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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小书的出版，正好赶上它的作者——二十世纪的伟大诗人、剧作家和文学批评家T·S·艾略特(T.S.Eliot，一八八八年一一九六五年)诞生一百周年，同时也是他荣获诺贝尔奖金四十周年。
对这位誉满天下的人物，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的一些重要诗作和文学评论已被译成中文出版，很多读者对之已耳熟能详，有些人甚至已口能成诵了。然而，在我国恐怕很少有人了解：艾略特在文学活动之外，对于社会、政治、教育和文化等等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对于宗教，对于宗教与社会、政治、文化的系关，也有着深刻的观察和精辟的洞见。而这些东西，就相当集中地反映在他的各种传略经常提到的这部小书里。
在这本小书的第一部分“什么是基督教社会”中，我们会发现，他的诗作后面的思想，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神学；他作为现代诗人的热情，不是有人以为时髦的“自我中心”的感情，而是关切人类的催人泪下的激情；他作为世界性诗人的思想高度，不只是从历史角度通观人类文明，而且包含了超越此世的成分，他观察社会问题的角度，竟是一种要回答“人类为何降生！人类必将何往？”的宗教性角度。与此同时，他在这里所表现的，不仅有对西方社会危机先知般的预见，对其前途溢于言表的忧虑，不仅有超越政治经济层次而深入于精神理想层次的想象力宏富的规划，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他对于社会和政治(包括地区、阶级、改革、革命、政治实践与理论、宗教与国家的关系等)，以及习俗和人心、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具体问题，竟有如此细致入微的洞察和鞭辟入里的分析，所提出的设想又是如此切合实际而不流于空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学者或文化学者式的清明理智，同诗人或改革家式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热情融合在一起。这的确使我们了解了诗人的另一面。
当然，艾略特在考察西方社会时，是以基督教为思想支柱的，这与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方法相去甚远，更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背道而驰。而且他所谈的西方世界的问题，毕竟与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同。他认为西方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主要是自身的内部矛盾所造成的，这种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否定，表现出诗人思想激进的一面；但他又认为，西方社会唯一的出路，是建设他所设想的那种基督教社会，并保持西方社会的精神目标和精神活力，这种宗教观点又显示出他的思想中保守的倾向。他既反对法西斯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同时入木三分地批判了西方所谓“自由主义”和“民主国家”的妄自尊大。对于艾略特的这么一个宗教、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想的复杂整体，我们必须慎重地对待、仔细地分析，其中有些观点，我们可以赞成；有些观点，我们可以批判；有些观点，则可引以为鉴。
本书的第二部分“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对于我国近年来颇为热闹的文化讨论，尤有借鉴作用。艾略特把文化定义为“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区的某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见诸于该民族的艺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之中”。但文化不是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正如人不是其肢体的简单总和一样。文化是作为精神的宗教的体现，所以宗教在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促使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产生共同文化的主导力量，就是宗教。”与此相关，他认为欧洲文化统一的基础是基督教。“如果基督教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不复存在。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地一切从头开始，而你是不能立刻就提得出一套现成的新文化来的。你得看着青草长高了，羊吃了青草长出羊毛来，才能把毛弄来制造一件新大衣。你得经过若干个世纪的野蛮状态。”这些话虽有夸大宗教作用之嫌，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学说，但它至少提醒我们：研究文化不能不研究宗教，研究西方文化，更不能不研究其代表人物(艾略特就是其中之一)认为代表了它的精神实质的那个核心——基督教。有些人大谈其伏尔泰和尼采如何攻击基督教，却没有认真发现这两个人思想中基督教的因素和渊源，艾略特在这里提醒我们：“只有基督教文化，才会产生伏尔泰和尼采”。
艾略特还形象地指出，文化不是一架机器，而是一棵树，因此不能设计制造。“你不能制造出一棵树来，你只能栽种一棵树苗，加以照料，等它到时长大成树；它长成大树之后，如果你发现一颗橡子长成了橡树而非榆树，对此你是不能抱怨的。”与此相关，他主张文化的多元或多样化，反对用行政手段强使各个地区、各个教派、各个阶层、各种教育形式齐一化。同时他并不反对，而且倡导各种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自愿闭关自守的民族文化，或由不能控制的环境所造成的同其他国家的文化相隔绝的民族文化，将由于这种隔绝而受害。另外，接受外来文化，而又不能提供任何文化给对方的国家，以及企图将其文化强加于另一个国家，而又不接受任何对方的文化的国家，都将因为缺乏相互交流而受害。”在我们思索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时，这些话是值得品味的。
