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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江青非彼江青。
这位江青曾是第五届金马奖影后，却在最风光之时，退到纽约，寻求舞蹈梦想。
今年是金马奖2013年50周年纪念，组委会提前一年暖身宣传，放出广告片，其中包括二十多位影帝影后的得奖发言。
一代代的演员站在领奖台喜极而泣时，却有大半的眼泪是转身后的心酸。有人用“稍纵即逝的金马影后”来形容江青，因为她在镜头前停留得太短。听她细述人生故事，和一些在浮华中迷失的明星不同，她知道，演艺圈并不是她真正的归宿，只有舞蹈才能让她定住。
“江青”这个名字为政治环境测温
收到《江青的往事往世往思》资料时，抬头特意注明着：此江青非彼江青。
那位江青知不知道这位江青，是个无解的秘密，反正在申请入台签证时，这位江青被人嗔怪：“好的不选为什么偏偏要用‘江青 ’做艺名？”她这才得知，自己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爱人”的名字撞了车。
在 1946年腊月的北平，父母给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取名“江独青”，希望在这天寒地冻中增添一些春意。
很快，上世纪 50年代兴起了各种阶级运动。“因为这个‘独 ’字，我总觉得跟人差一截”，独吞、独裁、独断、独特……这些词在号召大公无私的时代，是社会的毒瘤，江独青的妈妈意识到这个问题，主动找到居委会要求改名，解释原因时，妈妈受到了表扬：“思想改造”工作做得彻底。
谁能想到，改名后的江青，却又备受同名之苦。1966年，那位江青以“鹞子翻身 ”的姿态，登上了中国内地的政治舞台。而这位江青在台湾也是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1967年获得金马奖影后，风光无限。但当时台湾报禁（自1951年起，由于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台湾当局对新闻传播事业发布多种法令与限制措施）还未开放，江青这个名字很敏感的。报纸不得已，总是以特号字形式，又或“这岸的江青对岸的江青”来区别二人。
这种困扰一直延续到她在纽约的舞蹈生涯， 1978年江青应邀到香港参加第三届“亚洲艺术节 ”，主办方建议她可不可以把“江青舞蹈团 ”改个名字，“当时很气愤，觉得受了不该受的气。但父亲病重，我又必须去香港 ”，无奈之下，她只得把 “江上数峰青 ”印在海报上，蒙混过关。直到 1986年，江青才第一次以真名登上第八期的《电影世界》， “我一直用自己名字去测量内地的政治气候，直到这一年，我觉得自己跳不改姓、舞不改名的时候到了 ”。
这些故事现在看来有些啼笑皆非，问她有没有想过改名，江青“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的倔强劲儿上来了，“我是个坚持的人，虽然名字给我带来很大的不方便，但我觉得没必要改名，已经用了这个名字，它跟我就是一体的”。
当明星的这几年，没有跟外界交流
江青的外公是国润小学的创办者，父亲在中国香港经商，本该很富足的家庭在整风运动时突遭变故，外公的被捕让整个家都垮了。江青避风头来到北京，上了北京舞蹈学院，母亲带着江青的两个弟弟去香港投奔做生意的父亲。
为了一家团聚，江青的父亲把证件扣起来不让她回内地，“我为了抗议就绝食”，母亲看不下去了，把证件偷出来却已经过期，江青不得已留在了香港。
16岁的少女，只是会跳舞，恰逢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南国演员训练班 ”招收学员。一个操上海口音、名叫郑佩佩的女孩找上家门，二人结为闺密，并一同报了“南国”。随后，江青便跟在李翰祥身边，踏入影坛。
这时，李翰祥和邵氏的矛盾却愈演愈烈，邵氏的霸道是出了名的，至今旗下TVB的艺人都和 ATV势不两立，有些合约艺人都被要求不许在 ATV讲香港通用的广东话。基于种种原因，李导终于愤而出走，转战台北，成立公司，江青也跟着过去成为新公司的基础演员。
