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赴纽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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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9年1月20日晚,我通过电视收看了美国第44任总统奥巴马的就职演讲。他谈到美国的传统和当前面临的挑战,也谈到变革。当他提到伊拉克问题时,有一句话特别引起了我的注意。他说:“我们将以负责任的态度,将伊拉克还给伊拉克人民。”这句话虽短,但是一个信号,表明美国对伊拉克政策将做出重大调整。奥巴马要调整美国对伊拉克政策,自然是形势使然。早知今日,何必当初。6年前的那场战争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国际社会曾经全力劝阻,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士都曾为和平而忙碌、奔走。
  
  山雨欲来 狂风满楼
  
  2002年第57届联合国大会的一般性辩论适逢“9·11”事件一周年。一年来,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反对和打击恐怖主义成为国际关系调整的主轴。美国在阿富汗开展了代号为“持久自由”的军事行动,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打击“基地”组织,并将反恐战争的下一个目标锁定为伊拉克。
  9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在联大一般性辩论开幕式上发言,他在讲话中用了相当大的篇幅讲伊拉克问题。他说,12年前,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联合国阻止了那次侵略。为了中止敌对行动,挽救自己,伊拉克独裁者做出了一系列承诺,并同意用事实证明他履行其中每一项义务。但他最终证明的仅仅是他对联合国所做承诺的蔑视。
  布什随后逐一列举了伊拉克违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的情况,表示如果伊拉克要和平,就应该立即销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停止支持恐怖主义,停止迫害伊拉克人民,释放海湾战争被俘人员,停止非法贸易。
  布什强调,美国将与安理会合作,共同迎接挑战。布什说,如果伊拉克政权再次无视我们,世界将慎重和果断地采取行动,让伊拉克为其行为负责。
  布什的强硬讲话成为当天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新闻。
  我是出席第57届联合国大会的中国代表团团长,当时就坐在联合国大会厅内。我当时的感觉是,伊拉克又到了一个战与和的十字路口。
  1990年8月,伊拉克入侵科威特。这严重违反了《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在得到安理会的授权后,美国率领的多国部队于1991年1月发动了“沙漠风暴”军事行动,将伊拉克军队逐出科威特。这就是第一次海湾战争。
  从1990年8月到2003年9月,安理会通过了近60项决议,对伊拉克采取了最为严厉的全面制裁措施,并且要求伊拉克无条件销毁、拆除所有化学、生物武器和射程超过150公里的弹道导弹,不得参与或支持国际恐怖主义活动。联合国还成立了一个武器核查特别委员会(简称联合国特委会),专门负责对伊拉克进行武器核查。
  从1991年5月开始,对伊拉克的武器核查断断续续进行了12年,一直没有结束。
  1999年12月,安理会通过1284号决议,成立联合国监督、核查及视察委员会(简称联合国监核会),取代特委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负责对伊拉克的武器核查。伊拉克没有接受这一决议,但后来随着形势的发展,不得不同意监核会赴伊拉克进行核查。
  “9·11”事件后,美国与伊拉克的关系雪上加霜。
  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企图,遭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反对,就连美国的盟国也不赞同,国际社会普遍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框架内寻求政治解决。在内、外压力下,布什政府不得不将伊拉克问题重新拿回安理会讨论。
  布什的讲话让伊拉克感到了压力。2002年9月16日,伊拉克外长萨布里致函联合国秘书长安南,表示伊拉克将无条件接受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重返伊拉克。
  同一天,我在纽约应约和萨布里外长通了电话。萨布里在电话中向我介绍了伊拉克方面的有关考虑,希望中国继续为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做出努力。
  我对他说,中方对伊拉克无条件接受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重返的决定表示欢迎,这是伊拉克在关键时刻做出的明智决定,为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争取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增加了更多的机会。
  2002年9月26日,我正在巴黎陪同朱镕基总理对法国进行正式访问,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要求同我通话。
  鲍威尔告诉我,美国正在同英国讨论伊拉克问题安理会新决议草案内容。
  很快,美国向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散发了由美英共同起草的伊拉克问题决议草案,草案提出了严厉的对伊武器核查条件与方式。9月30日,英国外交大臣派特使欧威廉专程来北京,向中方提交了草案文本。
  这个草案核心内容其实很简单,就是伊拉克必须在决议通过后的30天内,向安理会提交其研发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报告。伊拉克还必须立即、无条件允许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人员,以任何方式、对任何地点进行不受限制的核查。如果伊拉克有任何欺骗或隐瞒,或对核查不予全面、充分合作,任何会员国都有权使用一切必要手段,维护该地区的和平与安全。
  就在英方向我们提交决议草案的同一天,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给我打来电话,向我谈了俄方对决议草案的看法。
  伊万诺夫说,俄罗斯认真研究了草案内容,认为案文包含了允许对伊拉克自动使用武力的条款,因此俄罗斯无法接受这一草案。他还告诉我,法国也赞同俄罗斯的立场。
  我告诉伊万诺夫,中方的态度很明确,就是要争取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安理会可以分两步走,先让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尽快返回伊拉克并顺利开展工作,再根据核查结果决定安理会下一步行动。
  
