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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2005年12月2日，由我行发展研究部暨《新金融》编辑部主办的“2006年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展望”研讨会在京召开。交通银行行长张建国出席会议并致词，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连平主持了会议，驻京办主任苑保超出席会议。全国人大财经委研究室副主任许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局局长戴根有、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副所长何德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超愚、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室主任王小广等政府部门、金融学术机构的国内一流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就2006年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展开热烈讨论，并对交通银行下一步发展献计献策。
张建国行长首先向与会专家表示欢迎，对他们长期以来给予我行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我行近年来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改革发展的进一步方向。张行长表示，我行将加快实现战略转型，进一步树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不断推进管理创新和业务创新。对于外界所关心的战略投资者问题，张行长表示，引入汇丰不是短期行为，目标是双方长期合作共赢。双方一年半来的合作是真诚和有收获的，今后将进一步按照黄菊副总理提出的“互惠互利、互谅互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合作。
货币传导机制不畅
财政政策重拾主导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
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因此，研究中国的经济形势，适当的角度之一便是从国际经济形势出发，看一看全球经济走势如何，以及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一分子又当如何。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运行状况做了一个大型研究，该项研究认为：总体而言，全球的储蓄大于投资，基于这一结构，全球的利率不会上升。从结构上看，发达国家是储蓄缺口，即储蓄不足，而发展中国家则是投资缺口，即储蓄过剩。这种状况表现在国际贸易上，发达国家便是进出口逆差，发展中国家则是进出口顺差；与此对应，资本首先通过贸易差额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从而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形成越来越大的债务积累，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形成越来越大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外汇储备又以持有发达国家货币定值的储备资产形式使资本再回流到发达国家中去。所谓全球经济失衡指的便是这样的一个循环。IMF担心，这种以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为特征的循环反映出一种不正常的经济关系，其可持续性值得怀疑；一旦循环断裂，全球将陷入危机之中。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鉴于中国与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将跟着美国的经济政策亦步亦趋。所以，每当美国物价上升，国内总有人推断中国的物价也将上升，每当美联储加息，国内总有中国也应跟着加息的议论。诸如此类的看法只注意到中美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现象，却看漏了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完全相反的事实。从上述分析来看，由于美国是储蓄缺口，因而那里的利率有上升的压力，而中国则是储蓄过剩，因而我们这里的利率反倒有下走的压力；两者走势完全相反。总而言之，鉴于全球经济失衡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在今后一段不短的时期内，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将会成为常态，相应地，对人民币汇率的非议也会越来越多，在此基础上，资本的跨境流动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所有这些，都会使中国面临越来越复杂的挑战。
展望明年，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其次应当关注经济和金融的改革会有哪些举措。
先来看宏观经济运行。中国的理论界喜欢非此即彼。具体的表现就是，在年初，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将持续通货膨胀，现在快到年末，看到几大物价走势渐趋缓和，多数人又开始讨论通货紧缩了。我认为，物价走势发生变化肯定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我们应当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以及由此导致的物价走势差异方面。我提醒大家注意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物价走势的三个概念，即inflation（通胀）、deflation（通缩）和disinflation（物价升势趋缓）。对于中国来说，三种情况都有存在，只是各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因素有所变化。具体而言，在1998-2002年，是通缩和物价升势趋缓占主导地位；2002-2004年，是通胀占主导地位；现在情况又反转过来了。在这种状况下，2006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收紧的可能性不大，到了2006年底，如果通缩和物价升势趋缓的面积扩大，宏观政策可能放松。说到货币政策，我们认为，进一步调控的余地是不大的，因为我们已经逼近流动性陷阱。目前我国的同业拆借利率在1.4左右，而构成我国利率水平真正底线的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为0.99，扣掉0.99，我国真正的利率水平应该是0.2至0.5，比较接近流动性陷阱了。最近，央行采取了拉升利率水平的措施，但市场并不认同，几次央票的招标都以流标告终，这表明市场对利率的决定力量非常强。利率的决定很简单，就是供应和需求。资金的供应非常多，流动性充足，这是央行基本上无法调控的。央行通过央票和外汇市场操作，所调控的充其量只是基础货币，但我们国家货币供应的主体是存款，而存款的动态决定于老百姓和商业银行。从结构上看，到今年9月份，中国的基础货币大约是6万亿，货币供应M2的总量接近29万亿，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充其量只能影响一万亿。这说明，央行调控货币供应的能力并不强。这样，如果宏观经济政策态势是走向放松，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类如1998-2002年那样的情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会易位。就货币政策而言，如果逼近流动性陷阱，同时又有采取措施之必要的话，类似贷款限制的措施有可能会出台。说到底，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不顺畅，货币供应和利率的政策效应较难传导到实体经济领域中去，因而常常还得祭起数量分配的老手段来。
在我看来，2006年重大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汇率机制的改革将继续深化，主要还是集中于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为管理汇率风险提供新的市场、产品和交易机制。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至今，央行已推出了远期、掉期、不涉及利率的掉期和远期结售汇等多种产品和安排，外汇市场中做市商制度也已推出，既期交易中的询价制度也将在2006年元月推出。如此等等，已经逐步完善了我国外汇市场的结构。预计，2006年还会有一些措施推出，商业银行应当高度关注并及时抓住其中的商机。
第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认为，在整个“十一五”期间，存款利率的“天花板”（上限）和贷款利率的“地板”（下限）可能还不会完全取消。从决策层最近的讲话来看，利率市场化尚无时间表。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利率限制的存在可能产生创利的机会。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理财产品赚的就是“天花板”和“地板”之间的利差。
第三、与第二点相联系，我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将有大的发展。一方面，利率市场化的现实途径主要是通过创造多种可以替代银行存贷款工具而展开的，其中最重要的创造就是推出各种可交易的利率产品。另一方面，通过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我们才可能逐步解决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直接融资过低的金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第四、金融稳定将被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预计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金融业将出现大分化、大改组的趋势，商业银行应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提高资本充足率，为并购重组做好准备。
最后，有几方面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在推行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不要盲目争第一。我是有感而发的。众所周知，中国将推出ABS（资产支持证券）和MBS（抵押资产支持证券），我本人基本上全程参与了这两类产品的研究和审批过程。通过研究，我感觉到，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推出这些新产品的财务价值尚可存疑，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从事ABS和MBS可能并不挣钱。国外的经验显示，在整个证券化的过程中，赚钱的主要来源还是BUY AND HOLD(购买并持有，收利息)。同样，商业银行办基金能挣钱吗？在短期内，肯定很难为商业银行挣钱。那么，在长期内、在什么条件下，银行参与这些金融创新才会挣钱？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总之，金融创新应该以赚取利润为前提，应当从多角度详加论证。
第二、处理好中资与外资的关系。对于某些外资机构在中国金融业的商业存在和布局，商业银行自身以及监管当局都应该有认真的研究。例如，有些外资银行在中国既有独资机构又参股多家中资金融机构，他们究竟要怎样在中国展开业务？如果上述两类机构在中国产生了竞争并有利益矛盾，他们将如何处置？凡此种种问题，估计外资银行自己也未研究清楚。
第二、应当花大力气研究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应当看到，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优质的大型企业将会离银行而去，商业银行对于他们来说，将逐渐沦为单纯的支付和清算的工具。在这种条件下，银行的贷款客户将主要是中小企业。综观国外金融业发展的历史，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趋势并早做打算。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由于其在产权结构、信息、财务基础、风险特征等等方面都与大型企业有所不同，对他们的贷款也应当有一套不同的技术安排。
第三、在今后若干年里，影响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资本。如果银监会关于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在2007年全面落实的话，中国很可能会像很多国家那样，出现所谓“资本性紧缩”。在这种情势下，银行需要研究资本约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自己的经营模式，并发现新的商机。
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金融创新蕴含商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 斌
对于目前的经济走势，基本面是不错的，即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但是我认为当前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非常严重。现在还不能说通货紧缩，但前瞻性地看，必须警惕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上半年出现经济下滑。目前，松货币、紧信贷的现象在扩大，企业利润在下降，曾经所谓“紧张”的行业都不紧张了。如果有关部门未对此引起足够重视和准备，等到问题出现了才采取行动，又难免会重复历史上的矫枉过正。高增长、低通胀是现象，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问题，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外汇顺差大、汇率货币政策压力这三大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矛盾。对此，在研究解决三大问题中，政府应密切关注经济周期的走势，尽可能不使其下滑得过快。
从资金面说，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货币供应量很大。与当年日本相比，中国目前比较幸运的是，中国的银行正在加快改革，所以没有出现过去那种把钱全部贷出去、一放就乱的现象；但是，同业利率如此之低，对2006年的稳健货币政策造成很大的压力。此时应该考虑：一是如何趁中美较大利差、公开市场操作财务成本较低时期，采取降低超存利率等手段，趁机艺术地收回多余货币，抓紧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二是对于汇率问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汇率之争是国家利益之争。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重点是定语——有管理，就是有目标。会有小幅升值，但仍是相对稳定。
三是为了避免银行受资本充足率的约束而“慎贷”，应在加快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吸引战略投资者的同时，建议尽快设立以老百姓投资为主的私人股权基金，把老百姓的钱作为股权或资本注入银行，包括112家城商行，从而使银行有足够资本发放贷款。
四是应进一步推进非信贷融资业务的发展。这方面的空间很大。关键是决策部门要提高认识和工作效率。
五是银行必须实行差异化的蓝海战略。所谓蓝海战略，就是别人尚未涉足的领域，是相对应红海战略，即竞争非常激烈、血流成河的领域。在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银行应更重视行业研究。举例而言，房地产业确实有较高的风险，但并不是所有地区、所有房地产结构都不好。宏观政策是相对总体全局而言，商业银行不能绝对、片面地去理解。利润是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依据。商业银行还应该加强金融创新，虽然目前的监管制度并不完善，但是监管层已经多次发出正面信号，如央行的短期融资券和目前正在研究的商业本票、可转让CD，这其中蕴含了很多商业机遇。
总结一下，宏观经济现在看形势很好——高增长、低通胀，但是要警惕到2006年的下半年，形势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在这种环境下，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进一步受到挑战：经济可能会往下走，汇率升值压力尚在，行业优势差距显现，央行难以收缩银根、商业银行却“慎贷”，因此宏观调控手段不能仅希望于央行的货币政策，仍要推行采取包括有力的行业政策、金融创新等政策的综合对策。
2006年财政政策可能要加大力度
全国人大财经委研究室副主任许健
2006年的经济增长可能有两个焦点：第一个焦点是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由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央行谨慎表示人民币长期升值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要考虑的是这可能给内外均衡带来怎样的影响？从经济学基本概念而言，如果本币汇率高估，会压迫整个物价体系下行，造成通货紧缩。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没有贬值，所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种状况在2006年是否会体现，取决于现行的汇率水平是否合适。人民币汇率走势原来有些扑朔迷离，自从央行做了60亿美元的掉期以后i，形势已基本看清，即在一年内升值3%。当然现在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外汇占款的持续增加。我认为，何不在取消出口退税、两税合一等这些基础性工作做完以后，再确定是否升值不是更好吗？
第二个焦点充分就业问题。在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对就业有较大影响？2006年宏观政策会有所调整，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
很多人对2006年非常悲观，认为产能过剩问题很严重，我并不这么看。我曾经去唐山做过调查。世界的炼钢中心在中国，中国的炼钢中心在河北，河北的炼钢中心在唐山。唐山的小钢厂比较多，机制非常灵活，当产品到了一定价格之后，这些小钢厂就会停止生产，产能便自动调节下来。现在的调节已经不是过去计划经济的调节，而是有很多市场化因素在起作用。所以我认为不必过分担心产能过剩的问题。我所担心的是地方政府和中央的投资权限。这届地方政府的任期未满，项目未完，在建项目还是很多的，因此这波经济周期并未结束，而结构失衡、城乡差距过大有可能带来深层次的问题。
至于商业银行改革问题，中资银行的上市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中方与战略投资者存在一个相互合作和适应的过程，双方要多进行高层沟通。结合国情，全面引进国外机制和制度。中资银行的上市并不完全是为了解决资本金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治理结构、风险、内控、创新等一系列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金融机构存在的“软约束”问题，最终实现小平同志“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目标。
