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住宅从穴居和巢居，发展到今天五花八门的样式，还远未达到宜居的目标。何谓宜居？园居，古代只有皇帝才能拥有。如今，要人人达到此理想是不可能的，因为人口和土地的矛盾是宜居的终极制约，财富和权力的金字塔分布是宜居的现实制约。于是，从古代君臣到当代政客，从文人墨客到专家学者，从地主老财到商业巨子，无不从个人角度和社会角度探索城乡体系的宜居道路，一直游离于人文和自然之间。
　　从个人角度上看，历代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是最成熟的实践。园林本质上是居住与环境关系的有机整合。大到郊野的避暑山庄，小到故宫的御花园，皇帝要么避居山水之间，要么引绿入宅。康百万的庄园是众多院落之中点缀着绿色庭园，恭亲王的萃锦园是王府轴线后附庸着文人园林。这些非贵则富的园宅组合，既是对绿色的追求，还是对艺术的要求。
　　家家户户造园是不可能的，于是，人类提出了各种社会学上的生态理念，并把它们融入城乡建设之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园林城市理论。中国人早在魏晋南北朝时就把田与园结合，产生了名噪一时的理想居住形式，如谢灵运的庄园。大量的田园诗就是对这种居住模式的歌咏。田园诗比山水诗进步的是，望见万亩良田和六畜兴旺，产生丰衣足食和恬然自适。这时的绿色是农田之绿，意味人丁旺，家畜兴。
　　然而，在城市之中，田园与民居却是一对冤家，于是，北宋的画家和书法家米芾就提出城市山林的理想，想把城市与山林融为一体。虽然至今，“城市山林”四字仍在镇江的南山牌坊上笑看人间烦恼，最终成为中国先人的一个绿色乌托邦。山可养林，亦可养人；林可供人吃，亦可供人用。山喻仁德，林喻生意，山林即有实之用，亦有意之境。
　　因城市与山林的距离太过遥远，很多人不爱城市喧嚣，偏爱隐居在山林之中，题居所为山居。唐宋文人雅士崇尚乡野山居，王维的辋川别业和卢鸿一的嵩山别业就是典型。诗人、画家、居士王维在辋川别业中与裴迪诗画唱和，成就了千古名作《辋川集》和《辋川图》。在王维题完《山居即事》诗后，南宋徐玑再续《山居》诗，可见唐宋文人舍城取山之心拳拳。
　　山居生活，必然产生山水诗和山水画。它们是中国文人心在山水的写照。宋朝以后，山水诗转向园林诗。“虽由人作，宛自天开”的山水园是园林诗的素材，诗人们认为，宅园的山水胜于穷山恶水和胸中丘壑。乾隆一生写诗四万余，其中园林诗占很大部分，原因是他长期居住在自己设计的园林之中，即便六下江南，也是一路驻跸于行宫园林之中，徜徉于江南名园之间。如果说在真山水中写的诗是山水诗的话，那么，在山水园中写的诗本质上也属山水诗。
　　1990年，著名科学家钱学森受山水园启发，提出山水城市理论，倡导在现代城市文明条件下，人文形态与自然形态在景观规划上的巧妙结合。城市山林只是梦想，因为林与村庄可结合得天衣无缝，但林不足以立市，水才是立市之本。所以我们说，山水城市远比城市山林的科学性强，意义也更为远大。在山水环境之中构建山水城市，符合中国人自古以来的资源利用和人文畅想逻辑。
　　如果说山水城市是自然与城市二者的结合，那么，园林城市则是自然、城市与艺术三者的结合，要求更高。生态城市理论是从花园城市理论发展过来。1820年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初提该词，1898年英国建筑学家霍华德在《Garden City of Tomorrow》（明天的田园城市）中专门阐述该理念。霍氏认为城市应由内核心、放射线和若干圈层组成，每个圈层都有绿地、市政、商业、居住、工业等功能区。把花园与每个功能区相结合的思想，一直影响到现代城市规划的所有方面和阶段。田园城市理论为我们展示了城市与自然平衡的生态魅力。我国对花园城市的实践就是制定“国家园林城市”标准，开展两年一次的评选活动，鼓励把园林的生态、防灾减灾、美化景观和游憩四大功能发挥到极致。
　　花园城市理论之后，生态城市理论把城市运营的效率提到了仿生学的高度。197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人与生物圈”计划中初提生态城市四字，1984年前苏联生态学家雅尼斯基进行了全面论述。生态城市理论认为城市运行机制应用科学技术手段协调城市经济系统与生物关系，保护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与能源，提高城市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和可持续发展的能力。1992年，建设部在园林城市资格认证的基础上，开展“国家生态园林城市”的创建活动，如青岛、扬州、南京、杭州、威海、苏州、绍兴、桂林、常熟、昆山、晋城、张家港有幸荣登首批生态园林城市榜单。
