙、金兰庙、应和馆和大伯公庙。恒山亭、金兰庙和大伯公庙是福建帮所属；粤海清庙和社公庙是以潮州帮为主的广东省各属人士所属；而应和馆则是客属人士所属。
这些庙宇中，有的从名称上直接便可看出和私会党的关系。
粤海清庙就隐含天地会的意思。“粤海清庙”四个字，“粤”指广东，“清海”这个词，如果“海”读作“晦”，“清”为“晴”，这两个字的意思就可解释为“月”和“日”，合到一起就是天地会的口号“反清复明”的“明”字。从庙的平面图看，天后宫和上帝宫左右对称， “天后”的“天”，和“玄天上帝”的“帝”的谐音“地”，组合起来就是“天地”，即天地会。
金兰庙的“金兰”是用来形容交情深，“坚如金”，“芳如兰”。金兰庙是新加坡开埠初期福建帮人士所建，他们桃园结义，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庙内的“金兰庙碑”上面刻有７４个人的名字及其捐款数额，“此七十四人可能就是金兰庙的创始人，他们也就是此秘密会社的先贤”。其私会党的性质可从金兰庙碑（１８３９年）称号中得到证实。７４个捐款者中像“张官妹哥”、“饶清龙哥”、“林亚统哥”、“梁敬汕哥”等以“哥”称呼的有１８人，而“哥”、“大哥”是私会党的称呼。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庙取名为金兰这一点来理解，金兰庙是一个以七十四名创始人为核心的结义兄弟会”。另外，金兰庙早期也不能象普通神庙那样供信徒进香膜拜，因为“金兰庙内除了结义众人奉献的一块匾额之外，没有其他显要和善男信女赠送的匾额，由此推断金兰庙初期是不开放给外人的”，这就更证明其私会党性质。
再看梧槽大伯公庙。大伯公庙里供奉的神称大伯公，这是中国诸神中所没有的。关于大伯公到底是什么神，众说纷纭。有的人认为是槟城私会党开山祖师张理；有的认为大伯公是华人先驱者的象征，具有泛指性；有的认为是郑和三保公；有的认为是婆罗洲坤甸兰芳大总制的总长罗芳伯；有的则认为是婆罗洲砂罗越石隆门早期华工领袖刘善邦等等。还有比较多的研究者认为大伯公就是福德正神，即称为“土地公”的俗神。就梧槽大伯公庙而言，笔者认为它属于少数特殊的情况，其信奉的大伯公应该是槟城私会党的开山祖师张理。原因如下：第一，梧槽大伯公庙位于马里士他路和劳明达街一带，以前这里是一片丛林，被私会党当作活动的好场所，继而成为私会党的大本营。第二，张理原本是天地会的成员，乾隆年间来到槟城，凭教书过活，组织类似天地会的秘密会社，他是新加坡私会党的始祖。第三，１８世纪末到１９世纪，正是私会党活动兴盛的时候，新加坡的私会党和马来西亚槟城的私会党有着密切的联系。１８４４年成立的槟城大伯公会是福建帮的秘密会社，而金兰庙也是福建帮的庙宇。因此，他们共同信奉的大伯公应该是同一个大伯公，这就是张理。
再从各个庙宇里所供奉的神来考察。
建立于１８２３年的应和馆，奉祀关帝，馆内一副对联显示其强烈的兄弟会色彩。上联是“兄玄德弟翼德德兄德弟”，下联是“师卧龙友子龙龙兄龙弟”，附时间为道光辛丑岁冬月吉旦，即公元１８４１年。
建庙于１８２８年的恒山亭，主祀大伯公，旁祀城隍、注生娘娘。恒山亭碑刻有１０８个人名，据说这个数字具有浓厚的会党色彩，大概是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浒》中的１０８个好汉吧。 在恒山亭碑中，醒目地列着５大董事的名字，陈送即为其中之一，他捐５２０元，仅次于薛佛记的７６４．２元。以此推断，恒山亭当与私会党有一定的联系。
创立于１８３０年的金兰庙，供奉的主神是清水祖师，旁祀包公大人和注生娘娘。包公为人们所熟知，他是我国宋代有名的清官。注生娘娘是掌管生育的授子神，一般认为她是福建古田县临水乡“临水夫人”陈靖姑，在台湾的庙宇较为常见，但多以陪祀神的身份出现。这也从一个侧面证明新加坡的私会党与台湾天地会失败南逃有关。
兴建于１８４７年的梧槽大伯公庙，供奉槟城著名的秘密会社先祖张理，直接证明其秘密会社性质。