到了台北，李翰祥大手笔地拍了六部琼瑶戏，几乎是叫好又叫座，旗下的国联五凤 ——江青、汪玲、甄珍、钮方雨、李登惠，个个都有号召力。
其中的江青主演了《西施》、《几度夕阳红》等电影后演艺事业到达顶端，明星的困扰也接踵而至，江青这样描述：永远是同类型的安排和乏味的问题。我刚下飞机，记者就会问令我无法回答的“对此地印象如何”，采访时问爱好，从颜色到男朋友全有，还有记者问我三围数字。
本来就是莫名入行，刚二十岁出头的江青，不能跟朋友有正常活动，不能做公交车，最后发展到看见记者扭头就走，“我在台湾做电影的那段时间，真的是谣言满天飞。当时台湾很封闭，别人以为我是大明星，我自己并没有觉得。我喜欢学生那种自由生活”。
从上世纪 30年代老上海开始，明星成为女性的一个新职业选择，银幕上的她们大胆迷人，被女权主义视为冲击社会的斗士，但结局却令人叹息，像四度在亚太影展封后的林黛，最后就以服食安眠药过世，她的父亲程老先生回忆起自己女儿，只是说了“她的精神世界很空虚，地位越高，意识形态越孤立”。
江青了解那种苦，“人怕出名猪怕壮，七年的演艺生涯，我像被关在动物园的动物，任人观看”，像国联五凤的其他四人：甄珍 1978年退出影坛，钮方雨和李登惠几乎已经找不到她们的消息了，汪玲之后转战投资和炒股，并且做成了家族产业，像 2006年的电影《门徒》就是出自她的公司，“女人啊，还是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才有了江青后来寻梦纽约。
走出《阳关》道
在台湾的时候，江青曾和刘家昌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这段给她最大伤害的经历，在书中也是只言片语的带过，但谁说痛苦的经历不是一种财富呢，“婚变之后走出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上学时考的是舞校，在那里江青经历对舞蹈训练的恐惧到爱上与身体沟通，飞往洛杉矶后，她重拾舞蹈，并且赚到了她到美国的第一笔生活费 ——25美元，在这她忘掉了台湾的浮华，“搞舞蹈扎扎实实，一点一点，就像跪搓板。搞电影，可以一夜之间大红，你都莫名其妙。我再回到舞蹈，外界的诱惑，动不了我”。 两年后，语言障碍尚未扫除的江青，已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谋得一职，传授中国舞基础训练。在旧金山期间，江青慕名来到柯蕾葛丝舞团上现代舞基训课。这让她第一次接触到现代舞，立即被震撼了，“原来舞蹈还可以这么跳，它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给我”。
《阳关》是她现在保留下来的第一个现代舞，也是至今从未修改过的现代舞，在作品说明中，她这样写道：“王维《渭城曲》的结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古时（今日）出了阳关，便是塞外（大道），旅客（我已）过关而去，每每有一去难返之意。”
虽然今日已经走上光明大道，但当初的痛苦也是一点点受过来的，在纽约想要复功，只能苦练，“当时在住处，我就把腿搁在灶台上切菜，或者搁在窗台上背英文单词，随着肌肉能力的恢复和软度的增加，这股自信心也渐渐成为精神支柱，使我坚持下去”，这才有《阳关》。
现在的江青是幕后工作者，不能跳舞的她就选择用另外一种形式做所爱的事情， 1962年，她从“镜子”转向“镜头”，七年后，再由“镜头 ”迈向“镜子 ”前，真实地审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对比同期的女星，江青完美地诠释这一切。
几个朋友·一代人
