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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应安格尔和聂华苓之邀,到爱荷华去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认识了他们夫妇,成了好朋友。
安格尔是爱荷华人。他是爱荷华城的骄傲。爱荷华的第一国家银行是本城最大的银行,和“写作计划”的关系很密切(“国际写作计划”作家的存款都在第一银行开户),每一届“国际写作计划”,第一银行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酒会。第一银行的墙壁上挂了一些美国伟人的照片或图像。酒会那天,银行特意把安格尔的巨幅淡彩铅笔图像也摆了出来,画像画得很像,很能表现安格尔的神情:爽朗,幽默,机智。安格尔拉了我站在这张画像的前边拍了一张照片。可惜我没有拿到照相人给我加印的一张。
江迪尔是一家很大的农机厂。这家厂里请亨利·摩尔做了一个很大的抽象的铜像,特意在一口湖当中造了一个小岛,把铜像放在岛上。江迪尔农机厂是“国际写作计划”的赞助者之一,每年都要招待国际作家参加一次午宴。在宴会上,经理致辞,说安格尔是美国文学的巨人。
我不熟悉美国文学的情况,尤其是诗,不能评价安格尔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位置。我只读过一本他的诗集《中国印象》,是他在中国旅行之后写的,很有感情。他的诗是平易的,好懂的,是自由诗。有一首诗的最后一段只有一行:
中国也有萤火虫吗?
我忽然非常感动。
我真想给他捉两个中国的萤火虫带到美国去。
我三天两头就要上聂华苓家里去,有时甚至天天去。有两天没有去,聂华苓估计我大概一个人在屋里,就会打电话来。我们住在五月花公寓,离聂华苓的家很近,五分钟就到了。
聂华苓的家在爱荷华河边的一座小山的半麓。门口有一块铜牌,竖写了两个隶书:“安寓”。这大概是聂华苓的主意。这是一所比较大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房子,买了已经有些年了,木结构。
美国的民居很多是木结构,没有围墙,一家一家不挨着。这种木结构的房子也是不能挨着,挨在一起,一家着火,会烧成一片。我在美国看了几处遭了火灾的房子,都不殃及邻舍。和邻舍保持一段距离,这也反映出美国人的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心理。美国人不愿意别人干扰他们的生活,不讲什么“处街坊”,不讲“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除非得到邀请,美国人不随便上别人家“串门儿”。
这是一座两层的房子。楼下是聂华苓的书房,有几张中国字画。我给她带去一个我自己画的小条幅,画的是一丛秋海棠、一只草虫,题了两句朱自清先生的诗:“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怅惆近黄昏”。第二天她就将其挂在书桌的左侧,以示对我的尊重。
楼上是卧室、厨房、客厅。一上楼梯,对面的墙上挂满了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色各样的面具,是安格尔搜集来的。安格尔特别喜爱这些玩意。他的书架上、壁炉上,到处都是这一类东西(包括一个黄铜敲成的狗头鸟脚的非洲神像,一些东南亚的皮影戏人形……)。
餐厅的一壁横挂了一柄船桨,上面写满了字,想是安格尔在大学参加划船比赛获奖的纪念。
一个书柜里放了一张安格尔的照片,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很英俊,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年轻绅士。聂华苓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
南面和西面的墙顶牵满了绿萝。在美国,很多人家都种这种植物,有的店铺里也种。这玩意只要一点土,一点水,就能陆续抽出很长的条,不断生出心形的浓绿肥厚的叶子。
白色羊皮面的大沙发是可以移动的。一般是西面、北面各一列,成直角。有时也可以拉过来,在小圆桌周围围成一圈。人多了,可以坐在地毯上。台湾诗人蒋勋好像特爱坐在地毯上。
客厅的一角散放着报纸、刊物、画册。
这是一个舒适、随便的环境,谁到这里都会觉得无拘无束。在美国,有的人家过于整洁,进门就要脱鞋,又不能抽烟,真是别扭。
安格尔和聂华苓都非常好客。他们家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爱荷华是个安静、古板的城市(城市人口六万,其中三万是大学生),没有夜生活。夜间无事,因此,家庭聚会就比较多。
“国际写作计划”会期三个月,聂华苓星期六大都要举行晚宴,招待各国作家。分拨邀请,这一拨请哪些位,那一拨请哪些位,是用心安排的。她邀请中国作家(包括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和在美国的华人作家)次数最多。有些外国作家(主要是说西班牙语的南美作家)有点吃醋,说聂华苓对中国作家偏心。聂华苓听到了,说:“那是!”我跟她说:“我们是你的娘家人。”她说:“没错!”
