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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学时只有一位老师，教所有科目。
　　


　　有天語文课上老师突然教起了唱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那时不知道含义，体味不到离别，也听不出沧桑，只是觉得歌词挺美的。现在想想，当时老师在那个小教室里唱这首歌时的表情，大概也是有故事的。
　　可能那是记忆里很早的启蒙，“长亭外，古道边”便是心中的送别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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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长大些，一个人各地来来去去时，觉得自己是靠时间段断裂来成长的。
　　可细细想，自己是经过送别的。小学时会被爸爸送去学校，次数很多。中学自己去上学，但第一天是妈妈送去的。大学更大些，是舅舅将我送到学校的。
　　每个长大的孩子，在阶段性送别的那天，就是我们向更小的自己告别的那天。
　　只是当时那天是那么平淡散漫，我们不知道那是一条成长路上的分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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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网上有条爆红的微博，桂林的一家米粉店，老板要送儿子去清华大学读书，贴了红纸告示说暂停业五天。下面各种评论，有的说全国人民都会监督他读书，有的说回头就改名状元米粉，有的说这是幸福的炫耀……
　　有一条孤零零的评论，说，像我这样念书不好，独自出去打工的孩子其实也想父母送一送，不过不是光荣的事情，不会实现，也只是自己想想。
　　我想要给回复点什么，再看，原评论却已经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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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到宝儿有次讲他们公司的一件事。
　　招暑期实习生，有个男孩子海选、笔试、面试都特出彩，属于很优秀那一拨的。结果报到的那天，同来的人却跟着他妈妈。妈妈旋风一般地在公司穿梭，和每个人打招呼握手，说我们家谁谁不懂事，以后请多关照。那个男生尴尬地站在那里赔笑，整个人局促不堪。这个男孩子有意无意间被贴了个“妈宝男”的标签，直接就把一些好机会给错过了。
　　只能说，老一辈的“拜山头”，适得其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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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认识黎明，却是因为她没有人送，报完名分完宿舍，她坐在床上装被子，因为不会装，越想越委屈，就开始哭。我飞快地帮她把被子装好，她一边擦眼泪一边谢谢我，过一会儿平静了，才给我讲她的事。
　　从小到大，第一次离开家，来上大学，是第一次住校，原本家人要送她来，她说自己要自我成长，就拒绝了。结果到校一亲力亲为，才发现成长两个字说的很容易，要克服太难了。而我是小学就开始住校，所以离家早成了习惯，没有觉着难过，俩人还都挺佩服对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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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有谜一样的送别后的故事。
　　朋友说他父亲送他上大学，送到后，结果他把包丢了，钱、证件都在里面。父亲没有责怪他，只是让他好好在学校念书，自己一个人回去了。
　　十多年前，远远不如现在发达，跨了好几个省份的距离，什么都没有的父亲是怎么回家的？他当时小，没有想过这件事，后来大了，想到这件事，却又不知道怎么问出口。
　　若说这是人生，也不乏有一个温柔却带残酷的侧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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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对照记@1963》，三个作者同写火车的那章，胡洪侠在《从此生活有了远方》里面有段话：
　　要走了，父母亲送我到胡同口，还要往前送。
　　我说：“你们回去吧，过年的时候我就回来了。”
　　父亲说：“走吧走吧。想着写信回来。”停下了。
　　母亲独自继续往前走。自行车走出老远了，我回头，见母亲还在往前走。
　　我知道从此真的是出远门了：母亲送你有多远，你前面的路就有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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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雷平阳在《关于母亲的札记》里面同样有一个细节：
　　当年他离开时，他的母亲没有送他，只有妹妹来了，因为白发人送黑发人，在昭通土城乡那个地方，是忌讳的。
　　这样一看，前者送，让人感同身受;后者不送，让人刻骨铭心。
　　两个送与不送的母亲，都逃不开一个爱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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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实秋在散文里写：我不愿送人，亦不愿人送我，对于自己真正舍不得离开的人，离别的那一刹那像是开刀，凡是开刀的场合照例是应该先用麻醉剂，使病人在迷蒙中度过那场痛苦，所以离别的苦痛最好避免。一个朋友说，“你走，我不送你，你来，无论多大风多大雨，我要去接你。”我最赏识那种心情。
　　可能是发展很快，现在的交通工具将空间距离拉得很近，所以送别这件事，再没有那么深沉的意义。我们送别，送完之后，也向自己仪式感般的告别，然后期待下次相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