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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自我介绍时，喜欢说，“我是编《读库》的老六”。
“老六”是朋友对他的称号，『做像书的书』是他给自己的快乐。
7月21日，北京暴雨，强降雨持续近16小时。这场“61年来最强暴雨”让读库在房山的库房损失惨重，约有八成的库存被冲走，其余两成被泥水浸泡也成了废纸。
读库主编张立宪，江湖人称“老六”，在知道消息后，说了一句话，“我现在不想去想这件事，想起来简直肝肠寸断。”
大雨
读库在微博上最先透露库房遭损一事时，写道：“读库库房有二，其一就在昨日 雨情最重的房山区。从昨晚开始，陆续听到积水、断电、毁路消息，到子夜时分，俺
已彻底听天由命，只求人员平安。今晨得到损报，库房垮毁，库存仅余两成泡在水里 ，其余被冲走。此时上海阳光明媚，惟有重头再来。”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读库的关注者开始为张立宪打气，除 了鼓励，最直接的方式是开始自发地为读库捐款。台湾导演吴念真给张立宪发了 私信，担心财务困扰会影响到读库的正常运作。张立宪一一谢绝，“谢绝捐款， 已收到的会一一退给各位，大家也无需为支持我们而突击购物，来日方长；谢绝媒体采访，不喜欢把我们的损失归结为一个冰冷的钱数。”因为另一个库房无恙，暂不影响经营。在老六看来，这样的情形离山穷水尽还距离遥远，而一旦接受捐款，读库的性质就变了。
2005年开始做读库，今年是读库的第七个年头。房山库房被冲事件无疑是一次绝好的宣传契机。从一开始就拒绝文化包装，到现在，张立宪仍不喜欢给自己或是读库贴上文化担当、文化责任的标签，“它就是商业，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挣钱，所以一定要把公益和经营分开，从我内心来说，这是个行为准则。即使无路可走，我贷款，问朋友借，还是不会接受捐款。这是我内心的体面。”初秋北京，接受本刊采访时，张立宪仍未统计过房山库房具体损失，“当时我们判断是不会垮，因为另一个库房还在，有了这个基本认知，我坦然了，无非是给老天爷再多打两年的工。”这足以让张立宪对“天灾”风轻云淡几语带过。
读库
2006年初春，第一本《读库》诞生了，这时距张立宪辞去现代出版社副总编辑过去了大半年。第一辑《读库0601》总共印刷了12000册，张立宪拎着十来本书，一大早去邮局寄给读者，日复一日，到2010年，《读库》就这样走过了五年，从《读库0601》到《读库1006》，每两月一本，共出版了三十辑，单本销量也升至了3万册。读库的本意是“大型阅读仓”。做《读库》之前的两年，老六在现代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从《大话西游宝典》、《独立精神》、《事关江湖》到《家卫森林》，策划过这些文艺类图书的出版。与此同时，他还在琢磨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快乐起来。张立宪给自己列了一张“不快乐”的Top10表格，然后发现自己不快乐的第一位原因是工作。
张立宪一直把自己定义成一名编辑。“2005年，我辞职做编辑，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能做的也就这一个，我只能说在那个合适的时间里我合适做的就是这个，让我成为 马云或是其他任何一个财富英雄，我也想，但我做不来，我只能选择做我擅长且正好 喜欢的事，这个过程我很享受，它又能让我赚到钱，又能享受到职业快感，既不高尚 也不悲壮。”
七年后再回头来望，读库并没有让张立宪和“成功”这样的标签相贴合，但读库以独具文化性格的“私房书”模样，聚集起了一个精英化的阅读群体。“作为一名编辑，我得编出符合自己理想的书。”张立宪说。
《读库》依然为小规模“作坊”式经营。从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到发行各个环节，张立宪从头至尾，全程负责。每一本书为何出版，张立宪都了如之指。2011年10月，张立宪编撰了近两年的《共和国教科书》终于出炉，全套11册线装，6册平装，净重九斤。这套由叶圣陶编著、丰子恺作画的“民国老课本”被张立宪用来“修复我们曾有的质朴和优美”。张立宪手头马上即将出版的新书是另一本丰子恺的漫画本，像《共和国教科书》一样，这本书他已经打磨了两年，不疾不徐地，现在总算到了适合出版的时候。
