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二战结束后，日本在恢复自身经济的同时，开始快速推动官方开发援助的发展。而东南亚成为了日本长期的援助对象。日本在东南亚的大量投入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东南亚各国的发展水平。并且稳定了日本与东南亚的长期关系，增强了日本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当下，东南亚作为中国“一带一路”上的重要一环，其战略意义不言而喻。本文将探讨日本在东南亚经济援助的形成过程、效果及对我国的启示。
【关键词】 经济援助 东南亚 一带一路
经济援助是指援助国或国际组织通过提供资金、物资、设备、技术或资料等方式，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的具体活动。其中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官方开发援助（ODA）。它是指包括经济合作组织所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官方机构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福利之目的，按优惠条件提供的贷款和赠款的拨付金额。[1]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一直治力于提高国际形象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目标。因此，在国民经济恢复后日本ODA开始急速膨胀，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一、形成背景
为什么日本对外援助的起点是在东南亚地区呢？这是因为东南亚对日本的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有很大的战略价值。从经济上，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具有丰富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的东南亚对于日本由极高的经济价值。从政治上，二战时期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事实损害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妥善解决战争赔款问题，是修复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重要前提。从安全上，日本的能源安全很大程度上依赖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这两条“海上生命线”。为了保障能源安全，要求日本必须建立局部地区的和平环境、维护与东南亚国家的良好关系。截止1994年底，接受战后日本双边ODA总额排名前十位的受援国中，东南亚国家就占了5个，即第一位的印尼（116.04亿美元），第三位的菲律宾（69.79亿美元），第四位的泰国（52.20亿美元），第九位的缅甸（24.49亿美元）和第十位的马来西亚（21.4亿美元）。[2]从日本外务省政府援助白皮书各年数据来看，1994-2015年间，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援助金额占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援助总金额的比重各年均在50%左右。从援助实施开始后的几十年，东南亚地区一直是日本援助的首要和重点对象。
二、形成过程
日本在东南亚的援助从起步到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2-1977）是日本对外援助的起步阶段，援助规模较小。由于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背负着巨额战争赔款，其首要任务是恢复国内经济。加之东南亚国家民众对日敌对情绪高涨，日本的援助主要是通过战争赔款、提供无偿资金等方式向东南亚市场输出本国工业产品和相关服务。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主要是成套设备和劳务，经济合作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3]该阶段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签订了近20项援助协定。如日本与缅甸签订了《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日缅合约》，其中日本承诺赔偿缅甸两亿美元，以提供商品和劳务支付;向日缅合办企业投资5000万美元;开展经济合作项目。第二阶段（1997-1992）是日本对外援助的扩大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被称为亚洲发展奇迹。成为“经济大国”后，日本于1983年7月正式提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口号。政府开发援助成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必要手段。1992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规定日本ODA实行的优先政策。这是日本对外援助扩大阶段发展到顶峰的重要标志。之前因日本借助赔款向东南亚进行倾销，占领了东南亚国家的国内市场，使得东南亚国家多地出现了反日运动。