江青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她的外公开办了国润私立学校，所以江青五岁就从国润幼稚园直升到国润小学，作为天之骄女，江青的童年过得很幸福。但 1954年 9月 30日，江青外公以“历史反革命”被捕，全家都生活在提心吊胆的日子里，因为受不了外界的闲言闲语，江青从上海逃到北京，考上了北京舞蹈学校。在考上舞蹈学院的第二年，江青猜测学校为了嘉奖她与家庭“划清界限”，特意挑选她到首都机场向匈牙利总理卡达尔以及阿尔巴尼亚国家领导人霍查献花。“上级领导人的照片在报章上看得多了，很容易辨认出来，那天接机时，委员长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贺龙、陈云等全出席了，候机时都在那里寒暄话家常。”《人民日报》9月 28日的第一版头条上，还刊登了接机献花时的照片。这是江青一生中第一次上报，特别兴奋，立刻剪下，还写了家信。
16岁无所事事的江青，通过朋友得知由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创办的“南国演员训练班”正在招收学员，百无聊赖的江青就去“南国”报了名。也因此结识了郑佩佩，“有个女孩在窗外叫我，一听口音，和我一样的上海国语。打开门一看，一头乌亮的长发，一张美丽的笑脸”。随后，江青便在胡金铨执导的黄梅调影片《玉堂春》中扮演“卖唱又卖笑的妓女”，自此踏入影坛。
在邵氏，因为有舞蹈功底，江青得到李翰祥的赏识，并且开始筹拍《七仙女》。这时邵氏提出要签长期合约的要求，“因为怕新人走红之后翅膀变硬，猛抬片酬”。很多人都劝她把握住这个机会，但江青还是想继续跳舞，这时有人给她出点子，叫江青以“个人身份”签约，因为当时她 17岁，未到法定年龄，就算《七仙女》拍完之后想退出，也是可以的。就这样，江青与邵氏签约了。
国联时代·意外的走红
《七仙女》开拍没有几天，李翰祥因为另起炉灶的事情被邵氏知道，所以干脆闹翻，李翰祥离开香港，到台北成立了国联公司，江青也欣然前往。李翰祥承诺她继续负责《七仙女》的编舞工作，并且和凌波分任主角。
凭借着李翰祥的个人魅力，吸引了一批香港技术及表演人才来到台北。国联的《七仙女》与邵氏版本《七仙女》在大银幕上短兵相接并且大获成功，台湾影业因李翰祥导演的《梁祝》、《七仙女》的催化，首屈一指的甲级戏院纷纷放弃美片、日片市场，改映台湾片。作为李翰祥电影的女主角，江青也火了，“当时写我的报道都纷纷用‘一炮而红’，‘冉冉新星’来形容我，令我很不自在”。
在此之后，江青还拍摄了《西施》等大制作，并且与汪玲、甄珍、钮方雨、李登惠并称“国联五凤”，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明星。
江青的第一段婚姻持续时间不长，她嫁给了著名音乐人刘家昌。郎才女貌的两个人按说颇为相称，但是传媒并不是这么看，反而纷纷猜测，“仙女和凡夫的婚姻能维持多久”。也许是因为，那一段时间江青的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在李翰祥赏识和点拨之下，江青的演技得以长足进步。1966年，在国联影片《几度夕阳红》中出演女主角的江青，以出色的演技征服了金马奖的评委，为她赢得了个人演艺生涯中的至高荣耀——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颁奖礼之后回到家中，江青一边顺手把墨绿色大理石雕成的马交给了儿子，一边将奖金支票连信封交给了丈夫。结果儿子把奖杯摔碎了，被江青的妈妈悄悄收起来，当然这都是她后来才知道的。1970年，江青离婚。而刘家昌的第二任妻子是影星甄珍。
比起金马奖，江青更珍惜在拍摄《几度夕阳红》时与琼瑶的友谊。上世纪 70年代初，江青刚到美国那会，琼瑶为了慰藉江青的思子之苦——去她住处转送玩具，拍摄孩子的照片给她看，在江青心中，“琼瑶是个非常仗义的人”。
在江青心中，纽约是她最有归属感的地方，因为这里“自由和开放”。 1970年夏天，第一次婚姻失败的江青来到美国洛杉矶，初期时江青经历了每个移民人士的痛苦——语言不通、没有朋友、生活习惯适应不了，所幸都被她扛过来了。
接触到现代舞等各种现代艺术的江青，觉得自己身体和眼界都被打开了。她跳现代舞，也接触各种画家和音乐家。当年林怀民去美国学习现代舞，去找的也是江青。江青说：“那时候林怀民还刚刚学跳舞。他是作家嘛，最开始是在爱荷华大学一个写作班里学习，不知道怎么就知道了我的电话，给我打长途说，我想拜访你。”后来林怀民还自告奋勇帮江青串过场。