  “自动授权” 此路不通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看,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围绕美国、英国提出的决议草案分歧很大,实际上是分成了两派。美国、英国想“一步到位”。中国、法国、俄罗斯三国都主张分两步走”。法国和俄罗斯的调门都很高,他们甚至表示,如果美英两国不接受“分两步走”的方案,在安理会表决这个决议草案时,将不惜使用否决权。
  这给美英带来了很大压力。
  在中国、法国、俄罗斯的坚持下,美英不得不对决议草案进行多次修改。经过一个多月的磋商,“五常”之间仍然存在分歧,中、法、俄对涉及“自动授权动武”的有关表述还不满意。美国人有些坐不住了。
  2002年11月6日上午,美国国务卿鲍威尔紧急要求和我通话。我按约定时间,来到外交部通话室。
  通话中,鲍威尔对我说,美国将于当天在安理会正式散发最新决议草案,并将要求在48小时后付诸表决。
  几个小时后,我们就拿到了美国散发的最新决议草案。从内容上看,美英已经拿掉了暗含“自动授权动武”的内容,这基本上符合我们“分两步走”的思路。
  当时,恰好轮到中国担任安理会轮值主席。
  于是,我在美国散发最新决议草案的当天,分别与俄罗斯、法国外长及联合国秘书长安南通了电话。
  我对他们强调,经过一段时间的磋商,“五常”已经在新决议草案的许多方面达成重要共识。美方也根据最近磋商情况,对案文做了相应修改,进一步照顾了有关国家的关切,有一定积极意义,有助于“五常”达成一致。
  我表示,在目前阶段,各方都希望通过磋商在联合国框架内求得政治解决,也都认为目前正处于一个十分重要的时机,希望各方在磋商中继续显示灵活和合作态度,为安理会取得一致而共同努力。
  各方都赞同我的看法,也做出了积极回应。
  11月8日,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张义山大使的主持下,安理会以15票赞成一致通过一项关于伊拉克问题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
  这项决议规定,伊拉克必须立即同意联合国核查人员重新返回伊拉克,并允许他们开展大规模、不受限制的武器核查。联合国核查人员要在决议通过后的45天内再次前往伊拉克开展核查,并在其后的60天内向安理会报告初步核查情况。安理会将根据他们报告的内容和伊拉克的实际情况,考虑下一步将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决议还规定,如果伊拉克不充分执行该决议,将面临“严重后果”。
  可以看出,决议没有包含“自动授权动武”的内容,同时使得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可以迅速返回伊拉克开展工作,并保证了安理会对下一步的行动拥有主导权。
  安理会通过1441号决议后,伊拉克随即宣布接受该决议。不久,伊拉克即按照决议的要求,向联合国提交了长达12000页的关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导弹研发的报告。
  2002年11月27日,联合国核查人员抵达伊拉克。联合国对伊拉克武器核查工作重新开始了。
  在联合国恢复对伊拉克武器核查的同时,美国一方面加快军事部署,在海湾地区大规模集结部队;一方面在国际上组建“倒萨达姆志愿者同盟”,为对伊拉克开战做战前准备。
  一时间,海湾地区战云密布,局势骤然紧张。但是,美英并没有马上动手,而是加大了外交努力,仍然寄希望于拿到安理会授权,掌握对伊拉克动武的“尚方宝剑”,使其军事行动合法化。安理会内部对于是否授权美英对伊拉克动武,分歧非常严重,围绕是战是查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激烈较量。我也因此在短短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四赴纽约,为和平奔走。
  
