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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的、民间的《蜗牛》，生活这么美，我们慢慢过
对于民间艺术，他们由热爱生出忧虑，因忧虑做了《蜗牛》，又以《蜗牛》结识同道，生长出希望。杂志的成与败退居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选择了用行动践行梦想，选择了有态度的生活。
2012年12月9日，周末，北京的天空碧蓝如洗，冬日的阳光愈显温煦。
邓超和几个朋友聚在北六环外的一栋居民楼的二居室里喝茶。这里是《蜗牛》杂志的新工作室，四个小书架和两面墙角堆满了书，书架上放着七只读者赠送的神态各异的布偶蜗牛。
27岁的邓超犹如一个恪守传统的老者，慎重又缓慢地冲着茶叶。他先将佛手香炉置于茶盘上，焚起檀香。而后才倒些茶叶放进茶壶中，注入开水，用第一遍茶水将白瓷杯子逐个斟满，清洗茶具。然后又向壶中注入开水，一一斟茶。
茶台是来自台湾，乌金石，“万流归宗”的设计——茶台中间有个小孔，一铜钱覆于孔上，茶水则顺孔下的小管流出。茶具也是专门定制，胎色洁白素雅。茶叶是普洱、绿茶，大多是朋友赠送，只有绿茶是他们下乡时自采、自炒的。
下午茶时光开始，焚香，品茗，在尚未整理的纷乱现实中，畅谈理想。光影明灭交错，时间倏忽，去而不返。
在过去，邓超、吴垠和高登科这三个80后年轻人很难享受这样的周末闲暇，总是忙个不停，和身边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在北京的快节奏中奔忙。而邂逅民间艺术之后，他们慢了下来，而《蜗牛》杂志，更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赋予了他们“蜗牛”式的新生活。
2011年的夏天，邓超、吴垠和高登科一起做了独立杂志《蜗牛》，他们希望让传统生活之美重回现代生活，很多人被这本杂志所带来的田园牧歌、质朴情怀所触动。
寻找诞生
在年轻人云集的豆瓣网上，邓超写下了自己的探寻道路，他说“十年青春几迷茫”。
2002年，高考之后，邓超远赴乌克兰、俄罗斯留学，每年换一个专业。他发现在学校里学不到他要想的知识，不如自己看书自学，遂不顾一切退学回国，也彻底伤透了父母的心。父亲曾为他读书四处借学费。因此，退学后，为了挣钱安抚父母，邓超“发疯似的想尽了办法”挣钱，做过留学咨询、卖过电子词典、当过翻译、做过冰雕模具、摆摊卖过杂志、办过网站。
等家里经济条件好转之后，邓超成了一个旁听生，到清华大学、中央美院旁听课程，埋头读书，他完整地听了考古、听了佛教艺术和民间艺术。2009年，在清华美院杨阳教授的民间美术课，他第一次接触到“民间艺术”这个词汇。20年前，中央美院教授杨先让和女儿杨阳考察了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将14次考察的行程综述和100多个精彩的传统民间艺术特写以及近千张图片撰成《黄河十四走》一书，这本书详尽地描述了老大娘剪刀下的剪纸、手里捏出来的面花、針里刺出的绣片，以及年画、皮影、脸谱、鞋样、被面、刺绣、荷包、肚兜……邓超细细读着《黄河十四走》，发现这本书激发了他“直觉的美感”。
2010年农历新年前，邓超参加了清华美院组织的一次民间艺术田野考察，重走了黄河沿岸，却发现“活在民间的工艺品基本上看不到了”。仅仅二十年时间，那些曾经记录在册的民间艺术已经衰败甚至消亡。这一次重走黄河流域的经历，让邓超极为震惊。他开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而这种感受，并非邓超一个人经历。在这次考察中，他遇到了研究当代艺术评论的高登科和研究考古的吴垠。他们聊得很投机，成了朋友。
2008年，在清华美术学院上学的高登科听说安徽老家的几个民间老艺人相继去世了，两年后，当他对家乡民艺进行调查时，惊诧地发现“什么都没了”，民艺给他的童年带来的那些美好也无处可寻。而吴垠曾在台湾的《汉声》杂志实习，汉声杂志一直采用田野实际调查，记录下深藏于中国内陆地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吴垠深受《汉声》影响，很爱传统民间文化艺术。
