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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从进入网络时代那天起，关于互联网“双刃剑”的争论就没有停止过，尤其是“微博”作为一种新兴的舆论传播工具被广泛应用之后，网络的这一特点变得更加明显。一方面，通过微博，信息的流通速度更加迅速，范围更加广泛，如通过微博发起的随手拍摄解救流浪儿童等。另一方面，微博同样成为别有用心的人动员和组织不明真相群众的邪恶武器，如最近的英国骚乱等。因此，深入分析网络在动员群众中的“双刃剑”效应就变得更加重要了。
关键词：网络；动员；双刃剑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7-0063-03
早在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人民日报社时就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而之所以总书记提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力量和作用正是由于其自身的“双刃剑”效应所决定的，尤其是网络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方面更是如此。
互联网时代各种新技术、新应用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开放性、交互性、广泛性、虚拟性和隐匿性等特性和优势，为更好，更有效的动员群众提供了新手段和新平台。但在享受着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便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网络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手段及平台，它可以为不同的价值主体所使用，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因此，这又会对动员和组织群众等活动产生复杂的影响。尤其是微博作为新兴的舆论工具被大量应用以后，这一“双刃剑”效应变的更加突出。近期西方社会的一系列动荡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挪威惨案发生后，一些团体频繁通过微博、网络聊天室、视频网站等宣传极右翼思想；在英国骚乱中，暴徒和一些年轻人通过社交网站和黑莓手机大肆串联，网络‘闪客’风卷残云，短时间内就把‘锁定’的商家洗劫完毕……”由此可见，如何更好地认识网络在动员活动中所起的“双刃剑”作用就显得更加迫切了。
一、网络给动员活动带来的积极影响
（一）拓宽了动员活动的时空
网络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界限的信息传播平台，随时随地向所有人开放，使得网络动员活动趋于全球化。只要我们将动员内容放到互联网上，无论何时何地网民都能看到；只要我们点击鼠标，查找相关专题，各种信息就会滚滚而来。因此，我们可以借助网络宣传，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对外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宽松国际舆论环境，进而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更有利于国家进行动员宣传工作。
（二）增强了动员客体的主体意识
传统的政治动员更多采用单向的灌输式的工作方法，主体和客体是严格区分的，主体主动地传播信息，客体则是广泛的大众，被动地接受信息。网络传播以其所具有的开放性、互动性的特点能够使受众对动员内容有更多、更为深入的了解，变传统的被动式接受教育为主动参与思想交流。这就要求我们摒弃传统的工作模式，由强调对象的服从向为对象服务转换，形成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意识形态工作新模式，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三）提升了动员活动的时效性
比尔·盖茨曾说过，“如果说80年代是注重质量的年代，90年代是注重再现的年代，那么新世纪的前10年是注重速度的时代。”目前网络上的信息是以小时、甚至分钟为周期进行更新的，这种传播的即时性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在网络时代，谁发布信息及时谁就容易赢得话语权，从而取得政治动员工作的优势。目前，网络已经成为人们了解信息的主渠道，这和网络具有的即时性特点是分不开的。只要我们运用得当，网络可以将健康、科学、正确的政治思想信息迅速及时的传播出去，占领政治动员工作的制高点。
（四）激发了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为社会动员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同时还强调要使“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而网络虚拟性的特点就很好地满足了公民参与政治的需要。与实实在在的物理空间不同，网络空间作为人类第二活动空间具有虚拟性的特点，人在其中的活动不具有现实物理世界中的那种外在可感知的具体实在性。因此，受众在网上进行思想交流、展开讨论时，可以敞开心扉，没有约束。近年来不断出现的网络热点事件，如云南“躲猫猫”案、南京周久耕“天价香烟”案、杭州“飙车”案等等，使得“网络问政”已经俨然成为一股潮流。网络热点事件之所以“热”，正是因为相比传统媒体，网络的匿名性削弱了道德法规的约束力，人们得以更大胆、更自由地表达。因此，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既开辟了网民表达民意心声的新渠道，同时也开创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前景。
二、网络给动员活动带来的复杂性
美国著名数字预言家埃瑟·戴森曾指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而事实上，近些年来，西方国家不顾中国互联网管理基本遵循国际惯例的事实，一直指责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制度，片面宣称言论及获取信息的自由，蓄意把互联网与人权、民主相提并论，以此作为反华的常用武器。这无不警示我们，在充分享用互联网带给动员工作诸多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网络动员对现实世界带来了诸多挑战。
