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会召开之际，关于全民发放消费券的呼声又高涨起来。全国政协常委刘汉元就提案按每人4000元发放约5.2亿元消费券，引起各界的热议。在质疑者中，有人认为发放消费券会有种种困难，有人则认为消费券会“挤出”现金消费，因而起不到扩大内需的作用，也有人认为消费券会导致通货膨胀等等。其实这些质疑对于4万亿投资同样适用，无论是实施成本、挤出效应还是可能的通货膨胀，对于通过投资来拉动内需同样是不可避免的副作用，问题在于是否利大于弊，采用何种方法会利更大而弊更小?
　　在经济危机时扩大政府投资，这是凯恩斯主义的重要主张之一，其背后的假设则是：经济危机是由于有效需求不足引起的。需求不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是居民储蓄太多，而企业信心不足，不愿意投资，大家都不愿意花钱，所以需要政府去花钱。罗斯福的新政就是按照凯恩斯主义去做的，但是张维迎教授在《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一文中说，其实罗斯福没有多少新政，罗斯福的政策在他的前任胡佛手里都早已开始实施了。现有的大量证据证明，美国政府加大公共工程投资，提高关税，限制工资的调整，都是在罗斯福上任之前进行的，所以导致了失败。
　　凯恩斯主义的前提假设是否符合中国的实际呢?张维迎指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中国家庭储蓄占可支配收入的比重是降低的，从1996年的30％以上下降到2000年的25％左右，之后没有大的变化，中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1996年是20％，到2000年只有15％，2005年是16％，远低于印度的22％。中国的储蓄率确实是世界上最高的，但主要原因是企业储蓄和政府储蓄高，而不是家庭的储蓄率太高。一方面是居民没钱花，另一方面却是企业(主要是国有企业)大量无效的投资。
　　那么是否应该刺激消费呢?张维迎又给出了另外一组数据：对过去30年的GDP增长做个回归会发现， “消费贡献率”和“出口贡献率”与GDP的增长率负相关，只有“投资贡献率”与GDP增长率正相关。也就是说，消费和出口的“贡献率”越大，GDP增长越低；投资的“贡献率”越大，GDP的增长率越高。所以最终还是要刺激投资，只有投资增加了，居民收入才能增加，消费也才会增加。
　　刺激投资的一个方法当然是减税，这也是张维迎提出的建议之一，不过如果仅仅如此，恐怕也只能是短期效应，而且我们的投资其实并不匮乏，前几年的投资过热就是一例，只是那些投资大多用在不增加实际产出的方面了。
　　现在政府拿出的4万亿也认为自己是在投资，特别是用于基础设施和民生工程，以期取得长期的效用。不过周其仁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提出，我国的4万亿投资有必要吸取当年日本的教训：经济高速增长，哪里堵了到哪里修路。然而修了一条路，没车，经济不行了再修路，然后又没车，结果造成了公共资源的严重浪费。
　　在中国这种情况其实也并不罕见，一些公共投资修建的高速公路变成了私人经营的赚钱工具，收得多而管得少，于是再投资再修一条。一些投资巨大的开发项目变成一片废墟，于是换个地方再开发。不过我们还可以换个角度，把这当作一种比喻：扩大政府投资——假设投资都用在了公共设施建设上——就好比是修路，减税是让企业有钱去买车，发放消费券就是发钱给大家买车票，最好的情况当然是路也修得好，车也跑得多，但问题是：路并不等于交通，而有了车也并不一定会上路。
　　我们说的当然不是尾号限行，而是说：如果光有路而没有科学的交通管理、完备的服务区、良好的路面维护，反倒是充满了公路三乱、车匪路霸、事故拥堵，开车的人也都不遵守交通规则，这样的路能否充分发挥其作用，人们“买车”和“出行”的欲望是否会大大减少呢?或者，路也有了，车也跑了，但是好的车都掌握在国家自己手中，而私營车的运输收益又被各种各样的收费和罚款瓜分得差不多了，人们是否还有继续投资买车的积极性呢?
　　所以，路要修，车要鼓励买，但是政府的工作并不止步于此，甚至并非应该从这里开始。如果路只是指硬件，中国虽然还比西方发达国家少得多，但更差的还是其利用效率。如果路指的是行政管理、法制等等软件，那我们的路可以说是少得可怜，这些“软路”当然不是有钱就能建成的，但是没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也不行，与其修一些可能没车跑的路，何不以大手笔投资的魄力来修好软路呢?
　　所以，这次金融危机是“危”，也确实是中国的机会，是进一步推进改革、建设“好的市场经济”的机会。第一步，是把过路费降下来，把空闲的公车还给民间，而最根本的方法就是修好制度的路，让民间的车真正跑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