  一赴纽约 相互摸底
  
  2003年新年伊始,法国外长德维尔潘通过法国驻华使馆给我捎来口信。他说,法国是当月的安理会轮值主席。他建议于1月20日在纽约召开一个安理会反恐问题外长会议,总结在联合国框架内开展的反恐斗争,以便更有效地打击恐怖主义。
  1月18日,我在结束对博茨瓦纳的访问后,租用法国一家航空公司的包机,于当晚10点离开哈博罗内,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做短暂技术性停留后,飞往纽约。
  那一次,我在纽约总共只停留了35个小时。在这短短的一天半时间内,我除参加安理会反恐问题外长会议外,还密集地会见了美国国务卿鲍威尔、俄罗斯外长伊万诺夫、德国副总理兼外长菲舍尔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
  在这些双边会见中,我们谈的核心问题都是伊拉克问题。
  就在4天前,联合国武器核查人员在伊拉克的一个弹药库内,发现了12枚空化学弹头,在两名伊拉克科学家的住宅,发现了3000多页与核技术有关的文件。
  美国方面一口咬定这是伊拉克“实质性”违反联合国决议的“严重事件”。法国、俄罗斯、德国等则持不同意见,主张先听取联合国核查人员的报告,然后再做判断。
  我在会见鲍威尔时,他明确表示,伊拉克所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必须抓住最后的机会,与国际社会合作,履行安理会第1441号决议。
  他同时表示,布什总统还没有就美国是否对伊拉克动武做出任何决定,仍然希望通过和平手段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他说,美国在海湾地区进行军事部署是为了应对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
  他告诉我,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将于一周后向安理会提交报告,汇报对伊拉克进行武器核查的结果。布什总统已经指示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团,仔细研究这份报告及安理会成员的反应。在那之后,布什总统将与江泽民主席以及其他有关国家领导人磋商,然后再决定下一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
  针对美方的态度,我向鲍威尔强调,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是代价最小的办法。当前还是要继续进行联合国的武器核查,让事实说话。至于下一步怎么走,要由安理会来决定。安理会应该尊重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意见。
  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国,法国外长德维尔潘2003年1月20日专门在法国常驻联合国代表的官邸,为与会的各国外长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举行午宴。结果,这场午宴变成了一个热烈的讨论会,大家都在谈工作,主要围绕联合国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对伊拉克核查的结果,以及下一步国际社会如何处理伊拉克问题各抒己见。这实际上是安理会成员在这些问题上的一次相互“摸底”。
  我在午宴上发表了讲话。我说,迄今为止对伊拉克的核查进展基本上是顺利的,并没有发现大的问题。监核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刚刚与伊拉克达成了一份包括十项内容的声明,两机构还希望能有更多时间进行核查。安理会应该重视并尊重他们的意见。
  我明确地表示,1月27日安理会将再次听取核查通报,这一通报并不意味着核查的结束,各方应该本着客观和实事求是的态度,尊重两机构提供的情况和评估意见。伊拉克是否遵守了安理会决议,是否仍然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都应该让事实来说话,而不要匆忙下结论。
  