艾略特在本书第一部分的“前言”中，曾提到当代著名文化哲学家C·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对他的影响。确实，他与道森的思想，至少有两点共同之处。第一，他们都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创造性源泉，西方的成就主要归因于有这么一个一致的精神理想；第二，他们都认为，社会和文化内部的差异和对立因素造成的适当张力，会刺激文化发展，使之繁荣兴旺。关于第一点，我们既要注意到它在历史观上的反唯物主义性质，也可以由之思考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实也不能离开某种精神理想，以之为自身的创造源泉。关于第二点，其中显然有某种辩证因素值得重视。在我们这个民族、地区、历史和社会环境诸方面差异极大的国家，在我们面对国内国外多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之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基督教与文化》，〔英〕艾略特著，杨民生、陈常锦译，《宗教与世界》丛书，即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
对这位誉满天下的人物，中国读者并不陌生。他的一些重要诗作和文学评论已被译成中文出版，很多读者对之已耳熟能详，有些人甚至已口能成诵了。然而，在我国恐怕很少有人了解：艾略特在文学活动之外，对于社会、政治、教育和文化等等人类面临的现实问题，特别是对于宗教，对于宗教与社会、政治、文化的系关，也有着深刻的观察和精辟的洞见。而这些东西，就相当集中地反映在他的各种传略经常提到的这部小书里。
在这本小书的第一部分“什么是基督教社会”中，我们会发现，他的诗作后面的思想，与其说是哲学，毋宁说是神学；他作为现代诗人的热情，不是有人以为时髦的“自我中心”的感情，而是关切人类的催人泪下的激情；他作为世界性诗人的思想高度，不只是从历史角度通观人类文明，而且包含了超越此世的成分，他观察社会问题的角度，竟是一种要回答“人类为何降生！人类必将何往？”的宗教性角度。与此同时，他在这里所表现的，不仅有对西方社会危机先知般的预见，对其前途溢于言表的忧虑，不仅有超越政治经济层次而深入于精神理想层次的想象力宏富的规划，而且令人惊讶的是，他对于社会和政治(包括地区、阶级、改革、革命、政治实践与理论、宗教与国家的关系等)，以及习俗和人心、教育和文化等方面的具体问题，竟有如此细致入微的洞察和鞭辟入里的分析，所提出的设想又是如此切合实际而不流于空泛。在这里，我们看到的是社会学者或文化学者式的清明理智，同诗人或改革家式的社会责任感和社会热情融合在一起。这的确使我们了解了诗人的另一面。
当然，艾略特在考察西方社会时，是以基督教为思想支柱的，这与我们中国人的思想方法相去甚远，更与马克思主义观察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背道而驰。而且他所谈的西方世界的问题，毕竟与我们面临的问题不同。他认为西方世界面临的种种危机，主要是自身的内部矛盾所造成的，这种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刻否定，表现出诗人思想激进的一面；但他又认为，西方社会唯一的出路，是建设他所设想的那种基督教社会，并保持西方社会的精神目标和精神活力，这种宗教观点又显示出他的思想中保守的倾向。他既反对法西斯主义，又反对共产主义，同时入木三分地批判了西方所谓“自由主义”和“民主国家”的妄自尊大。对于艾略特的这么一个宗教、政治、社会和文化思想的复杂整体，我们必须慎重地对待、仔细地分析，其中有些观点，我们可以赞成；有些观点，我们可以批判；有些观点，则可引以为鉴。
本书的第二部分“关于文化的定义的札记”，对于我国近年来颇为热闹的文化讨论，尤有借鉴作用。艾略特把文化定义为“共同生活在同一地区的某个民族的生活方式。文化见诸于该民族的艺术、社会制度、风俗习惯、以及宗教之中”。但文化不是各个组成部分的简单总和，正如人不是其肢体的简单总和一样。文化是作为精神的宗教的体现，所以宗教在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促使具有不同文化的民族之间产生共同文化的主导力量，就是宗教。”与此相关，他认为欧洲文化统一的基础是基督教。“如果基督教不存在了，我们的整个文化也将不复存在。接着你便不得不痛苦地一切从头开始，而你是不能立刻就提得出一套现成的新文化来的。你得看着青草长高了，羊吃了青草长出羊毛来，才能把毛弄来制造一件新大衣。你得经过若干个世纪的野蛮状态。”这些话虽有夸大宗教作用之嫌，不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关于经济与文化关系的学说，但它至少提醒我们：研究文化不能不研究宗教，研究西方文化，更不能不研究其代表人物(艾略特就是其中之一)认为代表了它的精神实质的那个核心——基督教。有些人大谈其伏尔泰和尼采如何攻击基督教，却没有认真发现这两个人思想中基督教的因素和渊源，艾略特在这里提醒我们：“只有基督教文化，才会产生伏尔泰和尼采”。
艾略特还形象地指出，文化不是一架机器，而是一棵树，因此不能设计制造。“你不能制造出一棵树来，你只能栽种一棵树苗，加以照料，等它到时长大成树；它长成大树之后，如果你发现一颗橡子长成了橡树而非榆树，对此你是不能抱怨的。”与此相关，他主张文化的多元或多样化，反对用行政手段强使各个地区、各个教派、各个阶层、各种教育形式齐一化。同时他并不反对，而且倡导各种不同文化相互交流和相互影响。“自愿闭关自守的民族文化，或由不能控制的环境所造成的同其他国家的文化相隔绝的民族文化，将由于这种隔绝而受害。另外，接受外来文化，而又不能提供任何文化给对方的国家，以及企图将其文化强加于另一个国家，而又不接受任何对方的文化的国家，都将因为缺乏相互交流而受害。”在我们思索东西方文化的关系以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的关系时，这些话是值得品味的。
艾略特在本书第一部分的“前言”中，曾提到当代著名文化哲学家C·道森(Christopher Dawson)对他的影响。确实，他与道森的思想，至少有两点共同之处。第一，他们都认为，基督教是西方文化发展的精神动力和创造性源泉，西方的成就主要归因于有这么一个一致的精神理想；第二，他们都认为，社会和文化内部的差异和对立因素造成的适当张力，会刺激文化发展，使之繁荣兴旺。关于第一点，我们既要注意到它在历史观上的反唯物主义性质，也可以由之思考我们自己的文化发展问题。中国文化的发展，确实也不能离开某种精神理想，以之为自身的创造源泉。关于第二点，其中显然有某种辩证因素值得重视。在我们这个民族、地区、历史和社会环境诸方面差异极大的国家，在我们面对国内国外多种文化之间的冲突之时，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是很有现实意义的。
(《基督教与文化》，〔英〕艾略特著，杨民生、陈常锦译，《宗教与世界》丛书，即将由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