其二，我国金融机构应在中小企业信贷领域有所作为。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是世界性的金融问题。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缺乏担保体制和相应的服务措施。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可能缓解我国就业难问题，另一方面会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
其三，我国金融机构应在业务创新方面有所考虑，特别是可根据国情和本身条件向综合化经营过渡。这次《证券法》修改，给金融混业经营留下很大空间。证券法第六条“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条款和另外五个限制性条款的修订，为今后我国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开了口子。我国金融机构面临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国金融机构取得国民待遇所产生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局面，同时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国外金融机构都是混业经营，我国金融混业经营也得跟上，否则在竞争上就落后了。
对中国金融业的三个担心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局局长戴根有
对中国金融业，我比较担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是外部冲击，现在我们已经面临很大的压力；第二是房地产，虽然2005年打了组合拳，但是由于一些关键措施没有到位，北京今年房价实际上是在步上海的后尘。我始终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如果房价涨得太高，未来整个产业发展的通路都会被堵死。城市化的进程是无法阻挡的，应该让那些新进入城市的人包括从农村来的工人在城市中居留下来，由此带来的需求足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再持续快速增长几十年。第三个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现在要注意商业银行在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后对贷款投向的影响，这方面一些国家有深刻教训。
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多体现在金融市场的发展。如果金融市场不发展，间接融资的比例就降不下来。金融市场中债券市场的发展是关键。发展债券市场的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如建立合格的信用评级体系，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至于个人征信体系，现在所有中资银行都已联网。但是覆盖面还不够，比如查10个人，目前只能查到4个人，其余6个人因为过去从未向银行借过钱，所以查不到其信用记录。我们现在正在根据商业银行的要求，收集非银行信息，尽量扩大个人征信体系的覆盖面，为商业银行提供更好的服务。企业征信体系已经联网，但过去是三级数据库，跨地区查询很不方便。现在正在进行系统升级，目标是到2006年6月底，实现所有商业银行全国联网。
保持经济稳定 加快体制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魏加宁
一、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首先，“宏观经济运行趋于正常”，既是当前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基本判断，也是大多数企业家的共同判断。有问卷调查显示，目前大多数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趋于正常”。而且似乎经济学家比企业家们更乐观一些，认为目前宏观经济运行“正常”的比重，企业家是49．4％，比2004年提高15个百分点；经济学家是69％，比企业家高出20个百分点。
从实际数据来看，当前的宏观经济是高增长，低通胀，的确是最好的时期。当然，在这样的好成绩背后，有我们付出的巨大代价和效率损失，虽然很难计算，但是不应忽视。
其次，关于今后的经济走势，是“趋稳”，还是“趋降”？有人认为是“高位趋稳”，也有人认为是“稳中趋降”。如果能够在高位上趋于稳定，当然是最理想的了；但是，从一些问卷调查来看，似乎目前许多经济学家似乎更担心明年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不会进一步趋降，有人甚至还担心明年会不会陷入通货紧缩。而多数企业家也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松紧度总体上比较合适，但是略显偏紧。
再次，“投资增长率小幅上升，物价涨幅不断回落”的现象可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值得关注。一方面，投资增长率小幅上升，1～3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7％，增幅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3季度同比上涨1.3％，9月份仅上涨0.9％，有人认为已“接近通货紧缩的边缘”。两项指标一正一反，增加了未来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
最后，在投资需求中，“政府投资需求有所控制，民间投资影响不大”。根据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人们感觉到目前“政府的投资需求有所控制，民间的投资影响不大”，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但许多人担心的是，政府的投资随时都会反弹，只要政策稍有放松， 就会迅速出现反弹。因为在中国，启动民间投资不大容易，但是启动政府投资容易得很，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对政府投资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
在投资是否会反弹的问题上，还应当注意到一种有关宏观调控的博弈现象，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具有“学习功能”，出现了“逆向调节”倾向，就是根据上一轮宏观调控中某些地方的所谓“经验”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你中央政府越控制什么，我就越要上什么。这种潜流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
此外，金融形势中的所谓“宽货币、紧信贷”的现象。有专家指出，现在的货币供应还是比较宽松的。但是从信贷和企业融资的角度来看资金又似乎比较紧，即所谓的“宽货币，紧信贷”。尤其是从企业家的问卷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企业融资环境是唯一一项指标，认为“变差”的比重高于“好转”的比重。但是，这背后恐怕有一个传导机制的问题，有金融改革的因素。
从长期看，金融改革肯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从短期看，一方面由于国有银行上市，以及银行监管部门对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等原因，商业银行方面贷款趋于谨慎；另一方面，股权分置改革，致使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暂时被削弱。
更重要的是，与企业改革不同，企业改革的路径是首先培育起了非国有企业这只“轮子”，然后再改革国有企业这只“轮子”，所以对经济整体影响不大。但是在金融领域，尤其是银行领域，我们的民营银行这只“轮子”迟迟没有能够长出来，所以，国有商业银行一改革，信贷必然趋紧，企业融资必然要受到影响。
二、应当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各项改革
我们注意到，目前，大多数企业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比较“正常”，宏观调控政策力度松紧比较“适度，略显偏紧”，主张适时适度放松宏观政策力度，主要是货币政策力度。而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有三：
一方面，真正的宏观调控（指总量控制）应当更加灵活，要尽可能地实现“早期微调”。
另一方面，对于政府的调控应当适当地“减压”。我们主张给政府调控减压的目的是为了让政府给市场减压，给市场留出更多的“空间”和“时间”，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否则，政府过于频繁的干预和过度的微观干预，在市场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时政府就又出手了，就会压迫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不用则废”，政府的调控越是频繁、强势，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就会越发被削弱、功能衰退。而政府的调控实际上是有代价的，有些代价是看得见的，有些是看不见的，比如说效率损失就很难直接计算出来，但是肯定会存在，而且还不小。
此外，当前最应当做的是，抓住当前经济“过热”趋缓、宏观经济“基本趋于正常”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各项改革。否则的话，经济冷的时候不能改，热的时候不敢改，经济平稳的时候又不想改，那么，改革就会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在最近的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中，在关于“当前最紧迫的三项改革”的回答中，占首位的是“政府职能转变”（占2/3），其次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再次是“金融体制改革”。而在经济学家的回答中，“要素市场改革”放在了首位。最近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也是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在了各项改革的首位。
的确，政府职能不转变，行政管理体制不改革，其他改革都无从谈起，甚至还有可能导致改革走样变形。
在宏观经济方面，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首先就是要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以便使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能够适应已经相当市场化、国际化了的经济基础。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争论十分激烈，但目前人们对宏观调控的解释都大不一样，有时甚至是大相径庭，不仅是政府官员，就是专家学者们对于宏观调控也有各自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总量控制，有的说是结构调整，也有的还包括行业控制，甚至是微观干预。
由于对宏观调控的解释不同，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含义也会有所不同，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也不同，甚至宏观调控的体系自身都有不同。而一个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宏观调控体系，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必然难以适应已经高度市场化、国际化了的经济基础。二者之间迟早要发生激烈的冲突。
当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扩大内需；但是另一方面，千万不要把扩大内需与扩大总需求混为一谈。
根据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当年日本在应对“日元升值”时，著名的“前川报告书”曾经提出要进行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这无疑是适当的。但后来日本政府部门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误将扩大内需与总需求政策混为一谈，误将结构调整理解为政府自己来直接调整结构，结果最终酿成了“泡沫经济”。这一教训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说明：以上仅为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宏观经济的最大矛盾：
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调整结构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我想说两个问题。一是宏观经济形势，二是银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今年是经济的转折点，原因在于经济结构中的长期因素在短期内不能解决，长期内不能维持。概括为三大难题，一是现在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举个例子，中国的能耗现在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4倍，全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近年，全球能源价格高涨，中国大量进口，2004年底，中国石油进口量占全球进口量的33%，预计到2008年，中国的占比将接近50%。价格的高涨对资源高消耗的增长方式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第二，城乡二元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并造成内需不足的局面，单纯靠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模式已无法继续。第三，融资结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靠间接融资，不仅造成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居不下，而且使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2005年情况更甚，基本上没有直接融资，企业的融资几乎完全依赖银行贷款。一旦宏观经济波动，极易造成企业融资困难和银行坏账上升。
以上就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内不能改变、长期中无法持续的困境。过去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增长问题，现在是结构调整的问题。结构调整中保增长，这是2006年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矛盾，也是我们面临的新形势。
就明年的形势看，由于内需不足、外需又遇到很大矛盾的情况下会导致产能过剩。一般来说，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通货相应是紧缩的，其直接反映是利率走低。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产能过剩，企业不会贷款。企业和银行谈贷款，利率肯定是向下的；二是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央行肯定是放松银根的，利率也会下降。而且，经验证明，只要经济往下走，产能过剩，利率肯定是向下走的趋势。2005年以来，中国的利率曲线不是很正常，短期利率波动很大，长期的收益率曲线恒定，而且有向下的趋势。从中长期看，短期收益率曲线会回归到长期收益率曲线，利率降低，银行利差收窄，利润增幅放缓。与此同时，宏观经济下滑，贷款需求也会减少，不良资产也会相应上升，银行的风险加大。建议货币政策要保证利率的稳定，不要往下走得太快。但是，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仍然有可能出现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利率杠杆会失灵。1998年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动利率，对信贷状况不会有多大改变。利率进入流动性陷阱，宏观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失灵。那时，就需要使用数量政策，这会影响银行的经营。
在利率下降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银行要警惕的是，坏账率有可能上升。同时，银行将面临很大的矛盾，国家的宏观政策鼓励银行贷款，但是银行坏账上升，内控机制要求限贷，这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矛盾。
对于宏观经济，我有三条建议，一是应考虑相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投入方向为农村、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以提高购买力、缓解产能过剩；二是货币政策应中性偏松，防止经济过度下滑；三是结构调整应循序渐进，“十一五”期间未必能够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核心的问题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就业机会，在经济结构还不能迅速调整到位的情况下，仍然需要依靠出口。
那么，银行怎么做？首先是资本问题。如果政府还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比如说鼓励信贷政策，这与银监会的资本金约束是一个矛盾。如何增加资本的问题一下子变得非常重要；而且中国现在除了四大银行之外，其他小银行全部遇到资本金不足的问题。银行如果不补足资本，就意味着业务萎缩。这就形成宏观经济的另一个怪圈，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在没有新的融资渠道、不能补充资本的情况下，只有减少其负债业务。但交行在香港的成功上市已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如何再融资，满足资本充足率，扩张业务，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应尽早在A股上市。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有效提高资本充足率。二是开辟两个融资渠道。在未来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会有一些银行和机构无法经营下去而出局，资本充足率是一个硬约束。
其次，转型的方向是增加新的业务。主要是增加不耗费资本的业务，像个人银行业务，中间业务等资本消耗不高的业务，增加收入，而且这些业务对利率敏感程度相对较小。
第三，从长远角度，中国银行业要想长远发展下去，一定要改变融资结构。中国金融的直接融资非常小，间接融资非常大，它实际上是把所有风险都积累在银行身上。对于银行来说，如果能够开辟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业务，与国家的调整配合在一起，可能会有先机。交行的重组、上市工作已经完成，具备有利条件申请新的业务品种。