美国的习惯是先喝酒,后吃饭。大概六点来钟,就开始喝。安格尔很爱喝酒,喝威士忌。我去了,也都是喝苏格兰威士忌或伯尔本(美国威士忌)。伯尔本有一点苦味,别具特色。每次都是吃开心果就酒。聂华苓不知买了多少开心果,随时待客,源源不断。有时我去早了,安格尔在他自己屋里,聂华苓在厨房忙着,我就自己动手,倒一杯先喝起来。他们家放酒和冰块的地方我都知道。一边喝加了冰的威士忌,一边翻阅一大摞华文报纸,蛮惬意。我在安格尔家喝的威士忌加在一起,大概不止一箱。
我一辈子没有喝过那样的多威士忌。有两次,聂华苓说我喝得说话舌头都直了!临离爱荷华前一晚,聂华苓还在我的外面包著羊皮的不锈钢扁酒壶里灌了一壶酒。
晚饭烤牛排的时候多。我爱吃烤得很嫩的牛排。聂华苓说:“下次来,我给你一块生牛排你自己切了吃!”
吃过一次核桃树枝烤的牛肉。核桃树枝是从后面小山上捡的。
美国火锅吃起来很简便。一个长方形的锅子,各人自己涮鸡片、鱼片、肉片……
聂华苓做了一道豆腐丸子。这是湖北菜。
聂华苓在美国二十多年了,但从里到外都还是一个中国人。
她有个弟弟也在美国,我听到她和弟弟打电话,说的是地地道道的湖北话!
有一次中国作家聚会,合唱了一支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聂华苓是抗战后到台湾的,她会唱相当多这样的救亡歌曲。台湾小说家陈映真、诗人蒋勋,包括年轻的小说家李昂也会唱这支歌。唱得大家心里酸酸的。聂华苓热泪盈眶。 聂华苓是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有一次她和在美的华人友好欢聚,在将近酒阑人散(有人已经穿好外衣)的时候,她忽然感伤起来,失声痛哭,招得几位女士陪她哭了一气。
有一次陈映真的父亲坐了一天的汽车,特意到爱荷华来看望中国作家。老先生年轻时在台湾教学,曾把鲁迅的小说改成戏剧在台演出,大概是在台湾最早介绍鲁迅的学人之一。
老先生对祖国怀了极深的感情。陈映真之所以能成为台湾“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幼承庭训有关。陈老先生在席间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听了,一时非常激动,不禁和老先生抱在一起,哭了。聂华苓陪着我们流泪,一面攥着我的手说:“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可爱!”
我跟聂华苓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哭过了。”
聂华苓原来叫我“汪老”,有一天,对我说:“我以后不叫你‘汪老’了,把你都叫老了!我叫你汪大哥!”我说:“好!”不过似乎后来她还是一直叫我“汪老”。
中国人在客厅里高谈阔论,安格尔是不参加的,他不会汉语。他会说的中国话大概只有一句:“够了!太够了!”一有机会,在给他分菜或倒酒时,他就爱露一露这一句。但我们在聊天时,他有时也在一边听着,而且好像很有兴趣。我跟他不能交谈,但彼此似乎很能交流感情,能够互相欣赏。有一天我去得稍早,用英语跟他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问候的话:“你今天看上去气色很好。”他大叫:“华苓!他能说完整的英语!”
安格尔在家时衣着很随便,总是穿一件宽大的紫色睡袍、一双软底的便鞋,跑来跑去,一会儿回他的卧室,一会儿又到客厅里来。我说他是个无事忙。聂华苓说:“就是,就是!整天忙忙叨叨,busy!busy!不知道他忙什么!”