从 1973年创立“江青舞蹈团”开始，江青既编又演，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瑞典皇家戏剧院、维也纳人民歌剧院等一流剧场表演无数，顺便也充当了中国和美国现代舞的中间人。在国内，江青是“香港舞蹈团”的第一任艺术总监，并且在 1986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舞团“广东实验现代舞团”，2001年开始，江青不再上台跳舞，专事编导和创作。这年她 55岁，已是“高龄舞者”。最后离场，没有告别演出。
1978年，比雷尔、江青在上海生化研究所前留影。江青以“彭贝克夫人”的身份才得以第一次回到中国内地。
这位江青曾是第五届金马奖影后，却在最风光之时，退到纽约，寻求舞蹈梦想。
今年是金马奖2013年50周年纪念，组委会提前一年暖身宣传，放出广告片，其中包括二十多位影帝影后的得奖发言。
一代代的演员站在领奖台喜极而泣时，却有大半的眼泪是转身后的心酸。有人用“稍纵即逝的金马影后”来形容江青，因为她在镜头前停留得太短。听她细述人生故事，和一些在浮华中迷失的明星不同，她知道，演艺圈并不是她真正的归宿，只有舞蹈才能让她定住。
“江青”这个名字为政治环境测温
收到《江青的往事往世往思》资料时，抬头特意注明着：此江青非彼江青。
那位江青知不知道这位江青，是个无解的秘密，反正在申请入台签证时，这位江青被人嗔怪：“好的不选为什么偏偏要用‘江青 ’做艺名？”她这才得知，自己与“伟大领袖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爱人”的名字撞了车。
在 1946年腊月的北平，父母给自己刚出生的女儿取名“江独青”，希望在这天寒地冻中增添一些春意。
很快，上世纪 50年代兴起了各种阶级运动。“因为这个‘独 ’字，我总觉得跟人差一截”，独吞、独裁、独断、独特……这些词在号召大公无私的时代，是社会的毒瘤，江独青的妈妈意识到这个问题，主动找到居委会要求改名，解释原因时，妈妈受到了表扬：“思想改造”工作做得彻底。
谁能想到，改名后的江青，却又备受同名之苦。1966年，那位江青以“鹞子翻身 ”的姿态，登上了中国内地的政治舞台。而这位江青在台湾也是家喻户晓的新闻人物 ——1967年获得金马奖影后，风光无限。但当时台湾报禁（自1951年起，由于海峡两岸的军事对峙，台湾当局对新闻传播事业发布多种法令与限制措施）还未开放，江青这个名字很敏感的。报纸不得已，总是以特号字形式，又或“这岸的江青对岸的江青”来区别二人。
这种困扰一直延续到她在纽约的舞蹈生涯， 1978年江青应邀到香港参加第三届“亚洲艺术节 ”，主办方建议她可不可以把“江青舞蹈团 ”改个名字，“当时很气愤，觉得受了不该受的气。但父亲病重，我又必须去香港 ”，无奈之下，她只得把 “江上数峰青 ”印在海报上，蒙混过关。直到 1986年，江青才第一次以真名登上第八期的《电影世界》， “我一直用自己名字去测量内地的政治气候，直到这一年，我觉得自己跳不改姓、舞不改名的时候到了 ”。
这些故事现在看来有些啼笑皆非，问她有没有想过改名，江青“撞了南墙也不回头 ”的倔强劲儿上来了，“我是个坚持的人，虽然名字给我带来很大的不方便，但我觉得没必要改名，已经用了这个名字，它跟我就是一体的”。
当明星的这几年，没有跟外界交流
江青的外公是国润小学的创办者，父亲在中国香港经商，本该很富足的家庭在整风运动时突遭变故，外公的被捕让整个家都垮了。江青避风头来到北京，上了北京舞蹈学院，母亲带着江青的两个弟弟去香港投奔做生意的父亲。
为了一家团聚，江青的父亲把证件扣起来不让她回内地，“我为了抗议就绝食”，母亲看不下去了，把证件偷出来却已经过期，江青不得已留在了香港。
16岁的少女，只是会跳舞，恰逢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南国演员训练班 ”招收学员。一个操上海口音、名叫郑佩佩的女孩找上家门，二人结为闺密，并一同报了“南国”。随后，江青便跟在李翰祥身边，踏入影坛。
这时，李翰祥和邵氏的矛盾却愈演愈烈，邵氏的霸道是出了名的，至今旗下TVB的艺人都和 ATV势不两立，有些合约艺人都被要求不许在 ATV讲香港通用的广东话。基于种种原因，李导终于愤而出走，转战台北，成立公司，江青也跟着过去成为新公司的基础演员。