（一）敌对势力将网络作为直接挑战政权的新工具
在信息社会，网络并不只是纯粹的技术手段和信息平台，已经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在2009年伊朗大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伊朗反对派利用社会关系网站twitter组织群众，大量散布对现任政府极不信任的负面信息，攻击现任当政者竞选成功存在舞弊，并利用twitter组织上街游行和与警察对抗，2009年6月30日，曾就职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情报部的官员克劳福德，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德黑兰大选后的局势突变，让中情局驻中东地区的特工猝不及防，事发后再试图向当地派人几乎不可能，所以Twitter等网络新工具一时间成了无可取代的影响手段，这让中情局和其他美国机构尝到了甜头。”“中情局突然发觉，通过互联网输送美国的价值观，远比派特工到目标国家或培养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当地代理人更容易。”微软公司2009年5月30日宣布，对与美国存在明显政治动员差异的古巴、伊朗、叙利亚、苏丹和朝鲜五国停止提供MSN即时通讯服务。这种种事实表明，网络及其新的应用已经成为政治动员异见者进行政权颠覆和政治干预的重要手段。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和2008西藏“3·14”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的一个重要的相同点就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网络散布谣言，煽动叛乱，遥控指挥国内犯罪。所以，网络政治动员工作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在积极维护和确保网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同时，积极消除敌对势力利用网络给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也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对我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渗透
网络意识渗透就是占据强大网络优势的核心国家，或者个人和政治集团，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以互联网络为传播媒介，向它国输送价值观，进行文化入侵和文化颠覆活动。而意识形态是进行政治动员的基础，如果一旦形成带有某种政治倾向的意识形态，那么由这种政治倾向进行的政治动员就会变得容易起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元老艾伦?杜勒斯曾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另外，非国家主权的政治组织也可以通过网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动员，阐述其政治主张，发展政治信徒，遥控制造跨国的政治暴动和混乱甚至颠覆政权，实现其政治目的。在境外，有2000多家反华中文网站，里面有法轮功也有民运分子，这些中文网站背后有强大的经济支持和推动，长期利用互联网攻击我现行政治制度。互联网上的斗争是全球性的斗争，是高科技的竞争，而归根结底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种种迹象表明，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渗透，只不过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复杂，由于我们国家对互联网的控制力和信息屏蔽能力还很弱，目前基本上处于“西强中弱”、“敌强我弱”的局面。一些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利用其在网络上的种种优势宣扬不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思想文化，通过电子邮件、BBS、特设的网站大量发表煽动性、破坏性言论，散布谣言，鼓吹动乱，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渗透。
（三）网上各种不良信息腐蚀着青少年的思想灵魂
网络是一个没有边际，不易管理的虚拟社会，期间既有积极向上，健康先进的内容，也充斥着各种腐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这些信息所具有的诱惑性、渗透性是诱发犯罪的重要来源。
“据美国一项调查表明，互联网上一年有45万个色情图片和文件，这些材料被查阅过600万次之多，平均每天可收到1232个色情信息。”2009年1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部、工商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7部门联合部署在全国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截至２月５日，已关闭严重违法违规网站1635家，关闭淫秽色情博客217个，公开曝光批评网站86家，删除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400多万条，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网络淫秽色情违法犯罪案件95起、成功破获47起。当前，互联网上的信息纷繁复杂、良莠不齐，既有健康的、先进的思想内容，也充斥着各种虚假的、反动的、暴力的、黄色的不良信息。这些淫秽色情和低俗内容泛滥不仅严重地污染着网络生态环境，而且严重腐蚀着广大网民的思想灵魂，败坏社会风气，危害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中国青少年犯罪学研究会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中，有70%的少年犯是因互联网色情、暴力内容影响而诱发的。”这些数字可谓触目惊心。除了低俗信息外，网络上存在的网上诈骗、网上赌博、网络黑客等都会对网络动员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网络谣言频发使舆论引导工作难度加大