他忙活的事情之一是伺候他的那群鹿和浣熊。有一群鹿和浣熊住在“安寓”后山的杂木林里,是野生的,经常到他的后窗外来做客。鹿有时两三只,有时七八只;浣熊一来十好几只,他得为它们准备吃的。鹿吃玉米粒。
爱荷华是产玉米的州,玉米粒多的是,鹿都站在较高的山坡上,低头吃玉米粒,忽然又扬起头来很警惕地向窗户里看一眼。浣熊吃面包。浣熊憨头憨脑,长得有点像熊猫,胆小,但是在它们专心吃面包片时,就不顾一切了,美国面包隔了夜就会降价处理,很便宜。聂华苓隔一两天就要开车去买面包。“浣熊吃,我们也吃!”鹿和浣熊光临,便是神圣的时刻。安格尔深情地注视窗外,一面伸出指头示意:不许做声!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是猎人,看着窗外的鹿,说:“我要是有一杆枪,一枪就能打倒一只。”安格尔瞪着灰蓝色的眼睛说:“你要是拿枪打它,我就拿枪打你!”
安格尔是个心地善良、脾气很好、快乐的老人,是个老天真,他爱大笑、大喊大叫,一边叫着笑着,一边还要用两只手拍着桌子。
他很爱聂华苓,老是爱说他和聂华苓恋愛的经过:他在台北举行酒会,聂华苓在酒会上没有和他说话。聂华苓要走了,安格尔问她:“你为什么不理我?”聂华苓说:“你是主人,你不主动找我说话,我怎么理你?”后来,安格尔约聂华苓一同到日本去,聂华苓心想:一个外国人,约我到日本去?她还是同意了。到了日本,又到了新加坡、菲律宾……后来呢?后来他们就结婚了。他大概忘了,他已经跟我说过一次他的罗曼史。我告诉蒋勋,我已经听他说过了,蒋勋说:“我已经听过五次!”他一说起这一段,聂华苓就制止他:“Nomore!Nomore!”
聂华苓从客厅走回她的卧室,安格尔指指她的背影,悄悄地跟我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十二月中旬,我到纽约、华盛顿、费城、波士顿走了一圈。走的时候正是爱荷华的红叶最好的时候,橡树、元宝树、日本枫……层层叠叠,如火如荼。
回到爱荷华,红叶已经落光,这么快!
我是年底回国的。离开爱荷华那天下了大雪,爱荷华一点声音都没有。
一九八八年,安格尔和聂华苓访问了大陆一次。作协外联部不知道是哪位出了一个主意,不在外面宴请他们,让我在家里亲手给他们做一顿饭,我说:“行!”聂华苓在美国时就一直希望吃到我做的菜(我在她家里只做过一次炸酱面),这回如愿以偿了。我给他们做了几个什么菜,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碗扬州煮干丝、一个炝瓜皮,大概还有一盘干煸牛肉丝,其余的,想不起来了。
那天是蒋勋和他们一起来的。聂华苓吃得很开心,最后端起大碗,连煮干丝的汤也喝得光光的。安格尔那天也很高兴,因为我还有一瓶伯尔本,他到大陆,老是茅台酒、五粮液,他喝不惯。我给他斟酒时,他又找到机会亮了他的惟一的一句中国话:“够了!太够了!”
一九九。年初秋,我有个亲戚到爱荷华去(他在爱荷华大学读书),我和老伴请他带两件礼物给聂华苓,一个仿楚器云纹朱红漆盒,一件彩色扎花印染的纯棉衣料。她非常喜欢,对安格尔说:“这真是汪曾祺!”