到了台北，李翰祥大手笔地拍了六部琼瑶戏，几乎是叫好又叫座，旗下的国联五凤 ——江青、汪玲、甄珍、钮方雨、李登惠，个个都有号召力。
其中的江青主演了《西施》、《几度夕阳红》等电影后演艺事业到达顶端，明星的困扰也接踵而至，江青这样描述：永远是同类型的安排和乏味的问题。我刚下飞机，记者就会问令我无法回答的“对此地印象如何”，采访时问爱好，从颜色到男朋友全有，还有记者问我三围数字。
本来就是莫名入行，刚二十岁出头的江青，不能跟朋友有正常活动，不能做公交车，最后发展到看见记者扭头就走，“我在台湾做电影的那段时间，真的是谣言满天飞。当时台湾很封闭，别人以为我是大明星，我自己并没有觉得。我喜欢学生那种自由生活”。
从上世纪 30年代老上海开始，明星成为女性的一个新职业选择，银幕上的她们大胆迷人，被女权主义视为冲击社会的斗士，但结局却令人叹息，像四度在亚太影展封后的林黛，最后就以服食安眠药过世，她的父亲程老先生回忆起自己女儿，只是说了“她的精神世界很空虚，地位越高，意识形态越孤立”。
江青了解那种苦，“人怕出名猪怕壮，七年的演艺生涯，我像被关在动物园的动物，任人观看”，像国联五凤的其他四人：甄珍 1978年退出影坛，钮方雨和李登惠几乎已经找不到她们的消息了，汪玲之后转战投资和炒股，并且做成了家族产业，像 2006年的电影《门徒》就是出自她的公司，“女人啊，还是要知道自己想要什么”，这才有了江青后来寻梦纽约。
走出《阳关》道
在台湾的时候，江青曾和刘家昌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这段给她最大伤害的经历，在书中也是只言片语的带过，但谁说痛苦的经历不是一种财富呢，“婚变之后走出一条自己想走的路”。
上学时考的是舞校，在那里江青经历对舞蹈训练的恐惧到爱上与身体沟通，飞往洛杉矶后，她重拾舞蹈，并且赚到了她到美国的第一笔生活费 ——25美元，在这她忘掉了台湾的浮华，“搞舞蹈扎扎实实，一点一点，就像跪搓板。搞电影，可以一夜之间大红，你都莫名其妙。我再回到舞蹈，外界的诱惑，动不了我”。 两年后，语言障碍尚未扫除的江青，已在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谋得一职，传授中国舞基础训练。在旧金山期间，江青慕名来到柯蕾葛丝舞团上现代舞基训课。这让她第一次接触到现代舞，立即被震撼了，“原来舞蹈还可以这么跳，它开辟了一个新的视野给我”。
《阳关》是她现在保留下来的第一个现代舞，也是至今从未修改过的现代舞，在作品说明中，她这样写道：“王维《渭城曲》的结句‘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古时（今日）出了阳关，便是塞外（大道），旅客（我已）过关而去，每每有一去难返之意。”
虽然今日已经走上光明大道，但当初的痛苦也是一点点受过来的，在纽约想要复功，只能苦练，“当时在住处，我就把腿搁在灶台上切菜，或者搁在窗台上背英文单词，随着肌肉能力的恢复和软度的增加，这股自信心也渐渐成为精神支柱，使我坚持下去”，这才有《阳关》。
现在的江青是幕后工作者，不能跳舞的她就选择用另外一种形式做所爱的事情， 1962年，她从“镜子”转向“镜头”，七年后，再由“镜头 ”迈向“镜子 ”前，真实地审视自己到底想要什么，对比同期的女星，江青完美地诠释这一切。
几个朋友·一代人
江青的童年是在上海度过的，她的外公开办了国润私立学校，所以江青五岁就从国润幼稚园直升到国润小学，作为天之骄女，江青的童年过得很幸福。但 1954年 9月 30日，江青外公以“历史反革命”被捕，全家都生活在提心吊胆的日子里，因为受不了外界的闲言闲语，江青从上海逃到北京，考上了北京舞蹈学校。在考上舞蹈学院的第二年，江青猜测学校为了嘉奖她与家庭“划清界限”，特意挑选她到首都机场向匈牙利总理卡达尔以及阿尔巴尼亚国家领导人霍查献花。“上级领导人的照片在报章上看得多了，很容易辨认出来，那天接机时，委员长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副总理邓小平、贺龙、陈云等全出席了，候机时都在那里寒暄话家常。”《人民日报》9月 28日的第一版头条上，还刊登了接机献花时的照片。这是江青一生中第一次上报，特别兴奋，立刻剪下，还写了家信。