在网络时代的动员中，网络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能在动员活动中占据优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网络动员的效果就体现在网络话语权的争夺上。而互联网在改变了信息接收者过去被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赋予了信息接收者信息发布权，网络上的个体同时具有信息接收者和发布者的双重身份，这就使得话语权的争夺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随着互联网互动手段更加丰富及应用更加广泛，像QQ，博客，微博等，一旦热点信息形成，各种舆论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在这种情况下网络谣言尤其是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就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网络政治谣言是个人或者集团为了特定的政治需要，以国际互联网络为传播媒介，在没有事实根据或虽事出有因但在传播过程中却严重失真的情况下，对政治人物或政治集团尽心有意诬陷、攻击和诽谤的政治传言。”最典型的网络政治谣言事件是1998年10月，在马来西亚发生的有人假冒政府首席秘书阿都哈林的签名，通过互联网络发送邮件和信息，号召公务员起来反对政府，通过网络的快速传播，这一事件的影响迅速扩大，使得阿都哈林本人不得不出来公开辟谣。但由于网络虚拟性的特点，使得无法查找谣言的始作俑者，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在我国，网络谣言引发的像瓮安骚乱那样的政治事件也已经是屡见不鲜。2011年年初江苏响水出现的“四十万人大逃亡”事件就是由网络谣言引起的。这一事件开始只是有人在网上发了一个谣言贴，声称响水化工厂爆炸引起有毒气体泄露，赶快跑不然就来不及了。经过网络传播后，影响迅速扩大，出现了四十多万人大逃亡的局面，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稳定，对政府的公信力也是巨大的挑战。
由此可见，网络政治谣言已经成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特别是对当下的中国来说，政治谣言的影响尤其恶劣。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社会个体普遍处在一种焦虑、躁动不安的政治心理状态中，一旦有别有用心的政治造谣者利用人们的关注“热点”，制造谣言以扰乱民心，再加上一部分网民的非理性传播谣言，特别是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蛊惑性的谣言，一遇上合适的政治温床，包括与民族矛盾、民众怨恨和宗教冲突等相关联，就会转变成为具备极大影响力的政治谣言，产生的恶劣后果就会迅速的，无限的放大，甚至会导致群体性的政治行动，严重影响国家政治稳定。像西藏的“3·14”打砸抢烧事件，新疆的“7·5”事件背后都有网络谣言的蛊惑作用。
总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时代信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虚拟化、传播信息内容的海量化增加，以及信息接收者在获取信息时不同以往的自主选择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话语权被牢牢掌握在信息发布方的局面，给舆论引导工作形成巨大的挑战。据CNNIC最新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突破4.5亿大关，达到4.57亿，较2009年底增加733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较2009年提高5.4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3.03亿，较2009年底增加6930万人。据专家分析，两年之内移动手机上网用户将超过固定互联网用户，移动互联网将成为真正的第一媒体，与此同时，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应用不断涌现，像微博、拍客等。这就使得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发布主体变得更加多元，信息内容更加的多种多样，千变万化，信息传播速度更加及时，与此同时意味着对信息的管理变得更加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给政治动员所带来的挑战是持续而深远的。我们只有认清形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才能在应对网络政治动员方面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视察人民网时的讲话[EB/OL]http://www.peoplegx.com.cn
[2]比尔·盖茨.未来时速-数字神经系统与商务新思维[M].姜明，蒋显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4]美国全力推行全民网络外交，互联网成渗透工具[EB/OL]http://news.sina.com.cn/w/2009-07-02/084118138625.shtml.
[5]柳静编.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6]杨克平.试论互联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月刊，2002，（3）.
[7]全国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题[EB/OL].http://www.xinhuan
et.com/politics/20090109/.
[8]张华强.不良网络文化影响下的青少年犯罪[J].山东省团校学报，2008，（1）.
[9]张雷.论网络政治谣言及其社会控制[J].政治学研究：2007，（2）.
[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1.
[11]李成.政府应对“网络政治动员”威胁研究——以新疆“7·5”事件为例[D].浙江大学，2010.