安格尔因心脏病突发,在芝加哥去世。大概是一九九一年初。
安格尔去世后,我和聂华苓没有通过信。她现在怎么生活呢?前天给她寄去一张贺年卡,写了几句话,信封上写的是她原来的地址,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
安格尔是爱荷华人。他是爱荷华城的骄傲。爱荷华的第一国家银行是本城最大的银行,和“写作计划”的关系很密切(“国际写作计划”作家的存款都在第一银行开户),每一届“国际写作计划”,第一银行都要举行一次盛大的招待酒会。第一银行的墙壁上挂了一些美国伟人的照片或图像。酒会那天,银行特意把安格尔的巨幅淡彩铅笔图像也摆了出来,画像画得很像,很能表现安格尔的神情:爽朗,幽默,机智。安格尔拉了我站在这张画像的前边拍了一张照片。可惜我没有拿到照相人给我加印的一张。
江迪尔是一家很大的农机厂。这家厂里请亨利·摩尔做了一个很大的抽象的铜像,特意在一口湖当中造了一个小岛,把铜像放在岛上。江迪尔农机厂是“国际写作计划”的赞助者之一,每年都要招待国际作家参加一次午宴。在宴会上,经理致辞,说安格尔是美国文学的巨人。
我不熟悉美国文学的情况,尤其是诗,不能评价安格尔在美国当代文学中的位置。我只读过一本他的诗集《中国印象》,是他在中国旅行之后写的,很有感情。他的诗是平易的,好懂的,是自由诗。有一首诗的最后一段只有一行:
中国也有萤火虫吗?
我忽然非常感动。
我真想给他捉两个中国的萤火虫带到美国去。
我三天两头就要上聂华苓家里去,有时甚至天天去。有两天没有去,聂华苓估计我大概一个人在屋里,就会打电话来。我们住在五月花公寓,离聂华苓的家很近,五分钟就到了。
聂华苓的家在爱荷华河边的一座小山的半麓。门口有一块铜牌,竖写了两个隶书:“安寓”。这大概是聂华苓的主意。这是一所比较大的美国中产阶级的房子,买了已经有些年了,木结构。
美国的民居很多是木结构,没有围墙,一家一家不挨着。这种木结构的房子也是不能挨着,挨在一起,一家着火,会烧成一片。我在美国看了几处遭了火灾的房子,都不殃及邻舍。和邻舍保持一段距离,这也反映出美国人的以个人主义为基础的文化心理。美国人不愿意别人干扰他们的生活,不讲什么“处街坊”,不讲“闻多素心人,乐与数晨夕”。除非得到邀请,美国人不随便上别人家“串门儿”。
这是一座两层的房子。楼下是聂华苓的书房,有几张中国字画。我给她带去一个我自己画的小条幅,画的是一丛秋海棠、一只草虫,题了两句朱自清先生的诗:“解得夕阳无限好,不须怅惆近黄昏”。第二天她就将其挂在书桌的左侧,以示对我的尊重。
楼上是卧室、厨房、客厅。一上楼梯,对面的墙上挂满了各个民族、各个地区、各色各样的面具,是安格尔搜集来的。安格尔特别喜爱这些玩意。他的书架上、壁炉上,到处都是这一类东西(包括一个黄铜敲成的狗头鸟脚的非洲神像,一些东南亚的皮影戏人形……)。
餐厅的一壁横挂了一柄船桨,上面写满了字,想是安格尔在大学参加划船比赛获奖的纪念。
一个书柜里放了一张安格尔的照片,他坐在一块石头上,很英俊,是一位典型的美国年轻绅士。聂华苓说:“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就是这个样子!”
南面和西面的墙顶牵满了绿萝。在美国,很多人家都种这种植物,有的店铺里也种。这玩意只要一点土,一点水,就能陆续抽出很长的条,不断生出心形的浓绿肥厚的叶子。
白色羊皮面的大沙发是可以移动的。一般是西面、北面各一列,成直角。有时也可以拉过来,在小圆桌周围围成一圈。人多了,可以坐在地毯上。台湾诗人蒋勋好像特爱坐在地毯上。
客厅的一角散放着报纸、刊物、画册。
这是一个舒适、随便的环境,谁到这里都会觉得无拘无束。在美国,有的人家过于整洁,进门就要脱鞋,又不能抽烟,真是别扭。
安格尔和聂华苓都非常好客。他们家几乎每个晚上都是座上客常满,杯中酒不空。爱荷华是个安静、古板的城市(城市人口六万,其中三万是大学生),没有夜生活。夜间无事,因此,家庭聚会就比较多。
“国际写作计划”会期三个月,聂华苓星期六大都要举行晚宴,招待各国作家。分拨邀请,这一拨请哪些位,那一拨请哪些位,是用心安排的。她邀请中国作家(包括大陆的、台湾的、香港的,和在美国的华人作家)次数最多。有些外国作家(主要是说西班牙语的南美作家)有点吃醋,说聂华苓对中国作家偏心。聂华苓听到了,说:“那是!”我跟她说:“我们是你的娘家人。”她说:“没错!”