张立宪现在每天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是串门子，从一个出版社溜到另外一个，和同行聊书，和作者打电话或是上门拜访，商量着怎么写稿……书的一切碎事都是正事，张立宪乐此不疲。用他的话说，“忙得没有时间上微博的日子里，心情真好。”
神探
与张立宪谈出版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感。对张立宪来说，一本书如果没有判断失 误，基本上都能维持一定的销售额和利润水平。而一本书到底能挣几千块还是几万块，这种衡量方式太过粗暴。把书划分为畅销书和不畅销书，张立宪同样不喜。“我把我想做的书一本一本编出来，市场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不是唯一因素，一本书可能会很赚钱，但它不是我所擅长和喜欢的我就不会去做。”
在读库，张立宪贯穿着听似非常简单的行为准则。“出版业有自己的技术标准，产品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我先要踏踏实实符合这个标准。一本书应该有的品质，不论是编辑水平，还是设计水平，甚至是包装推广和宣传水平，都在其发展的四百年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规律，我首先要去了解和尊重这个规律。很多图书达不到这个标准，追求创新，有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将此放在整个出版的历史角度，根本不值一提。能让我做出来的书符合这些规律，我只能做到这一步。”
张立宪给读库立下“三不原则”，不计篇幅、不留遗憾、不计成本。“不留遗憾是首先要判断一本书是什么样子，一本书应该有样子，再努力去填充它。准确的判断是很重要。”不计成本，是张立宪作为出版人最随性的一点，成本并不指金钱成本，张立宪愿意花大把的时间去“煲”一本书，除了《读库》两月出一本，其他的书都是等它自然成熟，种下一颗种子，不施压力，让它自然成长。
读库背后的作者很多，有许多好说话的对稿费只字不提，或者干脆让张立宪把稿费换成书。2009年，财务状况开始好转，张立宪决定每期出版后的六天让作者拿到稿费。有一位老先生给张立宪写信，现在出版很难做，不容易，之前商议的10%的版税就改为8%。张立宪回信，就是因为出版难做，书又卖得少，更不能把版税降低，10%就是10%，还是按照之前的标准来。“这个事情要做起来了，它就是一个商品，既然是商业行为，不能说利润都是我的。我不愿意利用别人的感情，不能对方喜欢我，不愿意和我讨价还价，不愿意跟我谈报酬，我就不付。我这样做并不是多高尚，只是心安理得，说白了，这么做我最舒服。” 张立宪并不把读书看作一件伟大的事。它关乎个体，关乎时段，关乎某个侧面，具体读不读，怎么读，读什么，要看看个人的需求，没有谁有权利判定读什么书才是阅读。“我不认为阅读有种族主义。读书不是一个人的义务，像谁一生下来，就欠了多少本书要读一样，对于个体来说是这样。但对于整体来说，一个人不读书没有关系。“没有一本书可以让13亿中国人都喜欢，都爱读。每一本书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小众的。
7月份，高群书导演的《神探亨特张》中，张立宪成为男主角。电影中，张立宪饰演的神探，平凡、琐碎、无聊，抓些小毛贼。上映前举行的上海电影节，张立宪和王小山、宁财神、鹦鹉史航等三十多位文化红人黑衣亮相。“老六”两个字贴在张立宪背部，一跃还被封为非官方“非主流影帝”。出演男一号的张立宪同时负责电影字幕校对。对于他来说，前者是“第一个也绝对是最后一个角色“，后者是他的本职。
【记者手记】
不致敬也可以
北京美术街上的雕刻时光三联店，来来往往全是文化名人。王全安刚举办过电影《白鹿原》的分享会。分享正当热闹时，陈丹青突然冒了进来。看着熙熙闹闹的人群，勉强坐了小半个钟，然后皱着眉离开了。早晨的店里，这些平日里热闹的痕迹被静谧覆住。走廊的尽头，一块白板上写着“真实上海百年”，主讲人周兵（知名纪录片导演）、张立宪。
张立宪走进来时，这块牌子正好立在他正对面。他斜挎着一个用时已久的背包，刚办完读库的一些公事。采访准备中，试图打开他的话匣子，让他谈些曲折的故事和理想的概率，毕竟，北京大雨中冲垮的房山读库库房一度成为前不久的热门话题。而真正聊起来，才发现，眼前的“老六”称得上用“乏味”来形容。他不愿谈大题、用大词，甚至听他讲到“理想”二字，已经是最华丽不过的道白。