第四，新的业务品种，特别是在宏观调控下凸现的一些业务品种，如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资产证券化。这样的产品创新既能开辟混业经营的新品种、新渠道，又能改善银行现有资产质量。
第五，银行应与监管部门、政府决策部门、海外投资者保持密切的沟通，求得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改变过去中国的银行关起门来搞经营，很少有公共宣传的情况。
宏观经济管理应该保持中性政策取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
2005年中国经济向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预期方向稳定发展，继续呈现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态势。2006年乃至“十一五”期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保持其中性政策取向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最高可持续增长率（HSGR）的需求管理最终政策目标指导下建立价格、工资与汇率动态调整的一致政策目标体系，通过稳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积极操作，以促进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一、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1．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历史趋势
1990年代后期中国GDP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从“八五”计划时期年均增长12.0%下降到“九五”计划时期年均增长8.3%。然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历史阶段并未结束，19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主要是由于短期周期性因素。在本次经济周期扩张阶段，中国经济迅速回升，2003-2005年间实际GDP增长速度超过1978-2004年间年均增长速度。
21世纪初叶，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从重化工化阶段向高加工度阶段过渡的工业化中后时期，仍然具有持续快速增长的潜在能力，在2006-2010年间保持接近9%的潜在GDP年均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三重协同转型方面的长足进步，已经奠定其持续快速增长的制度、市场和资源基础：（1）制度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随着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主体地位的确立，微观经济层次的效率导向必然衍化出宏观经济层次的增长目标；（2）市场容量：重化工化与城市化过程已经并且将继续产生巨额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并且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而面临极其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3）资源供应：二元结构蕴含近似无穷的剩余劳动力供应，而高成长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内储蓄行为以及低利率时代的国际资本市场能够保证充裕的资本供应。
2005年中国通货膨胀是复合性质的，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叠加进口输入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CPI指数和PPI指数主要含石油与石油相关产品进口价格上涨的进口输入因素，以及农产品价格与资源性基础产品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因素。
2004年以来中国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和国内粮食生产补贴计划，恢复国内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而促进粮食增产。在人民币汇率预期升值条件下，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无法脱离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而过度上涨。虽然中国资源性基础产品价格有持续上涨的历史趋势，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支持下的有效竞争和快速技术进步，沿从上游产品到下游产品的产业链方向吸收资源性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影响，从而使其成本推动因素无法充分传递到最终产品。2003年以来PPI指数与CPI指数的通货膨胀率差异，主要反映技术进步对成本推动因素的逐步消化作用。从1990年代后期起，中国经济呈现低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历史特征。
中国通货膨胀过程是良性的和可控制的，在资源性基础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成本推动下，将长期呈现从PPI指数到GDP平减指数到CPI指数依次递减的价格结构，而最终消费品通货膨胀率将相对温和。正是受过度行政管制而缺乏有效市场竞争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公共事业，其相对价格上涨构成2003年以来CPI指数上涨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产品供应却相对不足而导致第三产业持续萎缩。未来时期PPI指数的相对稳定以及第三产业的健康成长，有赖于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公共事业市场化的行政管制改革。
2．经济波动的周期形态
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依次经历1982-1990年间与1991-2001年间的完整波谷—波谷经济周期以及2002-2005年间的本次经济周期扩张阶段，平均周期长度约10年。按潜在国民收入指标进行的增长型经济周期形态测量，比较实际国民收入与潜在国民收入的相对水平而界定经济繁荣状态与经济萧条状态，比较实际国民收入与潜在国民收入的相对增长速度而界定经济扩张阶段与经济收缩阶段。然而，比较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或者周期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进行的增长型经济周期形态常规测量，有延长真实经济波动的繁荣时期而缩短其萧条时期的内在偏误倾向。
在1991-2001年间的经济周期过程中，中国经济波动的波峰年度1994年与波谷年度2001年分别滞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速度2年。按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测量的经济周期形态，相对缩短1991-2001年间真实经济波动的扩张阶段，错误地指示仍然位于真实经济波动收缩阶段的2000年与2001年为经济扩张年度，从而低估通货紧缩时期中国经济景气的萧条程度和持续时间。200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恢复增长和补偿增长性质。虽然2003年与2004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潜在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但是国民收入相对缺口在2003年仍然明显低于零基准线，至2004年仅接近零基准线。即使2005年实际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2004年相同而达到9.5%，2005年国民收入相对缺口也不可能过度偏离零基准线。
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中国经济在经历1991-2001年间的波谷—波谷经济周期后，从2002年起重新进入本次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在2003年根本结束1997年以来的通货紧缩惯性。
中国经济在2004年初期继承2003年趋势而强劲扩张，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规模过快增长，而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加剧。随着一系列紧缩性需求管理政策措施相继出台，总体经济景气从2004年中期开始转折下行，向加强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平稳发展。2004年中国经济呈现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配合的良好运行结果，最终完成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经济周期形态转换。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在2005年适时适度调整，形成以稳健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为特征的中性需求管理政策体系。2005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能够在将CPI指数上涨率控制在3%以下同时实现9%以上的实际GDP增长速度。虽然全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超过潜在GDP增长速度，但是从2005年下半年起逐渐开始小幅度降落。
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应该继续坚持中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原则，同时兼顾宏观经济稳定的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平衡目标，进一步启发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全面拉动，在总体经济景气进入本次经济周期收缩阶段后延续其繁荣形态。这样，在2005年实际GDP水平超过潜在GDP水平的基础上，2006年实际GDP增长速度将略低于潜在GDP增长速度，使得2006年实际GDP水平逐步回复到潜在GDP水平。
能源、户口和汇率：
当前完善市场机制最根本的问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佛里曼经济学讲座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首先分析一下05-06年宏观经济的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低消费、高储蓄率框架下的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其中，企业是重要主体，不仅是储蓄的高制造者，也是投资的高制造者，50%以上的投资来自于企业自有资金，包括没有分配的利润；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周期在今后的一二年还会维持。 这次投资的高峰期和以往不同，因为投资中约20%是房地产投资，其中包括大量居住性房地产投资，这是消费性的，是为未来的消费而提前进行的支出。房地产的投资和机器设备的投资不同，它是产业链的最后端，所以它拉动的产业比较多。 第二，国内外充分的资金。不仅国内资金多，国外资金也多。这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美元、欧元、日元的货币供应量都很大。以美元为例，M2占GDP的比例处于过去10年来最高水平。 第三，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商业银行被边缘化的新阶段。尽管2004、2005年经济增长很快，固定资产投资非常大，但是贷款规模增长并不快。以2004年为例，固定资产形成约7.5万亿， 其中只有不到3万多亿来自于银行，余下大部分为企业的自有资本金，所以，至少从规模上讲，银行的作用已经被边缘化了。这点还没有被各界所了解。客观地分析，这和我们银行改革有关，在当前商业银行改革的形势下，出于尽快上市以及资本金约束的考虑银行不愿也不敢贷款。
以上是短期宏观经济的特点。其实，政府不应过多地关注短期的经济波动，事实上，短期看，今天中国经济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所以政府的重点应该放在理顺市场经济机制里最根本的问题。我认为有三件大事，第一是通过加税的方式提高能源价格。 这对于建立节约性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由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是很好的，应该不失时机地用提高对能源产品收税这样的方式提高能源价格，因为这样的政策是对宏观经济有收缩性的，在经济好的时候出台最有利。
如果在短期内由于各种各样的考虑不便调控能源价格，政府至少应给出一个时间表，引导企业、消费者在进行投资和消费的时候有能耗的概念。中国经济是飞速发展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又是如此之高，所以经济中的许多行为主体正在进行各种技术投资的选择，需要用一个能源价格（税收）时间表的方式引导各投资主体的能耗技术选择。
第二是农民的问题，其核心是改革户口制度，即，应该逐步放开户口制度， 使农民不仅能进城打工，而且可以逐步有序地把他们的家移到城市来，一步一步地使农民变为非农民。我个人认为把农民束缚在农村，在农村里搞基础建设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之道，事实上，这是违背人类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是行不通的。农村走不出收入提高的新路也找不出新消费模式，应启动有机的城市化机制扩大消费。现有的城市化模式有很大的问题，它只是扩大城市的土地规模，不容许农民进城定居，不是有机的城市化。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认为改革户口制度就是放开户口，事实上，有许多办法逐步放开户口制度，完全可以避免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超大城市病。
第三问题是汇率问题，日本1985年的汇率改革并不是造成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其真正原因是日元一步调整不到位，造成持续升值的期望和压力，外资涌入日本，导致泡沫经济，这才是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应该一步到位，消除人民币升值的期望和压力。但是，汇率机制不能改变，即，要政府主导。 具体说来，必须严格维持资本账户的管制， 这样， 中国的金融体制可以赢得改革的时间， 中国经济也不至于受到国际短期资本投机的影响。
说到汇率和金融体制改革，有必要讨论一下商业银行的改革。引进外资是非常好的战略，这和维持资本账户的封闭式管理是一致的。即，外资来投资，成为在中国经济中经营的投资者，有助于中国改善其金融体系，但是不可以进行在境内外短期流动的投资运作。至于如何利用好来我们的商业银行投资的外资，笔者认为应建立中方和外方相对优势互补的机制。中方的长处在于吸纳存款和网点众多，劣势在于缺乏对高端企业服务的经验，更在于在贷款问题上，出于人际关系的考虑（包括政治考虑）拨不开面子， 这是商业银行的致命伤。 中方可以把这些业务交给外方做，形成中外双方合作的优势。
通货紧缩之辨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最近是否已经显现以及2006年是否将出现通货紧缩的不同观点，对2006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很大影响，判断不准确会对十一五规划战略转移方向和政策产生误导。我们认为，这些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有必要仔细分析不同看法的来龙去脉。
首先，我们发现对现阶段是否已经出现“通缩”的不同观点是对“通货紧缩”的定义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CPI是增幅下降，并不是负增长，不能说是通货紧缩。而且现在的价格水平CPI并不能真实反映通货膨胀的实际状况。现在经济形势实际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这里定义CPI“负增长”是“通货紧缩”。所以CPI增长虽然连续同比、环比都有相当幅度的下降，但CPI还是“正”增长，只是增长幅度的下降，更没有出现“负增长”，不能认为通货紧缩已经发生了。
另外的观点认为，CPI同比下跌幅度很大，从第二季度开始，连续两个季度CPI下降。前三季度的CPI同比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而9月的环比也下降了0.3％。经济现在已经处于通货紧缩的状况。这里定义CPI同比和环比都连续两个季度大幅下滑，而且价格水平呈下降趋势，所以通货紧缩已经开始。
在“负增长”的定义下，当然不存在通缩。在“连续下滑”的定义下，通缩就是现实了。经济是否出现通缩，首先必须把“概念”统一起来，并且不能“各自表述”，才可以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市场无所适从的困惑。
一般认为，“通货紧缩”意味着严重供大于求，许多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导致厂商利润下降，工厂倒闭，失业率剧增，同时伴随GDP的大幅下滑，经济呈现衰退趋势。
如果接受这样一个定义“通货紧缩”的共识，我们认为，至少可以驱散现阶段对“通货紧缩”的恐惧了。
虽然前三个月的CPI 比上年同期回落2.1％，但是粮食价格下降是这次价格水平下降的关键因素。从数据中我们看到，前三季度，食品价格同比回落7.6个百分点，粮食价格同比回落26.5个百分点。2004年由于自然灾害和种植成本的增加使粮食产量下降，粮食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属于非正常因素。2005年“不可抗”因素减少，以及相关政策的支持，粮食产量恢复正常，粮食价格自然下降，CPI水平随之调整是合情合理的变化。由粮价的变化导致CPI的回落，而不是大面积的商品价格的下降，不会形成带来危机的“通货紧缩”。
我们还应注意到，许多产品的价格下降是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成本下降所致，并不一定是生产过剩。而有些过剩供给的产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存在，不应成为当前价格水平下降，导致形成现在通缩的理由。
因此，CPI中非正常因素的调整不会导致其他商品价格的大幅下滑，CPI增长幅度的下降与通货紧缩不能划等号。现在的经济形势应该是“高增长，低通涨”的理想局面。
其次，我们发现，对通缩的“将来时”的分析各自强调的影响因素不同。
一种观点强调，虽然煤电油运出现短缺，但是上游产业和原材料的价格始终没有完全放开。如果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各种市场供不应求的短缺，上游产业和原材料的价格一定会上涨，传导到下游产业进而传导到最终消费价格上，CPI自然也会水涨船高，将来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不是通货紧缩。
另一种观点强调，这一轮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造成许多产业的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能将来大规模释放出来，会造成这些产业的产品以及相关的产品价格下降，进而影响平均价格水平，CPI会大幅下滑，通货紧缩在所难免。