美国的习惯是先喝酒,后吃饭。大概六点来钟,就开始喝。安格尔很爱喝酒,喝威士忌。我去了,也都是喝苏格兰威士忌或伯尔本(美国威士忌)。伯尔本有一点苦味,别具特色。每次都是吃开心果就酒。聂华苓不知买了多少开心果,随时待客,源源不断。有时我去早了,安格尔在他自己屋里,聂华苓在厨房忙着,我就自己动手,倒一杯先喝起来。他们家放酒和冰块的地方我都知道。一边喝加了冰的威士忌,一边翻阅一大摞华文报纸,蛮惬意。我在安格尔家喝的威士忌加在一起,大概不止一箱。
我一辈子没有喝过那样的多威士忌。有两次,聂华苓说我喝得说话舌头都直了!临离爱荷华前一晚,聂华苓还在我的外面包著羊皮的不锈钢扁酒壶里灌了一壶酒。
晚饭烤牛排的时候多。我爱吃烤得很嫩的牛排。聂华苓说:“下次来,我给你一块生牛排你自己切了吃!”
吃过一次核桃树枝烤的牛肉。核桃树枝是从后面小山上捡的。
美国火锅吃起来很简便。一个长方形的锅子,各人自己涮鸡片、鱼片、肉片……
聂华苓做了一道豆腐丸子。这是湖北菜。
聂华苓在美国二十多年了,但从里到外都还是一个中国人。
她有个弟弟也在美国,我听到她和弟弟打电话,说的是地地道道的湖北话!
有一次中国作家聚会,合唱了一支歌“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聂华苓是抗战后到台湾的,她会唱相当多这样的救亡歌曲。台湾小说家陈映真、诗人蒋勋,包括年轻的小说家李昂也会唱这支歌。唱得大家心里酸酸的。聂华苓热泪盈眶。 聂华苓是个很容易动感情的人。有一次她和在美的华人友好欢聚,在将近酒阑人散(有人已经穿好外衣)的时候,她忽然感伤起来,失声痛哭,招得几位女士陪她哭了一气。
有一次陈映真的父亲坐了一天的汽车,特意到爱荷华来看望中国作家。老先生年轻时在台湾教学,曾把鲁迅的小说改成戏剧在台演出,大概是在台湾最早介绍鲁迅的学人之一。
老先生对祖国怀了极深的感情。陈映真之所以能成为台湾“统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与幼承庭训有关。陈老先生在席间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我听了,一时非常激动,不禁和老先生抱在一起,哭了。聂华苓陪着我们流泪,一面攥着我的手说:“你真好!你真好!你真可爱!”
我跟聂华苓说:“我已经好多年没有哭过了。”
聂华苓原来叫我“汪老”,有一天,对我说:“我以后不叫你‘汪老’了,把你都叫老了!我叫你汪大哥!”我说:“好!”不过似乎后来她还是一直叫我“汪老”。
中国人在客厅里高谈阔论,安格尔是不参加的,他不会汉语。他会说的中国话大概只有一句:“够了!太够了!”一有机会,在给他分菜或倒酒时,他就爱露一露这一句。但我们在聊天时,他有时也在一边听着,而且好像很有兴趣。我跟他不能交谈,但彼此似乎很能交流感情,能够互相欣赏。有一天我去得稍早,用英语跟他说了一句极其普通的问候的话:“你今天看上去气色很好。”他大叫:“华苓!他能说完整的英语!”