负面效果使得日本政府调整了援助的重心——从基础设施领域向环保、人口、农业等领域转移。比如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内容是以消灭贫困、改善农村生活、支援人口计划、缩小地区差距等为目的，重点援助印尼东部地区。1977年8月日本时任首相福田纠夫访问包括马来西亚、缅甸、印尼等东南亚六国，提出著名的“福田主义”，谈到要积极同东南亚合作，促进相互理解与繁荣。由此形成了以政府领导为核心、以实现政治为首要目标、有统一思想指导的在东南亚对外援助体系。第三阶段（1992-2005）是日本对外援助急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日本争当“政治大国”的诉求更为急切，对外经济援助的发展速度只增不减。2003年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版《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新修改的大纲表明ODA服务于本国政治利益与目标的色彩更加浓重。在政治意图逐渐强烈的背景下，日本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强与东南亚的援助合作。不仅如此，为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还加入了对东南亚各国防务领域的合作，通过政府开发援助向东南亚提供巡逻船，帮助其提高海上警备能力。[4]
三、援助效果及启示
日本的对外援助日益完备，成为了日本与东南亚交往中的一项重要工具。首先，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推进了东南亚经济的一体化。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在推进经济一体化方面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早期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推动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比如日本对东盟滚装船舶运输网的构建项目的援助，拉进来东南亚国的距离，为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后期在环境、安全等方面的援助推动东南亚各国公共领域的合作。日本一直致力于通过援助成为东南亚各国处理环境及灾害防护问题沟通的桥梁。其次，日本在东南亚影响力和软实力不断提升。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调查数据现实，东南亚民众对日本的印象要比对中国的印象更为积极。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是二战时期的受害国。但是对日本从仇视情绪变为积极印象，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与日本的ODA政策。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亚洲软实力》的报告中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增强将使其成为亚洲未来的领袖，但中国在亚洲的软实力综合指数依然落后于美日。[5]日本拥有比较完备对外经济援助体制。与之相中國在政策实施和效果实现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第一，我国缺乏系统性对外援助的统一、指导性的法律与科学理论。虽然中国多次提出并修改对外援助基本原则， 援助政策也灵活多变， 但与之相关的法律体系建设和理论发展却相对滞后。第二，我国对外援助参与主体与资金来源单一化。中国对外援助始终坚持以政府为主导， 却忽视了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专项财政拨款， 主要为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种类型。[6]过分依赖政府财政支出，不利于贷款资金风险的分担。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已经吸取了许多经验，但在世界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还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机制。首先，要注重效率与质量，推进法律制度和战略理论体系建设。日本每次调整对外经济援政策助，都要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日本会组织“ODA有识者之会”，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企业家和经济界人士、大学教授或者研究机构的学者。先经过他们的讨论、通过，《政府开发合作大纲》最终才由政府认可确定。我国在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的过程中需建立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以一套完备科学的对外战略体系理论进行双边往来，遵守驻在国法律规范和国际惯例。其次，要升级次区域合作，助推“一带一路”倡议。比如“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是中国在东南亚多方合作机制中一个重要的次区域合作机制。推进该合作机制则必须面对日本这个竞争者。中国应负起大国担当，与相关国家共同打造以“开放、包容、均衡、普惠”为理念的次区域合作版块。[7]第三，优化参与主体结构，要发挥我国在地缘以及民间交往的优势。相较于日本，中国在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更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和族群优势。东南亚部分国家社会中有不少的华人群体。我国在保持高层交往的同时，应加强学者、媒体间的交流，加大援助互派留学生的力度，更多地让民间声音发声。