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似乎都只各执“一面之词”。我们主张判断“将来”是否出现通缩，应该把两方面的意见结合起来。
严格说来，将来确实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随着可能更为深入的市场化改革，理顺上游产品的价格机制，可能会导致最终消费价格上涨。特别是2004年和2005年国际石油不断上涨，国内的产品油一直与国际油价倒挂。如果油价得到相应的调整，相信CPI会受到直接的影响，成为将来主要的通胀压力。还有工业产品价格PPI与CPI之间长期存在3－4个百分点的差异，如果传导机制得到改善，PPI部分传导到最终消费，CPI就可能上涨几个百分点。加上工资上涨和人民币汇率调整带来的价格变化，综合这些潜在的价格上涨因素，通胀的概率加大。
将来也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一轮过度投资的行业可能造成一些产品的产能过剩，这些产品的价格可能会受到向下的压力，也会对未来CPI产生下降的压力。
我们认为，2006年价格水平的走势并不十分清晰。需要进一步观测来自哪一方面的压力更大。
但是我们更倾向于，即使通缩的压力超过通胀，我们也不认为2006年会出现上面表述的伴随“经济危机”意义上的通货紧缩。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已经全面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问题，这实际上最大程度地揭示了风险，相信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做出针对性的调整，某些造成过剩产能的问题会得到“矫正”。特别是在“十一五”规划中，扩大内需、推动农村消费增长的模式，应该是吸收过剩产能和产品的有效渠道。政策的调整和战略转移，完全可以改变可能形成通缩的不利因素，形成新的价格水平预期，从而改变通缩的趋势。
我们认为，2006年经济将保持8.5％以上的增长，CPI将在2.5％左右调整。
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德旭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特别强调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并提出了十个方面的具体的改革任务和目标。这对于2006年的金融体制改革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实践反复证明，改革是发展的强劲动力和力量源泉，改革的力度与深度直接影响并决定着发展的速度与效率。因此，只有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消除阻碍金融发展的体制和制度障碍，才能促进金融更快更好更全面地发展。
二十多年来，伴随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我国的金融体制也进行了相当程度上的改革，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是，也应该看到，已经进行的这些改革都还是初步、浅层次、相对比较容易的，更多难度更大、更具实质意义、也是更深层次的改革还有待拓展和深化。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着越来越艰巨的任务、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2006年是“十一五计划”的第一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从促进金融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在2006年必须坚持以市场为中心或导向的原则，全方位继续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改革的重点：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加强金融市场制度建设，疏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二是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要求，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在组织结构、管理体制、运作机制、经营模式、产权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健全决策机制、监督制约机制和内部激励机制，不断提高风险管理与内控水平，充分运用市场和法律手段，采取多种形式（包括资产置换和转让、资产重组、资产证券化等）消化、处置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资产比例，特别是要强化制度约束，减少国有商业银行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三是要迅速推进非国有商业银行（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的改革，壮大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实力，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不断增强综合竞争力；四是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步伐，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因地制宜改革农村信用社组织形式，强化内部管理，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健全完善内控制度，防范和化解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五是要稳步推进证券业、保险业的改革和发展，提高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完善上市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积极推进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注重吸收外资和社会资金参股，转换经营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通过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功能齐备、分工合理的较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一个高效、安全、稳健运行的金融市场体系，一个与金融业发展水平和要求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一个稳健的金融开放机制，一个以人为本、多渠道加强金融人才培养和建设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只有在这样一个合理的金融机制框架下，才能促进金融的全面发展。
金融发展除了需要一个健全的体制作保证之外，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持续的金融创新动力。从全球范围来看，21世纪的金融业竞争除了传统的同业竞争、国内竞争、服务质量和价格竞争以外，还面临更激烈的金融业与非金融业、国内金融与国外金融、网上金融与一般金融等的多元化竞争。在这样一种竞争日益加剧的格局之下，加快金融创新就成为金融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因此，金融机构不仅要加快自身科技进步和网络化建设，而且要开拓新的服务领域——在发展传统业务的同时，大力开拓和提供各种综合（包括信息咨询、家庭理财等）业务服务，推行以资本运营为纽带的金融业兼并重组，实行资本扩张，增强实力，扩大竞争优势。
因此，根据世界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我国金融业在2006年也必须迅速调整经营管理理念和发展战略，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主要包括：推进金融工具的创新，如增加金融工具的数量和种类、提高金融工具的质量等；推进金融技术的创新，如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电子网络等的作用，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经营效率等；推进金融服务项目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如增加个人金融服务、家庭理财服务、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银行中间业务服务等；推进金融体系、金融管理和金融制度的创新。
促内需增长
防“十一五”再现“中期变盘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王小广
一、“中期变盘”现象值得关注
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都出现了宏观经济的“中期变盘”问题，即到计划执行的中期，宏观经济环境发生转折性的变化，由此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一现象在“九五”和“十五”都相当明显。“九五”时期开始之年的1996年，软着陆目标实现，但经济并没有出现像过去那样的重新启动、向上运行；相反，经济增长率继续不断下滑，在内需明显不足及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陷入历史上第一次“通货紧缩”状态，宏观经济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明显扩张，积极的财政政策首次提出并实施，金融政策也相当宽松。“十五”计划目标是继续维持7-8%的调整增长态势，加快结构调整，但2002年经济新一轮增长周期启动，并在2003年-2004年出现预期之外的投资过热问题，导致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由此导致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即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由扩张型转为稳健型（偏中性），即由双积极（或双扩张）变为“双稳健”。这两次的政策变化都在预料之外，这一方面说明政策的预见性不够，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内国际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变化迅速，难以准确把握，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加速接转，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复杂性特别是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加大，同时我国经济处于剧烈的结构和体制变动期，使影响宏观经济的因素明显复杂化。研究“中期变盘”问题对提高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水平十分重要。
二、“十一五”仍存在“中期变盘”的较大可能
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从历史经验判断，06年成为“调整起步年”的可能性较大。但如果宏观经济政策把握不当或外部环境恶化,也有可能成为“调整中继年”，出现新的“中期变盘”现象。在我们看来，“中期变盘”就是经济朝着与预期完全相反的方向剧烈变动。“调整起步年”即指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经济增长保持调整格局，第二年进入加速增长期。“调整中继年”即指开局之年，经济可能结束增长周期转入新一轮调整、开始进入下降通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除“九五”以外，每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均为“调整起步年”，由于1989年的特殊因素，即在前两年充分调整后使1991年直接变成了起步年。我们认为2006年成为调整起步年的概率较大。原因有：（1）新一轮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仍在。这与“九五”有明显不同，“九五”时，旧动力明显减弱、新动力没有形成，因此，继续调整成为一个内在趋势。“十一五”期间，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及城市化加快等需求因素影响，以“住、行”为主导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仍继续深化扩散，经济增长有强劲的内在需求支持；（2）“十一五”规划将会继续把加快经济发展作为主要任务，同时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稳定、协调和可持续性。而且加快改革、促进体制创新在“十一五”规划中将占有重要位置。宏观经济政策也是中性偏积极的。这些都会保持“十一五”经济继续处于快速增长轨道。（3）2005年至2006年的经济增长调整使一些行业投资过热、国民经济增长不平衡（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过高、消费增长偏慢消费率低）等问题得到缓解，且煤电油运紧张问题在持续高投资下得到很大缓解。这有利于2007年以后继续保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
但“十一五"面临“中期变盘”的可能也相当大。我们认为，“十一五”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最终使总供给持续大于总需求，通货紧缩再次出现。主要原因是全国各地投资增长的体制性冲动过强，同时技术和资金供给充足，使总供给极易持续过快增长（投资在当期为需求，在下一期为供给，投资持续过快增长必然导致下一期生产过剩），而最终需求（主要是消费）增长相对偏慢且面临较多的中长期因素的约束，如就业不足、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地区贫富差距拉大、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滞后于城市建设的扩张速度等都对消费需求增长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前期正好是“十五”中期以来高投资形成的产能最集中释放时期，如果任由目前的投资或“十一五”初期的投资继续过快增长，未来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就会十分突出，那么，“十一五”中期很可能再次出现“中期变盘”现象。另外,06年开始，出口超常增长可能结束,也会对国内市场供求关系产生很大影响,因为目前我们的投资能力和产出是按国内需求稳定增长加国外需求超高成长配置的,出口增长出现转折性变化,就意味着为超常高增长配置的产能将会闲置,从而加剧国内生产过剩压力。因此，从机制和体制上适度抑制总供给的膨胀，同时积极地扩大消费需求，成为“十一五”宏观经济政策的两个基点。即采取“供需相反调控政策”，对供给要适度抑制，对需求要积极促进。对日益显现的供给过剩问题，要继续采取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度压缩投资需求增长；对可能面临的内需不足、通货紧缩问题，要通过积极地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使内需增长保持快速稳定。只有把握好了这“两手政策”，才有可能避免出现生产严重过剩、需求不足问题，使通货紧缩不再发生，也就可以避免再次出现“中期变盘”的情况，从而使经济保持持续的活力，“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得到较长时间的保持。
三、几点政策建议
要防止“十一五”再次出现“中期变盘”，除继续适度抑制供给扩张外，关键是扩大消费需求，保持内需快速增长。下一步扩大内需，有两点可能明显不同于“九五”中期，一是政策的重点可能有所变化，预计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将占主导，但主要不是增发国债以启动投资，而是放在减税上，通过增加有效供给及刺激消费，释放消费需求潜力；二是扩大内需的重点在扩大消费需求上，对投资需求不是刺激，而是适度抑制，防止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但要重视改善投资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为内需增长提供新的动力。要利用当前有利时机，抓紧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在完善税收体制和为企业和消费者减负上多做文章。加快出台增值税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征收燃油税等税收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一部分是减少企业税负的，一部分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还有一部分是刺激节约型消费的，对增加总需求都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些政策的出台落实，有望使通缩压力逐步减轻。
下面就扩大消费需求，提几点建议：
（一）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是扩大消费的最有效机制。就业是收入之源、消费之本。在经济处于“高增长低通胀低就业”的状态下，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将会显现，高增长便难以持续。制定更全面和更加宽松的就业优惠政策，使就业增长逐步与经济增长同步，将会为扩大消费需求提供强大的内在动力。
（二）在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热点上，采取“稳房促车”的消费政策倾向。在“促车”上，重点是降低经济型汽车的消费税，各地要完全取消对经济型汽车的歧视政策；在住房消费中，主要是扩大中低档的住房供给，抑制商品房价格上涨，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
（三）把扩大居民的服务业消费作为扩大消费的新的突破口。促进服务业发展要改变思路，应从刺激需求增长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使服务业发展由供给导向转为需求导向，即以需求为导向，创造更多的“物美价廉”的服务产品就能激发大众恢复消费的信心，不断地释放服务需求的潜能。增加服务产品需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对内开放。
（四）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优化城市结构、提高城市效率等，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变农民为市民，使现代消费增长的基础不断扩大。
（五） 把促进粮价的适度稳定增长作为一项基本经济政策，促进农民增收。具体设想是：在努力做好“三大保障”（国家粮食储备保障、农业耕地保障和增加农业技术储备保障）基础上，实行粮食生产紧运行政策，即从2006年起适当控制粮食种植面积和继续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使粮价及其他农产品价格中长期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这一方面有利于缓解通货紧缩压力，另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能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从而促进农村消费稳定增长及为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多的转移资本。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房地产信贷风险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 虹