三人一拍即合，头脑风暴之下，冒出了办杂志的主意，相比网站，杂志更接近传统形式。甚至想到就在北京的每个地铁站开始，免费发放。
事后，邓超将《蜗牛》的诞生总结为：“三个无知无畏、热爱民间艺术的青年天真地以为办杂志的成本和路边发送的广告册成本相差无几，于是拍脑袋做的这个决定。”
点燃·希望
“在现代化的今天，一切都快速起来了……我们需要慢下脚步……质朴而温暖的手工可以让人在焦躁、冰冷的工业城市中感受到美好。”
这是《蜗牛》杂志创刊号的序言。他们讲述了江西婺源黄源村李眯眯一家的故事。主题是《竹子，大地的礼物》。
李眯眯住在江西婺源黄源村，一条黄源河绕村流过，几乎所有的山上都有竹子。眯眯外公石武发是老篾匠，大舅石水生也是篾匠，可以编出竹篮、竹筐、茶盘、凉席。他们在《蜗牛》中写道：“想要渡河，拿上竹竿，撑着竹筏悠悠地划过去；想吃竹笋了，去后山上挖一个回家炒着吃；想给家里添些用具，请村里的篾匠来。”
整本杂志“把眯眯家的亲戚走了个遍”，从篾匠的故事讲到了油纸伞，跟着眯眯的父亲去了有机茶园，描绘了眯眯一家的“开心农场”，无论去到村里哪一家，听说是眯眯的朋友，都受到热情接待。
因此，在竹子的故事中，他们除了让人们发现民间艺术是一种活的传统，也希望让人们发现乡土中质朴的温情。
故事讲得清秀欢乐，杂志也充满了温暖的“手工”记忆——买不起书号，无法正式出版，就自己找印刷厂；采编人员缺乏，那就请义工写作、绘画；为了减少成本，于是把印量提高；不讲求写作技巧，只希望能感动自己。本想低成本做杂志，但为了保证质量，他们选择了特种纸和更好的油墨，印刷成本每本提高不少。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蜗牛》，他们举办发刊读者见面会，为每期杂志制作宣传视频和海报。第一期杂志多以赠阅方式传播，谁料口碑不错，竟陆续有不少人来询问更多杂志信息。《蜗牛》团队的希望被一点点点燃，也点燃朋友们的梦想。 从第二期开始，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刘浩鹏辞去了企业的工作，全职加入《蜗牛》，成为《蜗牛》的美编。从第三期开始，吴垠的高中同学刘晨兼职加入了《蜗牛》，这个毕业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学专业的设计师接替了刘浩鹏的工作，改善杂志的品牌包装。随后，刘晨的男朋友何酉也逐渐成为《蜗牛》的“预备役”。在北大某部门做设计师的他，曾在工作之初豪气冲天，势必闯出一番天地。但经过两年的生活磨练，他渐渐迷失于繁忙的都市生活，苦苦追寻意义感，而加入《蜗牛》，让他得以找到设计师的自由，做让自己满意的设计。
第二期本想去有“藏文化百科全书”之称的德格印经院，却因藏族向导的一句话来到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领略藏族农民歡庆丰收的节日——望果节的盛大。第三期，他们在杨阳老师的带领下进入山东，完成北方传统节日吃食面花的考察。第四期，他们来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探访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2012年11月25日，《蜗牛》第三、四期新刊发行读者见面会北大专场上，看到原本陌生的一群人迅速进入热烈的讨论氛围，刘晨隐隐感到《蜗牛》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凝聚力，吸引力。
瓶颈·挑战
原本打算一年出四期，但因为考察周期长，主创团队也经常被其他事务干扰，且大多数稿子是朋友兼职写稿，目前《蜗牛》杂志保持着一年出两期的记录。
随性而不随意，反机械化，《蜗牛》流露出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静感”和“感性”，邓超说，这不是新闻，与时间无关。