　　至今14批211个国家园林城市，名单之众一直为各界所诟病。当我们深入其中时，很难把生态、园林和城市三者一一对应，一句话：名不符实。的确，至今没有一个城市敢说，它是生态的或是园林的，只能说它是生态化的或园林化的。
　　林学家们在质疑完国家园林城市之后说，既然创建园林城市和生态城市那么困难，还不如建设森林城市来得简单，因为森林的生态效应更强，技术手段更为简单，达到天然氧吧的目标指日可待。从1962年美国肯尼迪政府在户外娱乐资源调查中首先使用“森林城市”，到2004年国家林业局启动“国家森林城市”评定，时过42年。至今，我国已公布八届榜单，大连、扬州、杭州、无锡等30个城市光荣上榜，基本上是园林城市的复试和选拔。虽然这个名单没有国家园林城市那么长，但也有很多人在质疑森林城市的名实问题，认为森林进城也不过是一个口号或噱头。
　　如果说园林城市追求的是人类居住的最高境界，而森林城市追求的仅仅是空气质量的话，那么都市农业的理论和实践则是另辟蹊径。城与乡是不同的空间复合生态系统，乡村的农业能否拯救问题多多的城市？城市是向城市化发展还是向农业化发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学家第一次提出都市农业之后，国外很多地方都在尝试在城市空间内的都市农庄。更令人不可想象的是，很多城市居住区也是按农业模式进行规划建设。围绕居住环境，创造地面农业、墙面农业、屋顶农业和室内农业，直至农耕文明的邻里关系。虽然农业生产是都市农业的核心内容，但它比东晋农村的田园进了一大步，探索农业文明在城市的操作性。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我们国家因为贫困也经历过城市生产运动，把公园开辟成农田，后来，园林又回归艺术化的位置。文化和生态是前六十年最火爆的语汇。进入新世纪后，生态的呼声似乎又高过了文化。敝人认为，时下对生态的追求有点过头，有些地方政府把它当成运动来抓，矫枉过正啦！ 　　古城的遗址发现后，废弃的工厂搬迁后，一夜披绿，摇身一变，成为遗址公园，这是拍手称快的民生工程。而矿业城市的那千疮百孔的矿区，单靠几个所谓矿山遗址公园的披绿挂彩，很难恢复往日的地形地貌。若没有生态修复制度的保障，更难持续这项工作。我们用一百年时间把全国的山头剃个遍，如今靠一年一度的植树节，纵然动用了飞机，也无济于事。面对荒山秃岭，我们只好说，多给我们点时间。当北京笼罩在沙尘暴之中时，国家开始重视绿色屏障的建设，提出三北绿色长城的大课题，在内蒙、新疆、青海、甘肃等地，各级政府把沙漠绿洲列为重中之重。这笔千年老帐的清算，远比矿区修复来得艰难，更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
　　国家级三北绿色屏障是从防灾减灾出发，似乎与我们的城市生活远些，而这几年刚兴起的城市绿道理论则把低碳生活和生态的其他理念整合在一起，时尚之中带着科学性和生活气息。城市绿道与城市绿带都是城市绿地系统的内容，它更多从城市交通和市民健康出发。许多城市纷纷提出建设环城绿道、滨水绿道、人文绿道。美国人十九世纪20年代始了绿道的建设，最著名的东海岸绿道：途经十四个州，长达3300公里，上世纪80年代每年吸引至少500万的健身者。其最吸引人之处不仅是健身，还在于沿途的名胜古迹。
　　随着人口的膨胀，城市淡水湖泊被慢慢蚕蚀，城市的自我修复能力越来越低，1971年，18个国家在伊朗签署了《湿地公约》。我国1992年签约，到目前已建成重要湿地1886个。杭州的西溪湿地就是一个城郊型国家级湿地。湿地具有涵养水源、净化水质、调蓄洪水、控制土蚀、补充地下水、调节小气候、维持碳循环、美化大环境等功能，又是生物多样性的发源地，对维护生态平衡意义重大。因此它也被誉为地球之肾、天然水库和天然物种库。联合国环境署2002公布，1公顷湿地生态系统每年创造的价值高达1.4万美元，是热带雨林的7倍，是农田生态系统的160倍。
　　华夏文明从田园农业发展到都市农业，可以说是生产线上的城市化；从文人山居发展到山水城市，是隐士回归城市的标志。园林城市与森林城市的标准和称号的相似，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一场艺术与绿色的较量。从开辟湿地公园的全面开花到城市绿道崭露头角，依稀可见一条生态平衡走向健康生活的光明大道。绿色给了人类生命的源泉，生活给了人类真实的感觉，艺术升华了人类的梦想。人类总是在绿色的追求中观望和思索，权衡和摇摆，马蹄声不止，只因有梦在。实践是快乐的。
　　（转载自中国风景园林网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