关键词：网络；动员；双刃剑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1）27-0063-03
早在2008年，胡锦涛总书记考察人民日报社时就指出：“互联网已成为思想文化信息的集散地和社会舆论的放大器，我们要充分认识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媒体的社会影响力，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建设、运用、管理。”而之所以总书记提出要高度重视互联网的力量和作用正是由于其自身的“双刃剑”效应所决定的，尤其是网络在动员和组织群众方面更是如此。
互联网时代各种新技术、新应用的快速发展，形成了开放性、交互性、广泛性、虚拟性和隐匿性等特性和优势，为更好，更有效的动员群众提供了新手段和新平台。但在享受着互联网带给我们的便利的同时也应清醒地认识到，网络作为一种价值中立的工具手段及平台，它可以为不同的价值主体所使用，服务于不同的政治目的，因此，这又会对动员和组织群众等活动产生复杂的影响。尤其是微博作为新兴的舆论工具被大量应用以后，这一“双刃剑”效应变的更加突出。近期西方社会的一系列动荡事件再次证明了这一点，“挪威惨案发生后，一些团体频繁通过微博、网络聊天室、视频网站等宣传极右翼思想；在英国骚乱中，暴徒和一些年轻人通过社交网站和黑莓手机大肆串联，网络‘闪客’风卷残云，短时间内就把‘锁定’的商家洗劫完毕……”由此可见，如何更好地认识网络在动员活动中所起的“双刃剑”作用就显得更加迫切了。
一、网络给动员活动带来的积极影响
（一）拓宽了动员活动的时空
网络是超越了时间和空间界限的信息传播平台，随时随地向所有人开放，使得网络动员活动趋于全球化。只要我们将动员内容放到互联网上，无论何时何地网民都能看到；只要我们点击鼠标，查找相关专题，各种信息就会滚滚而来。因此，我们可以借助网络宣传，让其他国家的人民更好地了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成就，对外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宽松国际舆论环境，进而增强我们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更有利于国家进行动员宣传工作。
（二）增强了动员客体的主体意识
传统的政治动员更多采用单向的灌输式的工作方法，主体和客体是严格区分的，主体主动地传播信息，客体则是广泛的大众，被动地接受信息。网络传播以其所具有的开放性、互动性的特点能够使受众对动员内容有更多、更为深入的了解，变传统的被动式接受教育为主动参与思想交流。这就要求我们摒弃传统的工作模式，由强调对象的服从向为对象服务转换，形成教育者与被教育者相互尊重、平等对话的意识形态工作新模式，真正做到“以人为本”。
（三）提升了动员活动的时效性
比尔·盖茨曾说过，“如果说80年代是注重质量的年代，90年代是注重再现的年代，那么新世纪的前10年是注重速度的时代。”目前网络上的信息是以小时、甚至分钟为周期进行更新的，这种传播的即时性是传统媒体所无法比拟的。在网络时代，谁发布信息及时谁就容易赢得话语权，从而取得政治动员工作的优势。目前，网络已经成为人们了解信息的主渠道，这和网络具有的即时性特点是分不开的。只要我们运用得当，网络可以将健康、科学、正确的政治思想信息迅速及时的传播出去，占领政治动员工作的制高点。
（四）激发了人们政治参与的热情，为社会动员奠定了基础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政治体制改革作为我国全面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必须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而不断深化，与人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同时还强调要使“公民政治参与有序扩大”。而网络虚拟性的特点就很好地满足了公民参与政治的需要。与实实在在的物理空间不同，网络空间作为人类第二活动空间具有虚拟性的特点，人在其中的活动不具有现实物理世界中的那种外在可感知的具体实在性。因此，受众在网上进行思想交流、展开讨论时，可以敞开心扉，没有约束。近年来不断出现的网络热点事件，如云南“躲猫猫”案、南京周久耕“天价香烟”案、杭州“飙车”案等等，使得“网络问政”已经俨然成为一股潮流。网络热点事件之所以“热”，正是因为相比传统媒体，网络的匿名性削弱了道德法规的约束力，人们得以更大胆、更自由地表达。因此，针对这一特点，我们既开辟了网民表达民意心声的新渠道，同时也开创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前景。
二、网络给动员活动带来的复杂性
美国著名数字预言家埃瑟·戴森曾指出：“数字化世界是一片崭新的疆土，可以释放出难以形容的生产能量，但也可能成为恐怖主义者和江湖巨骗的工具，或是弥天大谎和恶意中伤的大本营。”而事实上，近些年来，西方国家不顾中国互联网管理基本遵循国际惯例的事实，一直指责中国的互联网管理制度，片面宣称言论及获取信息的自由，蓄意把互联网与人权、民主相提并论，以此作为反华的常用武器。这无不警示我们，在充分享用互联网带给动员工作诸多便利的同时，也要清醒地认识到网络动员对现实世界带来了诸多挑战。