但更多人会问：“怎么养活自己？”确实因为房租的不断上涨，《蜗牛》的工作室从北三环搬到了北五环，又从北五环搬到六环以外。何酉最初听说《蜗牛》，也困惑这样一本资金来源不稳定的杂志如何能够长久发展，“但看到杂志，看到这群人之后，你就知道：嗨！想那些干嘛？！想做就做！”
他们坚信“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当然找钱也算个技术活，但真正的瓶颈还在于自身的学识。
在第三期《蜗牛》杂志的开篇中，邓超祖露了团队的苦恼：“我们几个人都感觉到由于自身民艺知识积累的浅薄和考察方法的粗陋，形成了我们继续往前发展的瓶颈。我们像站在冰面上看水下的鱼。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对民艺的感性化认识，隐约看到其背后更为庞大、复杂的民间生活信仰和精神世界的支撑，可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的体力和强韧的冰镐来破冰取鱼。”
他们再次求助于清华美院民间美术专业教授杨阳，具有丰富民间艺术田野调查经验的老师带领“蜗牛”们进行了一次“样板”考察：选择“山东面花”，从其历史、现状及文化、经济等角度进行全景式观察采访。
第三期《蜗牛》被视为一座里程碑。“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往复多次，多次回访，慢慢建立了信任关系。而更多的时间，我们大量收集充实相关背景资料，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等等，为这一期杂志的蜕变做着各种准备。”他们一步步地向前走，“蜗牛”们总结自己最大的优点：“每一步都很慢，但每一步都够猛！”
除了一年做两本56页的杂志，邓超希望在余下的大把时间里再做一个“手工匠”项目，发掘存在于当下的民间手工匠人和手工艺品——“蜗牛”们不仅仅停留于《蜗牛》。2012年12月14日，蜗牛们接到了一个好消息，清华美院史论系与清华经管学院MBA合作，开设为期一个月的非遗项目研讨课程，“蜗牛”们受邀全程参与。
访谈杂志：每期只访一个人
《Mono Kultur》 德国
http：//mono-kultur.com/
“Mono”在德语中是单声道的意思，“Kultur”则是文化——单声道的文化。主编凯·冯·拉贝瑙希望做一本纯粹的访谈杂志，每期只访一个人，一问一答。每期杂志都会有来自不同领域的创意人加入，有艺术家、设计师、策展人、作家、摄影师，大家自由讨论，达成一个特别的方案。据称，“杂志的个性融入了每一个人的爱和智慧”。其中最特别的是第23期，受访者气味大师 Sissel Tolaas特别调制了 12种不同的香味渗透进纸页，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带有气味的杂志。
个人杂志：最难的是“不成长”
《Here and There》 日本
http：//www.nakakobooks.com
《Here and There》是一个人的杂志。2002年，日本艺术家林央子（Nakako Hayashi） 决定做一本杂志，来回应一个疑问：“我真心喜欢的生活是什么？”这本杂志，从选题到组稿全部由她一个人完成，撰稿人都是熟悉的朋友。这本杂志就像一本公开的日记本，林央子将她的个人生活融入杂志之中，鲜明地体现出她的趣味和生活。林央子自己认为，做这本杂志最关键的在于保持个人化的状态。“从开始到现在，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始终秉持‘不成长’的理念。”
植物杂志：植物是世界的中心
《The Plant Journal》 西班牙
《The Plant Journal》由记者Cristina Merino 与她的朋友在2011年创办。这三位爱植物的女性办了一本完全以植物为主角的杂志。当然，这不是植物的学科杂志，谈植物，但真正谈的还是生活，包括美食、艺术和爱。比如，她们讲述了“有机诗意树计划”的Hiroshi Sunairi，这个人收集了广岛在原爆后幸存下来的树的种子，寄给世界各地的园艺人来栽种，也讲述了一些照亮植物的人，他们给社区带来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通过这本杂志，让读者重新找到认识周遭事物的能力，找到发现生命力的眼睛。