做了七年的《读库》、《共和国教科书》以及其他数十本出版物，张立宪经手的全是一些并不会“畅销”的经典读物。作为一名强调“赚钱首要”的商业主编，张立宪甚至不愿意谈读库的社会影响力。以至于对他来说，所有的碎事都是分内，所有的利益都为了更好地生活。既然如此，谈何高尚与悲壮，谈何理想与伟大，又谈何欢喜与厌倦。一切形而上的东西让他莫名地抵抗。但反过来讲，为了一本书，首尾相顾做完所有事，花耐心去抚育，又不愿谈功论过，这本身就是熨帖不过的喜爱。
陈丹青长身翩翩的风姿还在眼前闪晃。张立宪却低敛得像个初来乍到的新手。张立宪在《我的一天》中这样描写自己：“白天去了邮局，给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地二十多位读者寄去最新一辑《读库》。下午跟某兄弟聊天，他说《读库》把我的贱劲儿充分挑逗出来了，乐呵呵地做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傍晚跟某某催稿，他还是拖拉机，逼得我连发6条短信，‘再不交稿，就拿弹弓子崩你们家窗玻璃’，再加叹号6个。深夜摸回家，先收邮件，又有6条读者反馈，有老读者，有第一次写来的，我幸福地哼哼了一下。 编完一篇长稿，选定一帧藏书票，在心里拍拍自己肩膀：小张，干得不错。’哦，天哪天哪，这一天多么美好！洗洗睡了。”
做读库，像从书海里捞宝针。《瓦尔登湖》（梭罗名著插图，大自然中的湖、树、人）、《傲慢与偏见》（奥斯丁小说插图，古典英伦画风）、《带阁楼的房子》（契诃夫小说插图，俄罗斯风格）、《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90周年特制）、《老舍小说插图》（丁聪先生代表作）、《没有字的故事》（久远的木刻版画）……不难预见，出版这些书到底能给读库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张立宪却愿意为这些老书件们补遗理单。
或者，他梳理的也根本不是关于时光、前人和书的记忆碎片，而是他自己的读书碎片。“满世界都是路，不致敬也是可以的。曾经有一些书摆在我的面前，不学有术。我们的八十年代，幸福的感觉涌遍全身。爱情的另外一种译法，不读书主义。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读书是世界上最不坏的事情。”
这是张立宪的“记忆碎片”。他说“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这或者是他最直接而且高喊出的口号。柴静这样看待他：“老六以一人之力，在自己的行业做成这样，还享受得直哼哼，同一个时代的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赶紧把自己手头上的事做好点吧。”
“老六”是朋友对他的称号，『做像书的书』是他给自己的快乐。
7月21日，北京暴雨，强降雨持续近16小时。这场“61年来最强暴雨”让读库在房山的库房损失惨重，约有八成的库存被冲走，其余两成被泥水浸泡也成了废纸。
读库主编张立宪，江湖人称“老六”，在知道消息后，说了一句话，“我现在不想去想这件事，想起来简直肝肠寸断。”
大雨
读库在微博上最先透露库房遭损一事时，写道：“读库库房有二，其一就在昨日 雨情最重的房山区。从昨晚开始，陆续听到积水、断电、毁路消息，到子夜时分，俺
已彻底听天由命，只求人员平安。今晨得到损报，库房垮毁，库存仅余两成泡在水里 ，其余被冲走。此时上海阳光明媚，惟有重头再来。”
消息迅速传播开来，读库的关注者开始为张立宪打气，除 了鼓励，最直接的方式是开始自发地为读库捐款。台湾导演吴念真给张立宪发了 私信，担心财务困扰会影响到读库的正常运作。张立宪一一谢绝，“谢绝捐款， 已收到的会一一退给各位，大家也无需为支持我们而突击购物，来日方长；谢绝媒体采访，不喜欢把我们的损失归结为一个冰冷的钱数。”因为另一个库房无恙，暂不影响经营。在老六看来，这样的情形离山穷水尽还距离遥远，而一旦接受捐款，读库的性质就变了。