  再赴纽约 美国摊牌
  
  2003年1月27日,联合国监核会及国际原子能机构向安理会提交了报告,表示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发现伊拉克发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确凿证据,要求继续对伊拉克进行核查。
  国际社会普遍支持两机构的要求,但美国始终坚持认为,只要萨达姆在台上,延长对伊拉克武器核查就没有意义。
  两机构提交报告的第二天,美国总统布什在华盛顿发表国情咨文,再次指责伊拉克没有切实履行1441号决议,并称伊拉克与“基地”组织有联系。他明确提出美国要领导一个国际联盟,解除伊拉克武装。
  布什在讲话中提出,美国将要求安理会于2月5日召开外长会议,专门讨论伊拉克问题。
  我立即指示驻美使馆了解美方意图何在,有何具体考虑。美方向我们透露,鲍威尔将在这次会议上向与会各方提供美国掌握的一些情报,这些情报将足以证明伊拉克违反了安理会决议,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美国方面还说,美国非常看重中国的地位和作用,希望中国外长届时能够出席。
  我们同时了解到,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等主要国家的外长都已经决定与会。
  鉴于上述情况,我决定再赴纽约。
  那段时间恰逢中国的传统节日春节假期。2月1日是大年初一。这天上午,我专门召集外交部有关同志开会,研究与会有关问题。
  我们对这次外长会前的形势和可能出现的情况进行了认真梳理和分析。
  当人们还在欢度春节时,我和我的同事们已经登上了前往纽约的飞机。
  2月5日,安理会就伊拉克问题举行公开会。
  当时,伊拉克问题是国际上的头等大事。各方特别是美国高度重视。那一次,美国与会阵容空前强大,除了国务卿鲍威尔外,还有中情局局长、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等高官。
  鲍威尔首先在会上发言。
  鲍威尔的发言持续了将近一个半小时,其间,他不时借助音像手段加以说明,通过大量录像、录音、幻灯片,历数伊拉克违反安理会决议的情况。
  鲍威尔煞有介事地说,证据显示,伊拉克隐藏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欺骗甚至暗中阻挠联合国核查人员的工作。伊拉克正在发展弹道导弹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运载工具。萨达姆政权与国际恐怖组织有联系,并资助了巴勒斯坦的恐怖分子,窝藏从阿富汗逃到伊拉克的“基地”组织人员。鲍威尔还指称,藏匿在伊拉克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同一名美国高级外交官在约旦遇刺有关。
  鲍威尔总结说,伊拉克的行为构成了对安理会1441号决议的“实质性违反”。
  鲍威尔最后说,1441号决议是安理会给伊拉克的最后机会。但两个月来的核查表明,伊拉克根本无意抓住这一机会,仍然拒不履行安理会有关决议。在这种情况下,安理会必须勇于承担自身的责任。
  美国在这次会议上确实拿出了一些“新东西”。这些“东西”在一定程度上给人们造成了伊拉克拥有并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印象。但后来的情况表明,这些所谓的情报和证据是有问题的,这次在安理会的陈述,也成了鲍威尔的“麦城”。
  2005年9月,已经卸任国务卿的鲍威尔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谈时,公开承认他在安理会的这次陈述确有不实之处。他说,毫无疑问这是一个污点,使他至今仍感到痛苦。
  鲍威尔陈述后,与会的其他各国外长分别发言。根据抽签顺序,我第一个发言。
  我特别指出,在销毁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问题上,安理会成员的态度是一致的。这在安理会的有关决议,特别是1441号决议中已经有充分反映。目前的关键是要执行好这个决议。至于安理会下一步如何行动,应该根据核查的结果,由各成员共同讨论和决定。
  我最后强调,国际社会强烈希望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避免战争。安理会必须予以重视。只要还有一线希望,我们就要做出百分之百的努力,争取政治解决。中国愿与各方一道为此而努力。
  我发言后,法国、俄罗斯、德国等国的外长也相继发言,他们的观点依然与美国、英国针锋相对。在这个问题上,安理会成员的立场分歧严重,壁垒分明。
  
  三赴纽约 战和相持
  
  根据联合国的安排,2003年2月14日,联合国监核会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负责人将再次向安理会提交对伊拉克的核查报告。
  2月11日,法国总统希拉克就伊拉克问题与江泽民主席通电话。希拉克总统说,伊拉克局势正处于关键时刻,为争取更多安理会成员支持政治解决的努力,法国、德国、俄罗斯三国外长将在2月14日赴纽约出席安理会有关会议。希拉克总统强烈希望江主席同意派中国外长与会。
  为继续体现中国在伊拉克问题上的建设性作用,支持避免战争的外交努力,中央决定派我与会。就这样,我在10天内再赴纽约,出席安理会伊拉克问题外长会。
  2月14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公开会议,听取两机构负责人报告对伊拉克武器核查情况。
  这一次,两机构负责人向安理会提交的报告以介绍具体核查情况为主。他们一方面表示,仍然没有发现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另一方面又说,还不能证明伊拉克确实没有这类武器。
  在关于伊拉克是否“实质性违反”联合国决议、是否需要继续核查、加强核查机制等关键问题上,两机构强调决定权在安理会。
  针对两机构的报告,各国随后进行了发言。美国指责伊拉克未能对联合国的核查工作采取合作态度,也没有执行安理会1441号决议,称伊拉克仍在继续隐瞒、欺骗联合国,并再次表示,增加核查人员或延长核查时间已经没有任何作用,安理会应于近期采取行动。
  英国、西班牙、保加利亚等国呼应美国的立场。英国称,和平解除伊拉克武装应该以武力为后盾。伊拉克则驳斥了美国的指责。
  中国、法国、德国、俄罗斯等多数安理会成员在发言中重申,应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认为前段核查已有进展,应继续进行,并加强核查机制;敦促伊方加强与联合国的合作。
  我在发言中对大多数成员的意见明确表示赞同,认为核查是有作用的,有必要继续进行下去。应该给予核查人员必要的时间,落实好第1441号决议,完成安理会赋予的使命。
  我重点强调了政治解决、避免战争的主张。我说,和平与发展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期待。作为安理会成员国,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付出最大的努力,采取一切措施尽力避免战争。只有沿着政治解决的方向走下去,我们才不会辜负国际社会对安理会的信任和期望。
  从这次会议的情况看,安理会成员主战、主和两派泾渭分明,各持己见。多数国家与美英立场大相径庭,反对在当时形势下对伊拉克动武。法国、德国等国更是公开与美国唱反调。
  美英短期内寻求安理会明确授权动武的难度很大。
  