在现有信贷资金占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比例较高、且这一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由于银行仍是开发商开发环节资金的主要供应者，控制房地产金融风险首先必须依靠银行控制其内部信贷风险。
一是要推进抵押贷款证券化（MBS），分散银行贷款风险。目前，房地产开发贷款占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的比例逐渐增加，将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问题日益突出，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上升。除银行加强内部治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外，解决该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将银行的房地产信贷资产通过证券化方式打包上市，进入二级市场流通，从而提高房地产信贷资产的流动性。抵押贷款证券化之后，由机构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购买，也达到了分散风险的目的。建议在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加快抵押贷款证券化进程。
二是尽快建立健全市场化的金融风险补偿机制。目前，开发贷款无论项目风险大小都是使用同一利率。建议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前提下，按照高风险、高利率的原则，制定和实行灵活的利率标准，即银行可以根据开发商的信用、自有资金比例等多种因素调节利率。例如，开发商自有资金比例越低，风险越大，利率就越高。
此外，银行可以要求对风险较高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实施保险，利用保险来分散风险；银行也可以实行贷款差额累进利率，不同比例的贷款实行不同利率，贷款比例越高的部分，利率越高。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适当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成本，改变目前银行贷款融资成本低于其他融资方式的现状，有利于鼓励和迫使开发商主动采取多元化融资方式。
三是取消房地产开发贷款与住房抵押贷款的捆绑。目前，大部分开发贷款是和住房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的。由于住房抵押贷款违约率低，仅为1.5%左右，而房地产开发贷款不良贷款率在10--11%之间，两者利率却相差无几，这样，在房地产开发贷款与住房抵押贷款相捆绑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可以用抵押贷款的高安全性、高收益来冲销开发贷款带来的风险。部分银行就利用这种捆绑机制运作，从而放松了对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审核。
建议取消房地产开发贷款与住房抵押贷款之间的捆绑关系，促使商业银行主动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审查，通过改善内部治理结构控制贷款风险。同时，由于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按揭银行，有利于银行增强对消费者的服务。
四是商业银行要从完善自身金融服务出发，主动针对房地产开发贷款的特点设计和开发新的贷款品种。房地产开发贷款介于固定资产长期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之间，两者的特点兼而有之。目前只是简单规定不得以流动资金贷款形式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却没有相应的替代解决办法。建议根据房地产开发资金需求大、风险大收益也大、所需时间长于流动资金贷款但短于一般中长期贷款等特点，设计期限1--2年（与开发周期相同）、利率高于普通贷款利率的专项贷款品种。
房地产与金融的关系极为密切，当前讨论热烈的房地产融资多元化问题，不仅仅关系到银行安全也关系到房地产业的市场化进程和稳定持续发展。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结构和以一级开发为主的房地产供给结构决定，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方式仍将是我国房地产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但必须注意到其风险的危害，融资多元化问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2006年宏观经济形势稳中向好
但产能过剩问题显现
——“2006年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展望研讨会”综述
一、经济形势：高增长、低通胀，警惕产能过剩
对于2005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专家们各抒己见。对于整体经济走势，大部分专家的观点是高增长、低通胀，但是要警惕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产能过剩的趋势将使经济走势从2006年下半年起发生很大变化，行业之间差距显现，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必须适应变化的新形势，“松货币、紧信贷”的现象将使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挑战。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已经从过去的增长问题转变成现在的结构调整问题，宏观经济存在“短期内不能解决、长期中无法持续”的三大问题，即能源高消耗的增长方式、差距悬殊的城乡两元经济和间接融资比例过高的融资结构。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强调，由于中国已深切融入全球经济，所以看清楚国际形势至关重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全球储蓄大于投资，全球利率不可能上升。中国的宏观经济2006年还存在一些通货紧缩的因素。
银河证券的左小蕾认为，在经济学的概念中，通缩一般与经济危机相联，意味着商品过剩、大批企业倒闭和经济衰退。如果以此为准，那么目前的经济应是低通胀、高增长。
二、政策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
对于2006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大部分专家认为为了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应采取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
曹远征认为，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通货是相应紧缩的，其直接反映是利率走低。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利率对信贷状况的影响不大，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失灵，就可能使用数量型政策，这会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
李扬认为，中国实际上已进入流动性陷阱，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所能影响的货币供应非常有限，在利率、信贷和货币供应三者之间传导机制不畅的情况下，2006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会易位，数量型的调控措施会出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认为，对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取向，应该继续坚持中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原则，同时兼顾宏观经济稳定的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平衡目标。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政府不应过多地关注短期的波动，而应理顺市场机制。一是能源价格，应给出能源价格改革的时间表，引导企业、消费者在进行投资和消费的时候有能耗概念；二是农村问题，逐步放开户口制度。让农民不仅能进城打工，而且可以把家移到城市来。不赞成在农村搞基础建设，这违背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应启动有机的城市化机制扩大消费；三是汇率问题，日本1985年的汇率问题并不是直接造成日后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日元一步调整不到位，反而造成后面持续升值的压力。人民币汇率改革应一步到位，保持资本账户自由流动。
三、商业银行对策：深化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创新
中国的商业银行和交行应该如何应对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政策的变化，专家们亦针对汇率机制改革、利率市场化、资本充足率和金融创新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局局长戴根有认为，中国金融业可能会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外部冲击，包括外部经济和外资银行的冲击；二是房地产问题，如果房价涨得太高，未来整个产业发展的通路都会被堵死；三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商业银行应采取有别于大型国企的信贷政策。他认为，未来中国的发展应更多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发展，如果金融市场不发展，间接融资的比例就降不下来。金融市场中债券市场的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应该着手做好债券市场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工作。
曹远征认为，交行应充分利用重组上市工作已经完成、融资渠道畅通的有利时机，配合政府发展资本市场、改变融资结构的意图，开辟综合经营的新渠道、新品种，为并购兼并做好准备；增加资本消耗量相对较少的新业务，如个人银行业务，中间业务等，根据宏观调控创新业务品种，如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资产证券化，在改善资产质量、增加收入的同时开辟混业经营的新品种、新渠道；在结构问题可能会造成比较紧张的形势下，加强与监管部门、政府决策部门的密切沟通，求得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包括和海外投资者的沟通，改变过去关起门来搞经营、很少有公共宣传的情况。
李扬认为，银行应关注汇率机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中蕴含的市场机遇，取得市场先机；花大力气研究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实施差异化经营战略。改革过程中同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创新过程中不能盲目的争第一、需衡量成本收入比以及规模扩张过程中资本充足率的问题。
李稻葵认为，中方和外方应利用相对优势形成互补机制。中方的长处在于网点众多，劣势在于缺乏对高端企业服务的经验，可以将这些业务交给外方，形成中外双方合作的优势。
（王 辰刘明娟）
2005年12月2日，由我行发展研究部暨《新金融》编辑部主办的“2006年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展望”研讨会在京召开。交通银行行长张建国出席会议并致词，发展研究部副总经理连平主持了会议，驻京办主任苑保超出席会议。全国人大财经委研究室副主任许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局局长戴根有、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虹、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财政与贸易研究所副所长何德旭、中国人民大学教授郑超愚、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所经济运行与发展研究室主任王小广等政府部门、金融学术机构的国内一流专家学者济济一堂，就2006年的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展开热烈讨论，并对交通银行下一步发展献计献策。
张建国行长首先向与会专家表示欢迎，对他们长期以来给予我行的支持和帮助表示感谢，并介绍了我行近年来改革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以及未来改革发展的进一步方向。张行长表示，我行将加快实现战略转型，进一步树立以市场为导向、以客户为中心的经营理念，不断推进管理创新和业务创新。对于外界所关心的战略投资者问题，张行长表示，引入汇丰不是短期行为，目标是双方长期合作共赢。双方一年半来的合作是真诚和有收获的，今后将进一步按照黄菊副总理提出的“互惠互利、互谅互让、长期合作、共同发展”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合作。
货币传导机制不畅
财政政策重拾主导地位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
经过二十余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经济已经深深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因此，研究中国的经济形势，适当的角度之一便是从国际经济形势出发，看一看全球经济走势如何，以及中国作为全球经济的一分子又当如何。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的全球经济运行状况做了一个大型研究，该项研究认为：总体而言，全球的储蓄大于投资，基于这一结构，全球的利率不会上升。从结构上看，发达国家是储蓄缺口，即储蓄不足，而发展中国家则是投资缺口，即储蓄过剩。这种状况表现在国际贸易上，发达国家便是进出口逆差，发展中国家则是进出口顺差；与此对应，资本首先通过贸易差额从发达国家流入发展中国家，从而一方面在发达国家形成越来越大的债务积累，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家形成越来越大的外汇储备，而这些外汇储备又以持有发达国家货币定值的储备资产形式使资本再回流到发达国家中去。所谓全球经济失衡指的便是这样的一个循环。IMF担心，这种以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输出资本为特征的循环反映出一种不正常的经济关系，其可持续性值得怀疑；一旦循环断裂，全球将陷入危机之中。
最近一段时期以来，鉴于中国与全球经济特别是美国经济的联系日益密切，有观点认为，中国的经济政策将跟着美国的经济政策亦步亦趋。所以，每当美国物价上升，国内总有人推断中国的物价也将上升，每当美联储加息，国内总有中国也应跟着加息的议论。诸如此类的看法只注意到中美经济联系日益密切的现象，却看漏了中国经济和美国经济的基本面完全相反的事实。从上述分析来看，由于美国是储蓄缺口，因而那里的利率有上升的压力，而中国则是储蓄过剩，因而我们这里的利率反倒有下走的压力；两者走势完全相反。总而言之，鉴于全球经济失衡不可能在短期内消失，在今后一段不短的时期内，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国的贸易摩擦将会成为常态，相应地，对人民币汇率的非议也会越来越多，在此基础上，资本的跨境流动规模也会越来越大。所有这些，都会使中国面临越来越复杂的挑战。
展望明年，我们首先应当关注宏观经济形势和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势，其次应当关注经济和金融的改革会有哪些举措。
先来看宏观经济运行。中国的理论界喜欢非此即彼。具体的表现就是，在年初，人们几乎异口同声地认为中国将持续通货膨胀，现在快到年末，看到几大物价走势渐趋缓和，多数人又开始讨论通货紧缩了。我认为，物价走势发生变化肯定是值得注意的，但是，我们应当将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中国的经济结构不平衡以及由此导致的物价走势差异方面。我提醒大家注意经济学理论中关于物价走势的三个概念，即inflation（通胀）、deflation（通缩）和disinflation（物价升势趋缓）。对于中国来说，三种情况都有存在，只是各个时期占主导地位的因素有所变化。具体而言，在1998-2002年，是通缩和物价升势趋缓占主导地位；2002-2004年，是通胀占主导地位；现在情况又反转过来了。在这种状况下，2006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包括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继续收紧的可能性不大，到了2006年底，如果通缩和物价升势趋缓的面积扩大，宏观政策可能放松。说到货币政策，我们认为，进一步调控的余地是不大的，因为我们已经逼近流动性陷阱。目前我国的同业拆借利率在1.4左右，而构成我国利率水平真正底线的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为0.99，扣掉0.99，我国真正的利率水平应该是0.2至0.5，比较接近流动性陷阱了。最近，央行采取了拉升利率水平的措施，但市场并不认同，几次央票的招标都以流标告终，这表明市场对利率的决定力量非常强。利率的决定很简单，就是供应和需求。资金的供应非常多，流动性充足，这是央行基本上无法调控的。央行通过央票和外汇市场操作，所调控的充其量只是基础货币，但我们国家货币供应的主体是存款，而存款的动态决定于老百姓和商业银行。从结构上看，到今年9月份，中国的基础货币大约是6万亿，货币供应M2的总量接近29万亿，央行的公开市场操作充其量只能影响一万亿。这说明，央行调控货币供应的能力并不强。这样，如果宏观经济政策态势是走向放松，那么，我们就会看到类如1998-2002年那样的情况：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会易位。就货币政策而言，如果逼近流动性陷阱，同时又有采取措施之必要的话，类似贷款限制的措施有可能会出台。说到底，中国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并不顺畅，货币供应和利率的政策效应较难传导到实体经济领域中去，因而常常还得祭起数量分配的老手段来。
在我看来，2006年重大改革措施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汇率机制的改革将继续深化，主要还是集中于完善汇率形成机制和为管理汇率风险提供新的市场、产品和交易机制。从2005年7月21日开始至今，央行已推出了远期、掉期、不涉及利率的掉期和远期结售汇等多种产品和安排，外汇市场中做市商制度也已推出，既期交易中的询价制度也将在2006年元月推出。如此等等，已经逐步完善了我国外汇市场的结构。预计，2006年还会有一些措施推出，商业银行应当高度关注并及时抓住其中的商机。
第二、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我认为，在整个“十一五”期间，存款利率的“天花板”（上限）和贷款利率的“地板”（下限）可能还不会完全取消。从决策层最近的讲话来看，利率市场化尚无时间表。对于商业银行而言，利率限制的存在可能产生创利的机会。我们注意到，现在很多理财产品赚的就是“天花板”和“地板”之间的利差。