（一）敌对势力将网络作为直接挑战政权的新工具
在信息社会，网络并不只是纯粹的技术手段和信息平台，已经与政治结下不解之缘。在2009年伊朗大选期间，由美国支持的伊朗反对派利用社会关系网站twitter组织群众，大量散布对现任政府极不信任的负面信息，攻击现任当政者竞选成功存在舞弊，并利用twitter组织上街游行和与警察对抗，2009年6月30日，曾就职于美军太平洋司令部的情报部的官员克劳福德，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坦言:“德黑兰大选后的局势突变，让中情局驻中东地区的特工猝不及防，事发后再试图向当地派人几乎不可能，所以Twitter等网络新工具一时间成了无可取代的影响手段，这让中情局和其他美国机构尝到了甜头。”“中情局突然发觉，通过互联网输送美国的价值观，远比派特工到目标国家或培养认同美国价值观的当地代理人更容易。”微软公司2009年5月30日宣布，对与美国存在明显政治动员差异的古巴、伊朗、叙利亚、苏丹和朝鲜五国停止提供MSN即时通讯服务。这种种事实表明，网络及其新的应用已经成为政治动员异见者进行政权颠覆和政治干预的重要手段。2009年新疆乌鲁木齐“7·5”打砸抢烧严重暴力犯罪事件和2008西藏“3·14”打砸抢烧暴力犯罪事件的一个重要的相同点就是，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网络散布谣言，煽动叛乱，遥控指挥国内犯罪。所以，网络政治动员工作面临的形势非常严峻，在积极维护和确保网民的基本自由和权利的同时，积极消除敌对势力利用网络给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带来负面影响也是当前的一项重要任务。
（二）西方国家利用网络对我进行网络意识形态渗透
网络意识渗透就是占据强大网络优势的核心国家，或者个人和政治集团，为了实现特定的政治目的，以互联网络为传播媒介，向它国输送价值观，进行文化入侵和文化颠覆活动。而意识形态是进行政治动员的基础，如果一旦形成带有某种政治倾向的意识形态，那么由这种政治倾向进行的政治动员就会变得容易起来。美国中央情报局元老艾伦?杜勒斯曾说：“如果我们教会苏联的年轻人唱我们的歌曲并随之舞蹈，那么我们迟早将教会他们按照我们所需要他们采取的方法思考问题。”另外，非国家主权的政治组织也可以通过网路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政治动员，阐述其政治主张，发展政治信徒，遥控制造跨国的政治暴动和混乱甚至颠覆政权，实现其政治目的。在境外，有2000多家反华中文网站，里面有法轮功也有民运分子，这些中文网站背后有强大的经济支持和推动，长期利用互联网攻击我现行政治制度。互联网上的斗争是全球性的斗争，是高科技的竞争，而归根结底是政治意识形态的斗争。种种迹象表明，西方社会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我们的意识形态渗透，只不过在互联网时代变得更加复杂，由于我们国家对互联网的控制力和信息屏蔽能力还很弱，目前基本上处于“西强中弱”、“敌强我弱”的局面。一些西方国家的敌对势力利用其在网络上的种种优势宣扬不适合我国国情的政治思想文化，通过电子邮件、BBS、特设的网站大量发表煽动性、破坏性言论，散布谣言，鼓吹动乱，对我们进行意识形态上的渗透。
（三）网上各种不良信息腐蚀着青少年的思想灵魂
网络是一个没有边际，不易管理的虚拟社会，期间既有积极向上，健康先进的内容，也充斥着各种腐朽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以及色情、暴力等文化垃圾。这些信息所具有的诱惑性、渗透性是诱发犯罪的重要来源。
“据美国一项调查表明，互联网上一年有45万个色情图片和文件，这些材料被查阅过600万次之多，平均每天可收到1232个色情信息。”2009年1月5日国务院新闻办、工业和信息化部、公安部、文化部、工商总局、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等7部门联合部署在全国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项行动。截至２月５日，已关闭严重违法违规网站1635家，关闭淫秽色情博客217个，公开曝光批评网站86家，删除淫秽色情和低俗信息400多万条，公安机关立案侦办网络淫秽色情违法犯罪案件95起、成功破获47起。当前，互联网上的信息纷繁复杂、良莠不齐，既有健康的、先进的思想内容，也充斥着各种虚假的、反动的、暴力的、黄色的不良信息。这些淫秽色情和低俗内容泛滥不仅严重地污染着网络生态环境，而且严重腐蚀着广大网民的思想灵魂，败坏社会风气，危害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中国青少年犯罪学研究会的统计资料显示，目前我国青少年犯罪中，有70%的少年犯是因互联网色情、暴力内容影响而诱发的。”这些数字可谓触目惊心。除了低俗信息外，网络上存在的网上诈骗、网上赌博、网络黑客等都会对网络动员产生不利的影响。
（四）网络谣言频发使舆论引导工作难度加大