16岁无所事事的江青，通过朋友得知由香港邵氏电影公司创办的“南国演员训练班”正在招收学员，百无聊赖的江青就去“南国”报了名。也因此结识了郑佩佩，“有个女孩在窗外叫我，一听口音，和我一样的上海国语。打开门一看，一头乌亮的长发，一张美丽的笑脸”。随后，江青便在胡金铨执导的黄梅调影片《玉堂春》中扮演“卖唱又卖笑的妓女”，自此踏入影坛。
在邵氏，因为有舞蹈功底，江青得到李翰祥的赏识，并且开始筹拍《七仙女》。这时邵氏提出要签长期合约的要求，“因为怕新人走红之后翅膀变硬，猛抬片酬”。很多人都劝她把握住这个机会，但江青还是想继续跳舞，这时有人给她出点子，叫江青以“个人身份”签约，因为当时她 17岁，未到法定年龄，就算《七仙女》拍完之后想退出，也是可以的。就这样，江青与邵氏签约了。
国联时代·意外的走红
《七仙女》开拍没有几天，李翰祥因为另起炉灶的事情被邵氏知道，所以干脆闹翻，李翰祥离开香港，到台北成立了国联公司，江青也欣然前往。李翰祥承诺她继续负责《七仙女》的编舞工作，并且和凌波分任主角。
凭借着李翰祥的个人魅力，吸引了一批香港技术及表演人才来到台北。国联的《七仙女》与邵氏版本《七仙女》在大银幕上短兵相接并且大获成功，台湾影业因李翰祥导演的《梁祝》、《七仙女》的催化，首屈一指的甲级戏院纷纷放弃美片、日片市场，改映台湾片。作为李翰祥电影的女主角，江青也火了，“当时写我的报道都纷纷用‘一炮而红’，‘冉冉新星’来形容我，令我很不自在”。
在此之后，江青还拍摄了《西施》等大制作，并且与汪玲、甄珍、钮方雨、李登惠并称“国联五凤”，成为台湾家喻户晓的明星。
江青的第一段婚姻持续时间不长，她嫁给了著名音乐人刘家昌。郎才女貌的两个人按说颇为相称，但是传媒并不是这么看，反而纷纷猜测，“仙女和凡夫的婚姻能维持多久”。也许是因为，那一段时间江青的事业得到了很大发展。在李翰祥赏识和点拨之下，江青的演技得以长足进步。1966年，在国联影片《几度夕阳红》中出演女主角的江青，以出色的演技征服了金马奖的评委，为她赢得了个人演艺生涯中的至高荣耀——金马奖最佳女主角。
颁奖礼之后回到家中，江青一边顺手把墨绿色大理石雕成的马交给了儿子，一边将奖金支票连信封交给了丈夫。结果儿子把奖杯摔碎了，被江青的妈妈悄悄收起来，当然这都是她后来才知道的。1970年，江青离婚。而刘家昌的第二任妻子是影星甄珍。
比起金马奖，江青更珍惜在拍摄《几度夕阳红》时与琼瑶的友谊。上世纪 70年代初，江青刚到美国那会，琼瑶为了慰藉江青的思子之苦——去她住处转送玩具，拍摄孩子的照片给她看，在江青心中，“琼瑶是个非常仗义的人”。
在江青心中，纽约是她最有归属感的地方，因为这里“自由和开放”。 1970年夏天，第一次婚姻失败的江青来到美国洛杉矶，初期时江青经历了每个移民人士的痛苦——语言不通、没有朋友、生活习惯适应不了，所幸都被她扛过来了。
接触到现代舞等各种现代艺术的江青，觉得自己身体和眼界都被打开了。她跳现代舞，也接触各种画家和音乐家。当年林怀民去美国学习现代舞，去找的也是江青。江青说：“那时候林怀民还刚刚学跳舞。他是作家嘛，最开始是在爱荷华大学一个写作班里学习，不知道怎么就知道了我的电话，给我打长途说，我想拜访你。”后来林怀民还自告奋勇帮江青串过场。
从 1973年创立“江青舞蹈团”开始，江青既编又演，在纽约古根海姆博物馆、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瑞典皇家戏剧院、维也纳人民歌剧院等一流剧场表演无数，顺便也充当了中国和美国现代舞的中间人。在国内，江青是“香港舞蹈团”的第一任艺术总监，并且在 1986年，创办了中国第一个现代舞团“广东实验现代舞团”，2001年开始，江青不再上台跳舞，专事编导和创作。这年她 55岁，已是“高龄舞者”。最后离场，没有告别演出。
1978年，比雷尔、江青在上海生化研究所前留影。江青以“彭贝克夫人”的身份才得以第一次回到中国内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