社公庙与前几个庙宇不同，它起初是梧槽区一个普通的土地神庙，后来为逃避警察对私会党搜捕，附近私会党义士的神位被移入庙内。神主牌位共７３个，这些义士中很多人的称号里有个“明”字，如“志明义士”、“皇明义士”、“扶明护卫将军”、“侯明义士”、“明恩义士”、“待明义士”、“明赠义士”、“明勋义士”等，因此，这应该是一批“反清复明”失败后，南逃至新加坡，后来加入义兴会的私会党人。
私会党的帮派性和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帮派政治有着直接的关系。不同帮派的私会党常起冲突，甚至发生械斗。在１８４１年、１８４６年、１８５４年曾爆发过三次帮派冲突，其中以１８５４年义兴和海山两大派的械斗最为著名，“这次械斗，规模之大、时间之长、斗争之惨烈都是空前的”。这次械斗是由于“闽、粤两帮之间的恩怨而爆发的”。导火线是天地会的支派——小刀会。厦门起义失败后，小刀会的一部分人逃到新加坡，潮州帮主张帮助他们，福建帮表示反对。械斗发生后，新加坡警察根本无力制止，殖民政府慌忙调集海陆两军，甚至把监狱中的印度囚犯也组织来，最后在青云亭亭主陈金声、潮帮侨领佘有进和３０名私会党领袖的调停下，械斗才就此平息。此次械斗，“延续１０天，死６００人，伤者无数，房屋被毁３００余所”。殖民政府之所以邀请陈金声制止械斗，除了其拥有显要地位也表明他与私会党有着一定关系。
当时神庙的领导人都是商人出身，商人“为了树立本身的地位，很自然地牵引到（秘密会社）制度里，因为这个制度是当时控制社会的主要力量”。作为华族社会活动中心的神庙的领袖，不可能与私会党没有任何关联。
秘密会社的取缔对新加坡华人神庙的影响
早在１９世纪二三十年代，华人秘密会社就引起了殖民当局的注意。到１９世纪中叶，随着私会党实力的增强，不同帮派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和明朗化，私会党帮派之间的械斗对社会环境和经济发展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触动了殖民政府的统治利益，殖民政府遂于１８８９年颁布了《危险社团镇压法令》，规定所有社团应在法令生效之日期注册，注册的社团目标或目的非法时不予注册，６个月内没有注册的视为非法。１８９０年１月１日法令正式生效。２月１５日，新加坡的所有６大秘密会党义兴、义福、福兴、广福、松柏馆和广惠肇的首领和执事，集中在梧槽路的义兴会总部，举行庄严的仪式，烧毁所有神主标志。此后十年，私会党势力逐步让位于合法的社团，新加坡的秘密会社遂告中止。
与秘密会社有关的神庙也因此受到或多或少的影响，有的被遗忘，有的仅成单纯华人神庙，香火继续旺盛，有的则维持其原有样子和地位。
褪去私会党色彩后，在华人社会地位较高、受其影响不是很深的神庙，继续在新加坡的华侨华人社会中扮演重要的角色。粤海清庙，仍为新加坡华人社会第二大帮派——潮州帮的活动中心，与天福宫处于同样重要的地位。恒山亭则继续扮演开埠初期福建帮总机构的角色。
金兰庙、梧槽大伯公和应和馆也褪去私会党色彩，成为单纯的神庙。金兰庙的兄弟会组织因后继无人而告瓦解，成为纯宗教性的神庙，不再与私会党有关。梧槽大伯公庙也随着时代的发展与环境的变迁，不再是秘密会社的集会场所了。发展到现在，已经成为一间单纯的宗教神庙。它在福建籍人士的照料下，香火仍然很旺盛。每个月的朔望，更是香客不断，显得很热闹，每年还会在庙前的戏台演３次酬神戏。可见，它在今日的华侨、主要是福建籍华侨中还是有一定地位的。应和馆也渐渐褪去原先强烈的兄弟会色彩，成为代表嘉应五属利益的方言会馆。
小小的社公庙则在秘密会社退出新加坡华人社会的历史舞台后，“向来不甚受人注意”、“即将被人遗忘”、“不久将可能被拆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