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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训政”的共和理论出发,南京临时政府试图透过《暂行报律》赋予报刊在制度内建言的角色,其功能落在整合一统。上海报界抵制报律加诸报刊的政治规训,在共和框架内寻求权力制衡的角色安排,报刊被建构为牵制国家的“结构性力量”。上海报界和南京临时政府围绕着报律的纷争,实际都紧扣“共和”的理论想象。由于各自想象“共和”之不同,报律风波中所讨论的国家/政府和报刊的关系、性质、形式、权威乃至职能范围,都无法得以界定清楚,进而引起各自的“合法性焦虑”。从《暂行报律》事件所见,近代中国的“共和”有其自身的复杂和中国性。“共和”乃系竞争着的现代性话语,它所具有的多重意涵和价值对抗,带出了民国初年多样的报刊实践和媒介化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