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有朝议，党争就会接踵而至，这在中国历史上已经成为一个带规律性的现象。由于长期封建社会的濡浸，中国社会一直有着明确的国家目标，因此，以实施国家目标为己任的朝廷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一个竞争性的组织。大小官员为了要在这个竞争性的组织中出人头地，最安全可靠的技能就是在朝议中发表与众不同的见解，既通过影响帝王的决策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目标，也以此赢得帝王的青睐而在竞争中胜出。因此，庙堂内外一旦有事，则朝议四起，本应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变法之事，关乎国计民生，当然更会是朝议的中心，引起官员们最大的搏击兴趣了。如果通过争论和辩驳，有助于正确的国家决策形成，则乃生民之幸，但浏览中国史，每每令人憾深的是，一旦有了朝议，则必然爆发党争。中国的知识分子是崇奉“君子群而不党”的，但在中国历史上，几乎愚贤不免，都要陷入党争的泥淖。历代变法，无不酿成所谓“新派”与“旧派”、“帝党”与“后党”的尖锐对立。即使不做过细的考察也能发现，无论是“新派”和“帝党”，还是“旧派”与“后党”，其实都是彼时彼刻中国最优秀的政治和文化精英。正是由于每临变法，最优秀的中国人总是要进行无谓的互残和自戕，因而，我们历史上的变法才一次次夭折。对这个问题，学人似乎还没有足够重视。
　　宋神宗赵顼即位后不久，那个时代中国最杰出的两大政治家集团分别在王安石和司马光的率领下，围绕着“如何才能国富民强”这个命题展开了激烈的朝议。参与朝议双方的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寻求中国人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下最佳的生存方式，其胸襟是完全可以示人而无愧的。正因为此，他们的朝议既格调高尚，又形同冰火。在一次廷辩中，王安石与司马光有一段非常耐人寻味的交锋。司马光认为，要解决国家财用之不足，关键在于救灾节用，王安石针锋相对提出：“国用不足，非当今之急务。”司马光则反唇相讥：“国用不足乃当务之急，王安石的话毫无道理。”王安石立即回答：“国用所以不足，是由于没有善于理财的人。”司马光接过话茬：“所谓善于理财，不过是聚敛以尽民财，民穷而为盗，这对国家不是什么好事情。”王安石寸步不让：“不然，善理财者，民不加赋而国用足。”司马光也毫不含糊：“天地所生财货万物，只有此数，不在民，便在官。想不加赋而国用足，不过是想方设法从民众那里巧取豪夺罢了，其危害甚于加赋。”稍微有点经济学知识的人都知道，王安石与司马光所争的不过是“开源节流”而已。像王、司马二位绝顶聪明的人，何尝不知道“开源”与“节流”并不截然对立。这场朝议，最典型地体现出中国官场党争的价值所在。
　　要探讨党争的缘由，不是这篇短文的责任，但可以简单明快地指出两点：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成熟太早，中国知识分子深深地陷入追求正统的偏执之中，所以有了党争；由于皇帝掌握着知识分子的前途和命运，为了取悦或玩弄他，于是不得不进行党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