结 语
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ODA由来已久。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援助重点由基础设施建设向政治、安全等领域转移，其维护本国政治利益的色彩越来越浓厚。这在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使得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依赖心理和好感度上升。中国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援助过程中，可以及借鉴其援助方式，结合自身发展现状，创新援助战略，提高对外援助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南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
[2] 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 韩晶晶：《二战后日本对东南亚政府开发援助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4
[4] 白如纯：《日本对缅甸经济援助：历史、现状与启示》，现代日本经济，2017年第5期
作者简介：胡佳璐（1999-），女，汉，江西新余，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本科生在读，研究方向：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
【关键词】 经济援助 东南亚 一带一路
经济援助是指援助国或国际组织通过提供资金、物资、设备、技术或资料等方式，帮助受援国发展经济和提高社会福利的具体活动。其中最主要的一种表现形式就是官方开发援助（ODA）。它是指包括经济合作组织所属的发展援助委员会成员国和石油输出国组织成员国的官方机构为促进经济发展和福利之目的，按优惠条件提供的贷款和赠款的拨付金额。[1]作为二战的战败国，日本一直治力于提高国际形象来实现其“政治大国”的目标。因此，在国民经济恢复后日本ODA开始急速膨胀，并逐渐形成一套完整的体系。
一、形成背景
为什么日本对外援助的起点是在东南亚地区呢？这是因为东南亚对日本的经济、政治、安全等方面有很大的战略价值。从经济上，日本作为资源匮乏的岛国，具有丰富自然资源、廉价劳动力和广阔市场的东南亚对于日本由极高的经济价值。从政治上，二战时期日本对东南亚的侵略事实损害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妥善解决战争赔款问题，是修复日本与东南亚关系的重要前提。从安全上，日本的能源安全很大程度上依赖东南亚的马六甲海峡和新加坡海峡这两条“海上生命线”。为了保障能源安全，要求日本必须建立局部地区的和平环境、维护与东南亚国家的良好关系。截止1994年底，接受战后日本双边ODA总额排名前十位的受援国中，东南亚国家就占了5个，即第一位的印尼（116.04亿美元），第三位的菲律宾（69.79亿美元），第四位的泰国（52.20亿美元），第九位的缅甸（24.49亿美元）和第十位的马来西亚（21.4亿美元）。[2]从日本外务省政府援助白皮书各年数据来看，1994-2015年间，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援助金额占日本对“一带一路”沿线援助总金额的比重各年均在50%左右。从援助实施开始后的几十年，东南亚地区一直是日本援助的首要和重点对象。
二、形成过程
日本在东南亚的援助从起步到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52-1977）是日本对外援助的起步阶段，援助规模较小。由于二战结束后，日本作为战败国背负着巨额战争赔款，其首要任务是恢复国内经济。加之东南亚国家民众对日敌对情绪高涨，日本的援助主要是通过战争赔款、提供无偿资金等方式向东南亚市场输出本国工业产品和相关服务。提供的商品和服务主要是成套设备和劳务，经济合作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3]该阶段日本与东南亚各国签订了近20项援助协定。如日本与缅甸签订了《日缅赔偿及经济合作协定》、《日缅合约》，其中日本承诺赔偿缅甸两亿美元，以提供商品和劳务支付;向日缅合办企业投资5000万美元;开展经济合作项目。第二阶段（1997-1992）是日本对外援助的扩大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日本经济高速发展，被称为亚洲发展奇迹。成为“经济大国”后，日本于1983年7月正式提出了实现“政治大国”的口号。政府开发援助成为实现这一战略目标的必要手段。1992年日本内阁会议通过了《政府开发援助大纲》，规定日本ODA实行的优先政策。这是日本对外援助扩大阶段发展到顶峰的重要标志。之前因日本借助赔款向东南亚进行倾销，占领了东南亚国家的国内市场，使得东南亚国家多地出现了反日运动。负面效果使得日本政府调整了援助的重心——从基础设施领域向环保、人口、农业等领域转移。比如对印度尼西亚的援助内容是以消灭贫困、改善农村生活、支援人口计划、缩小地区差距等为目的，重点援助印尼东部地区。