安格尔在家时衣着很随便,总是穿一件宽大的紫色睡袍、一双软底的便鞋,跑来跑去,一会儿回他的卧室,一会儿又到客厅里来。我说他是个无事忙。聂华苓说:“就是,就是!整天忙忙叨叨,busy!busy!不知道他忙什么!”
他忙活的事情之一是伺候他的那群鹿和浣熊。有一群鹿和浣熊住在“安寓”后山的杂木林里,是野生的,经常到他的后窗外来做客。鹿有时两三只,有时七八只;浣熊一来十好几只,他得为它们准备吃的。鹿吃玉米粒。
爱荷华是产玉米的州,玉米粒多的是,鹿都站在较高的山坡上,低头吃玉米粒,忽然又扬起头来很警惕地向窗户里看一眼。浣熊吃面包。浣熊憨头憨脑,长得有点像熊猫,胆小,但是在它们专心吃面包片时,就不顾一切了,美国面包隔了夜就会降价处理,很便宜。聂华苓隔一两天就要开车去买面包。“浣熊吃,我们也吃!”鹿和浣熊光临,便是神圣的时刻。安格尔深情地注视窗外,一面伸出指头示意:不许做声!鄂温克族作家乌热尔图是猎人,看着窗外的鹿,说:“我要是有一杆枪,一枪就能打倒一只。”安格尔瞪着灰蓝色的眼睛说:“你要是拿枪打它,我就拿枪打你!”
安格尔是个心地善良、脾气很好、快乐的老人,是个老天真,他爱大笑、大喊大叫,一边叫着笑着,一边还要用两只手拍着桌子。
他很爱聂华苓,老是爱说他和聂华苓恋愛的经过:他在台北举行酒会,聂华苓在酒会上没有和他说话。聂华苓要走了,安格尔问她:“你为什么不理我?”聂华苓说:“你是主人,你不主动找我说话,我怎么理你?”后来,安格尔约聂华苓一同到日本去,聂华苓心想:一个外国人,约我到日本去?她还是同意了。到了日本,又到了新加坡、菲律宾……后来呢?后来他们就结婚了。他大概忘了,他已经跟我说过一次他的罗曼史。我告诉蒋勋,我已经听他说过了,蒋勋说:“我已经听过五次!”他一说起这一段,聂华苓就制止他:“Nomore!Nomore!”
聂华苓从客厅走回她的卧室,安格尔指指她的背影,悄悄地跟我说:“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
十二月中旬,我到纽约、华盛顿、费城、波士顿走了一圈。走的时候正是爱荷华的红叶最好的时候,橡树、元宝树、日本枫……层层叠叠,如火如荼。
回到爱荷华,红叶已经落光,这么快!
我是年底回国的。离开爱荷华那天下了大雪,爱荷华一点声音都没有。
一九八八年,安格尔和聂华苓访问了大陆一次。作协外联部不知道是哪位出了一个主意,不在外面宴请他们,让我在家里亲手给他们做一顿饭,我说:“行!”聂华苓在美国时就一直希望吃到我做的菜(我在她家里只做过一次炸酱面),这回如愿以偿了。我给他们做了几个什么菜,已经记不清了,只记得有一碗扬州煮干丝、一个炝瓜皮,大概还有一盘干煸牛肉丝,其余的,想不起来了。
那天是蒋勋和他们一起来的。聂华苓吃得很开心,最后端起大碗,连煮干丝的汤也喝得光光的。安格尔那天也很高兴,因为我还有一瓶伯尔本,他到大陆,老是茅台酒、五粮液,他喝不惯。我给他斟酒时,他又找到机会亮了他的惟一的一句中国话:“够了!太够了!”
一九九。年初秋,我有个亲戚到爱荷华去(他在爱荷华大学读书),我和老伴请他带两件礼物给聂华苓,一个仿楚器云纹朱红漆盒,一件彩色扎花印染的纯棉衣料。她非常喜欢,对安格尔说:“这真是汪曾祺!”
安格尔因心脏病突发,在芝加哥去世。大概是一九九一年初。
安格尔去世后,我和聂华苓没有通过信。她现在怎么生活呢?前天给她寄去一张贺年卡,写了几句话,信封上写的是她原来的地址,也不知道她能不能收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