  四赴纽约 力争和平
  
  两机构向安理会提交报告10天后,北京时间2003年2月25日凌晨,美英两国,这一次又加上西班牙,再次向安理会提交了新的决议草案。
  虽然美国等国提交的新案文中没有明确授权动武的内容,但案文明确将伊拉克定性为对国际和平与安全构成威胁的国家,并决定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采取行动。这样的案文一旦通过,也将会被视为美英获得了联合国的动武授权。
  美英方面虽然表示欢迎各方就案文提意见,但又强调不会做实质性改动。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法国、俄罗斯、德国在安理会散发了关于加强联合国对伊拉克武器核查的“联合备忘录”,并明确表示反对安理会通过任何新决议。
  安理会围绕伊拉克问题的较量进入摊牌阶段。
  我们对美英搞新决议草案当然是不赞成的。
  为了尽最大努力给和平争取机会,江泽民主席、胡锦涛总书记分别出面做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德国领导人的工作,强调要继续加强核查,争取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没有必要搞新决议。江主席、胡总书记还强调要和平解决伊拉克问题,战争对谁都没有好处。政治解决问题需要的时间可能长一点,但代价最小,也最符合各方利益。
  纽约时间2003年3月7日上午9点半,当我在一个多月内第四次来到联合国总部大楼,看着楼前随风飘扬的联合国会员国国旗和浅蓝色的联合国旗帜,一种复杂的心情油然而生。
  那天的外长会,15个安理会成员中有11个国家派外长与会。阿盟外长代表团也调整日程,赶赴纽约同各方会晤。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列席了会议。由此可见,各方都认为这次会议十分关键和重要。
  两机构负责人在会上再次通报了武器核查的最新进展情况。这次通报基本上以事实陈述为主,没有做出任何结论。
  两机构负责人通报情况后,各国与会代表开始发言。主战和主和两派仍然阵线分明。
  我在发言一开始就强调,4个月前,安理会本着团结、合作的精神,在这里一致通过了1441号决议,充分体现了安理会关于销毁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决心,也如实反映了国际社会希望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意愿,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普遍欢迎和广泛支持。
  我接着说,切实落实安理会有关决议,全面、彻底地销毁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艰巨任务。从两机构的报告看,1441号决议的执行情况总体上是好的,是有进展、有成效的。核查进程中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也说明核查是十分必要的。我们相信,只要朝着政治解决的方向走下去,销毁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目标是能够实现的。
  我强调,当前形势下,我们既需要决心和勇气,更需要耐心和智慧。安理会尤其需要保持团结和合作,维护安理会的权威地位。
  我在会上清楚地表明了中方立场。我说,我们要求安理会继续对两机构的核查工作予以有力的指导和支持,继续核查,弄清问题,直至其完成1441号决议的授权。同时,中方也敦促伊拉克政府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切实加强与核查人员的实质性合作,为政治解决问题创造必要条件。
  我最后表示,从对历史负责的角度出发,从维护各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出发,中国政府强烈呼吁安理会切实负起责任,竭尽全力避免战争,坚持不懈地实现政治解决。
  公开会后,安理会又在当天举行了内部磋商,美国、英国、西班牙阐述了对决议草案的修改意见,称为体现灵活,愿给伊拉克10天的时间。如果10天后安理会仍然不能够得出伊拉克提供了全面、及时、积极、无条件合作的结论,就应该自动判定伊拉克错过了最后的机会。
  美英等国将17日定为最后期限,实质是向伊拉克发出了最后通牒。
  这次会议是各方在摊牌前的最后一轮试探和摸底,会上、会下的较量都很激烈。
  情况表明,美国如果要推动安理会通过它起草的决议草案,仍有较大困难。
  那次在纽约我只逗留了不到14个小时,会议结束后立即启程回国,因为行前中央领导曾指示我“快去快回”。
  在回国的航班上,我们抓紧时间对会议情况做了分析和总结。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各方摊牌已近,战争不可避免。
  一到北京,我就直接去中南海向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汇报了会议情况,也汇报了我们的分析和结论。事后证明,这个结论是正确的,为中央做好各项准备工作提供了重要参考。
  