2005年开始做读库，今年是读库的第七个年头。房山库房被冲事件无疑是一次绝好的宣传契机。从一开始就拒绝文化包装，到现在，张立宪仍不喜欢给自己或是读库贴上文化担当、文化责任的标签，“它就是商业，我们做这个事情就是为了挣钱，所以一定要把公益和经营分开，从我内心来说，这是个行为准则。即使无路可走，我贷款，问朋友借，还是不会接受捐款。这是我内心的体面。”初秋北京，接受本刊采访时，张立宪仍未统计过房山库房具体损失，“当时我们判断是不会垮，因为另一个库房还在，有了这个基本认知，我坦然了，无非是给老天爷再多打两年的工。”这足以让张立宪对“天灾”风轻云淡几语带过。
读库
2006年初春，第一本《读库》诞生了，这时距张立宪辞去现代出版社副总编辑过去了大半年。第一辑《读库0601》总共印刷了12000册，张立宪拎着十来本书，一大早去邮局寄给读者，日复一日，到2010年，《读库》就这样走过了五年，从《读库0601》到《读库1006》，每两月一本，共出版了三十辑，单本销量也升至了3万册。读库的本意是“大型阅读仓”。做《读库》之前的两年，老六在现代出版社任副总编辑，从《大话西游宝典》、《独立精神》、《事关江湖》到《家卫森林》，策划过这些文艺类图书的出版。与此同时，他还在琢磨如何让自己的生活快乐起来。张立宪给自己列了一张“不快乐”的Top10表格，然后发现自己不快乐的第一位原因是工作。
张立宪一直把自己定义成一名编辑。“2005年，我辞职做编辑，这是我的本职工作，我能做的也就这一个，我只能说在那个合适的时间里我合适做的就是这个，让我成为 马云或是其他任何一个财富英雄，我也想，但我做不来，我只能选择做我擅长且正好 喜欢的事，这个过程我很享受，它又能让我赚到钱，又能享受到职业快感，既不高尚 也不悲壮。”
七年后再回头来望，读库并没有让张立宪和“成功”这样的标签相贴合，但读库以独具文化性格的“私房书”模样，聚集起了一个精英化的阅读群体。“作为一名编辑，我得编出符合自己理想的书。”张立宪说。
《读库》依然为小规模“作坊”式经营。从策划、组稿、编稿、设计、印刷、宣传到发行各个环节，张立宪从头至尾，全程负责。每一本书为何出版，张立宪都了如之指。2011年10月，张立宪编撰了近两年的《共和国教科书》终于出炉，全套11册线装，6册平装，净重九斤。这套由叶圣陶编著、丰子恺作画的“民国老课本”被张立宪用来“修复我们曾有的质朴和优美”。张立宪手头马上即将出版的新书是另一本丰子恺的漫画本，像《共和国教科书》一样，这本书他已经打磨了两年，不疾不徐地，现在总算到了适合出版的时候。
张立宪现在每天最主要的工作之一是串门子，从一个出版社溜到另外一个，和同行聊书，和作者打电话或是上门拜访，商量着怎么写稿……书的一切碎事都是正事，张立宪乐此不疲。用他的话说，“忙得没有时间上微博的日子里，心情真好。”
神探
与张立宪谈出版业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轻松感。对张立宪来说，一本书如果没有判断失 误，基本上都能维持一定的销售额和利润水平。而一本书到底能挣几千块还是几万块，这种衡量方式太过粗暴。把书划分为畅销书和不畅销书，张立宪同样不喜。“我把我想做的书一本一本编出来，市场是一个重要因素，但它不是唯一因素，一本书可能会很赚钱，但它不是我所擅长和喜欢的我就不会去做。”
在读库，张立宪贯穿着听似非常简单的行为准则。“出版业有自己的技术标准，产品有自己的判断标准，我先要踏踏实实符合这个标准。一本书应该有的品质，不论是编辑水平，还是设计水平，甚至是包装推广和宣传水平，都在其发展的四百年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的规律，我首先要去了解和尊重这个规律。很多图书达不到这个标准，追求创新，有时觉得自己做了一件了不起的事情，而将此放在整个出版的历史角度，根本不值一提。能让我做出来的书符合这些规律，我只能做到这一步。”
张立宪给读库立下“三不原则”，不计篇幅、不留遗憾、不计成本。“不留遗憾是首先要判断一本书是什么样子，一本书应该有样子，再努力去填充它。准确的判断是很重要。”不计成本，是张立宪作为出版人最随性的一点，成本并不指金钱成本，张立宪愿意花大把的时间去“煲”一本书，除了《读库》两月出一本，其他的书都是等它自然成熟，种下一颗种子，不施压力，让它自然成长。