家居杂志：我们谈人的生活
《Apartmento》 西班牙
2008年，《Apartmento》创始，四个创始人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一个设计师、一个摄影师、一个撰稿人，都是巴塞罗那创意圈的活跃人士，因此，他们吸引了很多创意人士的关注，《Apartmento》的主题是关注日常生活与室内空间，但他们真正谈的是生活，展示以家来表达自我趣味的人。比如，在一个以美食为主题的别册中，他们找来了旅居法国的美国文化人Jim Haynes，让他讲述过去的三十年中，他如何通过在自家工作室中举办周日晚餐，来试图打破人与人的疆界的故事。
对于民间艺术，他们由热爱生出忧虑，因忧虑做了《蜗牛》，又以《蜗牛》结识同道，生长出希望。杂志的成与败退居其次，更为重要的是，他们选择了用行动践行梦想，选择了有态度的生活。
2012年12月9日，周末，北京的天空碧蓝如洗，冬日的阳光愈显温煦。
邓超和几个朋友聚在北六环外的一栋居民楼的二居室里喝茶。这里是《蜗牛》杂志的新工作室，四个小书架和两面墙角堆满了书，书架上放着七只读者赠送的神态各异的布偶蜗牛。
27岁的邓超犹如一个恪守传统的老者，慎重又缓慢地冲着茶叶。他先将佛手香炉置于茶盘上，焚起檀香。而后才倒些茶叶放进茶壶中，注入开水，用第一遍茶水将白瓷杯子逐个斟满，清洗茶具。然后又向壶中注入开水，一一斟茶。
茶台是来自台湾，乌金石，“万流归宗”的设计——茶台中间有个小孔，一铜钱覆于孔上，茶水则顺孔下的小管流出。茶具也是专门定制，胎色洁白素雅。茶叶是普洱、绿茶，大多是朋友赠送，只有绿茶是他们下乡时自采、自炒的。
下午茶时光开始，焚香，品茗，在尚未整理的纷乱现实中，畅谈理想。光影明灭交错，时间倏忽，去而不返。
在过去，邓超、吴垠和高登科这三个80后年轻人很难享受这样的周末闲暇，总是忙个不停，和身边所有的年轻人一样，在北京的快节奏中奔忙。而邂逅民间艺术之后，他们慢了下来，而《蜗牛》杂志，更是改变了他们的生活轨迹，赋予了他们“蜗牛”式的新生活。
2011年的夏天，邓超、吴垠和高登科一起做了独立杂志《蜗牛》，他们希望让传统生活之美重回现代生活，很多人被这本杂志所带来的田园牧歌、质朴情怀所触动。
寻找诞生
在年轻人云集的豆瓣网上，邓超写下了自己的探寻道路，他说“十年青春几迷茫”。
2002年，高考之后，邓超远赴乌克兰、俄罗斯留学，每年换一个专业。他发现在学校里学不到他要想的知识，不如自己看书自学，遂不顾一切退学回国，也彻底伤透了父母的心。父亲曾为他读书四处借学费。因此，退学后，为了挣钱安抚父母，邓超“发疯似的想尽了办法”挣钱，做过留学咨询、卖过电子词典、当过翻译、做过冰雕模具、摆摊卖过杂志、办过网站。
等家里经济条件好转之后，邓超成了一个旁听生，到清华大学、中央美院旁听课程，埋头读书，他完整地听了考古、听了佛教艺术和民间艺术。2009年，在清华美院杨阳教授的民间美术课，他第一次接触到“民间艺术”这个词汇。20年前，中央美院教授杨先让和女儿杨阳考察了黄河流域的民间艺术，将14次考察的行程综述和100多个精彩的传统民间艺术特写以及近千张图片撰成《黄河十四走》一书，这本书详尽地描述了老大娘剪刀下的剪纸、手里捏出来的面花、針里刺出的绣片，以及年画、皮影、脸谱、鞋样、被面、刺绣、荷包、肚兜……邓超细细读着《黄河十四走》，发现这本书激发了他“直觉的美感”。
2010年农历新年前，邓超参加了清华美院组织的一次民间艺术田野考察，重走了黄河沿岸，却发现“活在民间的工艺品基本上看不到了”。仅仅二十年时间，那些曾经记录在册的民间艺术已经衰败甚至消亡。这一次重走黄河流域的经历，让邓超极为震惊。他开始思考，自己可以做些什么。
而这种感受，并非邓超一个人经历。在这次考察中，他遇到了研究当代艺术评论的高登科和研究考古的吴垠。他们聊得很投机，成了朋友。