  战火虽起 正义仍在
  
  在反复向各方施压仍得不到安理会多数成员支持的情况下,美国、英国、西班牙三国首脑于3月16日在葡萄牙的亚速尔群岛就伊拉克问题进行紧急磋商。
  会后发表了联合声明。三国在联合声明中重申,安理会1441号决议给予了伊拉克最后机会,但伊拉克没有能够与联合国充分合作,已经“实质性违反”决议,对伊拉克动武是必然的选择。但表示三国仍将进行“最后的外交努力”。
  3月18日,美英等国宣布不再寻求安理会表决其决议草案。
  当晚,布什总统发表全国电视讲话,向伊拉克发出最后通牒,限令萨达姆及其子在48小时内离开伊拉克。
  3月20日,布什再次对全国发表电视讲话,宣布美国“对伊拉克早期军事行动已经开始”。
  伊拉克战争终于打响了。
  在伊拉克战争打响前的这几个月里,虽然美英等国向安理会施加了强大压力,但安理会最终顶住压力,没有给美英等国对伊拉克动武开绿灯,坚守住了道义和公理。
  当天,中国外交部就此发表声明,对美英等国绕开联合国安理会,对伊拉克发动军事行动表示严重关切,重申应在联合国框架内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要求伊拉克政府全面、切实执行安理会有关决议,同时尊重伊拉克的主权和领土完整,认为1441号决议仍然是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的重要基础。声明还强烈呼吁有关国家停止军事行动,重新回到政治解决伊拉克问题的正确道路上来。
  回顾这段历史,我感到欣慰的是,在对伊拉克战与和这个大是大非问题上,我们的立场是一贯的、坚决的、鲜明的,始终坚持原则,维护和平,反对战争,在关键时刻为争取百分之一的和平希望付出了百分之百的努力。孰是孰非,伊拉克的现实已经做出了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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劲雨煦风    2008 年12 月11 日上午,外交部主管同志给我办公室打电话说,当天清晨,印度尼西亚前外长阿拉塔斯先生在新加坡病逝。听到这一不幸消息,我心情十分沉重。阿拉塔斯外长是我十分敬重的一位老朋友。我和他曾经有过一段密切的交往,特别是1998 年4 月我对印尼的访问,彼此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是我担任外长后不到一个月,对印尼进行的一次工作访问。  1998 年3 月,我被任命为新中国第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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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11月至1964年6月,胡耀邦在兼任湘潭地委第一书记期间,十分重视林业生产。在他的领导下,湘潭的林业生产有了较快的恢复和发展。  1963年1月,胡耀邦刚到湘潭任职不久,湘潭行署林业局正召开全区林业技术工作会议。时任地区林业局长齐身旺听取与会同志们的意见后,立即请胡耀邦为会议作报告。当时处于“大跃进”、大炼钢铁后森林遭到严重破坏尚未恢复的阶段。据统计,湘潭的森林覆盖率由1957年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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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15日,陈独秀被国民党逮捕。在此后的5年铁窗生活中,他不但没有屈服,而且也没有出卖人格。  陈独秀被捕之初,蒋介石企图利用他作为反共的政治工具。除了在《社会新闻》上,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取消派”、“是反对共产党现行暴动政策者”、“只要他继续反共,似可以不至于死”,甚至可以“化险为夷亦为可知也……”。还派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主持陈独秀一案。徐恩曾对陈独秀用了多种威逼利诱后感触很深,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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廖初江1936年出生于湖南隆回,1956年10月入伍,1959年9月入党。在部队期间,曾被树为全国学习毛泽东著作积极分子,先后任班长、排长、副连职指导员、指导员、团政治部副主任等职。1967年,调入解放军报社。1969年,任报社党的核心小组组长,1973年任副社长(缺社长)。1980年10月因病去世。  廖初江为人朴实厚道。在解放军报社担任党的核心小组组长和副社长期间,是报社的第一把手,他作风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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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时期,有两个非常典型的豪门世家的“背叛者”:龙超清和胡少海。他们接受革命洗礼后,甘愿“背叛”富豪家庭,坚定不移地走上了革命道路,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实现了自己的人生理想和人生价值。  龙超清,1906年出生于江西宁冈县一个富裕的官宦家庭。父亲龙钦海早年留学日本,历任江西省参议会参议长、育学厅长等职。  1921年秋,龙超清入南昌省立二中读书,结识了江西省妇女界著名共产党人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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