在网络时代的动员中，网络话语权掌握在谁的手里谁就能在动员活动中占据优势，从一定意义上来说，网络动员的效果就体现在网络话语权的争夺上。而互联网在改变了信息接收者过去被动接受信息的同时，也赋予了信息接收者信息发布权，网络上的个体同时具有信息接收者和发布者的双重身份，这就使得话语权的争夺变得更加复杂。尤其是随着互联网互动手段更加丰富及应用更加广泛，像QQ，博客，微博等，一旦热点信息形成，各种舆论就会铺天盖地而来，在这种情况下网络谣言尤其是网络政治谣言的传播就具有了更大的影响力。“网络政治谣言是个人或者集团为了特定的政治需要，以国际互联网络为传播媒介，在没有事实根据或虽事出有因但在传播过程中却严重失真的情况下，对政治人物或政治集团尽心有意诬陷、攻击和诽谤的政治传言。”最典型的网络政治谣言事件是1998年10月，在马来西亚发生的有人假冒政府首席秘书阿都哈林的签名，通过互联网络发送邮件和信息，号召公务员起来反对政府，通过网络的快速传播，这一事件的影响迅速扩大，使得阿都哈林本人不得不出来公开辟谣。但由于网络虚拟性的特点，使得无法查找谣言的始作俑者，这件事也就不了了之了。在我国，网络谣言引发的像瓮安骚乱那样的政治事件也已经是屡见不鲜。2011年年初江苏响水出现的“四十万人大逃亡”事件就是由网络谣言引起的。这一事件开始只是有人在网上发了一个谣言贴，声称响水化工厂爆炸引起有毒气体泄露，赶快跑不然就来不及了。经过网络传播后，影响迅速扩大，出现了四十多万人大逃亡的局面，极大地影响了社会稳定，对政府的公信力也是巨大的挑战。
由此可见，网络政治谣言已经成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特别是对当下的中国来说，政治谣言的影响尤其恶劣。对处于转型期的中国来说，社会个体普遍处在一种焦虑、躁动不安的政治心理状态中，一旦有别有用心的政治造谣者利用人们的关注“热点”，制造谣言以扰乱民心，再加上一部分网民的非理性传播谣言，特别是具有很强的煽动性和蛊惑性的谣言，一遇上合适的政治温床，包括与民族矛盾、民众怨恨和宗教冲突等相关联，就会转变成为具备极大影响力的政治谣言，产生的恶劣后果就会迅速的，无限的放大，甚至会导致群体性的政治行动，严重影响国家政治稳定。像西藏的“3·14”打砸抢烧事件，新疆的“7·5”事件背后都有网络谣言的蛊惑作用。
总之，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时代信息传播主体的多元化、虚拟化、传播信息内容的海量化增加，以及信息接收者在获取信息时不同以往的自主选择性，从根本上改变了传统媒体时代话语权被牢牢掌握在信息发布方的局面，给舆论引导工作形成巨大的挑战。据CNNIC最新调查显示，截至2010年12月底，我国网民规模突破4.5亿大关，达到4.57亿，较2009年底增加7330万人；互联网普及率攀升至34.3%，较2009年提高5.4个百分点。我国手机网民规模达3.03亿，较2009年底增加6930万人。据专家分析，两年之内移动手机上网用户将超过固定互联网用户，移动互联网将成为真正的第一媒体，与此同时，以网络技术为基础的新应用不断涌现，像微博、拍客等。这就使得以互联网技术为基础的信息发布主体变得更加多元，信息内容更加的多种多样，千变万化，信息传播速度更加及时，与此同时意味着对信息的管理变得更加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给政治动员所带来的挑战是持续而深远的。我们只有认清形势，抓住机遇迎接挑战，才能在应对网络政治动员方面立于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1]胡锦涛在视察人民网时的讲话[EB/OL]http://www.peoplegx.com.cn
[2]比尔·盖茨.未来时速-数字神经系统与商务新思维[M].姜明，蒋显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3]埃瑟·戴森.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M].胡泳，范海燕，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
[4]美国全力推行全民网络外交，互联网成渗透工具[EB/OL]http://news.sina.com.cn/w/2009-07-02/084118138625.shtml.
[5]柳静编.西方对外战略策略资料[M].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
[6]杨克平.试论互联网对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及对策[J].理论月刊，2002，（3）.
[7]全国开展整治互联网低俗之风专题[EB/OL].http://www.xinhuan
et.com/politics/20090109/.
[8]张华强.不良网络文化影响下的青少年犯罪[J].山东省团校学报，2008，（1）.
[9]张雷.论网络政治谣言及其社会控制[J].政治学研究：2007，（2）.
[10]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第2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R].2011.
[11]李成.政府应对“网络政治动员”威胁研究——以新疆“7·5”事件为例[D].浙江大学，2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