读库背后的作者很多，有许多好说话的对稿费只字不提，或者干脆让张立宪把稿费换成书。2009年，财务状况开始好转，张立宪决定每期出版后的六天让作者拿到稿费。有一位老先生给张立宪写信，现在出版很难做，不容易，之前商议的10%的版税就改为8%。张立宪回信，就是因为出版难做，书又卖得少，更不能把版税降低，10%就是10%，还是按照之前的标准来。“这个事情要做起来了，它就是一个商品，既然是商业行为，不能说利润都是我的。我不愿意利用别人的感情，不能对方喜欢我，不愿意和我讨价还价，不愿意跟我谈报酬，我就不付。我这样做并不是多高尚，只是心安理得，说白了，这么做我最舒服。” 张立宪并不把读书看作一件伟大的事。它关乎个体，关乎时段，关乎某个侧面，具体读不读，怎么读，读什么，要看看个人的需求，没有谁有权利判定读什么书才是阅读。“我不认为阅读有种族主义。读书不是一个人的义务，像谁一生下来，就欠了多少本书要读一样，对于个体来说是这样。但对于整体来说，一个人不读书没有关系。“没有一本书可以让13亿中国人都喜欢，都爱读。每一本书从本质上来说都是小众的。
7月份，高群书导演的《神探亨特张》中，张立宪成为男主角。电影中，张立宪饰演的神探，平凡、琐碎、无聊，抓些小毛贼。上映前举行的上海电影节，张立宪和王小山、宁财神、鹦鹉史航等三十多位文化红人黑衣亮相。“老六”两个字贴在张立宪背部，一跃还被封为非官方“非主流影帝”。出演男一号的张立宪同时负责电影字幕校对。对于他来说，前者是“第一个也绝对是最后一个角色“，后者是他的本职。
【记者手记】
不致敬也可以
北京美术街上的雕刻时光三联店，来来往往全是文化名人。王全安刚举办过电影《白鹿原》的分享会。分享正当热闹时，陈丹青突然冒了进来。看着熙熙闹闹的人群，勉强坐了小半个钟，然后皱着眉离开了。早晨的店里，这些平日里热闹的痕迹被静谧覆住。走廊的尽头，一块白板上写着“真实上海百年”，主讲人周兵（知名纪录片导演）、张立宪。
张立宪走进来时，这块牌子正好立在他正对面。他斜挎着一个用时已久的背包，刚办完读库的一些公事。采访准备中，试图打开他的话匣子，让他谈些曲折的故事和理想的概率，毕竟，北京大雨中冲垮的房山读库库房一度成为前不久的热门话题。而真正聊起来，才发现，眼前的“老六”称得上用“乏味”来形容。他不愿谈大题、用大词，甚至听他讲到“理想”二字，已经是最华丽不过的道白。
做了七年的《读库》、《共和国教科书》以及其他数十本出版物，张立宪经手的全是一些并不会“畅销”的经典读物。作为一名强调“赚钱首要”的商业主编，张立宪甚至不愿意谈读库的社会影响力。以至于对他来说，所有的碎事都是分内，所有的利益都为了更好地生活。既然如此，谈何高尚与悲壮，谈何理想与伟大，又谈何欢喜与厌倦。一切形而上的东西让他莫名地抵抗。但反过来讲，为了一本书，首尾相顾做完所有事，花耐心去抚育，又不愿谈功论过，这本身就是熨帖不过的喜爱。
陈丹青长身翩翩的风姿还在眼前闪晃。张立宪却低敛得像个初来乍到的新手。张立宪在《我的一天》中这样描写自己：“白天去了邮局，给南京、武汉、上海、广州等地二十多位读者寄去最新一辑《读库》。下午跟某兄弟聊天，他说《读库》把我的贱劲儿充分挑逗出来了，乐呵呵地做一件挺不容易的事。傍晚跟某某催稿，他还是拖拉机，逼得我连发6条短信，‘再不交稿，就拿弹弓子崩你们家窗玻璃’，再加叹号6个。深夜摸回家，先收邮件，又有6条读者反馈，有老读者，有第一次写来的，我幸福地哼哼了一下。 编完一篇长稿，选定一帧藏书票，在心里拍拍自己肩膀：小张，干得不错。’哦，天哪天哪，这一天多么美好！洗洗睡了。”
做读库，像从书海里捞宝针。《瓦尔登湖》（梭罗名著插图，大自然中的湖、树、人）、《傲慢与偏见》（奥斯丁小说插图，古典英伦画风）、《带阁楼的房子》（契诃夫小说插图，俄罗斯风格）、《卡拉马佐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诞辰190周年特制）、《老舍小说插图》（丁聪先生代表作）、《没有字的故事》（久远的木刻版画）……不难预见，出版这些书到底能给读库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张立宪却愿意为这些老书件们补遗理单。
或者，他梳理的也根本不是关于时光、前人和书的记忆碎片，而是他自己的读书碎片。“满世界都是路，不致敬也是可以的。曾经有一些书摆在我的面前，不学有术。我们的八十年代，幸福的感觉涌遍全身。爱情的另外一种译法，不读书主义。都市里没有当初我的梦想，读书是世界上最不坏的事情。”
这是张立宪的“记忆碎片”。他说“闪开，让我歌唱八十年代”，这或者是他最直接而且高喊出的口号。柴静这样看待他：“老六以一人之力，在自己的行业做成这样，还享受得直哼哼，同一个时代的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赶紧把自己手头上的事做好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