2008年，在清华美术学院上学的高登科听说安徽老家的几个民间老艺人相继去世了，两年后，当他对家乡民艺进行调查时，惊诧地发现“什么都没了”，民艺给他的童年带来的那些美好也无处可寻。而吴垠曾在台湾的《汉声》杂志实习，汉声杂志一直采用田野实际调查，记录下深藏于中国内陆地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吴垠深受《汉声》影响，很爱传统民间文化艺术。
三人一拍即合，头脑风暴之下，冒出了办杂志的主意，相比网站，杂志更接近传统形式。甚至想到就在北京的每个地铁站开始，免费发放。
事后，邓超将《蜗牛》的诞生总结为：“三个无知无畏、热爱民间艺术的青年天真地以为办杂志的成本和路边发送的广告册成本相差无几，于是拍脑袋做的这个决定。”
点燃·希望
“在现代化的今天，一切都快速起来了……我们需要慢下脚步……质朴而温暖的手工可以让人在焦躁、冰冷的工业城市中感受到美好。”
这是《蜗牛》杂志创刊号的序言。他们讲述了江西婺源黄源村李眯眯一家的故事。主题是《竹子，大地的礼物》。
李眯眯住在江西婺源黄源村，一条黄源河绕村流过，几乎所有的山上都有竹子。眯眯外公石武发是老篾匠，大舅石水生也是篾匠，可以编出竹篮、竹筐、茶盘、凉席。他们在《蜗牛》中写道：“想要渡河，拿上竹竿，撑着竹筏悠悠地划过去；想吃竹笋了，去后山上挖一个回家炒着吃；想给家里添些用具，请村里的篾匠来。”
整本杂志“把眯眯家的亲戚走了个遍”，从篾匠的故事讲到了油纸伞，跟着眯眯的父亲去了有机茶园，描绘了眯眯一家的“开心农场”，无论去到村里哪一家，听说是眯眯的朋友，都受到热情接待。
因此，在竹子的故事中，他们除了让人们发现民间艺术是一种活的传统，也希望让人们发现乡土中质朴的温情。
故事讲得清秀欢乐，杂志也充满了温暖的“手工”记忆——买不起书号，无法正式出版，就自己找印刷厂；采编人员缺乏，那就请义工写作、绘画；为了减少成本，于是把印量提高；不讲求写作技巧，只希望能感动自己。本想低成本做杂志，但为了保证质量，他们选择了特种纸和更好的油墨，印刷成本每本提高不少。
为了让更多人知道《蜗牛》，他们举办发刊读者见面会，为每期杂志制作宣传视频和海报。第一期杂志多以赠阅方式传播，谁料口碑不错，竟陆续有不少人来询问更多杂志信息。《蜗牛》团队的希望被一点点点燃，也点燃朋友们的梦想。 从第二期开始，学土木工程专业的刘浩鹏辞去了企业的工作，全职加入《蜗牛》，成为《蜗牛》的美编。从第三期开始，吴垠的高中同学刘晨兼职加入了《蜗牛》，这个毕业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广告学专业的设计师接替了刘浩鹏的工作，改善杂志的品牌包装。随后，刘晨的男朋友何酉也逐渐成为《蜗牛》的“预备役”。在北大某部门做设计师的他，曾在工作之初豪气冲天，势必闯出一番天地。但经过两年的生活磨练，他渐渐迷失于繁忙的都市生活，苦苦追寻意义感，而加入《蜗牛》，让他得以找到设计师的自由，做让自己满意的设计。
第二期本想去有“藏文化百科全书”之称的德格印经院，却因藏族向导的一句话来到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领略藏族农民歡庆丰收的节日——望果节的盛大。第三期，他们在杨阳老师的带领下进入山东，完成北方传统节日吃食面花的考察。第四期，他们来到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探访中国最后的“狩猎部落”。
2012年11月25日，《蜗牛》第三、四期新刊发行读者见面会北大专场上，看到原本陌生的一群人迅速进入热烈的讨论氛围，刘晨隐隐感到《蜗牛》产生了一种不可思议的凝聚力，吸引力。
瓶颈·挑战
原本打算一年出四期，但因为考察周期长，主创团队也经常被其他事务干扰，且大多数稿子是朋友兼职写稿，目前《蜗牛》杂志保持着一年出两期的记录。
随性而不随意，反机械化，《蜗牛》流露出与现代生活格格不入的“静感”和“感性”，邓超说，这不是新闻，与时间无关。
但更多人会问：“怎么养活自己？”确实因为房租的不断上涨，《蜗牛》的工作室从北三环搬到了北五环，又从北五环搬到六环以外。何酉最初听说《蜗牛》，也困惑这样一本资金来源不稳定的杂志如何能够长久发展，“但看到杂志，看到这群人之后，你就知道：嗨！想那些干嘛？！想做就做！”