第三、与第二点相联系，我国的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将有大的发展。一方面，利率市场化的现实途径主要是通过创造多种可以替代银行存贷款工具而展开的，其中最重要的创造就是推出各种可交易的利率产品。另一方面，通过发展金融市场特别是债券市场，我们才可能逐步解决间接融资比重过高、直接融资过低的金融结构不合理的问题。
第四、金融稳定将被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预计未来一段时期，中国金融业将出现大分化、大改组的趋势，商业银行应该利用自身的有利条件，提高资本充足率，为并购重组做好准备。
最后，有几方面问题需要注意。
第一，在推行金融创新的过程中，不要盲目争第一。我是有感而发的。众所周知，中国将推出ABS（资产支持证券）和MBS（抵押资产支持证券），我本人基本上全程参与了这两类产品的研究和审批过程。通过研究，我感觉到，在中国目前的条件下，推出这些新产品的财务价值尚可存疑，在一个很长的时期中，从事ABS和MBS可能并不挣钱。国外的经验显示，在整个证券化的过程中，赚钱的主要来源还是BUY AND HOLD(购买并持有，收利息)。同样，商业银行办基金能挣钱吗？在短期内，肯定很难为商业银行挣钱。那么，在长期内、在什么条件下，银行参与这些金融创新才会挣钱？这些问题都需要认真研究。总之，金融创新应该以赚取利润为前提，应当从多角度详加论证。
第二、处理好中资与外资的关系。对于某些外资机构在中国金融业的商业存在和布局，商业银行自身以及监管当局都应该有认真的研究。例如，有些外资银行在中国既有独资机构又参股多家中资金融机构，他们究竟要怎样在中国展开业务？如果上述两类机构在中国产生了竞争并有利益矛盾，他们将如何处置？凡此种种问题，估计外资银行自己也未研究清楚。
第二、应当花大力气研究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应当看到，随着资本市场的发展，优质的大型企业将会离银行而去，商业银行对于他们来说，将逐渐沦为单纯的支付和清算的工具。在这种条件下，银行的贷款客户将主要是中小企业。综观国外金融业发展的历史，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这种趋势并早做打算。对于中小企业来说，由于其在产权结构、信息、财务基础、风险特征等等方面都与大型企业有所不同，对他们的贷款也应当有一套不同的技术安排。
第三、在今后若干年里，影响中国银行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是资本。如果银监会关于资本充足率的监管在2007年全面落实的话，中国很可能会像很多国家那样，出现所谓“资本性紧缩”。在这种情势下，银行需要研究资本约束会在多大程度上影响自己的经营模式，并发现新的商机。
部分行业产能严重过剩
金融创新蕴含商机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 斌
对于目前的经济走势，基本面是不错的，即实现了高增长、低通胀。但是我认为当前部分行业的产能过剩非常严重。现在还不能说通货紧缩，但前瞻性地看，必须警惕2006年下半年和2007年上半年出现经济下滑。目前，松货币、紧信贷的现象在扩大，企业利润在下降，曾经所谓“紧张”的行业都不紧张了。如果有关部门未对此引起足够重视和准备，等到问题出现了才采取行动，又难免会重复历史上的矫枉过正。高增长、低通胀是现象，农业增长和农民增收问题，部分行业产能过剩问题，外汇顺差大、汇率货币政策压力这三大问题，是当前我国经济的突出矛盾。对此，在研究解决三大问题中，政府应密切关注经济周期的走势，尽可能不使其下滑得过快。
从资金面说，外汇储备迅速增加，货币供应量很大。与当年日本相比，中国目前比较幸运的是，中国的银行正在加快改革，所以没有出现过去那种把钱全部贷出去、一放就乱的现象；但是，同业利率如此之低，对2006年的稳健货币政策造成很大的压力。此时应该考虑：一是如何趁中美较大利差、公开市场操作财务成本较低时期，采取降低超存利率等手段，趁机艺术地收回多余货币，抓紧理顺货币政策传导机制。
二是对于汇率问题，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汇率之争是国家利益之争。所谓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其重点是定语——有管理，就是有目标。会有小幅升值，但仍是相对稳定。
三是为了避免银行受资本充足率的约束而“慎贷”，应在加快商业银行的财务重组,吸引战略投资者的同时，建议尽快设立以老百姓投资为主的私人股权基金，把老百姓的钱作为股权或资本注入银行，包括112家城商行，从而使银行有足够资本发放贷款。
四是应进一步推进非信贷融资业务的发展。这方面的空间很大。关键是决策部门要提高认识和工作效率。
五是银行必须实行差异化的蓝海战略。所谓蓝海战略，就是别人尚未涉足的领域，是相对应红海战略，即竞争非常激烈、血流成河的领域。在宏观经济形势发生变化时，银行应更重视行业研究。举例而言，房地产业确实有较高的风险，但并不是所有地区、所有房地产结构都不好。宏观政策是相对总体全局而言，商业银行不能绝对、片面地去理解。利润是最初的出发点和最终的依据。商业银行还应该加强金融创新，虽然目前的监管制度并不完善，但是监管层已经多次发出正面信号，如央行的短期融资券和目前正在研究的商业本票、可转让CD，这其中蕴含了很多商业机遇。
总结一下，宏观经济现在看形势很好——高增长、低通胀，但是要警惕到2006年的下半年，形势可能会发生很大变化，在这种环境下，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将进一步受到挑战：经济可能会往下走，汇率升值压力尚在，行业优势差距显现，央行难以收缩银根、商业银行却“慎贷”，因此宏观调控手段不能仅希望于央行的货币政策，仍要推行采取包括有力的行业政策、金融创新等政策的综合对策。
2006年财政政策可能要加大力度
全国人大财经委研究室副主任许健
2006年的经济增长可能有两个焦点：第一个焦点是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问题已由经济问题变成政治问题。央行谨慎表示人民币长期升值是不可避免的，现在要考虑的是这可能给内外均衡带来怎样的影响？从经济学基本概念而言，如果本币汇率高估，会压迫整个物价体系下行，造成通货紧缩。1998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之后，人民币没有贬值，所面临的就是这种情况。这种状况在2006年是否会体现，取决于现行的汇率水平是否合适。人民币汇率走势原来有些扑朔迷离，自从央行做了60亿美元的掉期以后i，形势已基本看清，即在一年内升值3%。当然现在面临的另一个难题就是外汇占款的持续增加。我认为，何不在取消出口退税、两税合一等这些基础性工作做完以后，再确定是否升值不是更好吗？
第二个焦点充分就业问题。在不能充分就业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是否会对就业有较大影响？2006年宏观政策会有所调整，加大财政政策的力度。
很多人对2006年非常悲观，认为产能过剩问题很严重，我并不这么看。我曾经去唐山做过调查。世界的炼钢中心在中国，中国的炼钢中心在河北，河北的炼钢中心在唐山。唐山的小钢厂比较多，机制非常灵活，当产品到了一定价格之后，这些小钢厂就会停止生产，产能便自动调节下来。现在的调节已经不是过去计划经济的调节，而是有很多市场化因素在起作用。所以我认为不必过分担心产能过剩的问题。我所担心的是地方政府和中央的投资权限。这届地方政府的任期未满，项目未完，在建项目还是很多的，因此这波经济周期并未结束，而结构失衡、城乡差距过大有可能带来深层次的问题。
至于商业银行改革问题，中资银行的上市是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三个方面值得关注：
其一，中方与战略投资者存在一个相互合作和适应的过程，双方要多进行高层沟通。结合国情，全面引进国外机制和制度。中资银行的上市并不完全是为了解决资本金问题，更重要的是解决治理结构、风险、内控、创新等一系列问题。所有这些都是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金融机构存在的“软约束”问题，最终实现小平同志“把银行办成真正的银行”的目标。
其二，我国金融机构应在中小企业信贷领域有所作为。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是世界性的金融问题。我认为其根本原因是缺乏担保体制和相应的服务措施。中小企业贷款难问题的解决，一方面可能缓解我国就业难问题，另一方面会加快我国城镇化进程。
其三，我国金融机构应在业务创新方面有所考虑，特别是可根据国情和本身条件向综合化经营过渡。这次《证券法》修改，给金融混业经营留下很大空间。证券法第六条“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条款和另外五个限制性条款的修订，为今后我国金融机构综合化经营开了口子。我国金融机构面临加入世贸组织后，外国金融机构取得国民待遇所产生的竞争压力越来越大的局面，同时也是机遇与挑战并存。国外金融机构都是混业经营，我国金融混业经营也得跟上，否则在竞争上就落后了。
对中国金融业的三个担心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局局长戴根有
对中国金融业，我比较担心的有三个问题，第一是外部冲击，现在我们已经面临很大的压力；第二是房地产，虽然2005年打了组合拳，但是由于一些关键措施没有到位，北京今年房价实际上是在步上海的后尘。我始终认为，在城市化进程中，如果房价涨得太高，未来整个产业发展的通路都会被堵死。城市化的进程是无法阻挡的，应该让那些新进入城市的人包括从农村来的工人在城市中居留下来，由此带来的需求足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再持续快速增长几十年。第三个问题是中小企业的发展环境，现在要注意商业银行在引进外国战略投资者后对贷款投向的影响，这方面一些国家有深刻教训。
未来中国金融的发展应更多体现在金融市场的发展。如果金融市场不发展，间接融资的比例就降不下来。金融市场中债券市场的发展是关键。发展债券市场的一项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如建立合格的信用评级体系，是我们目前正在做的事情。
至于个人征信体系，现在所有中资银行都已联网。但是覆盖面还不够，比如查10个人，目前只能查到4个人，其余6个人因为过去从未向银行借过钱，所以查不到其信用记录。我们现在正在根据商业银行的要求，收集非银行信息，尽量扩大个人征信体系的覆盖面，为商业银行提供更好的服务。企业征信体系已经联网，但过去是三级数据库，跨地区查询很不方便。现在正在进行系统升级，目标是到2006年6月底，实现所有商业银行全国联网。
保持经济稳定 加快体制改革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研究员 魏加宁
一、关于宏观经济形势的总体判断
首先，“宏观经济运行趋于正常”，既是当前大多数经济学家的基本判断，也是大多数企业家的共同判断。有问卷调查显示，目前大多数的企业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运行趋于正常”。而且似乎经济学家比企业家们更乐观一些，认为目前宏观经济运行“正常”的比重，企业家是49．4％，比2004年提高15个百分点；经济学家是69％，比企业家高出20个百分点。
从实际数据来看，当前的宏观经济是高增长，低通胀，的确是最好的时期。当然，在这样的好成绩背后，有我们付出的巨大代价和效率损失，虽然很难计算，但是不应忽视。
其次，关于今后的经济走势，是“趋稳”，还是“趋降”？有人认为是“高位趋稳”，也有人认为是“稳中趋降”。如果能够在高位上趋于稳定，当然是最理想的了；但是，从一些问卷调查来看，似乎目前许多经济学家似乎更担心明年以后的经济增长速度会不会进一步趋降，有人甚至还担心明年会不会陷入通货紧缩。而多数企业家也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政策松紧度总体上比较合适，但是略显偏紧。
再次，“投资增长率小幅上升，物价涨幅不断回落”的现象可能是一个不确定因素，值得关注。一方面，投资增长率小幅上升，1～3季度，城镇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27.7％，增幅比上年提高0.6个百分点；另一方面，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3季度同比上涨1.3％，9月份仅上涨0.9％，有人认为已“接近通货紧缩的边缘”。两项指标一正一反，增加了未来经济走势的不确定性。
最后，在投资需求中，“政府投资需求有所控制，民间投资影响不大”。根据企业经营者的问卷调查，人们感觉到目前“政府的投资需求有所控制，民间的投资影响不大”，如果真是这样，那是再好不过的事情了。
但许多人担心的是，政府的投资随时都会反弹，只要政策稍有放松， 就会迅速出现反弹。因为在中国，启动民间投资不大容易，但是启动政府投资容易得很，最根本的还是因为对政府投资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约束机制。
在投资是否会反弹的问题上，还应当注意到一种有关宏观调控的博弈现象，就是一些地方政府和企业，具有“学习功能”，出现了“逆向调节”倾向，就是根据上一轮宏观调控中某些地方的所谓“经验”得出这样的结论，就是你中央政府越控制什么，我就越要上什么。这种潜流应当引起足够的注意。
此外，金融形势中的所谓“宽货币、紧信贷”的现象。有专家指出，现在的货币供应还是比较宽松的。但是从信贷和企业融资的角度来看资金又似乎比较紧，即所谓的“宽货币，紧信贷”。尤其是从企业家的问卷调查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来看，企业融资环境是唯一一项指标，认为“变差”的比重高于“好转”的比重。但是，这背后恐怕有一个传导机制的问题，有金融改革的因素。
从长期看，金融改革肯定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从短期看，一方面由于国有银行上市，以及银行监管部门对于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的要求等原因，商业银行方面贷款趋于谨慎；另一方面，股权分置改革，致使股票市场的融资功能暂时被削弱。
更重要的是，与企业改革不同，企业改革的路径是首先培育起了非国有企业这只“轮子”，然后再改革国有企业这只“轮子”，所以对经济整体影响不大。但是在金融领域，尤其是银行领域，我们的民营银行这只“轮子”迟迟没有能够长出来，所以，国有商业银行一改革，信贷必然趋紧，企业融资必然要受到影响。
二、应当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各项改革
我们注意到，目前，大多数企业家和经济学家都认为，当前的宏观经济形势比较“正常”，宏观调控政策力度松紧比较“适度，略显偏紧”，主张适时适度放松宏观政策力度，主要是货币政策力度。而我认为，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有三：
一方面，真正的宏观调控（指总量控制）应当更加灵活，要尽可能地实现“早期微调”。
另一方面，对于政府的调控应当适当地“减压”。我们主张给政府调控减压的目的是为了让政府给市场减压，给市场留出更多的“空间”和“时间”，让市场机制更好地发挥作用。否则，政府过于频繁的干预和过度的微观干预，在市场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应时政府就又出手了，就会压迫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不用则废”，政府的调控越是频繁、强势，市场机制的调节功能就会越发被削弱、功能衰退。而政府的调控实际上是有代价的，有些代价是看得见的，有些是看不见的，比如说效率损失就很难直接计算出来，但是肯定会存在，而且还不小。
此外，当前最应当做的是，抓住当前经济“过热”趋缓、宏观经济“基本趋于正常”的有利时机，加快推进各项改革。否则的话，经济冷的时候不能改，热的时候不敢改，经济平稳的时候又不想改，那么，改革就会被无限期地拖延下去。
在最近的企业经营者问卷调查中，在关于“当前最紧迫的三项改革”的回答中，占首位的是“政府职能转变”（占2/3），其次是“健全社会保障体系”，再次是“金融体制改革”。而在经济学家的回答中，“要素市场改革”放在了首位。最近中央召开的五中全会上，也是把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放在了各项改革的首位。
的确，政府职能不转变，行政管理体制不改革，其他改革都无从谈起，甚至还有可能导致改革走样变形。
在宏观经济方面，政府职能的转变，行政管理体制的改革，首先就是要改革和完善宏观调控体系，以便使我们的宏观调控体系能够适应已经相当市场化、国际化了的经济基础。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尽管争论十分激烈，但目前人们对宏观调控的解释都大不一样，有时甚至是大相径庭，不仅是政府官员，就是专家学者们对于宏观调控也有各自不同的解释。有的认为是总量控制，有的说是结构调整，也有的还包括行业控制，甚至是微观干预。
由于对宏观调控的解释不同，出台的宏观调控政策的含义也会有所不同，宏观调控的政策工具也不同，甚至宏观调控的体系自身都有不同。而一个以计划经济为基础建立起来的宏观调控体系，如果不进行彻底改革，必然难以适应已经高度市场化、国际化了的经济基础。二者之间迟早要发生激烈的冲突。
当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方面，我们要积极扩大内需；但是另一方面，千万不要把扩大内需与扩大总需求混为一谈。
根据日本“泡沫经济”的教训，当年日本在应对“日元升值”时，著名的“前川报告书”曾经提出要进行结构调整，扩大内需。这无疑是适当的。但后来日本政府部门在具体实行的过程中，误将扩大内需与总需求政策混为一谈，误将结构调整理解为政府自己来直接调整结构，结果最终酿成了“泡沫经济”。这一教训非常值得我们重视。
（说明：以上仅为个人观点，与所在单位无关）
宏观经济的最大矛盾：
维持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调整结构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
我想说两个问题。一是宏观经济形势，二是银行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我个人的看法,今年是经济的转折点，原因在于经济结构中的长期因素在短期内不能解决，长期内不能维持。概括为三大难题，一是现在的增长方式不可持续。举个例子，中国的能耗现在是日本的7倍，美国的4倍，全世界平均水平的2倍。近年，全球能源价格高涨，中国大量进口，2004年底，中国石油进口量占全球进口量的33%，预计到2008年，中国的占比将接近50%。价格的高涨对资源高消耗的增长方式提出了严重的挑战。第二，城乡二元经济的差距越来越大,并造成内需不足的局面，单纯靠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模式已无法继续。第三，融资结构问题。长期以来，中国企业的资金来源主要靠间接融资，不仅造成企业的资产负债率高居不下，而且使风险过度集中于银行。2005年情况更甚，基本上没有直接融资，企业的融资几乎完全依赖银行贷款。一旦宏观经济波动，极易造成企业融资困难和银行坏账上升。
以上就是中国经济面临的短期内不能改变、长期中无法持续的困境。过去中国的问题主要是增长问题，现在是结构调整的问题。结构调整中保增长，这是2006年宏观经济面临的最大矛盾，也是我们面临的新形势。
就明年的形势看，由于内需不足、外需又遇到很大矛盾的情况下会导致产能过剩。一般来说，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通货相应是紧缩的，其直接反映是利率走低。这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产能过剩，企业不会贷款。企业和银行谈贷款，利率肯定是向下的；二是在宏观经济政策上，央行肯定是放松银根的，利率也会下降。而且，经验证明，只要经济往下走，产能过剩，利率肯定是向下走的趋势。2005年以来，中国的利率曲线不是很正常，短期利率波动很大，长期的收益率曲线恒定，而且有向下的趋势。从中长期看，短期收益率曲线会回归到长期收益率曲线，利率降低，银行利差收窄，利润增幅放缓。与此同时，宏观经济下滑，贷款需求也会减少，不良资产也会相应上升，银行的风险加大。建议货币政策要保证利率的稳定，不要往下走得太快。但是，即使在这种条件下，仍然有可能出现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利率杠杆会失灵。1998年前遇到过这种情况，动利率，对信贷状况不会有多大改变。利率进入流动性陷阱，宏观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失灵。那时，就需要使用数量政策，这会影响银行的经营。
在利率下降和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银行要警惕的是，坏账率有可能上升。同时，银行将面临很大的矛盾，国家的宏观政策鼓励银行贷款，但是银行坏账上升，内控机制要求限贷，这就是股东利益最大化和国家宏观政策之间的矛盾。