1977年8月日本时任首相福田纠夫访问包括马来西亚、缅甸、印尼等东南亚六国，提出著名的“福田主义”，谈到要积极同东南亚合作，促进相互理解与繁荣。由此形成了以政府领导为核心、以实现政治为首要目标、有统一思想指导的在东南亚对外援助体系。第三阶段（1992-2005）是日本对外援助急速发展的阶段。随着冷战的结束，世界多极化趋势明显，日本争当“政治大国”的诉求更为急切，对外经济援助的发展速度只增不减。2003年日本政府通过了新版《政府开发援助大纲》，新修改的大纲表明ODA服务于本国政治利益与目标的色彩更加浓重。在政治意图逐渐强烈的背景下，日本在基础设施等方面加强与东南亚的援助合作。不仅如此，为推进“高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还加入了对东南亚各国防务领域的合作，通过政府开发援助向东南亚提供巡逻船，帮助其提高海上警备能力。[4]
三、援助效果及启示
日本的对外援助日益完备，成为了日本与东南亚交往中的一项重要工具。首先，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推进了东南亚经济的一体化。日本对东南亚的经济援助在推进经济一体化方面的作用是多方面的。一方面，早期重点在基础设施建设的援助推动了东南亚各国的经济合作。比如日本对东盟滚装船舶运输网的构建项目的援助，拉进来东南亚国的距离，为经济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基础。另一方面，后期在环境、安全等方面的援助推动东南亚各国公共领域的合作。日本一直致力于通过援助成为东南亚各国处理环境及灾害防护问题沟通的桥梁。其次，日本在东南亚影响力和软实力不断提升。亚洲民主动态调查的调查数据现实，东南亚民众对日本的印象要比对中国的印象更为积极。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东南亚很多国家都是二战时期的受害国。但是对日本从仇视情绪变为积极印象，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与日本的ODA政策。
美国芝加哥全球事务委员会发表了题为《亚洲软实力》的报告中指出：尽管中国的经济和军事实力日益增强将使其成为亚洲未来的领袖，但中国在亚洲的软实力综合指数依然落后于美日。[5]日本拥有比较完备对外经济援助体制。与之相中國在政策实施和效果实现上并没有达到预期。第一，我国缺乏系统性对外援助的统一、指导性的法律与科学理论。虽然中国多次提出并修改对外援助基本原则， 援助政策也灵活多变， 但与之相关的法律体系建设和理论发展却相对滞后。第二，我国对外援助参与主体与资金来源单一化。中国对外援助始终坚持以政府为主导， 却忽视了非政府组织和社会团体的重要作用。除此之外，中国对外援助资金主要来自于政府专项财政拨款， 主要为无偿援助、无息贷款和优惠贷款三种类型。[6]过分依赖政府财政支出，不利于贷款资金风险的分担。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在对外援助方面已经吸取了许多经验，但在世界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还需要建立更加完善的机制。首先，要注重效率与质量，推进法律制度和战略理论体系建设。日本每次调整对外经济援政策助，都要经过充分的研究和讨论。日本会组织“ODA有识者之会”，成员包括政府官员、企业家和经济界人士、大学教授或者研究机构的学者。先经过他们的讨论、通过，《政府开发合作大纲》最终才由政府认可确定。我国在与东南亚各国交往的过程中需建立大局意识和全局观念，以一套完备科学的对外战略体系理论进行双边往来，遵守驻在国法律规范和国际惯例。其次，要升级次区域合作，助推“一带一路”倡议。比如“澜沧江-湄公河”合作机制是中国在东南亚多方合作机制中一个重要的次区域合作机制。推进该合作机制则必须面对日本这个竞争者。中国应负起大国担当，与相关国家共同打造以“开放、包容、均衡、普惠”为理念的次区域合作版块。[7]第三，优化参与主体结构，要发挥我国在地缘以及民间交往的优势。相较于日本，中国在与东南亚国家关系中更具有天然的地缘优势和族群优势。东南亚部分国家社会中有不少的华人群体。我国在保持高层交往的同时，应加强学者、媒体间的交流，加大援助互派留学生的力度，更多地让民间声音发声。
结 语
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ODA由来已久。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日本对东南亚地区的经济援助重点由基础设施建设向政治、安全等领域转移，其维护本国政治利益的色彩越来越浓厚。这在促进东南亚地区的经济一体化的同时，也使得东南亚国家对日本的依赖心理和好感度上升。中国在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援助过程中，可以及借鉴其援助方式，结合自身发展现状，创新援助战略，提高对外援助的效果。
【参考文献】
[1]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面临的挑战》，中南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
[2] 金熙德：《日本政府开发援助》，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
[3] 韩晶晶：《二战后日本对东南亚政府开发援助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4
[4] 白如纯：《日本对缅甸经济援助：历史、现状与启示》，现代日本经济，2017年第5期
作者简介：胡佳璐（1999-），女，汉，江西新余，单位：北京语言大学，本科生在读，研究方向：国际事务与国际关系专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