他们坚信“钱能解决的问题都不是问题”，当然找钱也算个技术活，但真正的瓶颈还在于自身的学识。
在第三期《蜗牛》杂志的开篇中，邓超祖露了团队的苦恼：“我们几个人都感觉到由于自身民艺知识积累的浅薄和考察方法的粗陋，形成了我们继续往前发展的瓶颈。我们像站在冰面上看水下的鱼。我们已经可以通过对民艺的感性化认识，隐约看到其背后更为庞大、复杂的民间生活信仰和精神世界的支撑，可是我们却没有足够的体力和强韧的冰镐来破冰取鱼。”
他们再次求助于清华美院民间美术专业教授杨阳，具有丰富民间艺术田野调查经验的老师带领“蜗牛”们进行了一次“样板”考察：选择“山东面花”，从其历史、现状及文化、经济等角度进行全景式观察采访。
第三期《蜗牛》被视为一座里程碑。“在差不多半年的时间里，往复多次，多次回访，慢慢建立了信任关系。而更多的时间，我们大量收集充实相关背景资料，大量阅读文学作品等等，为这一期杂志的蜕变做着各种准备。”他们一步步地向前走，“蜗牛”们总结自己最大的优点：“每一步都很慢，但每一步都够猛！”
除了一年做两本56页的杂志，邓超希望在余下的大把时间里再做一个“手工匠”项目，发掘存在于当下的民间手工匠人和手工艺品——“蜗牛”们不仅仅停留于《蜗牛》。2012年12月14日，蜗牛们接到了一个好消息，清华美院史论系与清华经管学院MBA合作，开设为期一个月的非遗项目研讨课程，“蜗牛”们受邀全程参与。
访谈杂志：每期只访一个人
《Mono Kultur》 德国
http：//mono-kultur.com/
“Mono”在德语中是单声道的意思，“Kultur”则是文化——单声道的文化。主编凯·冯·拉贝瑙希望做一本纯粹的访谈杂志，每期只访一个人，一问一答。每期杂志都会有来自不同领域的创意人加入，有艺术家、设计师、策展人、作家、摄影师，大家自由讨论，达成一个特别的方案。据称，“杂志的个性融入了每一个人的爱和智慧”。其中最特别的是第23期，受访者气味大师 Sissel Tolaas特别调制了 12种不同的香味渗透进纸页，这是世界上第一本带有气味的杂志。
个人杂志：最难的是“不成长”
《Here and There》 日本
http：//www.nakakobooks.com
《Here and There》是一个人的杂志。2002年，日本艺术家林央子（Nakako Hayashi） 决定做一本杂志，来回应一个疑问：“我真心喜欢的生活是什么？”这本杂志，从选题到组稿全部由她一个人完成，撰稿人都是熟悉的朋友。这本杂志就像一本公开的日记本，林央子将她的个人生活融入杂志之中，鲜明地体现出她的趣味和生活。林央子自己认为，做这本杂志最关键的在于保持个人化的状态。“从开始到现在，最难能可贵的一点是始终秉持‘不成长’的理念。”
植物杂志：植物是世界的中心
《The Plant Journal》 西班牙
《The Plant Journal》由记者Cristina Merino 与她的朋友在2011年创办。这三位爱植物的女性办了一本完全以植物为主角的杂志。当然，这不是植物的学科杂志，谈植物，但真正谈的还是生活，包括美食、艺术和爱。比如，她们讲述了“有机诗意树计划”的Hiroshi Sunairi，这个人收集了广岛在原爆后幸存下来的树的种子，寄给世界各地的园艺人来栽种，也讲述了一些照亮植物的人，他们给社区带来的变化。更重要的是，他们希望通过这本杂志，让读者重新找到认识周遭事物的能力，找到发现生命力的眼睛。
家居杂志：我们谈人的生活
《Apartmento》 西班牙
2008年，《Apartmento》创始，四个创始人都是二十几岁的青年，一个设计师、一个摄影师、一个撰稿人，都是巴塞罗那创意圈的活跃人士，因此，他们吸引了很多创意人士的关注，《Apartmento》的主题是关注日常生活与室内空间，但他们真正谈的是生活，展示以家来表达自我趣味的人。比如，在一个以美食为主题的别册中，他们找来了旅居法国的美国文化人Jim Haynes，让他讲述过去的三十年中，他如何通过在自家工作室中举办周日晚餐，来试图打破人与人的疆界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