对于宏观经济，我有三条建议，一是应考虑相对积极的财政政策，投入方向为农村、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障以提高购买力、缓解产能过剩；二是货币政策应中性偏松，防止经济过度下滑；三是结构调整应循序渐进，“十一五”期间未必能够完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最核心的问题是增加农民收入、解决就业机会，在经济结构还不能迅速调整到位的情况下，仍然需要依靠出口。
那么，银行怎么做？首先是资本问题。如果政府还采取扩张性的政策，比如说鼓励信贷政策，这与银监会的资本金约束是一个矛盾。如何增加资本的问题一下子变得非常重要；而且中国现在除了四大银行之外，其他小银行全部遇到资本金不足的问题。银行如果不补足资本，就意味着业务萎缩。这就形成宏观经济的另一个怪圈，银行为了满足资本充足率要求，在没有新的融资渠道、不能补充资本的情况下，只有减少其负债业务。但交行在香港的成功上市已开辟了一条新的融资渠道。如何再融资，满足资本充足率，扩张业务，这是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应尽早在A股上市。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有效提高资本充足率。二是开辟两个融资渠道。在未来的宏观经济环境下，会有一些银行和机构无法经营下去而出局，资本充足率是一个硬约束。
其次，转型的方向是增加新的业务。主要是增加不耗费资本的业务，像个人银行业务，中间业务等资本消耗不高的业务，增加收入，而且这些业务对利率敏感程度相对较小。
第三，从长远角度，中国银行业要想长远发展下去，一定要改变融资结构。中国金融的直接融资非常小，间接融资非常大，它实际上是把所有风险都积累在银行身上。对于银行来说，如果能够开辟与资本市场相关的业务，与国家的调整配合在一起，可能会有先机。交行的重组、上市工作已经完成，具备有利条件申请新的业务品种。
第四，新的业务品种，特别是在宏观调控下凸现的一些业务品种，如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资产证券化。这样的产品创新既能开辟混业经营的新品种、新渠道，又能改善银行现有资产质量。
第五，银行应与监管部门、政府决策部门、海外投资者保持密切的沟通，求得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改变过去中国的银行关起门来搞经营，很少有公共宣传的情况。
宏观经济管理应该保持中性政策取向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
2005年中国经济向加强宏观经济调控的预期方向稳定发展，继续呈现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态势。2006年乃至“十一五”期间，中国宏观经济管理应该保持其中性政策取向的连续性与稳定性，在最高可持续增长率（HSGR）的需求管理最终政策目标指导下建立价格、工资与汇率动态调整的一致政策目标体系，通过稳健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的积极操作，以促进国内投资需求为轴心，实现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
一、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1．经济增长与通货膨胀的历史趋势
1990年代后期中国GDP增长速度有所减缓，从“八五”计划时期年均增长12.0%下降到“九五”计划时期年均增长8.3%。然而，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历史阶段并未结束，199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减缓主要是由于短期周期性因素。在本次经济周期扩张阶段，中国经济迅速回升，2003-2005年间实际GDP增长速度超过1978-2004年间年均增长速度。
21世纪初叶，中国经济发展处于从重化工化阶段向高加工度阶段过渡的工业化中后时期，仍然具有持续快速增长的潜在能力，在2006-2010年间保持接近9%的潜在GDP年均增长速度。中国经济在体制改革、对外开放与经济发展三重协同转型方面的长足进步，已经奠定其持续快速增长的制度、市场和资源基础：（1）制度结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形成，随着在资源配置中市场机制主体地位的确立，微观经济层次的效率导向必然衍化出宏观经济层次的增长目标；（2）市场容量：重化工化与城市化过程已经并且将继续产生巨额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并且通过参与经济全球化过程而面临极其广阔的国际市场空间；（3）资源供应：二元结构蕴含近似无穷的剩余劳动力供应，而高成长经济发展阶段的国内储蓄行为以及低利率时代的国际资本市场能够保证充裕的资本供应。
2005年中国通货膨胀是复合性质的，在需求拉动型通货膨胀的基础上叠加进口输入型通货膨胀和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CPI指数和PPI指数主要含石油与石油相关产品进口价格上涨的进口输入因素，以及农产品价格与资源性基础产品价格上涨的成本推动因素。
2004年以来中国农产品价格大幅度上涨和国内粮食生产补贴计划，恢复国内粮食生产的比较收益而促进粮食增产。在人民币汇率预期升值条件下，国内市场农产品价格无法脱离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而过度上涨。虽然中国资源性基础产品价格有持续上涨的历史趋势，但是，在市场经济体制支持下的有效竞争和快速技术进步，沿从上游产品到下游产品的产业链方向吸收资源性基础产品价格上涨影响，从而使其成本推动因素无法充分传递到最终产品。2003年以来PPI指数与CPI指数的通货膨胀率差异，主要反映技术进步对成本推动因素的逐步消化作用。从1990年代后期起，中国经济呈现低核心通货膨胀率的历史特征。
中国通货膨胀过程是良性的和可控制的，在资源性基础产品价格持续上涨的成本推动下，将长期呈现从PPI指数到GDP平减指数到CPI指数依次递减的价格结构，而最终消费品通货膨胀率将相对温和。正是受过度行政管制而缺乏有效市场竞争的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公共事业，其相对价格上涨构成2003年以来CPI指数上涨的主要推动力量，其产品供应却相对不足而导致第三产业持续萎缩。未来时期PPI指数的相对稳定以及第三产业的健康成长，有赖于教育和医疗服务以及公共事业市场化的行政管制改革。
2．经济波动的周期形态
198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依次经历1982-1990年间与1991-2001年间的完整波谷—波谷经济周期以及2002-2005年间的本次经济周期扩张阶段，平均周期长度约10年。按潜在国民收入指标进行的增长型经济周期形态测量，比较实际国民收入与潜在国民收入的相对水平而界定经济繁荣状态与经济萧条状态，比较实际国民收入与潜在国民收入的相对增长速度而界定经济扩张阶段与经济收缩阶段。然而，比较实际经济增长速度与潜在经济增长速度（或者周期平均经济增长速度）进行的增长型经济周期形态常规测量，有延长真实经济波动的繁荣时期而缩短其萧条时期的内在偏误倾向。
在1991-2001年间的经济周期过程中，中国经济波动的波峰年度1994年与波谷年度2001年分别滞后实际国民收入增长速度2年。按实际经济增长速度测量的经济周期形态，相对缩短1991-2001年间真实经济波动的扩张阶段，错误地指示仍然位于真实经济波动收缩阶段的2000年与2001年为经济扩张年度，从而低估通货紧缩时期中国经济景气的萧条程度和持续时间。2002年以来的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是恢复增长和补偿增长性质。虽然2003年与2004年实际经济增长速度已经超过潜在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但是国民收入相对缺口在2003年仍然明显低于零基准线，至2004年仅接近零基准线。即使2005年实际国民收入增长速度与2004年相同而达到9.5%，2005年国民收入相对缺口也不可能过度偏离零基准线。
二、中国宏观经济形势预测
中国经济在经历1991-2001年间的波谷—波谷经济周期后，从2002年起重新进入本次经济周期的扩张阶段，在2003年根本结束1997年以来的通货紧缩惯性。
中国经济在2004年初期继承2003年趋势而强劲扩张，固定资产投资和货币信贷规模过快增长，而重要原材料、能源、交通运输瓶颈制约加剧。随着一系列紧缩性需求管理政策措施相继出台，总体经济景气从2004年中期开始转折下行，向加强宏观调控的预期目标平稳发展。2004年中国经济呈现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配合的良好运行结果，最终完成从经济萧条到经济繁荣的经济周期形态转换。
中国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在2005年适时适度调整，形成以稳健财政政策与稳健货币政策为特征的中性需求管理政策体系。2005年中国经济继续保持高经济增长与低通货膨胀的良好配合格局，能够在将CPI指数上涨率控制在3%以下同时实现9%以上的实际GDP增长速度。虽然全年实际GDP增长速度超过潜在GDP增长速度，但是从2005年下半年起逐渐开始小幅度降落。
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应该继续坚持中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原则，同时兼顾宏观经济稳定的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平衡目标，进一步启发投资需求与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全面拉动，在总体经济景气进入本次经济周期收缩阶段后延续其繁荣形态。这样，在2005年实际GDP水平超过潜在GDP水平的基础上，2006年实际GDP增长速度将略低于潜在GDP增长速度，使得2006年实际GDP水平逐步回复到潜在GDP水平。
能源、户口和汇率：
当前完善市场机制最根本的问题
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佛里曼经济学讲座教授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
首先分析一下05-06年宏观经济的三大特点。第一个特点，低消费、高储蓄率框架下的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增长。其中，企业是重要主体，不仅是储蓄的高制造者，也是投资的高制造者，50%以上的投资来自于企业自有资金，包括没有分配的利润；以投资拉动的经济周期在今后的一二年还会维持。 这次投资的高峰期和以往不同，因为投资中约20%是房地产投资，其中包括大量居住性房地产投资，这是消费性的，是为未来的消费而提前进行的支出。房地产的投资和机器设备的投资不同，它是产业链的最后端，所以它拉动的产业比较多。 第二，国内外充分的资金。不仅国内资金多，国外资金也多。这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美元、欧元、日元的货币供应量都很大。以美元为例，M2占GDP的比例处于过去10年来最高水平。 第三，中国经济进入了一个在固定资产投资中商业银行被边缘化的新阶段。尽管2004、2005年经济增长很快，固定资产投资非常大，但是贷款规模增长并不快。以2004年为例，固定资产形成约7.5万亿， 其中只有不到3万多亿来自于银行，余下大部分为企业的自有资本金，所以，至少从规模上讲，银行的作用已经被边缘化了。这点还没有被各界所了解。客观地分析，这和我们银行改革有关，在当前商业银行改革的形势下，出于尽快上市以及资本金约束的考虑银行不愿也不敢贷款。
以上是短期宏观经济的特点。其实，政府不应过多地关注短期的经济波动，事实上，短期看，今天中国经济的状态是非常好的，所以政府的重点应该放在理顺市场经济机制里最根本的问题。我认为有三件大事，第一是通过加税的方式提高能源价格。 这对于建立节约性社会，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由于目前宏观经济形势是很好的，应该不失时机地用提高对能源产品收税这样的方式提高能源价格，因为这样的政策是对宏观经济有收缩性的，在经济好的时候出台最有利。
如果在短期内由于各种各样的考虑不便调控能源价格，政府至少应给出一个时间表，引导企业、消费者在进行投资和消费的时候有能耗的概念。中国经济是飞速发展的经济，固定资产投资又是如此之高，所以经济中的许多行为主体正在进行各种技术投资的选择，需要用一个能源价格（税收）时间表的方式引导各投资主体的能耗技术选择。
第二是农民的问题，其核心是改革户口制度，即，应该逐步放开户口制度， 使农民不仅能进城打工，而且可以逐步有序地把他们的家移到城市来，一步一步地使农民变为非农民。我个人认为把农民束缚在农村，在农村里搞基础建设不是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之道，事实上，这是违背人类经济发展基本规律的，是行不通的。农村走不出收入提高的新路也找不出新消费模式，应启动有机的城市化机制扩大消费。现有的城市化模式有很大的问题，它只是扩大城市的土地规模，不容许农民进城定居，不是有机的城市化。 在这个问题上不能认为改革户口制度就是放开户口，事实上，有许多办法逐步放开户口制度，完全可以避免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超大城市病。
第三问题是汇率问题，日本1985年的汇率改革并不是造成日本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其真正原因是日元一步调整不到位，造成持续升值的期望和压力，外资涌入日本，导致泡沫经济，这才是日本经济衰退的原因。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应该一步到位，消除人民币升值的期望和压力。但是，汇率机制不能改变，即，要政府主导。 具体说来，必须严格维持资本账户的管制， 这样， 中国的金融体制可以赢得改革的时间， 中国经济也不至于受到国际短期资本投机的影响。
说到汇率和金融体制改革，有必要讨论一下商业银行的改革。引进外资是非常好的战略，这和维持资本账户的封闭式管理是一致的。即，外资来投资，成为在中国经济中经营的投资者，有助于中国改善其金融体系，但是不可以进行在境内外短期流动的投资运作。至于如何利用好来我们的商业银行投资的外资，笔者认为应建立中方和外方相对优势互补的机制。中方的长处在于吸纳存款和网点众多，劣势在于缺乏对高端企业服务的经验，更在于在贷款问题上，出于人际关系的考虑（包括政治考虑）拨不开面子， 这是商业银行的致命伤。 中方可以把这些业务交给外方做，形成中外双方合作的优势。
通货紧缩之辨
银河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左小蕾
关于中国宏观经济形势最近是否已经显现以及2006年是否将出现通货紧缩的不同观点，对2006年经济形势的判断有很大影响，判断不准确会对十一五规划战略转移方向和政策产生误导。我们认为，这些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有必要仔细分析不同看法的来龙去脉。
首先，我们发现对现阶段是否已经出现“通缩”的不同观点是对“通货紧缩”的定义不同。
一种观点认为，CPI是增幅下降，并不是负增长，不能说是通货紧缩。而且现在的价格水平CPI并不能真实反映通货膨胀的实际状况。现在经济形势实际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这里定义CPI“负增长”是“通货紧缩”。所以CPI增长虽然连续同比、环比都有相当幅度的下降，但CPI还是“正”增长，只是增长幅度的下降，更没有出现“负增长”，不能认为通货紧缩已经发生了。
另外的观点认为，CPI同比下跌幅度很大，从第二季度开始，连续两个季度CPI下降。前三季度的CPI同比下降了近3个百分点，而9月的环比也下降了0.3％。经济现在已经处于通货紧缩的状况。这里定义CPI同比和环比都连续两个季度大幅下滑，而且价格水平呈下降趋势，所以通货紧缩已经开始。
在“负增长”的定义下，当然不存在通缩。在“连续下滑”的定义下，通缩就是现实了。经济是否出现通缩，首先必须把“概念”统一起来，并且不能“各自表述”，才可以避免“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市场无所适从的困惑。
一般认为，“通货紧缩”意味着严重供大于求，许多商品价格大幅下降，导致厂商利润下降，工厂倒闭，失业率剧增，同时伴随GDP的大幅下滑，经济呈现衰退趋势。
如果接受这样一个定义“通货紧缩”的共识，我们认为，至少可以驱散现阶段对“通货紧缩”的恐惧了。
虽然前三个月的CPI 比上年同期回落2.1％，但是粮食价格下降是这次价格水平下降的关键因素。从数据中我们看到，前三季度，食品价格同比回落7.6个百分点，粮食价格同比回落26.5个百分点。2004年由于自然灾害和种植成本的增加使粮食产量下降，粮食价格有较大幅度上涨，属于非正常因素。2005年“不可抗”因素减少，以及相关政策的支持，粮食产量恢复正常，粮食价格自然下降，CPI水平随之调整是合情合理的变化。由粮价的变化导致CPI的回落，而不是大面积的商品价格的下降，不会形成带来危机的“通货紧缩”。
我们还应注意到，许多产品的价格下降是因为生产率的提高，成本下降所致，并不一定是生产过剩。而有些过剩供给的产品从上个世纪90年代就存在，不应成为当前价格水平下降，导致形成现在通缩的理由。
因此，CPI中非正常因素的调整不会导致其他商品价格的大幅下滑，CPI增长幅度的下降与通货紧缩不能划等号。现在的经济形势应该是“高增长，低通涨”的理想局面。
其次，我们发现，对通缩的“将来时”的分析各自强调的影响因素不同。
一种观点强调，虽然煤电油运出现短缺，但是上游产业和原材料的价格始终没有完全放开。如果用市场化的方式解决各种市场供不应求的短缺，上游产业和原材料的价格一定会上涨，传导到下游产业进而传导到最终消费价格上，CPI自然也会水涨船高，将来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而不是通货紧缩。
另一种观点强调，这一轮固定资产投资过热，造成许多产业的产能过剩。这些过剩产能将来大规模释放出来，会造成这些产业的产品以及相关的产品价格下降，进而影响平均价格水平，CPI会大幅下滑，通货紧缩在所难免。
两种观点都有各自的道理，但似乎都只各执“一面之词”。我们主张判断“将来”是否出现通缩，应该把两方面的意见结合起来。
严格说来，将来确实存在通货膨胀的压力。随着可能更为深入的市场化改革，理顺上游产品的价格机制，可能会导致最终消费价格上涨。特别是2004年和2005年国际石油不断上涨，国内的产品油一直与国际油价倒挂。如果油价得到相应的调整，相信CPI会受到直接的影响，成为将来主要的通胀压力。还有工业产品价格PPI与CPI之间长期存在3－4个百分点的差异，如果传导机制得到改善，PPI部分传导到最终消费，CPI就可能上涨几个百分点。加上工资上涨和人民币汇率调整带来的价格变化，综合这些潜在的价格上涨因素，通胀的概率加大。
将来也存在通货紧缩的压力，这一轮过度投资的行业可能造成一些产品的产能过剩，这些产品的价格可能会受到向下的压力，也会对未来CPI产生下降的压力。
我们认为，2006年价格水平的走势并不十分清晰。需要进一步观测来自哪一方面的压力更大。
但是我们更倾向于，即使通缩的压力超过通胀，我们也不认为2006年会出现上面表述的伴随“经济危机”意义上的通货紧缩。特别是，经济学家们已经全面进行了分析并且提出了问题，这实际上最大程度地揭示了风险，相信相应的宏观经济政策会做出针对性的调整，某些造成过剩产能的问题会得到“矫正”。特别是在“十一五”规划中，扩大内需、推动农村消费增长的模式，应该是吸收过剩产能和产品的有效渠道。政策的调整和战略转移，完全可以改变可能形成通缩的不利因素，形成新的价格水平预期，从而改变通缩的趋势。
我们认为，2006年经济将保持8.5％以上的增长，CPI将在2.5％左右调整。
深化金融改革促进金融发展
中国社会科学院财贸经济研究所副所长何德旭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特别强调要“加快金融体制改革”，并提出了十个方面的具体的改革任务和目标。这对于2006年的金融体制改革无疑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实践反复证明，改革是发展的强劲动力和力量源泉，改革的力度与深度直接影响并决定着发展的速度与效率。因此，只有通过深化金融体制改革，消除阻碍金融发展的体制和制度障碍，才能促进金融更快更好更全面地发展。
二十多年来，伴随着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我国的金融体制也进行了相当程度上的改革，并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效。但是，也应该看到，已经进行的这些改革都还是初步、浅层次、相对比较容易的，更多难度更大、更具实质意义、也是更深层次的改革还有待拓展和深化。在这个意义上完全可以说，金融体制改革面临着越来越艰巨的任务、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2006年是“十一五计划”的第一年，也是至关重要的一年。从促进金融全面发展的客观需要出发，在2006年必须坚持以市场为中心或导向的原则，全方位继续大力推进金融体制改革的深化。改革的重点：一是要进一步完善金融宏观调控机制，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稳步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不断加强金融市场制度建设，疏通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渠道；二是要按照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和现代商业银行运行机制的要求，加快国有商业银行在组织结构、管理体制、运作机制、经营模式、产权制度等方面的改革，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不断健全决策机制、监督制约机制和内部激励机制，不断提高风险管理与内控水平，充分运用市场和法律手段，采取多种形式（包括资产置换和转让、资产重组、资产证券化等）消化、处置不良资产，降低不良资产比例，特别是要强化制度约束，减少国有商业银行新的不良资产的产生；三是要迅速推进非国有商业银行（包括股份制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等）的改革，壮大非国有商业银行的实力，建立健全管理体制和运作机制，有效防范和化解风险，不断增强综合竞争力；四是要加快农村金融体制改革步伐，明晰产权关系，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因地制宜改革农村信用社组织形式，强化内部管理，切实转换经营机制，健全完善内控制度，防范和化解农村信用社金融风险；五是要稳步推进证券业、保险业的改革和发展，提高企业直接融资的比重，切实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完善上市公司、证券期货经营机构法人治理结构和内控制度，积极推进保险公司的股份制改革，注重吸收外资和社会资金参股，转换经营机制，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通过深化改革，建立一个功能齐备、分工合理的较完善的金融组织体系，一个高效、安全、稳健运行的金融市场体系，一个与金融业发展水平和要求相适应的金融监管体制，一个稳健的金融开放机制，一个以人为本、多渠道加强金融人才培养和建设的人力资源管理制度。只有在这样一个合理的金融机制框架下，才能促进金融的全面发展。
金融发展除了需要一个健全的体制作保证之外，还必须有一个强大的持续的金融创新动力。从全球范围来看，21世纪的金融业竞争除了传统的同业竞争、国内竞争、服务质量和价格竞争以外，还面临更激烈的金融业与非金融业、国内金融与国外金融、网上金融与一般金融等的多元化竞争。在这样一种竞争日益加剧的格局之下，加快金融创新就成为金融发展的一种必然选择。因此，金融机构不仅要加快自身科技进步和网络化建设，而且要开拓新的服务领域——在发展传统业务的同时，大力开拓和提供各种综合（包括信息咨询、家庭理财等）业务服务，推行以资本运营为纽带的金融业兼并重组，实行资本扩张，增强实力，扩大竞争优势。
因此，根据世界金融业的发展趋势，我国金融业在2006年也必须迅速调整经营管理理念和发展战略，加快金融创新的步伐。主要包括：推进金融工具的创新，如增加金融工具的数量和种类、提高金融工具的质量等；推进金融技术的创新，如充分发挥信息技术、电子网络等的作用，加速资金周转，提高经营效率等；推进金融服务项目和服务方式的创新，如增加个人金融服务、家庭理财服务、中小企业金融服务、银行中间业务服务等；推进金融体系、金融管理和金融制度的创新。
促内需增长
防“十一五”再现“中期变盘
国家发改委经济研究所王小广
一、“中期变盘”现象值得关注
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都出现了宏观经济的“中期变盘”问题，即到计划执行的中期，宏观经济环境发生转折性的变化，由此导致宏观经济政策发生剧烈的变化。这一现象在“九五”和“十五”都相当明显。“九五”时期开始之年的1996年，软着陆目标实现，但经济并没有出现像过去那样的重新启动、向上运行；相反，经济增长率继续不断下滑，在内需明显不足及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共同作用下，中国经济陷入历史上第一次“通货紧缩”状态，宏观经济政策由适度从紧转为明显扩张，积极的财政政策首次提出并实施，金融政策也相当宽松。“十五”计划目标是继续维持7-8%的调整增长态势，加快结构调整，但2002年经济新一轮增长周期启动，并在2003年-2004年出现预期之外的投资过热问题，导致煤电油运全面紧张，由此导致新一轮宏观调控政策出台，即宏观经济政策不得不由扩张型转为稳健型（偏中性），即由双积极（或双扩张）变为“双稳健”。这两次的政策变化都在预料之外，这一方面说明政策的预见性不够，另一方面也说明国内国际经济环境越来越复杂，变化迅速，难以准确把握，特别是加入WTO后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加速接转，国际政治和经济的复杂性特别是不确定性对我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明显加大，同时我国经济处于剧烈的结构和体制变动期，使影响宏观经济的因素明显复杂化。研究“中期变盘”问题对提高国家的宏观经济决策水平十分重要。
二、“十一五”仍存在“中期变盘”的较大可能
2006年是第十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局之年，从历史经验判断，06年成为“调整起步年”的可能性较大。但如果宏观经济政策把握不当或外部环境恶化,也有可能成为“调整中继年”，出现新的“中期变盘”现象。在我们看来，“中期变盘”就是经济朝着与预期完全相反的方向剧烈变动。“调整起步年”即指五年计划的第一年，经济增长保持调整格局，第二年进入加速增长期。“调整中继年”即指开局之年，经济可能结束增长周期转入新一轮调整、开始进入下降通道。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除“九五”以外，每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均为“调整起步年”，由于1989年的特殊因素，即在前两年充分调整后使1991年直接变成了起步年。我们认为2006年成为调整起步年的概率较大。原因有：（1）新一轮长期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仍在。这与“九五”有明显不同，“九五”时，旧动力明显减弱、新动力没有形成，因此，继续调整成为一个内在趋势。“十一五”期间，受居民收入水平提高及城市化加快等需求因素影响，以“住、行”为主导的新一轮消费结构升级仍继续深化扩散，经济增长有强劲的内在需求支持；（2）“十一五”规划将会继续把加快经济发展作为主要任务，同时强调经济社会发展各方面的稳定、协调和可持续性。而且加快改革、促进体制创新在“十一五”规划中将占有重要位置。宏观经济政策也是中性偏积极的。这些都会保持“十一五”经济继续处于快速增长轨道。（3）2005年至2006年的经济增长调整使一些行业投资过热、国民经济增长不平衡（投资增长过快投资率过高、消费增长偏慢消费率低）等问题得到缓解，且煤电油运紧张问题在持续高投资下得到很大缓解。这有利于2007年以后继续保持一段时间的高速增长。
但“十一五"面临“中期变盘”的可能也相当大。我们认为，“十一五”宏观经济面临的主要矛盾是生产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并存，最终使总供给持续大于总需求，通货紧缩再次出现。主要原因是全国各地投资增长的体制性冲动过强，同时技术和资金供给充足，使总供给极易持续过快增长（投资在当期为需求，在下一期为供给，投资持续过快增长必然导致下一期生产过剩），而最终需求（主要是消费）增长相对偏慢且面临较多的中长期因素的约束，如就业不足、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地区贫富差距拉大、人口城市化速度远远滞后于城市建设的扩张速度等都对消费需求增长产生较大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十一五”规划实施的前期正好是“十五”中期以来高投资形成的产能最集中释放时期，如果任由目前的投资或“十一五”初期的投资继续过快增长，未来生产过剩和需求不足的矛盾就会十分突出，那么，“十一五”中期很可能再次出现“中期变盘”现象。另外,06年开始，出口超常增长可能结束,也会对国内市场供求关系产生很大影响,因为目前我们的投资能力和产出是按国内需求稳定增长加国外需求超高成长配置的,出口增长出现转折性变化,就意味着为超常高增长配置的产能将会闲置,从而加剧国内生产过剩压力。因此，从机制和体制上适度抑制总供给的膨胀，同时积极地扩大消费需求，成为“十一五”宏观经济政策的两个基点。即采取“供需相反调控政策”，对供给要适度抑制，对需求要积极促进。对日益显现的供给过剩问题，要继续采取偏紧的宏观经济政策，适度压缩投资需求增长；对可能面临的内需不足、通货紧缩问题，要通过积极地促进消费需求增长，使内需增长保持快速稳定。只有把握好了这“两手政策”，才有可能避免出现生产严重过剩、需求不足问题，使通货紧缩不再发生，也就可以避免再次出现“中期变盘”的情况，从而使经济保持持续的活力，“高增长低通胀”的局面得到较长时间的保持。
三、几点政策建议
要防止“十一五”再次出现“中期变盘”，除继续适度抑制供给扩张外，关键是扩大消费需求，保持内需快速增长。下一步扩大内需，有两点可能明显不同于“九五”中期，一是政策的重点可能有所变化，预计积极的财政政策仍将占主导，但主要不是增发国债以启动投资，而是放在减税上，通过增加有效供给及刺激消费，释放消费需求潜力；二是扩大内需的重点在扩大消费需求上，对投资需求不是刺激，而是适度抑制，防止出现越来越严重的生产过剩问题，但要重视改善投资结构、增加有效供给。
加快推进财税体制改革，为内需增长提供新的动力。要利用当前有利时机，抓紧推进财税体制改革，在完善税收体制和为企业和消费者减负上多做文章。加快出台增值税转型、内外资企业所得税合并、提高个人所得税起征点、征收燃油税等税收改革措施，这些措施一部分是减少企业税负的，一部分是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还有一部分是刺激节约型消费的，对增加总需求都会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这些政策的出台落实，有望使通缩压力逐步减轻。
下面就扩大消费需求，提几点建议：
（一）千方百计扩大就业是扩大消费的最有效机制。就业是收入之源、消费之本。在经济处于“高增长低通胀低就业”的状态下，消费需求不足问题将会显现，高增长便难以持续。制定更全面和更加宽松的就业优惠政策，使就业增长逐步与经济增长同步，将会为扩大消费需求提供强大的内在动力。
（二）在住房和汽车两大消费热点上，采取“稳房促车”的消费政策倾向。在“促车”上，重点是降低经济型汽车的消费税，各地要完全取消对经济型汽车的歧视政策；在住房消费中，主要是扩大中低档的住房供给，抑制商品房价格上涨，增加中低收入居民的住房需求。
（三）把扩大居民的服务业消费作为扩大消费的新的突破口。促进服务业发展要改变思路，应从刺激需求增长来促进服务业的发展，使服务业发展由供给导向转为需求导向，即以需求为导向，创造更多的“物美价廉”的服务产品就能激发大众恢复消费的信心，不断地释放服务需求的潜能。增加服务产品需求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扩大服务业的对外对内开放。
（四）改革城乡分割的户籍制度，优化城市结构、提高城市效率等，加快人口城市化进程，变农民为市民，使现代消费增长的基础不断扩大。
（五） 把促进粮价的适度稳定增长作为一项基本经济政策，促进农民增收。具体设想是：在努力做好“三大保障”（国家粮食储备保障、农业耕地保障和增加农业技术储备保障）基础上，实行粮食生产紧运行政策，即从2006年起适当控制粮食种植面积和继续优化农业生产结构，使粮价及其他农产品价格中长期保持稳中有升的态势。这一方面有利于缓解通货紧缩压力，另一方面在相当程度上能保证农民收入的稳定增长，从而促进农村消费稳定增长及为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提供更多的转移资本。
采取有效措施控制房地产信贷风险
建设部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秦 虹
在现有信贷资金占房地产开发资金来源比例较高、且这一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的情况下，由于银行仍是开发商开发环节资金的主要供应者，控制房地产金融风险首先必须依靠银行控制其内部信贷风险。
一是要推进抵押贷款证券化（MBS），分散银行贷款风险。目前，房地产开发贷款占金融机构中长期贷款的比例逐渐增加，将导致金融机构资产负债期限结构不匹配问题日益突出，流动性风险和利率风险上升。除银行加强内部治理、提高经营管理水平外，解决该问题的最有效办法就是将银行的房地产信贷资产通过证券化方式打包上市，进入二级市场流通，从而提高房地产信贷资产的流动性。抵押贷款证券化之后，由机构投资者和普通投资者购买，也达到了分散风险的目的。建议在完善配套政策措施的基础上，加快抵押贷款证券化进程。
二是尽快建立健全市场化的金融风险补偿机制。目前，开发贷款无论项目风险大小都是使用同一利率。建议在推进利率市场化的前提下，按照高风险、高利率的原则，制定和实行灵活的利率标准，即银行可以根据开发商的信用、自有资金比例等多种因素调节利率。例如，开发商自有资金比例越低，风险越大，利率就越高。
此外，银行可以要求对风险较高的房地产开发贷款实施保险，利用保险来分散风险；银行也可以实行贷款差额累进利率，不同比例的贷款实行不同利率，贷款比例越高的部分，利率越高。这样做的另一个好处是，可以适当提高信贷资金的使用成本，改变目前银行贷款融资成本低于其他融资方式的现状，有利于鼓励和迫使开发商主动采取多元化融资方式。
三是取消房地产开发贷款与住房抵押贷款的捆绑。目前，大部分开发贷款是和住房抵押贷款捆绑在一起的。由于住房抵押贷款违约率低，仅为1.5%左右，而房地产开发贷款不良贷款率在10--11%之间，两者利率却相差无几，这样，在房地产开发贷款与住房抵押贷款相捆绑的情况下，商业银行可以用抵押贷款的高安全性、高收益来冲销开发贷款带来的风险。部分银行就利用这种捆绑机制运作，从而放松了对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审核。
建议取消房地产开发贷款与住房抵押贷款之间的捆绑关系，促使商业银行主动加强对房地产开发贷款的审查，通过改善内部治理结构控制贷款风险。同时，由于消费者可以自由选择按揭银行，有利于银行增强对消费者的服务。
四是商业银行要从完善自身金融服务出发，主动针对房地产开发贷款的特点设计和开发新的贷款品种。房地产开发贷款介于固定资产长期贷款和流动资金贷款之间，两者的特点兼而有之。目前只是简单规定不得以流动资金贷款形式发放房地产开发贷款，却没有相应的替代解决办法。建议根据房地产开发资金需求大、风险大收益也大、所需时间长于流动资金贷款但短于一般中长期贷款等特点，设计期限1--2年（与开发周期相同）、利率高于普通贷款利率的专项贷款品种。
房地产与金融的关系极为密切，当前讨论热烈的房地产融资多元化问题，不仅仅关系到银行安全也关系到房地产业的市场化进程和稳定持续发展。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金融体系结构和以一级开发为主的房地产供给结构决定，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以银行贷款为代表的间接融资方式仍将是我国房地产企业的主要资金来源，但必须注意到其风险的危害，融资多元化问题必须提上议事日程。
2006年宏观经济形势稳中向好
但产能过剩问题显现
——“2006年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展望研讨会”综述
一、经济形势：高增长、低通胀，警惕产能过剩
对于2005年的宏观经济形势，专家们各抒己见。对于整体经济走势，大部分专家的观点是高增长、低通胀，但是要警惕产能过剩和通货紧缩的趋势。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所长夏斌认为，产能过剩的趋势将使经济走势从2006年下半年起发生很大变化，行业之间差距显现，商业银行的信贷政策必须适应变化的新形势，“松货币、紧信贷”的现象将使央行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受到挑战。
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认为中国的主要问题已经从过去的增长问题转变成现在的结构调整问题，宏观经济存在“短期内不能解决、长期中无法持续”的三大问题，即能源高消耗的增长方式、差距悬殊的城乡两元经济和间接融资比例过高的融资结构。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强调，由于中国已深切融入全球经济，所以看清楚国际形势至关重要。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观点，全球储蓄大于投资，全球利率不可能上升。中国的宏观经济2006年还存在一些通货紧缩的因素。
银河证券的左小蕾认为，在经济学的概念中，通缩一般与经济危机相联，意味着商品过剩、大批企业倒闭和经济衰退。如果以此为准，那么目前的经济应是低通胀、高增长。
二、政策建议：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
对于2006年的宏观经济政策，大部分专家认为为了防止经济过度下滑，应采取较为积极的财政政策和中性偏松的货币政策。
曹远征认为，产能过剩的情况下，通货是相应紧缩的，其直接反映是利率走低。但是，在中国目前的状况下，利率对信贷状况的影响不大，货币政策在某种程度上失灵，就可能使用数量型政策，这会影响银行的资产质量。
李扬认为，中国实际上已进入流动性陷阱，央行通过公开市场操作所能影响的货币供应非常有限，在利率、信贷和货币供应三者之间传导机制不畅的情况下，2006年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的主导地位会易位，数量型的调控措施会出台。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郑超愚认为，对2006年中国宏观经济调控的政策取向，应该继续坚持中性的需求管理政策原则，同时兼顾宏观经济稳定的内部平衡目标与外部平衡目标。
清华大学中国与世界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李稻葵认为，政府不应过多地关注短期的波动，而应理顺市场机制。一是能源价格，应给出能源价格改革的时间表，引导企业、消费者在进行投资和消费的时候有能耗概念；二是农村问题，逐步放开户口制度。让农民不仅能进城打工，而且可以把家移到城市来。不赞成在农村搞基础建设，这违背经济发展基本规律，应启动有机的城市化机制扩大消费；三是汇率问题，日本1985年的汇率问题并不是直接造成日后经济衰退的根本原因，日元一步调整不到位，反而造成后面持续升值的压力。人民币汇率改革应一步到位，保持资本账户自由流动。
三、商业银行对策：深化体制改革，加快金融创新
中国的商业银行和交行应该如何应对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和金融政策的变化，专家们亦针对汇率机制改革、利率市场化、资本充足率和金融创新提出了相关建议。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局局长戴根有认为，中国金融业可能会受到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外部冲击，包括外部经济和外资银行的冲击；二是房地产问题，如果房价涨得太高，未来整个产业发展的通路都会被堵死；三是中小企业融资难问题，商业银行应采取有别于大型国企的信贷政策。他认为，未来中国的发展应更多表现在金融市场的发展，如果金融市场不发展，间接融资的比例就降不下来。金融市场中债券市场的发展非常重要，现在应该着手做好债券市场基础性的制度安排工作。
曹远征认为，交行应充分利用重组上市工作已经完成、融资渠道畅通的有利时机，配合政府发展资本市场、改变融资结构的意图，开辟综合经营的新渠道、新品种，为并购兼并做好准备；增加资本消耗量相对较少的新业务，如个人银行业务，中间业务等，根据宏观调控创新业务品种，如应收账款、应付账款的资产证券化，在改善资产质量、增加收入的同时开辟混业经营的新品种、新渠道；在结构问题可能会造成比较紧张的形势下，加强与监管部门、政府决策部门的密切沟通，求得各方面的理解和支持，包括和海外投资者的沟通，改变过去关起门来搞经营、很少有公共宣传的情况。
李扬认为，银行应关注汇率机制改革、利率市场化改革中蕴含的市场机遇，取得市场先机；花大力气研究中小企业的贷款问题，实施差异化经营战略。改革过程中同时需要注意的问题包括，创新过程中不能盲目的争第一、需衡量成本收入比以及规模扩张过程中资本充足率的问题。
李稻葵认为，中方和外方应利用相对优势形成互补机制。中方的长处在于网点众多，劣势在于缺乏对高端企业服务的经验，可以将这些业务交给外方，形成中外双方合作的优势。
（王 辰刘明娟）